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后，为什么所有朝代都不在河南建都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宋朝之后，是“两胡夹一汉”的元明清不在河南建都了。

在朱元璋之前，定都南京的大多是偏安政权，如六朝、南唐等，对于这些，朱元璋是知道的，但是最终在南京定都，没有选择中原河南，也是局势使然。

朱元璋在取代郭子兴后，此时元朝在北方的实力还比较强大，河南中原则是红巾军刘福通在占据，因此朱元璋的主要的活动地点还是在江淮一带，即便是朱元璋想进军中原，也是有心无力。

而在江南一代，朱元璋的对手，无论张士诚、陈友谅还是方国珍等，将地盘瓜分的一干二净，对于急需要发展的朱元璋来说，迫切需要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性的根据地。

南京，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都是最合适的，左临群山，三面环水，借助地势就可以凭险而守，实在是上上之选。

定都南京，对于当时的朱元璋来说，南可退守，北可拓地，即便是北拓不成，也可据长江之险来保证半壁江山的安全，况且背后还有江南这种富庶地区，因此，南京对于朱元璋来说无比重要。

而当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军顺利攻下元大都（北京）后，朱元璋对于国都的选择就多了起来。

北方战线打通后，朱元璋曾考虑过在迁都至北宋的都城开封，还亲自跑去看了看，开封的地理位置就不在赘述了，地处中原，位置极佳，但是开封有两个弊端让朱元璋最终放弃迁都至此。

其一，开封处在中原，四面无险可守，唯一的天险就是黄河，如果过了黄河，开封就毫无屏障可言，当年北宋就是这么玩完的；

其二，经过北宋灭亡后几百年的战乱，开封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已经远不如江南，若是定都开封，就需要从南方调集大量的钱粮北上，这对于刚刚建国的大明无疑是一种负担不起的消耗；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深思熟虑后，选择放弃了在开封定都，除了开封之外，朱元璋还曾对洛阳这个“天子乞食”之地有过想法，还曾经派太子朱标前去洛阳考察，但是由于朱标的突然去世，加上朱元璋忙于为朱允炆扫清障碍，已经六十多岁的朱元璋再也没有动过迁都的念头。

到了朱棣时代，在登基为帝之后不久，朱棣就开始筹备迁都事宜，迁都的地点就是他的根据地北京。

朱棣之所以坚持迁都北京，主要是在当时，北元的势力虽然已经被打的节节败退，但是还是会威胁到关内，随时随地都有反扑的可能，镇守北京，也能防止残元回击。

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北京是朱棣的老根据地，他的势力，他的根基，大多还在北京，何况朱棣得位不正，待在南京，整日里面对自己父亲的皇陵，心里难免会不得劲儿。

迁都北京，是朱棣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为何不考虑河南如开封。洛阳建都？主要是河南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片空白，自己的精锐力量，大部分在华北一带，定都到河南，完全没有安全感。

在朱棣经营北京一朝后，明朝的都城也就确定在北京了，有明一朝，基本上没有过迁都的想法再有过，唯一的一次，还是“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兵临北京城下，有大臣徐有贞在朝堂上建议南迁，被于谦妈的狗血淋头。

一直到了明末，崇祯帝朱由检就是因为坚持不南迁，最终选择固守北京，自缢在煤山歪脖树上，实现了“天子守国门”的诺言。

正因为这种心理，元朝的统治者做着随时撤退的打算，虽说定都中原是他们的梦想，但在梦想实现后，又不愿意离草原太远，于是，大都（北京）就成了元朝统治者的最佳选择。

定都北京，对内可以控制，对外可以影响，同时如果哪天汉人真压不住，自己还可以返回漠北老家，一举多得。

而清朝，承袭明制，将明朝的一系列制度、规矩照单全收，同时清朝作为外来政权，也面对着和元朝一样的状况，因此定都北京，也是最省力气、最划算的选择。

无论是“二胡”的元、清，还是“一汉”的大明，不在河南定都是有当时时代背景的限制，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如元朝的政治因素、明朝的经济因素以及清朝与元朝同样的政治因素，河南这个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中原地区，逐渐的失去了曾经的优势，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宋朝之后，为什么所有朝代都不在河南建都了？

