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范仲淹之才及士人中的名望，为何不能入中书省为相？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可以说这句话，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让我震撼，这句话完全说明了范仲淹这个人的人生理念。

在范仲淹额的人生信条之中，君和民对他来说都很重要。在任何时期，有多少当官的，可以真正想到、做到这一点呢？

一般做官的能够忠君爱国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毕竟绝大多数都是贪污分子，祸害天下。可是范仲淹除了忠君爱国之外，还注重老百姓的安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我们知道范仲淹对宋朝最大的贡献，并不是在军务和政务上，而是在教育上。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做官，首先要做的就是兴办私塾。

所以说但凡范仲淹待过的地方，都出了不少进士。所以说，范仲淹做不做宰相，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他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很多宰相。

宋仁宗是个窝囊皇帝，但正是因为他的软弱，使得他在位期间，一大批名臣涌现而出。君王弱则臣子强，君主立宪的局面差点就形成了。

宋仁宗在位期间，也想着实行变法。他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了庆历新政。这个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的职位，算是位极人臣了。

不过很可惜，庆历新政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就折戟沉沙了。为什么呢？因为新政得罪了一大批贵族子弟们的利益，他们知道宋仁宗软弱，所以每天跑宋仁宗跟前号丧，宋仁宗迫于压力，只好取消了这次改革。

庆历新政失败后，所有参与者都被贬谪出了京城，包括韩琦、欧阳修以及范仲淹。范仲淹作为参知政事，这个时候也顶不住压力，只好主动申请到邠州做知州去了。

此后范仲淹一路都在做知州，再也没有回到朝中做官。在他64岁的时候，终于病逝在了徐州，庆历新政的失败，给他仕途上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宋仁宗稍微强硬一点，哪怕能够做到宋神宗那样，或许庆历新政还能坚持个几年，那么范仲淹凭借自己在新政中的作为，升任宰相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宋朝有多少宰相是可以名垂青史的呢？韩琦算是比较牛了，可是他有什么政绩是人尽皆知的吗？王安石是个大牛，可是王安石还处于褒贬不一的状态之中。

剩下哪个宰相是名留青史的呢？基本没有。反倒是范仲淹却留下了很好的名声。无论是在文坛上，还是在政绩上，范仲淹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元昊请和，召拜枢密副使。王举正懦默不任事，谏官欧阳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请罢举正用仲淹，遂改参知政事。---《宋史》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范仲淹几乎做到了行业大拿的地位。庆历新政失败以后，他到了各地去做知州，每去一个地方就兴办各种学校。

一时间范仲淹给了寒门子弟若干上升的通道，宋朝科举为何如此发达？主要就是因为重视教育，可是如果没有范仲淹这样的人支持教育，教育又如何发展呢？

范仲淹曾经在江湖小晓生的老家做过知县，他到了这里以后，开始兴办学校，使得百年不出一个进士的地方，在此后几百年里，出了一百多名进士。可以说多亏了范仲淹。

范仲淹谥号文正，因此我们当地以他命名的教育机构比较多，尤其是学校，很喜欢用文正来命名。

范仲淹要求提升相权，将更多权力赋予宰相，这就是为了给庆历新政扫清障碍。可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范仲淹被人攻讦有朋党之嫌。

其实提升相权，对当时的北宋来说，只有好处。为什么？因为君主立宪的局面形成以后，皇帝成为摆设，国家大事宰相们坐下来商量，这难道不是新的出路吗？

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宋史》

君主立宪唯一牺牲的就是皇权，换来的却是一个新世界。可惜很多守旧的大臣，为了拍足了皇帝的马屁，居然反对这种做法。

日本的天皇一脉相承，从来没有更迭过，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早就实行了君主立宪。所以说这也是保护皇族的一种手段，这么做总比宋徽宗亡国灭种要强得多吧？

范仲淹没有走上宰相的位置，所以他的那些政治构想都没能得到实现，在全国普及教育的理念，也没能得到完全彻底的实施，实在是北宋的悲哀。

这岂不是一种圣人的状态？孔夫子立言，所以被称之为圣人，王阳明立心也被称之为圣人。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修行的始终是他们自己。

我认为真正的圣人，不仅要修行自我，更要帮助别人一起修行。普世观才是真正的圣人所应该具备的。

因此我认为范仲淹有成为圣人的潜质，至少他愿意花费自己的一生，将更多人带入读书、学习的殿堂。至于做不做宰相，就跟成不成状元一样，没那么重要，毕竟你还记得几个状元呢？

参考资料：《宋史》

以范仲淹之才及士人中的名望，为何不能入中书省为相？

范仲淹是宋代最著名的改革家、军事家，文学家，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传颂。如此伟大的人物却仕途坎坷，没有登上宰相的宝座。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一:范仲淹性格直爽，不会保护自己

