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珲春“土字牌”的历史由来是什么？

到吉林延边州玩儿的时候，有个很出名的必去景点，叫做“一眼望三国”，也就是在防川村口岸远眺日本海的时候，能同时看到三个国家，说实话，看了之后心里挺堵得慌。

明明日本海就近在咫尺，似乎伸手可及，但却被活生生堵住，吉林在这儿没有出海口。

珲春作为边境城市，有很多的界碑，而其中有块非常有名却并不投入现实使用的界碑，也就是清朝留到现在的“土字碑”，这块看上去不起眼的石碑，背后却有非常沉重的过去。

沙俄原本是东欧内陆的一个国家，跟咱们没什么联系，但在十七世纪之后，沙俄如同饕餮一般大规模对外拓张，由于向西受阻，沙俄选择向东方开拓。

清朝康熙年间，沙俄已染指黑龙江流域，但雅克萨之战后偃旗息鼓。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可随着清朝的衰落，情况生变。

晚清时期，沙俄趁火打劫，道光年间沙俄再次进犯黑龙江流域建立殖民据点，最终迫使清廷签署了《瑷珲条约》，夺走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沙俄的野心并没有就此打住，由于黑龙江以北并没有优良不冻港，沙俄继续南下，1860年趁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沙俄迫使清朝签署了《北京条约》。

这回沙俄得到了乌苏里江以东，图们江口以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原本在日本海沿岸与鄂霍次克海沿岸有漫长海岸线的吉林，直接被堵成了内陆。

吉林离海最近的地方叫做珲春，在女真语中意为“边地”，而防川村则是边地的边地，沙俄占据土地的时候，硬生生把海岸线完全封住，没有留下一点缺口。

在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自然也就要勘定新的边界，按照沙俄单方面炮制的《中俄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从乌苏里江口到图们江口，设有二十块界碑标记。

即便是已经签署了不平等条约，但俄方依旧想在实际勘定过程中占便宜。

俄方的界碑标记，是按照二十个俄文字母标注的，而中方则用二十个音译汉字标注。

这二十块碑分别是：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二十块碑标记处边界走向，沙俄直接强迫清朝承认。

原本按照条约之中签署的内容，土字碑应该是要放在距离图们江口十公里的地方，但那时候负责勘定界碑的清朝代表成琦，竟然根本没有亲自到场，任由俄方乱来。

最终，土字碑被沙俄偷偷向内陆挪动了二十三公里，直接深入沙草峰地区。

因为这样的随便挪动，沙俄直接就又实际占走了超过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件事在很长时间之内，并没有被清朝发现，而俄方也准备将这件事给坐实，到时候木已成舟谁也没办法，负责相关事情的清朝有关人员，迫于俄方的压力谁也没说。

直到清朝的光绪十一年，作为钦差大臣的吴大澄前往关外吉林督办边务，他亲自巡视各地的界碑安放，结果发现土字碑与很多界碑的位置都不对。

吴大澄再三勘定比照，发现沙俄不仅私自挪动界碑，而且还公然设关卡屯兵。

吴大澄据理力争，最终在次年与俄方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与《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

因为吴大澄的争取，重新补充了土字碑，让其回归本来的位置，沙俄交还黑丁子峰，与此同时吴大澄深觉海洋的重要性，向沙俄争取到了中方船只以后自由进出图们江的权益。

因为东北大片的土地被占走，失去了在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的所有海岸线，这对于吉林等地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吴大澄深知这方面的危害。

他争取到中方船只自由进出图们江的出海权，使得东北传统的“跑崴子”顺利继续。

直到后来二战期间的张鼓峰事件，苏联关闭图们江出海口，吉林再次被堵住。

土字碑经过吴大澄的争取回到原本的位置以后，一百多年再也没动过，因为新碑的使用，今天的土字碑已成为一块文物，成为了一种痛苦回忆与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延边珲春“土字牌”的历史由来是什么？

吉林省珲春市的防川村，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素有“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疆”之称。“土字牌”就坐落在防川村中俄边界线的起点处。

“土字牌”曾作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国界标志之一，也是中俄边境线上的第一座界碑。碑高1.44米，宽0.5米，厚0.22米，为花岗岩质石碑。我方一面刻有汉字 “土字牌”，左侧竖刻有“光绪十二年四月立”八个小字，俄方一面刻俄文“T”。