河南在我国历史上是块宝地，是建都最多的地方。河南的洛阳，开封，安阳，郑州等地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古都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在河南的开封，建立北宋王朝。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将开封城洗劫一空，把徽，钦二帝及黄族大臣3000多人掠走北上，北宋王朝灭亡。

1127年5月。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继位。建立了南宋王朝。1132年，赵构迁都至临安府（现在的浙江杭州）这里也是南宋王朝的都城。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左丞相陆秀夫在走投无路时，背着八岁的宋怀宗跳海自尽，宣告了南宋王朝的彻底灭亡。

宋朝灭亡之后就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他们属于游牧少数民族。他们敌视汉族，他们不愿在汉族人集聚地的中原河南建都。选择了离北方比较近的北京建立大都，此地离他们的家乡比较近，如果战争对他们不利，他们可以很快的返回。

明朝建立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南京是明太祖之前的都城。南京是朱元璋早期的活动地方，因此他在此建都，后来又把首都迁至北京。北京也是朱棣担任藩王的地方，他当了皇上之后。又对都城进一步修建和完善。宫殿宏伟壮丽，城池和街道排列整齐，朱蒂不愧为是一代天子。后来到了明朝灭亡，都城一直在此。

到了清朝，也就是满人做了皇帝。北方是满族的发源地。他们把都城定为北京。一是他们的家乡比较近。另外，有现成的宫殿不去利用，去别的地方重新修建，浪费财力不说也没有必要。因此，从宋朝以后，没有其他的朝代在河南建都了。

宋朝之后，为什么所有朝代都不在河南建都了？

宋朝为什么建都河南？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路径依赖。五代梁唐晋汉周，除了后唐，其余四个全在开封。所以，宋朝也就建都河南开封了。

你来自传承，这是无法改变的。但传承也是在大势演化的结果。快变量是路径依赖，慢变量则是大势所趋。

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存在从西北向东南的转移过程。围绕经济中心的转移，首都也从西北向东南移动。秦汉隋唐，定都在长安和洛阳的两京地区。而洛阳之所以成为隋唐帝国的陪都，就是因为自身的经济地位。

五代以后，江南经济得到了强势发展。于是，首都继续从洛阳东移到开封。作为大运河的枢纽，开封成为物资集散之地。江南财富沿运河北上，直接汇集到开封，然后再从开封转运到全国。

经济重心决定论，只是中国首都移动的一个线索。

而另一个重要线索，就是军事重心决定论。西汉为何定都关中？其主要考虑是关中形胜的军事地利。南北朝的北魏，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到河南洛阳，困难重重。其原因是山西滋养了大批鲜卑军事贵族。隋唐定都长安，也跟关陇这个军事贵族密不可分。军事贵族掌握军事实力，统一天下、建立王朝，必须依靠他们。所以，军事重心的意见，就极为重要。

因此，王朝定都在哪里，一直在军事和经济两种意见之中摇摆不定。

宋朝也摇摆过。

公元976年，北宋王朝围绕定都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宋太祖赵匡胤的意见是定都洛阳，但这还只是第一阶段，最终的目的地是长安。

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赵匡胤的意见，就是军事重心决定论。历经五代乱世的这位雄主，已经在脑子里种下了风险的种子，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包括其弟晋王赵光义在内，北宋的一众臣僚，却集体反对。当时起居郎李符上书陈述了定都洛阳的八难，即：京邑凋敝、宫阙不备、郊庙未修、百司不具、畿内民困、军食不充、壁垒未设、千乘万骑盛暑扈行。

李符的意见，根本没有触及问题实质。因为其所谓的八难，全是战术问题而非战略问题。京邑、宫阙、郊庙、百司、壁垒，这些设施要么也可以建、要么可以修，都是花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至于没钱的窘境，如畿内民困、军食不充，这是短期可以克服的问题。而至于“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就更是扯淡了。平民百姓搬个家，还得锅碗瓢盆一堆、大车小车数趟。却没有谁会因为怕麻烦而不搬家了，因为生活就是麻烦。王朝迁都，肯定要更麻烦一些。但这些对于定都的百年大计，却完全可以忽略。

