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朝代的名相一个就可以兴国，北宋名相十几个却搞成了一副烂摊子？

古代名相兴国，是需要条件的，齐之管仲，秦之商鞅，汉之萧何，前秦王猛，东晋谢安……这些名相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三个因素：一是个人的卓越才能，二是君主的充分信任，三是适宜的历史环境。

在很多人看来，宋朝是一个盛世王朝，尤其北宋名臣辈出，赵普、寇准、吕夷简、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一个比一个牛。

但北宋国力积弱，尤其对外战争乏力，也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因素：

宋朝皇帝用人重品行而轻才干，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宰相个个都是道德君子，品行优良，却才能一般，守成有余，改革不足，让他们像曹参一样“萧规曹随”，守住老祖宗留下的摊子，勉强可以；让他们像管仲、商鞅、王猛那样改革创新、兴利除弊，却没这个本事。

《宋史》是元代组织编修，而编修者几乎都是南宋的理学家，这些理学家修史时大肆贬低王安石、章惇这些实干的改革家，却推崇墨守成规的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把他们个个吹捧为盛世良相，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是空谈误国，言过其实。

北宋整体制度设计理念是分权制衡，体现在中央一级上是制约宰相权力。一方面沿袭五代制度，设枢密院主管军事，以枢密使分宰相的军政权，设三司主管财政，以三司使分宰相的财政权，另外在司法、行政、人事等方面，北宋宰相权力也受到制约，很难大展拳脚。

北宋把制衡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大多数情况下同时配备两到三名宰相，让他们彼此制约，宰相人选也是更换频繁，一样不合就换人。以宋仁宗为例，此人在位四十多年，宰相换了二十多个，有的任职不到一年就被罢免。

频繁的人事更迭，宰相不能长期执政，政策无法连续，也不足以充分发挥才能。要知道，即便是管仲、商鞅、萧何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富国强兵的，而是十几甚至几十年的努力。

自古明君配贤相，人臣要大展宏图，要靠明君赏识重用。管仲若是不遇到齐桓公，萧何若不是遇见刘邦，王猛若不是遇到苻坚，也很难成就一番事业。

北宋除了宋太祖、宋神宗、宋哲宗外，其他皇帝都是平庸守成之君，只想守好祖宗留下的一亩三分地，缺乏富国强兵的宏图壮志和雄才大略，一个国家的皇帝安于现状，不知进取，绝不可能任用真正的宰相。

像管仲、商鞅、王猛这样的人才，即便出现在宋朝，也得不到平庸之主的信任和重用，好不容易除了一个宋神宗和王安石这样互相信任的君臣搭档，联手大干一番，富国强兵，却因为宋神宗英年早逝而宣告结束。

综上，虽然《宋史》等史料大肆吹捧所谓“名相"，但事实证明，这些“名相”除寇准、王安石是名副其实外，大多徒有虚名，只是一些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守成之臣，放在宋朝或许勉强称得上”贤臣“，放在整个古代历史中根本不足以称为”名相“。

为什么很多朝代的名相一个就可以兴国，北宋名相十几个却搞成了一副烂摊子？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第8549条回答。

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其实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国内经济政治都是搞得很不错的。

以南宋为例，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即便如此国内经济却相当不错。

就立国之本农业来说，南宋兴建农田水利、大量开垦圩田、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是历朝历代的顶峰。

就农作物单产来说，南宋的亩产竟然是唐代的二三倍，只是极为惊人的。

当然说“苏湖熟，天下足”，这在南宋并不是夸张，因为这两地的稻米产量太高。

而棉花种植也从北宋时局限在福建、两广一带扩大到长江淮河流域。

至于南宋商业也非常发达，对外贸易更是厉害，堪称中国历史上之最。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在60个以上，赚取极大利润。

