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苏轼“三次贬谪”之后仍然豁达乐观的心态，他究竟对宋朝抱有何种态度？

趣谈答案：苏轼人生的三起三落，对朝廷并未失望，也没有个人负面情绪爆发。更多的，是对黎明百姓的安危考量和臣子本分的沿袭。随遇而安、为国为民，已经成为苏轼的座右铭！

苏轼的第一次被贬和一个人有着剪不断的联系，没错，他就是王安石。

公元1064年，宋神宗当上皇帝。宋神宗当上皇帝的第一时间段，他就找到了王安石，因为宋神宗和王安石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想让大宋帝国变得更加强盛。

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有一些变法措施不合时宜，而在变法的过程中与实际的执政出现很大出入。在这过程中，一共有两伙人先后反对过王安石变法，其中一伙就是以苏轼为代表的人。

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一个阶级利益，那就是地主阶级。

但与此同时苏轼也向朝廷书信一封，也正是这封书信给苏轼带来了无法逃避的危机。

• 《湖州谢上表》的演变

公元1079年，一封书信递交给了皇帝。

这在北宋帝国常有的事情，地方臣子必须按照一定的月份向皇帝书信一封，来表明自己治理地方的主要政绩，与此同时还需要向皇帝汇报一下遇到过哪些困难。而苏轼在叙述部分政绩之后，多写了几句话，正是这几句话给苏轼带来了灭顶之灾。

我们简单的翻译一下这句话，那就是皇帝知道我的愚钝，短时间之内不可能跟上朝廷的新势力，也没有办法跟随朝廷的新发展。

这句话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来看的话，无非就是一个自谦的话，但是苏轼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就成了一封折射王安石变法的书信。当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如日中天，外加皇帝的支持，让王安石的势力愈发壮大。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以及朝廷不间断的向前发展中，两个朝廷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了王安石的门生，或者与王安石有着密切利益联系。

而这个时候苏轼直接书信一封，表明自己没有办法陪伴新人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自己不愿意和王安石一起工作，自己与王安石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

在上一句话的后面又有了这样的一句话，在这里有两个关键字让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老单纯指的是苏轼年龄年迈。而这里面的声势和无事生非一样，就是有事没事找点事情。在古典文学当中，这个声势是贬义词。

好的，我们把这句话翻译过来的话，苏轼认为自己年迈了，没有办法和他们一起折腾了，索性当一个边远小民好了。

我们把这两句话联系在一起的话，无疑是在告诉皇帝，自己和王安石压根就不搭边、不搭杠。

• 王安石和宋神宗的联系

在北宋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史学家是这样评价的，他是古代史上除商鞅变法之外排序第二的大变法大作为。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的政治，外贸，经济。但是此次变法对于部分人士进行了大幅度的打击，比如地主阶级和大商人。

因此王安石此次变法实际上也在引火烧身，无形当中触及了较多人的利益，而且是触及到核心利益，使得王安石变法处在一个进退维谷之中。

王安石变法核心之一便是更改土地分配。当王安石把自己的上述观点转述给宋仁宗的时候，宋神宗直接同意了王安石的变法。

在这里我们需要讲一下，那就是古代对于土地和人口的迷之信仰。如果一个臣子能够直接去分配土地，去进行土地变化的话，那么这个人必然是帝王最为信任的人。

• 苏轼惹下的大麻烦

苏轼在话里话外直接影射的都是王安石，但是某些人却并不这样认为，因为王安石和宋神宗已经密切的联系在了一起。

可以相对负责任的说，当苏轼在影射王安石的时候，无形之中就已经把宋仁宗给骂了一遍。

《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本书籍成为了压倒苏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正是在这本书籍之中，朝廷找到了苏轼所谓的影射之话，并且将他贬到了黄州。

• 苏轼的心情变化

当苏轼贬到黄州的时候，担任的职务是团练副使。

这个职务在北宋帝国的统治当中微不足道，而以苏轼当时的状态来看只是一个空衔，并没有任何权力。

这个时候的苏轼和流放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因为苏轼是直接被朝廷所贬下来的，所以根本没有当地的粮饷犒劳，只有一些微薄的薪资。

凭借着这一部分薪资苏轼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于是苏轼开始开拓土地，自力更生种植粮食。而这个时候苏轼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苏东坡。很多人好奇苏东坡这样的一个别名是怎样出现的呢？