李符当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李符以及北宋官僚这些人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立场。赵匡胤启用的文官士大夫们，主要是一批江淮经济官僚。这伙人关于治国的一贯立场，就是不折腾。见识远不及赵匡义的赵光义，居然说“在德不在险”。这种书生意气的说理辞章，完全应付不了真实世界的残酷。应付现实世界，你得讲硬逻辑，而不能讲道德。

所以，赵匡胤当然不信这群人的鬼话。同时，也从战略的维度，降维打击了赵光义这伙人的迂腐之见：

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为何天下民力会被耗尽？原因就是幽云十六州没在自家手里。所以，定都开封，就要在华北平原上密布坚城、广撒重兵。但这笔钱可比迁都的花费大多了。

但是，天不遂人愿，赵匡胤死的早。而等他死了，也就没人再提迁都这件事了。后来的历史演变，几乎全被赵匡胤给想到了：

一个是北宋的冗兵问题，到仁宗朝已经养了上百万的军队。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也遭遇了冗兵问题，主要是节度使手里的兵，根本就裁不掉。但高峰时期也就八九十万军队。宋朝呢？直接干过百万。

另一个是首都的安全问题，两次汴梁之围，大宋基本就被女真一剑封喉了。北宋亡国，是历代王朝中，亡的最干净利索的。

这就是单纯考虑经济重心的恶果。宋朝以后，另一个汉人王朝是明朝。朱元璋时期，明朝定都在哪？定都南京。

宋朝定都开封，一个重要原因是路径依赖。那么，明朝的路径依赖是什么？明朝的路径依赖是江南财富。朱元璋依靠江南财富，不仅消灭了其他割据势力，而且消灭元朝、实现一统。这就是大明的开国基调。所以，大明和大宋一样，其本质都是经济重心胜过军事重心。大明可能还要更胜一筹，因为它对江南财富的依赖更大。

但是，开国之君之所以大概率更雄才伟略一些，一个原因是幸存者偏差。这伙人就是从平民、军阀或权臣一路搞斗争、搞上来的。不雄才伟略的，早被丛林法则给淘汰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的经历。这些人看到过乱世、眼见过刀兵，也知道什么是千里无鸡鸣的惨烈，所以风险意识特别高。

刘邦就喜欢洛阳，梦想成为周天子第二。但是，娄敬和张良力谏之后，“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刘邦想也不想，当天就起驾奔赴长安定都了。而赵匡胤呢？任凭满朝文武再怎么反对，赵大官人也要定都洛阳。

朱元璋当然也有这种风险意识，也有这种战略眼光，自然也要考虑定都的问题。朱元璋和大臣们讨论出了西安、洛阳、开封、北平（今北京）等几个候选地。最后的结果呢？朱元璋还是选择在南京建都。原因是什么？

不折腾，因为大明朝折腾不起。元朝亡于农民起义，但与农民起义直接关联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元末经济危机。元朝出现了白银短缺和货币不足的问题，导致经济陷入通胀。这个货币紧缺而经济通胀的问题，一直持续到明朝建国。朱元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搞国家计划经济，几乎把商业经济给断了，于是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货币了，货币紧缺的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所以，明初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没钱，而且是真没钱。关键是统治者也不想要钱了。而没钱就等于没血，当然也就不能随便折腾。

但是，到了朱棣时代，明朝就有钱了。同时，定都南京的问题也出现了。

这个问题还是老问题：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怎么平衡。你是定都南京了，一猛子扎到了经济中心。但是，身处南京的你，怎么控制北方边疆上的数十万军队。这伙人不满意，然后造反了，你怎么办？而靖难之役，完全就是军事中心的北平，干废了经济中心的南京。

五代十国有两个地理坐标，一个是军事中心山西、一个是经济中心河南。这两个地理坐标长期分离。结果就是：军事中心的山西一直充当改朝换代的狠角色，随时都能杀到河南、换一个皇帝。

大明朝也是这个问题，军事重心的长城一线，有几十万职业军人防着草原。但这伙人却是双刃剑，随时也能杀到南京换个皇帝。朱棣和靖难之变，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朱棣选择迁都北京，与其说天子守国门，不如说天子直接来到国门边上看着自己的几十万军队。

