民国四公子之一被绑架，绑匪开出的条件是200根大黄鱼，那么当时一根大黄鱼值多少钱？

张公子有没有这个财力？张家又是如何与绑匪巧妙周旋、斗智斗勇，成功解套，最后以“一折”价格成交了呢？

一、民国时期的一根“大黄鱼”到底值多少钱？

1941年6月5日清晨六点，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福里弄堂，缓缓驶来一辆车牌号为6010的别克小汽车。老上海们都清楚，来者非同小可，因为上海滩自打1935年后车牌号都是五位数，能坐得起“6010”的，不止非富即贵，简直是大富大贵！

果不其然，车上坐着的是盐业银行老板的公子张伯驹。时任银行总监的张公子此时正赶往公司上班，未料想这条仅有350米长的福里弄尚未走完，前面就出了状况。

路中间突然蹿出三名蒙面歹徒，用枪逼停别克，将司机拽出车门狠狠摔向一边草坪，随即钻进轿车扬长而去。

当天下午，张妻收到一个电话，勒令张家“一周之内交齐赎金200根大黄鱼，否则撕票！”

那么，当时一根大黄鱼，到底值多少钱呢？

我们经常在民国文献资料里读到以下信息，比如——影星周旋一部电影片酬五根大黄鱼！

鲁迅先生曾在北京西城八道湾购置一座三进三出的四合院，加上自来水安装费，总共花费三根大黄鱼！

再者，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电视剧《潜伏》，翠平最后上交组织二十七根大黄鱼！

吴站长拒绝了斯帝庞克小汽车，却收下了七根大黄鱼外加若干美元等等等等……

上世纪初，江浙方言“大黄鱼”特指大金条，小金条则称“小黄鱼”。

“大黄鱼”一根约重十两（旧秤），民国时期计量单位还是十六进位，一斤等于十六两，换算成如今的计重单位“克”，一条大黄鱼相当于312.5克，一条小黄鱼相当于31.25克。

按今天金价393元/克计算，393元x312.5克=122,812元，也就是说一根大黄鱼相当于12.3万元！一根小黄鱼相当于1.23万元！

电视剧《潜伏》翠平上交的二十七根大黄鱼约等于现如今的3,315,937.5元，三百三十多万！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1941年震惊外滩的“张伯驹绑架案”，绑匪狮子大开口，一口价200根大黄鱼，这些黄金堆在一起相当于张伯驹整个人体重，折合现今2460万人民币！

当时懂行的上海人笑话绑匪不开眼，张家本来就是开银行的，富可敌国，绑匪明显要少了。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张家绑匪双方光是谈判时间就足足花去了八个月，张家口径强硬——“蹦仔儿没有！”

那么，张家果真如此寒酸？张公子的命不要了么？你错了，张家其实有钱得很！

二、“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到底是多有钱？

民国四公子泛指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张伯驹，个个家世显赫，颜值不凡。

但有个鲜为人知的事，四公子中袁克文和张伯驹是姨表兄弟，也就是说，张伯驹是袁世凯的表侄子。当年袁世凯琢磨着权力变现，于是示意自己的表弟张镇芳、张伯驹的父亲开办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是北方三大行之一，张家当年确实富甲一方。

关于张伯驹，北京人有句俏皮话，叫——“为人不识张伯驹，逛遍故宫亦枉然”。

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故宫璨若星辰的文物中，有不少是张伯驹先生捐赠的私人藏品，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有张老先生的珠玉在前，别人想捐点什么都不好意思、都拿不出手。

且看张伯驹先生的手面——比如现今唯一存世的李白书法真迹《上阳台贴》，我们先来看看这件宝贝好在哪里？

先不说李白字写得有多精神“笔落成风云，诗成泣鬼神”，单说右上角“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有懂行的朋友一看这瘦金体就知道出自宋徽宗赵佶。这个赵佶想说什么呢，哦，这个李白的字啊，朕已阅啊。他自己阅完不说，后世的文人帝王也争先恐后“已阅”、“已阅”、“已阅”……题跋、观款密密麻麻，直到最后乾隆爷也跑来凑热闹“已阅”。

此等国之瑰宝，四十年代的张伯驹会耸耸肩说道——“这样的宝贝我有一屋子！”