南宋的人口长期维持六七千万，7每年的税收高达1.6亿贯石束两匹左右。

相比起来，金国版图其实要大得多，人口却只有5000万，税收更是只有2000万贯。

这样一对比，你就知道南宋的强大。

就内政来说，南宋时期除了极少数的如方腊之流，以及战争特殊时期，其他基本没有大规模民变。

这说明南宋内部矛盾不尖锐，老百姓生活可以维持，有的还很富裕。

而南宋之所以给人感觉较弱，主要是军事上问题，没有反攻收复北方和西北沦陷领土。

但是大家要知道，南宋面对的强敌就有三个，金国、西夏和吐蕃。

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好惹的，金国更是可以拿出百万大军作战。

放在全世界来说，当时敢于和金国正面交战并且能够取胜的国家，几乎是没有的。

而西夏党项人也非常凶悍。

即便如此，南宋作战其实并没有那么差，对于西夏的军事其实总体上是节节胜利的，最终导致西夏连续败退，军事实力大减。

对于金国来说，由于南宋的不利防御态势，想要反攻获胜的难度其实非常大，能够守住现有地盘就并不容易。

而南宋军事之所以较弱，主要还是同军事制度有关系。由于宋之前五代十国混乱时期，军头篡权，武将叛变，藩镇割据，就如家常便饭一样，北宋更改了军事制度。

此举让北宋和南宋内部很稳定，像赵匡胤这种武将直接篡权基本不可能了，但也造成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

这些是制度问题，不是那个大臣自己可以改变的。

为什么很多朝代的名相一个就可以兴国，北宋名相十几个却搞成了一副烂摊子？

因为北宋所谓名相名臣，根本就不是什么名臣名相，并不是所谓的人扯皮的问题，像唐朝宰相还一箩筐呢，这些名臣名相基本上都是文人意淫，自吹自擂，吹出来的，有本事的没几个，举个例子开国宰辅赵普，纯粹就是见风使舵只会给自己捞好处，为上是从，毫无担当的官油子（从后来臭名昭著的金匮之盟就是他一手促成的），而且身为宰辅大肆受贿（宋史中有明确记载），最后还成为北宋第一位名相，号称北宋第一名相，你就可以想象北宋所谓名相成色到底有多低，与之类似还有所谓名臣欧阳修，对就是那个在我们语文课本上被大肆唱赞歌的欧阳修，此人就是个文化流氓，他是有才，可误国误民，连奸臣都自叹不如，在他的疯狂污蔑下，当时北宋唯一能打的将领狄青，先是被罢官，最后在欧阳修的污蔑下狄青忧愤而死，这种自毁长城的事，放到其他任何时期欧阳修肯定要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人骂上一万年，可在宋朝却被人赞成名臣，到现在还能在课本上大唱赞歌，你就可以想象所谓的北宋名相名臣能有多少成色，只能说那些所谓的北宋名相若放到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要上奸臣，二臣传的。

为什么很多朝代的名相一个就可以兴国，北宋名相十几个却搞成了一副烂摊子？

北宋出了太多的名臣名相，为北宋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北宋始终偏安一隅，无法实现大一统的局面，相比其他朝代的名相，宋朝的众多名臣能力略有不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宋朝名臣为什么不能兴国:

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制约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时候一直沿用下来的三省六部的体制已经名存实亡，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

问题的最关键点就中央集权导致了百官权利过于分散，北宋时期，范仲淹、王安石领导了最著名的两次变法，但是这两次变法均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失败，跟倡导变法者的职权过小有很大的关系，而其它官员对于变法的事情比较怠慢，或者直接抵制，致使变法不能实施下去。

二、北宋皇帝不给力

我们来细数一下北宋的皇帝，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和赵光义，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成不了气候，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宋仁宗，但是仁宗皇帝性格优柔寡断，前期还有刘太后的干政，到了后面的皇帝，如果参加文学、艺术比赛，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咖，他们当皇帝就是一个错误。所以，北宋的名臣是相当给力的，但是统治者不是伯乐，只有让这些人被埋没。

三、少数民族崛起，民族融合

宋朝“重文轻武”一直被后人诟病，但是我们也要看清一个现实，这时候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朝时期的匈奴，唐朝的突厥了，这时候的少数民族已经经过多年发展，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学习汉族的统治，所以这时候单一依靠武力是无法进行消灭这些少数民族的，这时候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其实就是少数民族被汉化的年代，最后，虽然少数民族占领我们大部分的地区，但是最终少数民族被融合。

由于少数民族的崛起，所以北宋无法消灭这些政权，只能采取以之对峙的局面，往后看，其实是民族的融合时代，所以宋王朝无法实现大一统的局面。

四、党争葬送了宋朝的发展

文人具有一个性格“恃才傲物”，我们都知道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些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相当的辉煌了，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以，这些人就像九龙治水一样，谁也不服谁，以各自为一体，没有将他们的才能融合在一起，这样就造成了北宋一直处于改革的时代，没有一个的政治主张能实施下去。

总结，北宋由于广开科举之路，的确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治世能臣，但是由于政治体制、领导集团、文人自身的局限性，所以导致北宋众多名臣无法实现兴国。