这是朱棣的考虑。但这个考虑不是小算盘，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趋势盘子。这个趋势盘子，也成为中国首都选择的重要线索或意见。

契丹的大辽、女真的大金以及蒙古的大元，它们定都在哪里？定都在北京。再往前看，南北朝的北魏定都在哪里？最初定都在山西大同。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唐宋以来的征服型草原王朝，一般都会定都在长城一线。而最好的位置，就是北京。因为这些王朝都要统治草原和中原、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所以，处于交界地区的北京，就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古代中国关于定都的问题，总共三种解决意见：一个是经济重心决定论、一个是军事重心决定论，再有一个就是统治重心决定论。

这三种意见的集合点，就是北京。所以，宋以后不仅不会定都河南，而且也只能定都北京。

那朱棣定都北京大势原因是什么呢？

从华夷之辨到华夷整合，成就元世祖忽必烈的功业。忽必烈这个草原雄主，能够一统中原和草原，建立强盛的大元帝国。那么，朱棣这个中原雄主，为什么不能一统草原和中原，建立强盛的大明帝国？明朝不称臣、不纳贡、不和亲，原因不是骨头硬、脖子硬，而是雄心万丈。要统治草原，就要向草原输出秩序，而输出秩序的前提就是给草原进行定位。明朝人定位是：自己是天朝上国，草原是朝贡附属国。于是，这个逻辑也就决定了明朝就是打到亡国，也不会跟满清和解。灭不了你，也要打服你，打不服你，也要逼你臣服。

所以，宋以后的中央帝国，都是要把草原和中原整合到一起。大元和大清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是如此，大明也是如此。于是，统治重心决定论也就占了上风。而结合军事重心这个意见，定都北京也就成了大势所趋了。

为什么不能是河南？河南这时候既不是经济中心，也从来不是军事中心。而从统治重心考虑，也只能高效辐射中原地区，根本无力辐射草原。于是，首都当然就不会是河南了。

为什么不可是隋唐帝国的故都长安？长安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经济崩盘了。八百里关中平原，即便不荒废，也供应不起一个帝国都城的消费能力。隋唐大运河，其极限也就是把江淮与河北物资输送到洛阳。再往西输送到长安，已经困难重重。而元朝把大运河搞成了南北直线，这就更与长安没啥关系了。

所以，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路径依赖也罢、大势所趋也罢，北京成了多重意见权衡之后的最好结果。同时，北京也体现了中央帝国的雄心，华夏一统不再是中原一统，而是中原和草原一统。

宋朝之后，为什么所有朝代都不在河南建都了？

宋朝之后，合共就三个朝代，元明清。

元朝定都北京的原因很简单。

蒙古崛起于塞外。我们知道，塞外贫瘠，生活水平远不如中原花花世界。

所以，定都中原就成了蒙古统治者的共识。

可是，如果定都在离塞外过远的地方，蒙古统治者又有可能失去对塞外部落的掌控。历史上有这种先例。

北魏孝文帝改革，把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

北魏对汉地的统治倒确实加强了，但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也很大。那就是，北魏帝国高层与鲜卑旧贵族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隔阂。

后来北魏灭亡，亡就亡在了武力充沛的鲜卑旧贵族对帝国高层的不满心理之上。

既然历史上有这种负面案例，蒙古统治者自然就会吸取教训。后来，在既想把都城定在富庶的关内，便于统治中原，但又不想远离漠北老家的综合考量下，位于塞外和中原交接处的北京自然就成了蒙古统治者最理想的建都选择。

在北京待着，既可以统治中原，同时也可以影响到塞外，镇抚塞外部落。而且一旦哪天中原人造反了，镇压不了了，元朝皇帝也有充沛的时间逃回塞外老家。可谓一举多得。

清朝统治者的考量与元朝统治者差不多，既想统治中原，又不想丢老家，北京是都城的最优解。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皇帝才会封锁山海关，不准汉人闯关东。