即使张伯驹书画藏品中最便宜的一幅北宋蔡襄《自书诗卷》当时也花了45000大洋入手。这是什么概念？举例：那一年北京最贵地段“东郊民巷”使馆街一带，一亩地值2000大洋，蔡襄这幅书法作品够在那里置办二十亩地！一亩地≈666.67平方米，20亩×666.67=13333.4平方米，大约是边长115.5米的正方形院子。

张伯驹这么有钱，为啥张家对外宣称“蹦仔儿没有”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钱都砸在文物里了，现金确实“蹦仔儿没有”。

张伯驹买起字画古董向来大手大脚，特别“败家”，简直“丧心病狂”！

比如某次他看中一幅古画、隋代画家展子虔《游春图》，回家扭头就卖房子。他将自己在北京公学胡同一处豪宅给卖了，这个豪宅据说还是李莲英住过的。当然，懂国画的朋友都知道展子虔《游春图》太值了，因为这幅山水堪称“画王”，本身就是国画的代名词。收藏界有句话叫“纸一千、绢八百”，就说字画本身保存下来相当不易。但张伯驹的家人不懂，个个嫌他败家！

当张伯驹拿着800两黄金跑到古董商那里，人家嫌恶黄金成色不足，提出“再加多20两”。张伯驹又跑回家求太太潘素变卖首饰。潘素气坏了，这个变态的老公她已经受够了，说啥也不答应。张伯驹马上倒地哇哇大哭，像个小孩儿似的在正厅地当间打滚，家里一大票管家丫环站在一旁，笑也不是，走也不是。就是这样一位冤亲债主，妻子潘素不得不乖乖掏出首饰，张伯驹马上爬起来，破涕为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揣起首饰一溜烟跑了。

若说张伯驹遭绑架，随便从家里拿出一件文物，分分钟放人，但老张为啥死活不答应呢？

因为这伙绑匪不是普普通通的绑匪，这里面水深着呐。

三、整桩绑架案，围绕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

1941年6月5日张伯驹被绑架，6月6日消息即见报——“昨日，法租界亚尔培路有盐业银行总稽核张伯驹，被匪连车绑去，旋失车即告发现，唯张下落不明。”

一时间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流言四起，妻子潘素心急如焚，四处筹钱，打了一圈电话结果无非杯水车薪。

正在潘素坐立不安之际，一位神秘的客人登门造访，这位来客对潘素保证——“只要张先生收藏的《平复贴》肯出手，绑匪索要的200根金条由他们来出！”

潘素何许人也，当下心中明白——这件从天而降的绑架案，跟日本人绝对脱离不了干系。

不久前，丈夫曾跟日本人竞拍《平复贴》，对方叫价20万大洋志在必得，只是因为卖主是晚清遗老溥儒，不想国宝沦落敌手，于是以超低价6万大洋卖给了张伯驹。日本人哪肯甘心，要知道，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王羲之《兰亭序》已被唐太宗带到地下，而《平复贴》比《兰亭序》年代还要早上七八十年，被后人誉为“中华墨皇”！

日本人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花样百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再自然不过了。

想到这里潘素心中暗笑，“这个日本人也太急了吧？”但她并不露声色，假装无辜地说道：“我家里并没有《平复贴》啊，哎呀这可怎么办？”敷衍了事随即端茶送客。

6月8日，绑架案发生的第三天，上海警界总署长夏仲明的副官又来登门拜访，说案件已查明，绑架主谋是日方“某龙会”，大幕后是日本特高课。警界也是惹不起，爱莫能助，但夏仲明已向对方求情，交钱日期可以延长，但赎金一分不能少！

潘素明白，这个副官，摆明就是来唱双簧的。

话说张伯驹虽然是个少爷秧子，但他娶了一个好媳妇。潘素虽说出身烟花柳巷，是江南一代名妓，花名“潘妃”，但她细究起来，也是系出名门，是乾隆宰相潘世恩的后人。

这一年潘素虽然只有二十六岁的年纪，但她人精明得很。

若要找人求助，去找谁呢？

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她一下子就想到一个人——孙曜东！

这个人呐，可不简单，他的曾祖父是光绪帝师孙家鼐，但孙曜东却不像许多遗老遗少那般迂腐，跟袁世凯后人走得很近不说，在上海滩交际甚广八面玲珑。时年二十九岁的孙曜东不仅是复兴银行行长，还兼任周佛海的私人秘书。这个周佛海是什么人呐？看过《潜伏》的朋友都知道，介绍余则成入职的周部长嘛，当时汪伪七十六号头子。