出现的原因可能很简单，简单到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苏轼在东坡上开拓了一片土地。

元丰8年苏轼迎来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波动，也就是公元1085年。

公元1085年宋仁宗继位，而这个时候高太后认为孩子太过年幼无法处理朝政，于是直接代替孩子掌控天下。

紧随其后与王安石对等的死对头司马光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而苏轼也因此水涨船高。

• 一次诡异的对话

我们知道苏轼与王安石作对导致苏轼一贬再贬，直接贬到了黄州。

那么如果做一个相对比较的话，苏轼和王安石关系不好，自然而然也就被归为了保守派，也就是司马光的队伍当中。

可是不久之后，苏轼再一次向朝廷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苏轼认为司马光再次重返舞台之后，对于王安石那一党派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并且全方位的否定。王安石变法并不是没有不可取之处，而是可取之处有，不可取之处也有，需要辩证的去看待，司马光这样一锤子的做法非常的不合适。

不久之后，苏轼还向皇帝表明，现今阶段之下的守旧派腐败现象丛生，希望朝廷多加治理。

就这样的一封书信，苏式眨眼之间得罪了整个朝廷如日中天的司马光，与此同时仕途也告一段落。

• 二次被贬的成就

苏轼的这一次贬谪，贬谪到了杭州，并且在杭州担任龙图阁学士。

这一次的苏轼并没有自己去找一块土地耕种，而是帮助大家耕种土地。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苏轼在杭州的第二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家也知道古代的土地种植，粮食生长其实是离不开水的，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而苏轼在执政的短短一年时间里面，通过当地二十万百姓开拓了大量的水田，并且在闲暇之余还修建了一个河堤。

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能够看到苏轼在第二次贬谪时与第一次贬谪呈现出来了截然相反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苏轼已经不再担忧自己的生存了，反而是担心天下百姓的生存。

• 新党的再一次执政

苏轼的人生犹如坐过山车一样，可是坐着坐着就出现了意外。这一点似乎和苏轼也没有太大联系，毕竟苏轼所处在的那个朝代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在天佑八年也就是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而这个时候宋哲宗开始亲自主持朝政。

相比较而言，宋哲宗或许比前面的那几位皇帝更多一些激情。既然有了激情就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于是新党的势力再一次抬头。

而新党势力抬头似乎并没有顾念苏轼之前对自己的恩情，于是苏轼开始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漂泊。

• 兴办学堂，治理地方

在公元1097年的时候，62岁的苏轼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漂泊。

而这个时候的苏轼再也无心干预朝政，至于朝廷上你来我往的争斗，苏轼连看都懒得看一眼了。

苏轼努力兴办学堂，以至于当时很多人听到了苏轼的名声之后，不远万里来到此处就是为了看苏轼一眼，就是为了让苏轼在自己的学历生涯上点拨一下。

历史上的苏轼经历过大起大落，而且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

面对突然而来的荣誉，面对突然而来的身居高位，苏轼并没有感感激任何人，只是站在一旁冷静的分析事情，对于整个朝廷、对于民间百姓进行相对公正的评判。

无论朝廷上改革派执政还是保守派执政，苏轼一如既往的秉持着自己的初心。在第一次贬谪的时候，苏轼难免有悲伤难免有落魄，但是第二次贬谪开始，苏轼便一心一意为家为国为天下。

相对而言，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优秀代表，对于整个朝廷并没有表现出灰心意冷，也没有表现出较大的期盼。他只是处在一个折中的状态来冷眼观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对于那些不正确不可取的事情，他敢大胆的说出来。

对于那些能够造福百姓，能够让百姓得到实惠的事情，他也能够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说，大胆的去讲。

苏轼是一个简单的人，简单到极致的人，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复杂的人，复杂到谁也无法去改变的人。

如何看待苏轼“三次贬谪”之后仍然豁达乐观的心态，他究竟对宋朝抱有何种态度？

苏轼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弟子，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尽管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但是，他对个人的际遇看的开，豁达乐观，从容淡定，对国家的命运则有九死不悔忠贞不渝的赤心。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出，三次被贬官并没有影响他对朝廷的忠诚。这就是儒家思想强大的凝聚力，是坚定信仰的感召力。当年清朝皇帝割让台湾，但是台湾百姓奋起反抗外来侵略者，麦克马洪想吞并西藏，清政府束手无策而西藏百姓奋起反抗，都显示了儒家思想文化基因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如何看待苏轼“三次贬谪”之后仍然豁达乐观的心态，他究竟对宋朝抱有何种态度？