为什么很多朝代的名相一个就可以兴国，北宋名相十几个却搞成了一副烂摊子？

名相兴国，也得看兴的是哪个国、处的是哪种形势以及玩的是哪种兴法。

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名相兴盛了国家，而是强国成就了名相。

春秋战国，最好别拿来比权量力。一群诸侯军阀打来打去，比之后世王朝，形势不够复杂、任务不够挑战，简单说就是难度系数太低。

所以，堪称强势王朝的，主要是秦汉隋唐。宋朝要对标，就只能对标这四个朝代。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没法与宋朝相提并论。你无论怎么比，宋朝都比这些王朝强太多。

西晋是短暂统一了，但西晋居然能搞出一个白痴当皇帝，接下来一个丑皇后废了自己半条命，然后一群宗室王互相残杀、自己把自己杀死了。北宋就是再不堪，也比西晋强，而且强太多。

01.名相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堪称划时代意义的名相，第一个应该是李斯。开创中央集权制，足以让后世各色名相竞折腰。你们就是再牛，也是百代皆行秦政制，那就谁也跳不出李斯划定的疆界。

汉朝呢？萧何本事很大，“收秦丞相府图籍”，“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而且还能自污名节、主动搞好君臣关系。但这些本事没一样能让萧何晋级名相的。萧何最大的历史贡献，也可以说是让他能够跻身名相的，就是照抄秦法秦制，把李斯开创的制度给延续了下来。

唐朝的雄主盖过了一切名相。大唐盛世，你能说是哪个名相兴起的吗？真心没有。名相，体现在治国理政，而唐朝却是一个武功盛世。名相的作用，统统打了折扣。即便有名相，也会在盛世之下暗淡无光。

唐之前的隋朝，也是这个套路。大隋府库可谓富甲千古，但主要是隋文帝攒出来的家底。而后期，隋炀帝各种折腾，这期间有哪个名相强颜直谏了。根本就没有，大家就是看着杨广败坏了偌大家业。

什么是名相？不是有名就行了，而是要有成就，而这个成就，一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否则，就不是名相兴国，而是强国兴相。而细数历代统一中原的大王朝，你也找不出几个名相来。退一步说，即便是名相兴国，往往也是先有了一个帝国雏形；然后再以此为蓝图绘制其划时代的成就。没有秦一六国，就不会有李斯的郡县天下；没有大汉一统，也就没有萧何秩序天下。

说宋朝好多名相，却没能兴国，而且搞成了一副烂摊子。这么说，有两个先入为主的成见：一个是兴国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一个是没能打遍天下的宋朝就是一副烂摊子。

这两个说法，一个都不成立。

秦汉隋唐都打遍了天下，但打遍天下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这些王朝打遍天下之后，几乎马上就从盛世跌入困世。打到盛世之前，老百姓忍饥挨饿；盛世跌落之后，老百姓继续忍饥挨饿。所谓强大帝国就是这么兴盛起来的。我们比祖宗的时候，往往拿秦皇汉武说事，因为武功卓著。但假如穿越，又有几个愿意穿越到那个时代、充当炮灰。比之秦汉隋唐，宋朝也有自己的兴盛。而这种兴盛在历史上也是一种碾压式的成就。

北宋仁宗执政了四十二年。就在这42年的时间内，宋朝人口增加了379万户，相当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全部人口户数。42年时间，硬是长出一个大唐太宗朝。同时，仁宗朝的财政收入，是大唐开元最盛时的4倍。这两项数字，在历史上就无人能比。

从这个角度说，宋朝怎么也不是一副烂摊子。宋朝受制于辽国和西夏，但其与辽和西夏的关系攻略，堪称另一个翻版的国际关系。而此前的秦汉隋唐虽然都能打遍草原，却一直是暴力输出地劳民伤财。就处理与草原和胡人的关系上，宋朝人也有自己的方法和手段。

王朝前期的成就，很多都是雄主的功绩，简单说就是要先打出一个王朝来。所以，赵普的功绩可以忽略不计。

宋朝的名相，主要集中在真宗朝和仁宗朝。宋真宗的老师李沆，堪称圣相，以自己的君子之风和人格魅力，足足把宋真宗管了七年。其后的王旦，则是以道德魅力和关系攻略，取得了皇帝的绝对信任。真宗皇帝要发圣旨，往往都是先让王旦先拿意见，等王旦写完了，圣旨就直接照抄。君臣之间的信任，能够达到这种程度，远比刘邦和萧何强多了。仁宗时期的名相，更是数不胜数，几乎一朝都是贤相在位。