“土字牌”的“土”并无汉语意义，而是俄文字母“T”音译过来的。1860年，沙俄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此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给沙俄，其中包括珲春辖境中的全部沿海地区及岛屿。为了明确条约规定的内容，在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口四百余公里的陆地边界上设立界牌。按照1860年《中俄北京续增条约》规定，“土字牌”本应立在距图们江入海口20华里处，但由于当时清政府代表昏庸无能，以至于沙俄单方将“土字牌”立于距图们江口44华里的沙草峰一带。当时中俄勘界所立的界牌全为木制，由于年久失修，疏于管理，包括“土字牌”在内的许多界牌损毁严重。

1885年，清朝大臣吴大澂勘界时发现“土字牌”并未按规定位置所立，同时发现“珲春辖境处处与俄接壤”，“自珲春河源至图们江口五百余里，竟无界牌一个”。经再三请奏，1886年五月，吴大澂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勘界委员会主席、滨海省省长巴拉诺夫等在俄罗斯进行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吴大澂指出“ 应照《条约》（《北京条约》）记文，由海口量准中国里二十里，即在江边补立“土”字牌，方可与《条约》相符。”而俄方代表却说海水倒灌之地为“海河”，除去海河20里，才算图们江口。此说法明显是为‘土’字牌立于44华里处找借口。吴大澂当即指出，“海口即江口”，“若论海水所灌，潮来时海水进口不止二十里，潮退时江水出口亦不止二十里。所谓江口者，总在海滩尽处，仍须照约由海口量准二十里方为妥治。”吴大澂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再三辩驳，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将“土字牌”树立在“沙草峰南越岭而下至正冈尽处”江岸地方，顺图们江至海口30华里，径直至海口27华里。1886年6月21日，吴大澂和巴拉诺夫等人亲至现场建立“土字牌”。

虽然经过据理力争仍未能将“土字牌”立于距图们江口20华里处，但毕竟收复了不少失地。后人为了纪念吴大澂为捍卫国家领土而做出的努力，在“土字牌”的原立位置修建了吴大澂雕像供后人瞻仰。

1993年4月，中俄重新划定边界，规定在“土字牌”一侧设立了422号界标。至此，“土字牌”已经不再作为国界标志，而是作为历史文物永久地保留下来。1994年12月，“土字牌”被吉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3年10月又被确定为省级国防教育基地，2009年9月又进一步被确立为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如今“土字牌”完全对外开放，供人参观，每年接待游客十多万人次。

“土字牌”作为中华民族荣辱兴衰史的见证者，既见证了近代中国忍受沙俄侵略的屈辱，又见证了中华民族顽强抵御外来侵略压迫的伟大民族精神。如今，作为国防教育基地，已先后开展了百余次以“参观边界历史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的军地一堂课活动，共接待地方人士以及在校学生数万人。

延边珲春“土字牌”的历史由来是什么？

“土字牌”是位于我国边防城市延边珲春防川风景区里的一座界碑，它是整个风景区最核心的景点，也是中俄边界线的重要标志，每天都有无数游客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就为了看它一眼。

图|土字界牌

可能有人会疑惑，中国内地旅游业如此发达，一块界碑为何如此出名？国境线上界碑众多，为何唯独“土字牌”如此受欢迎？

因为它不仅是中俄两国的界线标志，在它的身上还承载着一段充满屈辱的历史，它是清政府懦弱腐败的见证者，也是侵略者刻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一道伤疤。

那么它的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接下来，让我们从土字牌的设立开始说起，来回忆那段充满悲伤的历史。

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趁着英法联军与清政府爆发了鸦片战争之时，悍然出兵侵入我国黑龙江境内，一路侵占了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

图|鸦片战争

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割地条约，将黑龙江领域内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了沙俄，使得中国领海因此截断，吉林也因此成了沿海而建却被称为内陆省的城市。

1861年，清政府与沙俄经过谈判后，在乌苏里江口到图门江口处设立了八座界牌，其中土字牌原定设立于距离图门江口二十华里处。

但在设立过程中，清政府负责勘界的官员成琦因为嫌弃路途太过遥远，居然放弃了清政府设立土字牌的权利。

清政府官员嫌麻烦不管，那就只能是沙俄官员来设立，沙俄的界务官偷偷将土字牌设立在距图门江口22俄里处，22俄里相当于46.64华里，也就是说因为清政府官员的腐朽，使得沙俄设立的界牌侵占了中国将近27华里的土地。