孙曜东接到潘素的救助电话后，当然第一个找到周佛海，但孙曜东并没有提到《平复贴》，他换了个角度跟周佛海聊“张伯驹绑架案”。他对周说，“现在上海的银行家人人自危，投资环境太不nice了，这样的绑架案频发，许多人不敢来做生意，简直是在断我们财路！”

什么叫聪明人啊？聪明人就是会将自己的事变成别人的事。

周佛海闻听此言，果然当场震怒，下令“立即严办！”这个时间段他是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警政部长等职。由于未曾亲临一线，他尚不晓得，这桩绑架案的精心策划与实施大幕后正是“七十六号”吴四宝，勾结盐业银行襄理李祖莱为内应，一举成事。

此时细皮嫩肉的少爷张伯驹就被关在眼皮子底下的“七十六号”。

四、细皮嫩肉的少爷，在魔窟七十六号躺了八个月

吴四宝以为张伯驹一介少爷，骄娇二气，想杀杀他的威风，未曾想这位少爷相当有骨气，宁可选择绝食，直至几度昏迷也绝不低头。有了周佛海的过问，潘素才得以有机会入狱探望丈夫，并好言相劝，劝他让出《平复贴》！

据许多年后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回忆，父亲当年对母亲说道：“你怎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所收藏的这些珍品，你必须要给我保护好！你要是为了救我而将藏品卖掉，那我宁死不屈，死也不肯出去！”

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打起持久战来。吴四宝和他背后的特高课都感觉到张伯驹鱼死网破的决心，话说一具尸体还值几个钱呢？当初得到《平复贴》的踌躇满志此刻逐渐被心灰意冷所取代。

周佛海感觉时机已到，于是令孙曜东拿出20根金条，在原有的200根金条基础上打了个“一折”，打点七十六号的鹰犬爪牙草草了事，1942年大年三十这一天将张伯驹悄然释放。话说如若不是张伯驹这个银行家的身份，老周是否格外开恩还两说。张伯驹出狱后，旋即与妻女收拾行李细软打道回府返回北京，此后终身再未踏入上海一步。

许多年后，张伯驹和潘素才得知，当初那位为他四处奔走献计献策的好友孙曜东，原来也是“我们的人”。孙曜东曾经成功策反戴笠的爱将邓葆光投诚，为解放上海做出过积极贡献，原来情报是主营，金融是个副业。这位传奇人物于2006年九十四岁高龄病逝于上海。

张伯驹于1982年2月26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于北京。终其一生，许多人对张老放弃锦衣玉食、吃糠咽菜全家举债收藏名品颇为不解，笑他痴、笑他癫，张老生前曾作此回复——“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显示出一代收藏大家崇高的民族大义和无私的爱国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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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民国四公子张伯驹被绑票，绑匪为何主动将300万赎金降到40万？

张伯驹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张镇芳是清末明初政、商两界的风云人物，他的表叔是大名鼎鼎的民国总统袁世凯，身家可谓显赫，他从小熟读诗书，独爱诗词、书画、戏曲，虽说在父亲经营的盐业银行里任董事，但他对银行业务毫不感兴趣，完全沉迷在舞文弄墨的书画世界里，潜心收藏国宝书画，而不惜变卖房产和夫人的首饰，被母亲视作十足的“败家子”。