明朝也定都北京，但因为是汉人王朝，所以明朝定都北京的原因与元清不一样。

明朝建国之前，朱元璋在南京高筑墙，广积粮了十年，南京可谓是他的根本所在。因此他称帝，建立明朝后，南京自然就成了当时毫无争议的第一建都选择。

开国二十多年后，一个叫胡子祺的大臣上书迁都西安。朱元璋听了后，就委派朱标先去陕西看看，考察西安，顺路也考察洛阳等地是否适合建都。

关于朱标考察的结果，现在有争议。

有些人说，朱标对西安很满意，本打算建议朱元璋迁都西安。只是他突然病死，朱元璋备受打击，为了忙于给朱允炆铺路，清洗功臣，才没来得及迁都。

还有些人说，朱标对西安满意，但他更中意洛阳。他本想建议朱元璋迁都洛阳。只是他突然病死，朱元璋备受打击，为了忙于给朱允炆铺路，清洗功臣，才没来得及迁都。

朱标到底更中意哪里，我没有研究过。不过貌似明朝人编写的史书中，更多的还是提到了朱标更中意洛阳，建议朱元璋迁都洛阳。

这个争议，这里不讨论了。总之，结果就是朱标突然病死，迁都一事被搁置。

后来朱元璋也病死，没过多久，爆发了靖难之役。朱棣搞定侄子后，他坚持迁都北京。

至于原因，有三点。

一是他的封地在北京，根基牢固；二是当时蒙古外患尚未肃清，定都北京，可以更便捷的抵御外敌；三是朱棣靠造反上位，很害怕别人也仿效自己。他迁都北京既可以把中央军部署在北京，抵御外患，又能震慑地方。

这就跟宋朝的强干弱枝是一样的性质。区别只在于：宋朝只有强干弱枝，它抵御外敌和镇抚内患，是分开的。而朱棣把都城定在北京后，在强干弱枝的同时，顺便还“天子守国门”，把抵御外敌和镇抚内患两件事合二为一了。是既赚了面子，还赚了里子，可谓是一举两得。

所以朱棣继位后，北京是他的唯一选择。至于迁都西安或洛阳，没这个必要了。

一方面，朱棣在这些地方没有根基，对这些地方无感。另一方面，明朝的外患主要集中在河北、山西北部，如果京城定在西安或洛阳，而最能打的精锐又被迫部署在华北。那朱棣的安全感就没法得到保证了。

这里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假如当初造反的不是朱棣，而是他弟弟周王朱橚。明朝的国都有可能从南京迁到开封吗？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朱棣死后，明仁宗在位时期，有一个关于迁都的小插曲。

明仁宗一直在南京，就算是朱棣迁都后，他也是以太子身份留在南京监国。可以说，他的根基在南京。

所以明仁宗到北京登基后，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把都城从北京再迁回南京。“天子守国门”？交给儿子朱瞻基负责吧。仁宗没兴趣。

只不过，仁宗登基十个月就驾崩了。而继位的宣宗跟他正好相反，一直在北京生活，显然对北京更有感情。并且宣宗的根基也在北京。于是在经历这次小插曲后，明朝的都城也就确定在了北京。再也没有变过。

后来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明朝京师三大营全军覆没。京城震动。徐有贞在朝堂上建议郕王朱祁钰迁都南京，以避刀兵。结果先是遭到太监金英的训斥。后又被兵部侍郎于谦大骂乱臣贼子，声称再有敢言迁都者应该斩首！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北京作为都城，至少在明朝前期就已经是共识了。擅言迁都者，与动摇国本无异。这是杀头死罪。

也是因为如此，后来崇祯想迁都，最终也没有迁成。最终自缢于煤山。就连皇帝都被舆论绑架了，想想看，有多恐怖。

另外，明朝建立之前，北方红巾军还曾建立过一个“龙凤”政权，又叫“韩宋”政权。这个农民军建立的政权的国都就定在河南的开封。

如果历史上赶走元朝，统一中原的不是朱元璋的明朝，而且这个政权。估计开封就最有可能是新王朝的首都了。

总的来说。抛开地理、经济等因素影响，王朝建立者的基本盘也是决定国都选址的重要原因之一。统治集团在哪里起家，往往就能决定国都定在哪里。元明清三朝统治者是如此，就连宋朝也是如此。