这些名相集体干了一件事情，即实现了对皇帝权力的有效牵制。简单说，就是宋朝皇帝不能任性。南北朝时期，各种皇帝中二事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些皇帝做不出的。隋朝就是被隋炀帝的各种任性操作下给玩死的。唐朝也好不到哪里去，宰相根本看不住皇帝，也左右不了政局。篡位都能篡出个女皇帝，各种宫廷斗争更是花样翻新。玄宗朝虽然盛世顶峰，但君不信臣、臣不信君，甚至连太子都成了皇帝的时刻提防的对象。

但，宋朝的君臣关系和朝堂风气，却是另外一番天地。至北宋灭亡，都没有篡位的宫廷斗争和造反的举国内战。而这一切的功绩，都应该归功给那些士大夫名相们。

名相士大夫的见识，虽然难免迂腐，却也非常有见地。就宋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来说，司马光的定位是富邻居与穷邻居。西夏一直是个刺猬。原因就是太穷了，所以自尊心低破了水准线。像这种穷邻居，你就得照顾它的面子、恩威并施。这跟现在某些国家的心态如出一辙。而宋朝的士大夫们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这种认识。

至于宋朝为何没有秦皇汉武的功绩，主要是形势不允许。北方草原并非停滞不前，到了契丹建国之时，已经发展到了王朝和帝国层面，再不是从前的部落联盟了。所以，宋朝名相就是再有本事，也只能在时代的局限下发挥作用。

李斯的中央集权，是一种划时代意义的成就。但法家治理的问题就是一切都是力量说了算。所以，这套制度设计根本控制不住内部的权力斗争。皇帝一旦暗弱，那就等着内乱，比如秦二世。宗室诸侯一旦野心，那就等着内战，比如七国之乱。隋朝和唐朝也都是这个套路。翻看隋唐历史，处处都是宫廷斗争和造反内乱的桥段故事。

而宋朝却在风气上改变了这个路径依赖，可以说是给中央集权的王朝打了补丁。当时的方法就是不断强化的祖宗之法。后世虽然沿袭的不好，因为皇权强势碾压，但文官政治已经成为传统。于是，在力量决定一切之外，还有一个道义的存在，而这恰恰是宋朝名相完成的大事。

为什么很多朝代的名相一个就可以兴国，北宋名相十几个却搞成了一副烂摊子？

这并不奇怪，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拿主意的人越多、越办不成事——北宋名相确实很多，但制约、拆台的人更多。

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在实际中我们会发现：在涉及到治国理政这种对口业务方面，也许100个臭皮匠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这100个人如果安分守己倒也罢了，如果一个个对诸葛丞相指手画脚，那估计啥正事都办不成，蜀汉政权撑不了多久。

而北宋朝廷，天生就带有这种“拆台”特征。这个王朝，解决了横行一百多年的军阀，却也造就了一群“文阀”。

作为终结了五代十国乱世的大一统王朝（接近这个概念），北宋经历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基本上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基因，让分裂许久的华夏大地再次凝结成一体。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宋朝的许多政策都利弊共存，尤其是堪称立国之本的重文轻武（或者说“抑武”）。

为了根除中唐以来节度使拥兵自立、尾大不掉的恶循环，赵匡胤的思路是腾笼换鸟——用文人取代“军阀”。

比如在地方层面，他把以往归于节度使的行政、财政权力，有步骤地转移到以文人充当的州县官员身上，以往呼风唤雨、威风八面的职业武将，逐渐有虚名、无实权，身份尴尬；同时，军人待遇较差，地方厢兵的的粮饷压根不够养家，中央禁军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文人近乎夸张的优待。

北宋的科举制度沿袭自唐朝，但在录取规模上却是唐朝的数倍，其出发点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选择抓起笔杆子（而不是武器）。

此外，当初唐朝的进士想要当官，还得经过吏部的定期考选，并且“吏部之选，十不及一”，率取率堪比如今的公务员考试；而宋朝的进士，一旦获得功名就能当官，运气好的能官至通判，差一点的也能当个知县。

