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肃王善耆为何要对刺客宽大处理？

善耆就是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的生父，此人的两面性非常突出，一面是他的锐意改革和清廉的作风，另一面是死守腐朽的清王朝，宁可投靠日本人，也不接受共和国。

善耆宽大处理的刺客，乃大名鼎鼎的汪精卫，他在策划行刺摄政王载沣（宣统帝的生父）时被捕，本该被处死。负责审理此案的善耆，却对汪精卫从轻发落，以“误解朝廷政策”的罪名，处以他终生监禁。

汪精卫存在明显的反清思想，公然刺杀帝国摄政王，作为清皇室核心成员的善耆，为何要宽大处理汪精卫呢？

汪精卫刺杀载沣的事，发生在宣统二年，离清王朝覆灭仅剩两年。善耆在审理汪精卫的过程中，查抄了大量汪精卫保存的革命书籍，和他的手札。如《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等，善耆读后，竟然被感动了。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善耆本人，也对大清王朝的腐朽没落，痛恨不已，汪精卫的观点说到他的心里去了。善耆是一位积极主张革新的新派人士，却始终受到腐朽势力的排挤。在后来他与汪精卫交往过程中，他曾经私下宣称：“若不是自己的身份，我也早就加入革命党了！”

可见，善耆那段时间，与汪精卫达到了神交的地步。大清帝国，需要的就是像汪精卫这样的热血青年，有理想有抱负，并甘愿流血牺牲。

汪精卫在狱中还留下了一首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种气概，纵使铁面判官，也会不禁肃然。善耆从汪精卫的身上，补充了正气，继续为他的理想奋斗的正气。

由此，善耆对汪精卫的态度，翻身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善耆其实是个不得志的王爷，他的不得志就是来自于不合潮流，大清官员人人腐败，个个自私的潮流。他很孤独，他所主管的工作，总能呈现一派新气象，可是结局总是他被罢免！

善耆一生都在为他的理想，寻找志同道合的盟友。汪精卫的出现，无疑让他眼前一亮。善耆认为，汪精卫具备了成就大功业的基础条件，倘若消除他身上年轻人常有的冒失与冲动，汪精卫完全可以变成他最得力的盟友！

从善耆后来多次到监狱中探望汪精卫，并且与他展开一次又一次，时政辩论的情况看，善耆就是在做汪精卫的“思想改造”工作，希望能说服汪精卫。作为大清国尊贵的铁帽子王爷来说，他可真谓用心良苦！

爱才之心，拉拢之意，促使善耆舍不得杀害汪精卫。

善耆对当时的时局有着清醒的认知，大清国各种反清势力纷纷现身，就连顶戴花翎的官员们，都出现了，与革命党明目张胆的交流。这股势力，像滔滔洪水，根本堵不住。

善耆认为，杀人就是企图以“堵”的方式，止住洪流，显然行不通，不光无济于事，反而落下话柄，甚至激化矛盾。

所以，善耆主张以怀柔的方式疏导，他一定是从大禹治水的智慧中获得了精髓！为此，他利用主审和皇室身份，多方斡旋说服，最终被获准，对汪精卫以轻描淡写的“误解政策”罪，判了个终生监禁。

第二年，清廷迫于形势压力，解除了党禁，在善耆的建议下，汪精卫获得了特赦的机会，走出了牢房。

不过，汪精卫终究没有被善耆所用，他出狱后的第二年，末帝宣统签署了逊位协议，大清帝国正式灭亡。

不过，善耆对汪精卫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对善耆本人，汪精卫称他为“了不起的政治家”，从政治立场上，汪精卫也逐步背弃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转向与立宪派的媾和之路，并一步步滑入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深渊！

清肃王善耆为何要对刺客宽大处理？

1910年3月31日，清政府抓捕了一名叫汪兆铭的刺客。经过审问得知，汪兆铭是革命党人，其行凶的对象正是摄政王载沣。

载沣闻之，勃然大怒，当即要按清律将其凌迟处死。

然而，肃亲王善耆却坚决反对，并一再争取对汪兆铭的宽大处理。

按说，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革命党人更是不断起义，大有推翻清政府的势头。

此时，如果杀了汪兆铭，对于革命党人来说，那很有些“杀一儆百”的威慑。可善耆为何要替汪兆铭开脱呢？

这得从善耆这个人说起。

善耆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的第十代嫡孙，是爱新觉罗家族根正苗红的宗室子弟。而且他还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

善耆出生于同治五年。此时的清政府政权已经延续了200多年，别说宗室子弟，就是满清贵族也都只懂得提笼架鸟，玩物丧志了。

但善耆是个例外。他能文善武，又多才多艺，在诸王中算是个佼佼者。

此外，善耆干练开明，为人豪爽。再加上他颇具幽默的特性，所以很结交了一些朋友。

不过，这些都没有用，重要的是能为清政府分忧才是硬道理。

善耆是热血青年，但是迟迟没有机会表现。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庚子之乱给了他机会。

一是，慈禧西狩时，善耆护驾有功。

二是，善耆所居住的肃亲王府，在八国联军攻进城后，由于紧挨英国公使馆，所以早早被洋人占用了。

慈禧念善耆护驾有功，再加上肃亲王府内的一应古董珍玩，都被八国联军洗劫一空。所以她要给善耆一些补偿，封他为崇文门正监督。

这崇文门正监督就是北京城的税务总管。不光是崇文税务总局，辖下23个分局皆由其主管，一应赋税皆由他过手。

慈禧一番好意，是想让善耆利用这个职务，把损失找补回去。谁知不久后，庆亲王奕劻等人却联名弹劾他。这样，半毫过错也没有的他下岗了。

原来，善耆早就恨清政府吏治腐败，贪污受贿非常严重。所以他上任后，不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要求官吏不得贪污受贿。还对以往凡是洋人经商不纳税等条例，进行了修正。