张伯驹不仅身世显贵，还长得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诗词歌赋、吹拉弹唱无所不通，当时，张伯驹与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之所以能青史留名，并不是因为他家里多富有，也不是他长得有多帅，而是因为他不惜散尽家财收购国宝，以防它们流失国外，并最终将这些国宝无偿的捐给国家，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张伯驹广泛收集国宝也遭到了同行乃至汉奸及日本人的妒忌，对他进行加害，使得张伯驹的人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差点丧命。溥仪的堂兄溥儒之前从紫禁城里带出来许多的名贵字画，后来没落了，家产败完了，就把这些字画拿出来变卖，他曾把《照夜白图》以一万大洋卖给了日本人，张伯驹知道后心痛不已，当他得知溥儒手里还有一幅西晋大书法家陆机的书法真迹《平复贴》时，便东挪西凑以四万大洋买下了，在他眼里，这些藴含了中华文化的字画的价值值得他用全部身家去置换，甚至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张伯驹话巨金购买《平复贴》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上海，在收藏界名声大噪，人们都熟知他家底丰厚，又是开银行的，肯定是个挥金如土的纨绔子弟，这免不了有人会惦记他的钱财。1941年6月5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张伯驹手拿黑色公文包进入一辆黑色轿车，准备去办事，汽车刚出弄堂口，突然冲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将车拦住，将张伯驹连同汽车一起劫持了，就在绑架案发生的当天下午，绑匪给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打来电话，叫准备300万赎金，期限一个月，否则撕票。一般人可能都认为张家是开银行的，有的是钱，300万对于他们家来说不算什么，可张伯驹清楚，自己为了收藏珍贵字画，早已囊空如洗，他也知道这些绑匪就是冲着他的字画而来的，因此他宁愿被绑匪杀掉，也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他就开始了绝食抗争。潘素在得知丈夫被绑架后，也是急得团团转，现在从哪里去弄这300万，家里早已一贫如洗，那家小小的银行也不是他家的财产，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变卖字画了。正在她心急火燎的时候，绑匪又来了电话，说张伯驹以绝食相逼，要求见妻子一面，于是潘素按照绑匪的指引来到了关押张伯驹的地方。见到妻子后，张伯驹对她说“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收藏的那些字画，尤其是《平复贴》，你必须给我保管好，决不许为了救我而卖掉，那样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不出去”，妻子潘素含泪点头。眼看着绑匪规定的交钱赎人的期限就要到了，可钱还差一大截，正当潘素急得六神无主的时候，有个戴金边眼镜的中年人忽然找上门来，神秘兮兮的对潘素说“潘女士，我有个日本朋友想要张先生收藏的《平复贴》，如果你肯拿出来，绑匪索要的300万，我这位日本朋友愿意替你家出”。知夫莫如妻，潘素心知，丈夫连一件普通的古玩字画都不允许卖，如果拿出最值钱的《平复贴》，这不等于真的要了他的命吗？索要她最后摇着头对来人说“先生搞错了，去丈夫手里根本就没有《平复贴》啊”。后来经过张伯驹的拜把子兄弟、周佛海的秘书孙耀东的调查发现，这起绑架案原来是大汉奸汪精卫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干的。那边绑匪要钱要字画，这边张伯驹又不肯卖，就这样，张伯驹和绑匪僵持了将近八个月，又在孙耀东的斡旋下，绑匪不得不将赎金主动降低到40万。最后，经妻子潘素的多方拼凑，终于凑齐了这笔钱，将张伯驹解救了出来，这就是民国时期轰动一时的“张伯驹绑架案”。张伯驹回到北京后，发现文物比较集中的市场上出现了隋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人他心动不已，为了买下《游春图》，手头拮据的张伯驹决意卖掉自己位于东城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宅院，这个宅院原为清朝大太监李莲英所有，是张伯驹最喜爱的居所，宅院最终卖给了辅仁大学，再加上卖掉夫人的首饰，张伯驹凑齐了二百两黄金买下了《游春图》。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一生所藏文物精华，大多捐给故宫博物院收藏，1952年，张伯驹夫妇把展子乾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连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捐给的故宫博物院。

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商量后，将所藏的陆机《平复贴》卷、杜牧《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草书卷》等珍贵文物也都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为了保护那些珍贵名画，不惜散尽家财从别人手中购得，又因为绑架一案，在最需要钱的时候还是不肯把国宝变卖出去，以自己的生命为护盾保护这些中华历史文物，1982年82岁的张伯驹因病去世，他用一生写尽了中华文人的气节，中国人的气度。

民国四公子张伯驹被绑票，绑匪为何主动将300万赎金降到40万？

1941年6月5日，旧上海法租界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绑架案——张伯驹绑架案。

张伯驹是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又是已故大总统袁世凯的表侄子，按说他根基不浅，社会影响力也很深厚，是谁这么大胆子，敢绑架他呢？