诚邀，一缕英雄为您解答

提到苏轼，最先映入脑海的是：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放词人；他是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人；他是画出《古木怪石图》的画家；他是写出《新岁展庆帖》、《黄州寒食帖》的书法家。

苏轼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的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都很有名，他取得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苏轼的文学成就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苏轼书法作品《新岁展庆帖》）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县城内纱穀行苏家老宅。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很有文学天赋，他们父子三人因为取得的极高的文学成就而入选了“唐宋八大家”。

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从此进入仕途，时年苏轼21岁。宋哲宗绍圣四年（1094年），支持变法的新党再次主导政坛，苏轼在新党的打击报复下，横遭贬谪。此年四月，苏轼从定州知州（今河北省定县）任上贬谪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中途又加贬为宁元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市）安置，这是苏轼在仕途上的第二次贬谪。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又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今海南省儋（dān）州市）安置，其实就相当于流放，时年苏轼已经62岁。这是苏轼在仕途上的第三次贬谪。

1100年，苏轼仍以琼州别驾的身份移知廉州（今广西合浦县）。

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苏轼在北归途中，于7月28日在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去世，享年66岁，这一年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

（惠州西湖苏轼雕像）

苏轼的第一次仕途贬谪在什么时候呢？还得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说起，此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

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革新主张。苏轼本来的主张是变法要平缓地进行，由于苏轼的思想和变法主流不相一致，所以他就站到了旧党的一边，对变法持反对态度。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由殿中丞被贬为杭州通判，时年苏轼36岁，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转知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

（苏轼绘像）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时年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当时黄河决口，苏轼亲自率领军民护堤守城，最终治理了黄河决口。两年后苏轼又到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市）担任知州，这一年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此时的变法仍然在进行着。苏轼一到湖州，他就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

但苏轼在表中写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还有“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语。这些话被新党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其中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从苏轼大量旧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新法的句子，对苏轼加以弹劾一时间，朝廷上下一片倒苏之声。

（河南郏县三苏祠里的“三苏”雕塑像）

这一年7月28日，苏轼在湖州上任才刚满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都城汴梁，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为什么叫“乌台诗案”呢？因为“乌台”就是指御史台，这是出自于《汉书·朱博传》中的记载：“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所以后来的人也把御史台成为“乌台”，又因为苏轼的这件事都是由于御史的弹劾引起，所以称为“乌台诗案”。

这次险遭灭顶的灾祸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经过多方的营救，包括身在江宁的王安石出面写信营救，苏轼才幸免于难。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团练副使。这是苏轼仕途上第一次遭到重大的挫折，也可以说是苏轼的第一次贬谪。

（苏轼绘像）

从此苏轼过上了以颠沛流离为主的贬谪生活（除去苏轼在1086年——1094年的一段时间），也使得苏轼心灵经受了极大的磨难。苏轼在仕途贬谪的岁月里，他并没有因为仕途的坎坷而变得意志消沉，相反，他在贬谪的岁月里，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在任职的每一个地方，他都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当地的经济、教育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正是在贬谪的岁月里，苏轼因为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贬谪的岁月里创作出来的。

黄州、惠州、儋州成了苏轼仕途上最重要的三个地方，也给苏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江苏省仪征市真州镇有一座金山寺，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曾在金山寺的墙壁上绘了一幅苏轼的画像，李公麟的画作形象逼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见到这幅画像的时候大加称赞，他认为这是最像苏轼本人的一幅画像：画上的苏东坡手执一根细长藤杖，坐在磐石上，安详的神态中又有一种似醉非醉的意态。

（自题金山画像）

1101年7月，苏轼被朝廷赦免，在北归途中，苏轼经过真州，他带着一丝欣慰游览金山寺时才看到这幅十年前李公麟为他画的画像。苏轼经过多年的艰苦生活，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也感觉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在金山寺追忆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一时间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

在这首诗中苏轼将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有一丝自嘲的味道。其实也写出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开阔了苏轼的眼界，让他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也升华了苏轼的人生境界。 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苏轼雕塑像）