赵匡胤登基后，曾一度想迁都洛阳，并以洛阳为中转站，迁都长安。但他的想法遭到了其弟赵光义的强烈反对。

赵光义反对老哥的原因很简单。

他的根基在开封，开封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被他收买，都已经是他的人了。若此时迁都长安，他的根基就没了。这是他无法容忍的。所以对于迁都一事，终北宋一朝，都是禁忌。国都就定在开封了，不能变，严禁拿到朝堂上讨论。

宋朝之后，为什么所有朝代都不在河南建都了？

中原无险可守。

宋朝之后，为什么所有朝代都不在河南建都了？

答：中国历代王朝更迭，每当遇到“选址定都”这类大事时，河南省常是“热门地段”，中国古代多个王朝，都把都城定在河南境内，开封洛阳等城市都是赫赫有名的“古都”。特别是北宋的“四京”，除了“北京”大名府外，其他“三京”（开封、商丘、洛阳）也都在河南境内。特别是北宋的宰执高官们，上班时在“东京”（开封），退休后基本去“西京”，特别是司马光等大佬，更是在“西京”歇几年，然后继续回“东京”折腾。

不夸张说，整个北宋一个半世纪的政治史，基本都是被河南“承包”了。

但是，自从宋朝彻底灭亡后，虽然在元末农民大起义时代，开封（汴梁）曾做过红巾军“龙凤政权”的国都。明朝开国早期时，开封（汴梁）也一度是明王朝的“北京”。但这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明清两大王朝都把都城放在了北京，至于昔日的“定都热门地段”河南？却是从此遇冷。无论开封还是洛阳，都再没和“国都”沾过边。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的变化。

这事儿，可以先看看汉唐等几个王朝，河南成为“黄金地段”的原因。就以东汉来说，洛阳东接华北平原，西邻关中平原，北面是黄河南面有少室诸山，中间有肥沃的“伊洛平原”，放在当时就是宝地。而当时的汉光武帝刘秀，本身就以中原与河北为本钱起家，定都洛阳时，他更筹谋着西进南下，解决西北西南方向的几个“老对手”。对于他的战略目标来说，洛阳更是最好的“立足点”，所以定都在此，续写了汉王朝两个世纪的辉煌。

而从这段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王朝里，一个城市要想“升级”为都城，必须是几个要素：除了要有地理优势和经济地位外，其战略价值更要与王朝的发展方向相契合。

经济地位同样不容忽视，比如洛阳“做首都”的年代，中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洛阳也因此成了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武则天将洛阳定位“神都”的武周时代，洛阳乃至河南地区不但商业发达，更是产量重镇：当时的豫东平原就是中国小米的主产区，豫西豫南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由于粮食充足，唐朝天子都一度成了“逐粮天子”，缺粮就跑来洛阳吃几天。这么有山有水有粮的好地方，当然成了武周的“神都”。

而且当时武则天定都洛阳，也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一样，有着战略的考量。在武则天君临天下的“武周时代”，亦是“大周朝”四方态势吃紧的年代。当时“大周朝”的北方，面临突厥侵扰，西线又迫于吐蕃的军事压力，关中平原的存粮也告急，长安几乎不堪重负。反而是经济发达的洛阳，不但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更“积天下之粟”。所以武则天果断迁都，把洛阳变成一个供血的心脏，也让这位“女皇”度过了最艰难的时代。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央政权对于江南粮食供应的依赖加大，洛阳的经济地位自然也不再。所以到了唐末宋初时，后来居上的开封就取代了洛阳。虽然说起“定都开封”，后人也常吐槽开封“无天险”。但当时的开封已是“四通八达之邦”，无可争议的经济重心。政治意义也更大：北宋年间，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经济政治版图都发生大变化，倘若依然定都洛阳，那北宋对山东乃至江南东南地区的统治，都将“良亦远而难治也”。

所以，虽然北宋“定都开封”这事儿，充满了很多槽点，但放在当时看，就是最优选择。

那为什么从明朝起，河南境内的开封洛阳这些“古都”，在“定都”这事儿上都“失宠”了呢？特别有发言权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明初定都南京，但对这个“都城”，朱元璋本人也并不满意，明初的“北京”开封以及“古都”洛阳，都曾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当时的开封，已经“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洛阳“非崤函终南之固”。也就是说，这几座“古都”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此时都已是大不同。