（张伯驹旧照）

据张伯驹的司机孔庆和说，那天早晨，张伯驹早早起来，拎着公文包钻进了小汽车，他打算先去外滩码头接从北京来的好朋友卢先生，然后再去银行办公。

谁知，小汽车才开出弄堂，前面就站着3名穿着体面的男子。由于挡住了去路，孔庆和并没有警惕，反而摇下车窗探出头去，打算问问怎么回事。

就在这个空当，1名男子突然拉开车门，将孔庆和拽了下来，然后他坐上了司机的位子。另2名男子也很快上车，分别坐在张伯驹的左右，同时用枪抵在了他的腰间。等孔庆和从地上爬起来时，车子已经绝尘而去。

事发突然，孔庆和连忙将张伯驹被绑架的事情告诉了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同时他不忘向法租界巡捕房报了案。

由于张伯驹是名人，巡捕房很重视。经过四处查访，最终在巨鹿路旁边的小弄堂里找到了那辆小汽车，不过张伯驹却不知去向。

潘素想到张伯驹的好友孙曜东正担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同时还兼任汪伪政府行政大员周佛海的秘书，算得上是很有路子的人。于是潘素找到孙曜东，向他哭诉了张伯驹被绑架的事情，请求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孙曜东思来想去，认为张伯驹初到上海不久，不可能结下仇怨，唯有他的同事李祖莱的嫌疑最大。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来，李祖莱一直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的襄理，在上海分行经理调离后，他本以为他的上司会顺理成章提升会经理，而他则将接任副经理一职。谁知银行总部竟空降了一位分行经理来，阻碍了他的升职之路。

（孙曜东旧照）

孙曜东猜测的没有错，这起绑架案的背后主使，的确是李祖莱。

李祖莱眼见仕途受阻，心中颇为不甘。再加上他赌博又输了钱，因此计上心来。

李祖莱一向与汪伪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交往密切。他了解李士群为人贪婪狠毒，所以就找到他和他的心腹吴世宝，告诉他们，张伯驹是已故大总统袁世凯的表侄，又出身官宦，是很值得搞钱的人物。

李祖莱此意，是想借李士群和吴世宝之手，吓唬张伯驹，让他赶紧离开上海，也就扫除了他升职的障碍。

李士群听说过张伯驹的名气，知道他是富家公子。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吴世宝便策划了这起绑架案。

就在张伯驹被绑架后不久，一个神秘的电话打给了潘素，对方声称，拿300万赎金放人。

潘素听到这个数目，当即就腿脚发软。

原来，张伯驹有收藏的爱好。虽说他颇有些家产，但把钱都拿去买了古董字画，家中并无余钱。要想救张伯驹，就得变卖那些字画。可是张伯驹曾跟潘素说过，金钱易得，国宝难求，不管出了什么事，那些字画都不可卖。

潘素没了主意，只能把情况告诉孙曜东。

（周佛海旧照）

孙曜东已经打探到张伯驹的确就在李士群手中，他便向周佛海汇报了这件事情。

周佛海听闻，很不高兴，马上打电话给李士群过问这件事。

李士群知道事情闹大了，于是假装不知道，表示一定彻查此事。

随后，孙曜东又告诉潘素，要她不用担心张伯驹的安危，只管和对方大大地杀价。

李士群害怕事情败露，干脆做了个顺水人情，把张伯驹转手送给了驻扎在上海的大军阀丁锡山。

丁锡山没想到天降横财，非常高兴，直接让人和孙曜东谈妥20根金条的条件就放人。

潘素东挪西借，好歹凑齐了数目，让孙曜东交给丁锡山。不久后，张伯驹果然平安归来。

张伯驹为了感谢孙曜东的搭救之恩，将一副珍藏多年的古董字画《蔡襄自书诗》送给他。

孙曜东深知这是张伯驹所爱，当然不肯接受。

后来，张伯驹考虑旧上海兵匪众多，又有李士群等为日本人效命的汉奸，而日本人又极爱中国的古董字画，他担心日本人为了得到他手中的那些字画，会不择手段。所以，他将那些多年的收藏，分数次从上海带到了西安，妥善保藏起来。

直到解放后，他才将那些稀世珍宝，全部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参考史料：《张伯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