不可否认，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途中的的低谷, 却成就了苏轼思想性格、心态的最高峰，也成就了苏轼文学成就的最高峰。苏轼在黄州期间曾写过一首《西江月》的词，这首词最能表达苏轼第一次贬谪的心态：

词作上片借夜晚的风和落叶渲染了贬谪的悲凉心境；下片又含蓄委婉地暗示了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横遭贬谪以及别人的不理解。

词作最后两句将贬谪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既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也包括他的弟弟苏辙，苏轼和弟弟苏辙的感情是很深的。） 又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心情，还表达了自己难耐的孤寂与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

苏轼初遭贬谪的心态既是正常的，也是普遍的，亦或是那个时代或者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理。但是苏轼和他们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因为苏轼在贬谪之后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苦之情。

比如屈原遭贬后的，他写下《渔父》，其中就表达了他的惶恐“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他在《潮州刺史谢上辰》中写道：“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这是韩愈极度悲伤的表现；柳宗元因为“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为柳州刺史后，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道：“神志荒耗，前后遗忘。”、 “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柳宗元因为贬谪而导致神情恍惚；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后，在《琵琶行》中写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借歌女的身世表达了他贬谪沦落的极度失落和苦恨。

（苏轼绘像）

苏轼虽然也表达了孤寂与落寞之情，却没有任何的幽怨。相反，苏轼却有一种审美的诗意境界，这是苏轼豁达乐观心态的体现。这种心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此时豁达乐观的心态已经升华为苏轼的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比如苏轼在黄州时，他写下了一首诗《初到黄洲》：

苏轼已经对自己因为好论是非, 因言贬谪的事情坦然面对了，他喜欢上了黄州鲜美可口的鱼和岸边的鲜嫩爽口的竹笋。失去的是仕途一时的荣宠，得到的却是生活的真谛。

（苏轼在黄州期间写下的《寒食帖》）

苏轼在黄州期间，遍游黄州山水，在游览黄州赤鼻矶时，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在黄州，有一次苏轼生病了，他到当地名医庞安常跟前治病，病好了之后，他与这位名医一起同游黄州有名的兰溪，还写下了游记《游兰溪》。

文章有叙有歌，妙趣横生，如文中的歌为：“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也体现下来了苏轼寄情山水的乐观向上的一面，文章最后一句写道：“是日剧饮而归。”这不正是苏轼豁达乐观、笑对人生的积极向上的一面吗？

（黄州赤鼻矶）

苏轼到了惠州，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这个地方美味的特产水果，他在《惠州一绝·食荔枝》中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棵, 不辞长作岭南人。”

去儋州时，乘船渡过琼州海峡，他在《六月二十夜渡海》中又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在儋州三年，离开这个地方时，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又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

苏轼的字里行间处处表达了这种豁达乐观的心态，古语说的好“既来之，则安之”，苏轼随遇而安、豁达、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让他从贬谪的低谷甚至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很好地和当地的同事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找到归属感，找到精神的家园，从而获得精神层面上的的畅适自足。

（苏轼的传世名画《古木怪石图》）

苏轼有着极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黄州时期，他渐渐地从贬谪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内心的失落和痛苦实现了超越。在此期间，他还从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以消弭“乌台诗案”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打击。

苏轼从小就好读《庄子》，苏轼去世后，苏辙给哥哥写的墓志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庄子》），得吾心矣。”可见苏轼是深得《庄子》核心哲学思想的精髓的。

苏轼在贬谪期间用庄子的哲学思想来修身养性：一来可以可以静心修养，以便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提升精神境界；二来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苏轼不仅重视思想的修养，而且还重视养生，人们常说苏轼喜欢美食，这是不无道理的。这样可以让他在贬谪的岁月里保证了身体的健康。

在苏轼到惠州，以至后来到儋州，他的这种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逐渐地反映了出来。这与其思想不断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追求一种不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种既入世又洒脱的生活。

（广州六榕寺苏轼刻像拓片）

如苏轼到儋州之后，生活条件是相当清苦的，他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再回到家乡，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苏轼写道：“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苏轼到了海南情况比想象的还要艰苦，连书籍都看不到，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与程秀才书》中，苏轼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即使条件如此清苦，但是苏轼还是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条件，并逐渐安定下来。在海南一住就是三年之久，并且喜欢上了那个地方。苏轼在海南自给自足，亲自从事生产劳作，他从别人处租了一小块地，自己种植蔬菜，一年四季，竟然有吃不完的蔬菜。