图|临俄边境地图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督办边务大臣吴大澄在巡视珲春之时，发现边界牌混乱不堪，经过勘测，中国土地被沙俄私下侵占了数十华里，他立刻上书皇帝，要求重新与沙俄进行谈判。

1886年，吴大澄与沙俄代表巴拉诺夫坐在了谈判桌上，清政府对于此次谈判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可以重新界定土字牌的设立方位，至于已经被沙俄侵占的土地则能争则争，实在争不了就算了。

吴大澄在谈判开始时，首先提出让沙俄将罕奇海口归还中国，罕奇海口作为中国传统的盐场与渔场，沙俄在侵占这里后，从中获取了不少好处，现在自然不想归还，沙俄代表巴拉诺夫直接以需上报俄国政府自己无权擅自做主来回绝了吴大澄的提议。

图|吴大澄与巴拉诺夫谈判

吴大澄对此早有预料也不强求，直接拿出地图将本次谈判的主要目的说了出来，他指出土字界牌的设立位置出现错误，已经侵占了中国27华里土地，要求重新设立土字界牌。

谈判讲究一来一回，吴大澄本以为这个提议会被巴拉诺夫同意，但他没想到巴拉诺夫的脸皮比他想象中的要厚得多。

巴拉诺夫诡辩说，海口和江口要分开来谈，认为图门江到防川的这段位置已经不能称为图门江的江口了，因为当海水涨潮时会漫到这片地区，所以这里应该被叫做海口。

而海口灌入的二十里地乃是“海河”，除去这海河二十里后，才是图门江的江口，所以土字界牌的设立位置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

图|图门江

吴大澄一听差点没气炸肺，知道沙俄已经不要脸了，继续谈下去毫无意义，他直接拉出了当时亚洲最强的海军北洋舰队，以大炮的口径来诉说真理。

最终，沙俄在武力威慑下不仅同意将土字界牌重新设于距离图门江口15公里处，还将侵占的边防要塞黑顶子（今敬信镇）返还给了清政府，并归还了中国在图门江处的出海航行权。

这是清政府在与俄国谈判中唯一一次没有丢失土地，还将界牌向俄方推进的谈判，作为谈判代表的吴大澄功不可没。

图|一寸山河一寸金，寸寸山河连我心

虽然此次谈判清政府大获全胜，但却并不值得欣喜，因为防川边界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自隋唐时期开始防川就是中国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亚洲国家交流的重要渠道。

如今虽然将土字牌向俄推进了10公里，但曾经被沙俄侵占的大片土地，至今仍然没有全部收回，这块小小的土字牌却记录着曾经发生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无数屈辱历史。

延边珲春“土字牌”的历史由来是什么？

土字牌位于中国吉林省珲春市敬信镇防川村沙草峰南。此处东为俄罗斯哈桑镇，西为朝鲜罗先市劳动者区，南为俄朝铁路大桥。

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强行在中国的内河黑龙江流域扩张。咸丰四年四月，俄军入侵黑龙江，至翌年底基本完成对黑龙江下游的非法占领。咸丰七年，俄国又侵占黑龙江上、中游北岸的中国领土。咸丰八年四月初八日（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中国大沽。穆拉维约夫得知后于咸丰八年四月十一日（1858年5月23日）兵临中国瑷珲城下，要求同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中俄边界。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奕山、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该条约变更了中俄东段法定边界，使中国内河黑龙江变成了中俄界河，中国丧失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固有领土，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固有领土变成中俄“共管”地区，此外俄国还获得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行权。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六日，俄使伊格纳切夫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的机会，以所谓“调停有功”的名义，诱迫清廷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使此前俄方与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获得清政府确认，将《瑷珲条约》内中俄“共管”的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固有领土变成俄国领土。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的规定，咸丰十一年四月九日（1861年），清朝钦差大臣成琦和俄国全权代表卡札凯维奇在兴凯湖举行会议，会勘中俄东界。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双方签订《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作为《中俄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同时两国还签署并交换了《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又称《中俄东段交界道路记文》），规定了该段已勘中俄边界设界牌的数目及位置。