范仲淹的名言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本来只是一个县令，由于政绩突出，他被晏殊推荐到朝廷为官。在朝堂之上，他敢于直言，对于看不惯的事情立马上书，表明立场。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皇帝已经十九岁了，但实权掌握在章献太后手里，冬至这一天，仁宗竟然让全体文武官员在会庆殿给太后祝寿。范仲淹觉得这样做有损皇帝形象，就上书皇帝，意思是要国礼与家礼分开，皇帝要尽孝道，应该在内宫进行，不能要求文武大臣为太后行国礼，但被拒绝。后来他又上书太后，劝其还政于皇帝，但是奏书传人内宫以后再次石沉大海。范仲淹的这种不怕得罪人，敢于直言的性格注定他在仕途方面会吃大亏。

原因二:：主持“庆历新政”动人奶酪，惨遭报复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书》，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仁宗采纳，颁布诏书，以示天下。诏书一颁布，那些指望靠恩荫，靠投机取巧登上官位的人的上升空间没有了。于是他们开始不停地诽谤污蔑范仲淹，说他结党营私。“众口铄金”，最后仁宗也不信任他了。范仲淹被贬到地方做官。他主持新政时在朝廷里面官位不低，离宰相之位比较接近了。但被贬以后，他离宰相的位置越来越远了。

范仲淹虽然没有当上宰相，但是他被贬时留下的名篇《岳阳楼记》被人传颂，他心怀天下的高贵品质被后人赞扬。

欢迎大家点评指正。

以范仲淹之才及士人中的名望，为何不能入中书省为相？

范仲淹确实是北宋时期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为北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一生政绩卓著，若宋仁宗能够坚持任范仲淹的改革，北宋的“三冗”弊政可以及早改除，宋仁宗时代将会是一个中兴的局面。可范仲淹这个人性格太过耿直，这是影响他仕途的主要原因，但他已经作到参政知事，即副宰相，可在“庆历新政”中得罪人太多，再加上宋仁宗对改革的决心不坚定，最终庆历改革失败，范仲淹被贬到地方。

任何人都喜欢阿谀奉承之人，包括英明的皇帝也不例外，李世民表面上喜欢魏征直谏，内心里其实恨死他了，只不过是互为利用吧了！范仲淹性格非直，他以天下为己任，什么时候都是公事公办、就事说事，得罪了许多人，不死就算万幸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范仲淹做的比较出名的几件事。

章献太后刘娥在历史是差点成为第二个女皇的人物，在宋仁宗当皇帝的前十年垂帘听政，最后想效仿女皇武则天，无奈大臣的对，临那一年穿着龙袍进太庙朝拜太祖、太宗，名相寇准和宠臣丁谓都是栽在她手里。就这样一个人物范仲淹豪不畏惧，直接反对宋仁宗率百官为她拜寿，那不是找死的。

太家都知“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讲的就是宋仁宗和刘娥的事，虽然是传说，但宋仁宗确实不是刘娥生的。宋仁宗登基时才十二岁，皇太后刘娥便总摄朝政，直到她死后仁宗才掌握权力，前后摄政十一年，险些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在宋仁宗十九岁那一年，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当时只是个皇家书籍的校理员，但他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礼仪，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

结果仁宋没有答复他，范仲淹便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送到入宫里后，再次石沉大海。副宰相晏殊知道后大惊，批评他说你小子这么轻率用事，不但影响你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你的人（晏殊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不但不听劝，反而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好在这一次太后刘娥没有象武则天那样严厉处罚他，但第二年范仲淹自请离京到地方上任职。刘娥死后仁宗又召他回京任职，这时候很多大臣都向仁宗上奏刘娥的罪过，请求仁宗降罪刘娥。这时范仲淹却上奏说刘娥养护仁宗有功，建议朝廷要掩饰她的过失，维护她的名誉。

郭皇后是宋仁宗第一个皇后，她是节度使郭崇的女儿，又是在太后刘娥的支持下当上皇后的，宋仁宗不喜欢她。郭皇后仗着有刘太后撑腰，性格十分妒忌，并派人严密监视宋仁宗的行踪，使他不得亲近其他宫女妃嫔，宋仁宗心中十分愤怒，但有刘太后在却不敢明说。

刘太后死后宋仁宗便不理郭皇后了，但她却不知道收敛，反而醋意大发，经常对仁宗的宠妃尚氏、杨氏破口大骂。一次宋仁宗正在尚氏那郭皇后赶到，二人起争执，郭皇后举扇打尚氏，仁宗上前救尚氏，结果郭皇后收不住手，扇子打在仁宗的脖子上，宋仁宗大怒要废掉郭皇后。