在《撷菜》诗中，他这样写道：“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在《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中， 他又这样写道：“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

（苏轼绘像）

来海南之前，苏轼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此时这种担忧一扫而空：一是因为苏轼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他已不在意清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能很平静地接受它们；二是因为他豁达乐观、积极向上思想性格和随遇而安的心态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苏轼思想境界提升的一个表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苏轼在初贬到黄州时，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起伏的：激愤不平的情绪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但是这种心态随着苏轼极强的自我调节而逐渐消失，思想也逐渐实现了自我超越。

在惠州与儋州期间，苏轼的思想比起在黄州来更加成熟与稳定，更加从容淡定。他能坦然地面对生活与工作，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成为了他克服困难、面对生活的强劲动力。

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苏轼学会了从更高一层的角度看问题，这极大地缓解了自身所承担的种种压力，他的胸怀也更加宽广了，视野也更加开阔了。他不再计较于荣辱得失、境遇的好坏。这表明此时期的苏轼已经具有了超然的情怀。

回到楼主的最后一个问题，苏轼在贬谪生涯中，对宋朝抱有何种态度？我觉得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表达会更准确、更到位——也就是苏轼在贬谪生涯中，有着怎样的家国情怀？

苏轼是很有政绩的，比如他在杭州任职期间，便采取与民为便的方法，《宋史·苏轼传》记载“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这说明苏轼是一位恪尽职守，工作很有方法的人。

在黄州期间，苏轼的朋友马正卿见苏轼生活清苦，就将郡中营地数十亩赠与苏轼，苏轼亲自从事生产劳作，这块地在黄州城东，苏轼在耕作之余，还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东坡”，这件事情说明苏轼是非常有情怀的。

他热爱生活，热爱家园，不辞辛苦，是一位有担当的人。他是很关爱自己的家人的，他亲自生产这一点就解决了家里人的温饱问题。在庄稼成熟之后，一家人吃上了二红饭，生活虽然清苦，但是苏轼能够守得住清贫，这是苦中作乐的精神。

庄稼成熟，苏轼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写下了小品文《二红饭》，文中记录了收获的情况“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古代容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苏轼在文中还写了做饭的事情“今日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

苏轼两次到杭州任职，他亲自率领百姓疏浚西湖, 将湖中的淤泥挖出来，筑成堤岸，又在堤岸上种植了大量的柳树，后世将苏轼修浚的堤岸称为“苏堤”。这也成为了西湖的风景名胜，也成为西湖有名的一道人文风情。

凡事苏轼都是亲力亲为，他也为一方的建设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在苏轼的履历中，他都力所能及地做到了。

再如上文提到的：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时年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当时黄河决口，苏轼亲自率领军民护堤守城，最终治理了黄河决口。这都是爱国爱民的表现。

（西湖苏堤）

苏轼在贬谪生涯中仍不忘国事, 是非常忠诚的，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家国之事。比如在贬谪黄时期间，他写下的诗作《谢陈季常惠一暗巾》：

在和朋友的唱和诗《次韵王郁林》中，苏轼这样写到：

在词作《满庭芳》中，苏轼也写到：“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 弹铗悲歌。”

从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来，虽然苏轼仕途坎坷，但是在贬谪期间，他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为国家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的想法、甚至建功立业的想法从未间断，这正是苏轼对家国忠诚的表现。

回答的比较零碎，限于篇幅，很多都没有写出来，零零总总的写了一些，简单分析了苏轼“三次贬谪”之后仍然豁达乐观的心态，以及对宋朝抱有何种态度。

如有表达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各位指正。

如何看待苏轼“三次贬谪”之后仍然豁达乐观的心态，他究竟对宋朝抱有何种态度？

谢邀。苏轼三次被贬的原因比较简单明了：第一次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因为苏轼自从进入朝廷之后就一直反对由王安石领头的新法一派，引起了变法派对他的强烈不满，他的政治对手利用卑鄙的手段，罗列罪名，状告皇上，从而被贬黄州。第二次是被贬惠州，但是这一次苏轼可以说是很无辜的，守旧派的领导人物病逝后，变法派抓住机会大肆打压守旧派，苏轼被无辜牵连，再次被贬。第三次被贬的原因更简单了，新派虽然在朝堂上占了风头，但为了将旧派彻底压倒，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大规模的打击和贬谪，苏轼也在其中。这就是苏轼三次被贬的大致原因和经过。