这样一来，风气大好。可是庆亲王奕劻等人的财路却断掉了。

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更何况这里面盘根错节，关系着众多人的利益。所以善耆虽然做得全不错，但上上下下的官员却被他得罪了个干净。

慈禧权衡利弊，干脆让他下了岗。

不过，“庚子之乱”后，清政府为了取悦洋人，对当初支持义和团的官员进行了大清洗。这样就造成朝中可用之人，青黄不接的现象。

于是仅过了不到2年，慈禧再次起用了善耆。这次委任他为工巡总局管理大臣。

工巡总局管理大臣负责城管、市政等方面的工作。

善耆上任后，立刻对街道进行了治理和修缮。

由于他住在东交民巷，也就是使馆区。那里洋人云集，但没有商业。所以经奏请批准后，他负责建了东安市场。

开业之际便生意兴隆，很快就成为了一片成熟的商圈。

此外，善耆还是个京剧票友。

清朝时期，女人是不能出门看戏的。想看，只能在家里办堂会。

善耆为了发扬京剧，特意开设了戏院。男子坐楼下，女子坐楼上。这样，既没有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又让女子有了看戏的权利。所以在北京城里，善耆的名气传得很快。

不过，善耆虽然在工作中采取了开明的态度，但是守旧派们，还是不能赞同。所以在一众人的弹劾下，善耆干了一年零八个月，又下了岗。

1907年，善耆再次被任命为民政尚书。主管商会，教育，农会等。

善耆早在“庚子之乱”后，就对在京城的日本人很有好感。因为他在“庚子之乱”回城后，发现颐和园及各王府都遭受了八国联军的掳掠，唯独紫禁城得以保全。

事后一打听，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与联军多有沟通，最终让联军同意“和平移交”，所以保住了紫禁城。

所以，善耆和川岛浪速结为好友，并请川岛浪速做顾问，建立了新式警察机构。

此外，善耆在户口、市政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变革。不过，在他奏请撤销步兵统领衙门的时候，由于又夺了人家饭碗，再加上他的改革一直遭到守旧派的抵制，所以在守旧派的唆使下，2万多官兵联名向清政府控诉。于是，善耆再一次丢了工作。

这一次一次的丢工作，让善耆愈发看出了清政府必将灭亡的危险。他一方面怒其不争，另一方面又焦虑不已，唯恐清政府在他这一辈完结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汪兆铭被捕了。

载沣把主审汪兆铭的工作交给了善耆。

革命党人闹革命并非一两日了，清政府也多次镇压革命党人。但是革命党人颇有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味，他们无惧砍头示众丢性命的危险，反而像春天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

善耆认为，对付革命党人不能一味镇压，而应该以“春风化雨”的方式来对付。只要博得了革命党人的好感，就不难从内部瓦解革命党。

再加上汪兆铭才华出众，又风度翩翩。在把从汪兆铭那里查抄的革命书籍及他所写的革命文章看过后，善耆愈发对这个年轻人好感加剧。认为若能把此人争取到清政府这边来，必堪大用。

所以，善耆不仅没有对汪兆铭动刑，反而还对他多有劝说。除此外，还允他狱中读报，生活上也颇有照顾。

其实在汪兆铭被逮捕后，当时的北京城墙上，到处都有革命党人贴的恐吓信。

革命党人在信中称，只要清政府敢杀害汪兆铭，他们就一定会以更猛烈的方式来报复清政府。

这让本想把汪兆铭杀之而后快的载沣颇为踌躇，善耆便借着机会给载沣分析利弊，最终说服了载沣改变了主意。于是善耆便以“误解朝廷政策”的罪名，给汪兆铭判了个永久监禁。

汪兆铭在狱中时，善耆时常到狱中去看望他，两人常常就时政侃侃而谈。由于政见相左，两人更多的时候是希望说服对方，所以辩论是常有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汪兆铭策反了善耆，还是善耆说服了汪兆铭呢？

有一次，善耆私底下和人交心说，他若不是皇族之后，他也加入革命党来反朝廷了。

至于汪兆铭呢，则一直对善耆尊敬有加，称他为“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后来，因着爱才之心，善耆想办法说服了清政府，恢复了汪兆铭的自由之身。

1912年，共和已经成了大势所趋。眼见大势已去，清皇室成员最终都在退位条约上签了字，承认了这个事实。但善耆不签，他心有不甘，总觉得只要再想想办法，清政府依然能夺回政权。

之后，善耆在川岛浪速的怂恿下，带着家眷去了旅顺，并和日本政府多有往来。一心希望能借助日本军阀的力量，光复祖宗家业。他还把女儿送给了川岛浪速当养女。而这个养女，最终成为著名的汉奸川岛芳子。

多年以后，汪兆铭因蒋中正不接受议和主张，他为了重夺权力，也投敌卖国，投到了日本人的膝下，成了汉奸。

也许，汪兆铭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的确还是受了不少善耆的影响吧。

（参考史料：《清史稿》《远去的紫禁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