这事被宰相吕夷简知道了，吕夷简与郭皇后有间隙，便以郭皇后无子为名上奏支持宋仁宗废掉郭皇后。这时候范仲淹又反对宋仁宗废后，说废立皇后事关朝局，请仁宗收回成命，后来又联合十几名大臣求见仁宗，仁宗让吕夷简与他们解释，结果吕夷简被范仲淹辩的理屈词穷，无以为对。最后宋仁宗废后决心已定，将范仲淹等一干人都贬出了京。

景祐三年，范仲淹在开封府知府任上时，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这次事件引起大范围党争，被称为景祐党争，范仲淹又被贬出京，出京时大臣们畏惧吕夷简的势力，竟无人敢送。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了相，有很多大臣上书替范仲淹辩白，这又引起另一派人的争论，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最仁宗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1038年，西北军阀党项人李元昊叛宋独立建立西夏，大举进犯宋境，宋仁宗又起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使，抗击西夏。在西北的几年内范仲淹与韩琦等将领共同抗击西夏，取得很大的战功，最终迫使西夏求和。当时西北有民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西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庆历三年，西夏同宋朝完成“庆历议和”后，范仲淹被宋仁宗调回京城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这时候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已经很严重，宋仁宗欲改除朝廷弊病，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便任用范仲淹、富弼等实施改革。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到庆历五年，反对声愈加激烈，宗室、勋贵等既得利益集团都加入到反对的行列中，宋仁宗改革向决心开始动摇，范仲淹请求辞去参知政事一职，外放到邠州，后来又到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改革人士的离去，实施近一年的庆历新政停止，改革失败。

这一次改革失败使宋朝去中兴的机会，若是这次改革成功，便不会再有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晚期也不会陷入新旧两党斗争的恶性循环，也不至于很快灭亡。范仲淹这一次离开京后没有再回京任职，先后到邠州、邓州、杭州任职，最后死在赴颍州的路上。

以范仲淹之才及士人中的名望，为何不能入中书省为相？

范仲淹作为庆历新政的领袖之一，和富弼一同为振兴宋朝，解决冗兵冗官冗费问题而奋斗，他曾担任参知政事，也属于宰相之一。此后因为官制改革碰了太多人的奶酪，于是大家纷纷弹劾范仲淹结党营私，而皇帝最忌讳的就是大臣结党，因此范仲淹很快被外放到西北指挥宋军抵抗西夏。当时边民有云，“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可见范仲淹声威之高。

当范仲淹开展新政之时，他就已经预料到前路艰险、困难重重，但他并没有退缩，因为他一直为华夏大国受困于东北、西北的地方政权而痛心，特别是宋朝通过岁币向辽国买和，这是范仲淹这种在乎气节尊严的士大夫所难以忍受的。但在新政过程中，范仲淹为首的改革者丝毫不避讳结党之称，甚至提出要用君子之党驱逐小人之党，这样公然抚弄皇帝的逆鳞，自然只能含恨结束新政了。

范仲淹

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

以范仲淹之才及士人中的名望，为何不能入中书省为相？

做过副相，主持过庆历新政，已经算是苏州人中混的比较好的了，所谓立德，立言，立功都有，谥号“文正”，算是相当可以了。

但是不管是韩琦，文彦博之类的，有的是资历比他老，有的是军功比他厉害，为什么范一定要当相呢？

以范仲淹之才及士人中的名望，为何不能入中书省为相？

范仲淹身为天下士人清流的精神领袖，有着引领天下士风的责任，而如果入主中书成为首相则是把他架在火上烤一样。

晏殊说：“若入主中书，主政国事，周旋于君、臣、民之间。万事便不止需得有所主张，更需得要承担后果，扫尾善后。所虑之事，所做权衡，便是整个天下。这把尺子，并不全是文人奉信的道义。孔孟是圣人吧，试问，他们何曾身居要职，何曾手握实权，何曾左右过一国之政事呢？”

这正是一些清流名士难以真正的主政朝堂真正所在。成也书生，败也书生。像李白虽然诗才横溢，却在政治上并不定能够如他写下诗文那样，政令条文也不需要诗文的浪漫想象，要有着各方面的权衡考量。也不全是照着圣贤之书的教条循规蹈矩。要处理各种复杂易变的政事，靠着一股子书生气是行不通的。

虽然后来范仲淹还是入主中书，并支持了“庆历新政”但结果却很不理想。这和后来的王安石“熙宁变法”一样，总想靠着一些圣贤哲理和一腔热血去改革时政，却败在了现实面前。

就像孔孟一样，被天下士人奉为圣人，言语成为文人奉信的道义。可他们生前却都无法真正地左右一国之政事，后世的当权者推崇儒家学说只是为了笼络安定天下士人百姓，却并不一定真正地在政治上完全遵循孔孟之言。儒生治国可以，需要的是如王阳明曾国藩一样的通儒，杂众家所长。而不是一味照着书本来执行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