《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规定：中俄东段边界之东南段“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约第九条议会绘画地图，内以红色分为交界之地，上写俄罗斯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等字头，以便易详阅。”在成琦与卡札凯维奇（又译“卡扎克维赤”）签订的《自乌苏里江至海的边界地图》上，也标明耶、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12个俄文字头的界牌。其中，乌字牌定在图们江入海处的江口东岸、日本海边，图们江下游东（北）岸至日本海沿岸的罕奇海岸仍归中国，中国通过罕奇海岸将俄国和朝鲜两国隔开。

但是，咸丰十二年（1862年）俄国交换给中国的《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中仅规定设八座界牌，少了“乌”字等7座界牌。乌字牌的遗漏，使中国丧失了罕奇海岸的主权。此遗漏是因为清朝勘界使臣成琦鸦片犯瘾，到吉林城补充鸦片，将立碑事宜托付俄方勘界代表包办，俄方勘界代表趁机单方面绘制交界图，并在该图上将罕奇海岸划在“红线”以外，从而使俄国与朝鲜半岛隔图们江相连，获得侵略朝鲜的立足点，并封锁中国通过图们江出日本海的通道。

1885年6月8日，清朝光绪帝下谕，派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重勘兴凯湖至图们江口段的中俄东部边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图们江补立土字牌，并收回黑顶子地方。1886年5月25日（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吴大澂与依克唐阿同俄国勘界大臣、东海滨省巡抚兼理军务将军巴拉诺夫，在俄国境内的岩杵河会谈，此即“岩杵河勘界会议”。中俄双方前后会谈8次，经历近四个半月结束。会议期间，双方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1886年10月16日，吴大澂从海参崴乘船返回天津，1886年10月29日进北京复命。

在此次岩杵河勘界会议中，中方未能设立乌字牌并收回罕奇海岸。鉴于此，吴大澂决定再议土字牌的埋设位置。《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但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俄兴凯湖会议后，清朝代表成琦将添立界牌工作委托给俄方，俄方将土字牌埋设在距图们江四十五里处，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在岩杵河勘界会议上，吴大澂认为“应照《条约》记文，由海口量准中国里二十里，即在江边补立‘土’字界牌，方可与《条约》相符”。

巴拉诺夫则据俄方单方面绘制的地图，坚持“海口二十里，海水灌入地，当谓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才算图们江口，彼国所谓二十里，如此核计”。吴大澂根据常识以及《中俄北京条约》文本反驳巴拉诺夫的上述说法，称：“海口即江口有何分别？若论海水所灌，潮来时海水进口不止二十里，潮退时江水出口亦不止二十里。所谓江口者，总在海滩尽处，仍须照约由海口量准二十里方为妥洽。”巴拉诺夫乃发电报给俄方总督，请总督上奏俄廷，俟回电后继续商议。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1886年5月29日），巴拉诺夫接到总督复电，认为土字牌“从前既未立妥，自可酌量更改”。吴大澂乃建议向沙草峰前方挪动十八里，将土字牌立在山峰南麓沿图们江一侧的高坡下方，以免被图们江水冲毁，此处距离海口二十四、五华里。巴拉诺夫表态赞成。

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86年5月30日），吴大澂派春雨鹏、廖子忠会同俄方代表来到图们江口共同测量土地，并派沈韵松来到图门江口查勘补立土字牌的地点。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九日（1886年6月20日），吴大澂和巴拉诺夫来到图们江口，共同监立土字牌。当时先在立牌地点挖出一口二尺深的土坑，“四面用碎石填筑。中起岩石，用土坚硪”。根据《中俄珲春东界约》记载：新立的土字牌，如果顺图们江到海滩，则为俄里十五里，折合三十华里；径直到海口，则为俄里十三里半，折合二十七华里。

土字牌是长方形花岗岩石碑，高1.44米。正面中间刻有“土字牌”三字，左侧刻有“光绪十二年四月立”字样。

1993年4月29日，根据《中俄外长重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的规定》，在距土字牌135.6米处，距离俄、朝贸易大桥511.9米处，由中国设中俄423界碑。自此，土字牌不再是国界标志。1993年同时设立的还有紧挨着土字牌的中俄422界碑，由俄罗斯设立。

延边珲春“土字牌”的历史由来是什么？

土字碑！

延边珲春“土字牌”的历史由来是什么？

土字牌，位于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敬信镇防川村，是1886年中俄重勘珲春东部边界时重立的中俄边界界牌。“土”字即俄文字母“Т”。