而对于当时的明朝，乃至后来的清王朝来说，国家的战略重心是在正北方，国都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北方的国防安全。所以无论开封还是洛阳，朱元璋虽然都动过心，却也只是动了下心。朱元璋生前真正心仪的“迁都对象”，是重建的西安，但这个“迁都意向”也随着太子朱标的去世而搁浅。“靖难成功”的明成祖朱棣，则是把都城迁到了北京。

也正是明朝“迁都北京”的过程，带出了河南省在明清年间“无法成为都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漕运。

在古代有限的交通条件下，漕运的意义，远胜于今日的“高铁”。而历史悠久的河南省，更曾是古代中国漕运最发达的地段。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前，历代的漕运线路，往往是东西方向，当时的河南就已是要冲。隋唐年间起，漕运开始变成“连通南北”，河南境内的运河水网，更是空前发达畅通。正是这便利的水利交通，托起了洛阳开封等城市的“古都”身份。

特别是唐宋年间，开封地位的扶摇直上，就是得益于运河的助推。隋朝时的开封，还只是个普通州县，但隋朝年间开凿的通济渠，变成了宋代中原运河的主动脉汴河，这条河连接黄河与淮河，巅峰期时每年仅运米就多达七百万石。“跨汴水”而建的开封，身份自然也“重量级”。另外还有五丈河、惠民河、金水河等河道，也都是从开封穿过，造就了开封“四水贯都”的独特景象。

如果说繁荣的都城，好比一个王朝的容貌，那么发达的水运网，就是这个王朝澎湃不息的血脉。大宋王朝留给后世的“富庶”景象，那记录于《清明上河图》的绚丽繁华，都是这发达的水运造就。

可是，正是随着两宋易代，这发达的水运网，也成了昨日黄花，先是开封沦陷，靖康之耻上演。突如其来的战火，也把河南境内的水网，破坏了个一塌糊涂。宋金对峙时代，吓破胆的南宋王朝不思收复失地，反而大肆开掘汴河，导致昔日中国北方的主动脉汴河几乎断流。1128年，南宋将领杜充更是掘开黄河，导致黄河夺淮入海，淮河失去了出海口，整个中国北方的水利生态，都从此彻底大变。

哪怕南宋年间时，历经多年战乱的“河南水运网”，都已成立一片狼藉。南宋人楼钥笔下的北方汴河，连河床都见了底，还有农民在河床上种小麦。去金国给“金大爷”拜寿的南宋大臣周辉，看到昔日风光秀美的汴河，一路竟“几成污渠”。那河南境内舟船如织的繁华，早已恍然如梦——河南成就了大宋的繁荣，大宋的统治者却以其不负责任的软弱，留给了河南百姓无尽的苦难。

所以，待到元明易代时，宋代时风光秀美的淮河流域，早已成了多灾多难的灾地。开封洛阳当年引以为傲的发达水运，也大多消失不见。到了明清年间时，河南漕运的地位也大幅度下降，明初时南方的物资，部分还需要河南中转，京杭大运河贯通后，河南“中转站”的角色也不再，明清河南的漕运，基本都是只通过卫辉府起运，走卫河这一条线路。这样惨淡的“水运条件”，又怎能“定都”？

反而是历史悠久的京杭大运河，从明初起再度改道，绕过了昔日河南境内的诸多城市，改走苏北山东一线，成功连通起了从杭州至北京的大动脉。特别是京杭大运河重要航段“会通河”的成功开通，使徐州到临清的河段，可以“过浅船约万艘”，运输量远远超过前朝。战略位置重要的北京城，也得以“用南京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正式奠定了其几个世纪的“国都”身份。

“河南为什么不再做都城”的话题，既是这样一个历史的思考，同样又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照出中国古代多少沧海桑田的过往与思考。

参考资料：《淮河水利简史》、《黄河水利史述》、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许三春《唐宋运河开发与开封发展研究》、张美华《浅析武则天定都洛阳的原因》、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李合群《再论北宋定都开封》、邓亦兵《清代河南漕运述论》、晁中辰《明成祖传》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