苏轼被贬，屡遭挫折，但他却以乐观的天性，活成千古风流人物。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集作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的大文豪。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苏轼跌岩起伏、坎坷曲折却又不失快乐通透的一生。苏轼为什么屡遭挫折，坚定乐观？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有造福百姓的赤子之心。苏轼对自己的主张坚定不移，在过山车式的官场生涯中，他始终不改初心，不谄媚权贵，只想为百姓造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二是有与灵魂对话的通达之心。林语堂称苏轼为“大自然的顽童”，顽字中带有倔强，童字中透着灵性。稍作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苏轼身上，儒释道文化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他有文人的优点，却没有文人的酸腐，善于在生活中阐述真理，随遇而安，找到生活的乐趣，保持浩然正气。

三是有感知幸福的豁达之心。苏轼说过：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街边乞丐，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也正是他的这份豁达之心，让他在人生沉浮中，始终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苏轼豪放纵横的诗才，为民请命的坚持，乐观豁达的态度，都完美地阐述了孟子所说的处世哲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面对嫉妒排挤的正直率真，面对坎坷生活的坚忍不拔，面对苦难打击的达观乐天精神，让他成为了千百年文坛的闪烁之星！

正是：常与同好争高下，莫与傻瓜论短长。

如何看待苏轼“三次贬谪”之后仍然豁达乐观的心态，他究竟对宋朝抱有何种态度？

谢邀。先谈谈苏轼几次被贬的经过。苏轼第一次被贬，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御史台指摘他给皇帝写的奏章中用了“新进”一词，是蔑视变法，藐视皇帝的做法，他写的诗中也有反应变法弊端的，因此被新党抓住把柄，欲置其于死地。好在多人为他求情，才把他贬谪到黄冈。

苦难教会了他自食其力。苏轼被贬到黄冈，任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县级武装部副部长，但只是空头官衔，没有签字权。按朝廷规定，他这样的犯官，只有一份微薄的物资供应，没有俸禄，没有住所。一家人的生活开支怎么办，总不能一直住在寺庙里。苏轼只好带上家人去东坡开荒，并自建几间草棚，因为上面覆盖着白色的茅草，遂命名为雪堂，苏轼就干脆为自己起了一个别名，叫苏东坡。从此，苏东坡便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实际上，苏轼意思是我能够自力更生了。

评价一个人，主要看他处于人生低谷之中做了什么？苏轼没有自我颓废，而是能积极去生活，做到了儒家提倡的理想境界，君子独立不惧，遁世而无闷。也正是此时，苏轼留下了赤壁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后来，神宗去世，新皇帝还小，高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废除新法，起用以司马光，苏轼为首的旧党，苏轼连升四级，一跃成为三品要员，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可惜，直来直去的苏轼认为不该完全废除新法，一直不能把朝中的各派人士融合在一起。后来，太后去世，哲宗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天下形势，风云突变，哲宗又要起用新党人物了。

苏轼很快被连降数级，贬到岭南的广东惠州。两鬓斑白，年近六旬的苏轼行程数千里，才到达惠州，后来又贬到海南的儋州，这一次算是贬到了天涯海角。苏轼在惠州仍然关心百姓疾苦，建议知州饮水入城。在儋州，他鼓励当地百姓读书，学习文化，其中一位黎族子弟在他的教导下，后来考中进士。

在北归的途中，把他贬谪到岭南的章惇也被降职流放，苏轼听说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怨恨。他已经真正做到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何看待苏轼“三次贬谪”之后仍然豁达乐观的心态，他究竟对宋朝抱有何种态度？

苏轼在政治的逆境中，把佛老思想作为自己的处世哲学。把生死，是非，贵贱，毁誉，得失看作无区别的东西。他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答毕仲举书）。但他并不完全沉溺于佛学，只是为了保持其达观的人生态度。而且他并没有放弃经世济时的儒家思想。他既手抄"金刚经。"又做"论语说"五卷来阐发孔子的政治思想。"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

当他听说宋朝大将种谔取得胜利。写诗道："闻说官军取乞誾，将军旗鼓捷如神。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以边塞柳絮，犹如中原春雪，表示失地重回宋朝版图。他并一再表达自己为国破敌的雄心："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虜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谢陈季常惠一揞中）。这些，都看出他对朝廷的忠心。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