并且，为了体现对文人的优待，宋朝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规矩，比如：

规定宗室不得参加科举，把机会让给寻常人；

宋朝官员基本是文人，而那时的“官户”享有免役、免税等诸多特权，中高级官员的后代甚至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入仕，这就是“任子”。一般来说，五六品的官员每三年就有一次安排“任子”的机会，每次的名额视级别在1-6人之间，可谓是典型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更有甚者，赵匡胤还在各地设立“公使库”，主要任务是以公款招待路过的士大夫；当然了，更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他立下家法：“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据称，后来的每位宋朝皇帝登基之前，必须郑重地阅读并发誓遵守这一家规。

与这种身份优待相匹配，宋朝在立国之初，就没有像绝大多数大一统王朝那样进行土地重新分配、打击兼并；相反，他们对五代十国以来日益严峻的豪强兼并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毕竟宋朝的建立是来自军事政变，而非通过推翻旧地主集团。他们不仅与现有豪强结盟，而且在优待文人的过程中，不断培育出新的豪强，从而在军事、整治、经济等领域结成全面的利益共同体，打造出了空前稳固的封建政权。

这种系统性的优待（甚至是溺爱），诚然造成了以从文为荣、以从军为耻的社会风气，消除了中唐以来军阀拥兵作乱的土壤，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但也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除了干脆利落地阉割掉汉唐以来的尚武之风外，还造就了足以与统治意志抗衡的“文阀”群体。

北宋的夸张重文政策，形成了大量的冗员、冗官，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久而久之，这种通过系统科举渠道进入国家各级政权机构的模式，逐渐形成了僵化的圈子——他们是思想上的同类、政治上的同僚、经济上的同盟，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在朝廷内外党同伐异。

更为严重的是，宋朝帝王“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在一些文人那里却变成了武器：如果没有性命之忧，那就等同于“唱反调”没有多大成本。因此，他们的行为出发点只有一个——为了自身小集团的利益，不惜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同时，由于文人的话语权过高，甚至出现了一种近乎反常的风气：以反对当权者为荣、以配合政策为耻，有的人还存在为了反对而反对、以专门拆台为乐趣的心理。

因此，宋朝虽然名相辈出，但大多都无法如愿按照自己的规划办成大事。举两个例子。

一是寇准。公元1004年，面对辽国20万大军入寇，朝廷的权贵大多惊惶恐惧，要么主张退到江南，要不就力主退到蜀地；只有寇准与宋毕士安坚决主张与敌人硬碰硬。最终，通过寇准一番切中要害的分析，原本左右为难的宋真宗决心亲征；随后在寇准的统一调度下，宋军在澶州城外扭转了局面，并且通过澶渊之盟的达成，给宋辽两国带来了百年的和平。

但随着危机的消失，北宋朝廷就陷入了政治内讧的局面。本来，寇准在危急时刻被赋予“承制专决”的权力，并且凭此统一思路、协调资源，最终在战场上赢得了主动；但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寇准的权力就成了宋真宗、其他同僚的眼中钉，加上他本人疾恶如仇、气量偏狭的缺点，这位挽救了北宋的名相被一贬再贬，最终悲凉地死于蛮荒之地。

其二是王安石。这是继范仲淹之后，北宋文人群体中的另一个的另类，在被宋神宗委以重任后，这位宰相决心改变北宋积贫积弱（没错，北宋朝廷从来都不富，富的是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的局面，主持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比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均是旨在解决财政问题的“富国”之策；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则是“强兵”之法；贡举法、三舍法、启用下级官员等，则为了解决人才及冗官问题。

客观而言，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并非完美无暇，但整体而言，它针砭时弊、立足于解决北宋迫切应对的难题，可谓“救时之策”。出于内心的责任感，焦急的王安石甚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主张，可谓极具魄力与勇气。

然而，改革意味着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削减大量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因此，当时反对改革的势力，远比改革派更为强大。在宋神宗活着时，这些人要么阳奉阴违、要么消极怠工；而当宋神宗驾崩后，王安石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迅速退出了政治中心，他的变法也被后继者全盘推翻，甚至出现了“凡是王安石的成果，无论好坏、全部否定”的扭曲现象。

对比历史上其它成就一番事业的名相，诸如管仲、商鞅、王猛、张居正，他们具备一个共同特点：拥有高度的决策权、执行权，甚至近乎“独裁”，能够压制形形色色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任何变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在任何时期，因循守旧、无所作为都是很容易的，敢于直面问题、并且提出能够执行的办法才难能可贵。北宋之所以名相辈出、却成了一副烂摊子，问题就在于那时的体制无法做到集中力量干大事、干正确的事。相比较之下，让人不由得佩服商鞅、张居正这些改革家的勇气，他们实际上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历史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