简介

土字牌位于中国吉林省珲春市敬信镇防川村沙草峰南麓[1]。此处东为俄罗斯哈桑镇，西为朝鲜罗先市劳动者区，南为俄朝铁路大桥[2]。

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强行在中国的内河黑龙江流域扩张。咸丰四年四月，俄军入侵黑龙江，至翌年底基本完成对黑龙江下游的非法占领。咸丰七年，俄国又侵占黑龙江上、中游北岸的中国领土。咸丰八年四月初八日（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中国大沽。穆拉维约夫得知后于咸丰八年四月十一日（1858年5月23日）兵临中国瑷珲城下，要求同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中俄边界。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奕山、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该条约变更了中俄东段法定边界，使中国内河黑龙江变成了中俄界河，中国丧失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固有领土，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固有领土变成中俄“共管”地区，此外俄国还获得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行权[3]。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六日，俄使伊格纳切夫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的机会，以所谓“调停有功”的名义，诱迫清廷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使此前俄方与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获得清政府确认，将《瑷珲条约》内中俄“共管”的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固有领土变成俄国领土[3]。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的规定，咸丰十一年四月九日（1861年），清朝钦差大臣成琦和俄国全权代表卡札凯维奇在兴凯湖举行会议，会勘中俄东界。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双方签订《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作为《中俄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同时两国还签署并交换了《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又称《中俄东段交界道路记文》），规定了该段已勘中俄边界设界牌的数目及位置[3]。

《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规定：中俄东段边界之东南段“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约第九条议会绘画地图，内以红色分为交界之地，上写俄罗斯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等字头，以便易详阅。”在成琦与卡札凯维奇（又译“卡扎克维赤”）签订的《自乌苏里江至海的边界地图》上，也标明耶、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12个俄文字头的界牌。其中，乌字牌定在图们江入海处的江口东岸、日本海边，图们江下游东（北）岸至日本海沿岸的罕奇海岸仍归中国，中国通过罕奇海岸将俄国和朝鲜两国隔开[3]。

但是，咸丰十二年（1862年）俄国交换给中国的《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中仅规定设八座界牌，少了“乌”字等7座界牌。乌字牌的遗漏，使中国丧失了罕奇海岸的主权。此遗漏是因为清朝勘界使臣成琦鸦片犯瘾，到吉林城补充鸦片，将立碑事宜托付俄方勘界代表包办，俄方勘界代表趁机单方面绘制交界图，并在该图上将罕奇海岸划在“红线”以外，从而使俄国与朝鲜半岛隔图们江相连，获得侵略朝鲜的立足点，并封锁中国通过图们江出日本海的通道[3]。

1885年6月8日，清朝光绪帝下谕，派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重勘兴凯湖至图们江口段的中俄东部边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图们江补立土字牌，并收回黑顶子地方。1886年5月25日（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吴大澂与依克唐阿同俄国勘界大臣、东海滨省巡抚兼理军务将军巴拉诺夫，在俄国境内的岩杵河会谈，此即“岩杵河勘界会议”。中俄双方前后会谈8次，经历近四个半月结束。会议期间，双方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1886年10月16日，吴大澂从海参崴乘船返回天津，1886年10月29日进北京复命[4][5][3]。

在此次岩杵河勘界会议中，中方未能设立乌字牌并收回罕奇海岸。鉴于此，吴大澂决定再议土字牌的埋设位置。《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但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俄兴凯湖会议后，清朝代表成琦将添立界牌工作委托给俄方，俄方将土字牌埋设在距图们江四十五里处，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在岩杵河勘界会议上，吴大澂认为“应照《条约》记文，由海口量准中国里二十里，即在江边补立‘土’字界牌，方可与《条约》相符”。巴拉诺夫则据俄方单方面绘制的地图，坚持“海口二十里，海水灌入地，当谓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才算图们江口，彼国所谓二十里，如此核计”。吴大澂根据常识以及《中俄北京条约》文本反驳巴拉诺夫的上述说法，称：“海口即江口有何分别？若论海水所灌，潮来时海水进口不止二十里，潮退时江水出口亦不止二十里。所谓江口者，总在海滩尽处，仍须照约由海口量准二十里方为妥洽。”巴拉诺夫乃发电报给俄方总督，请总督上奏俄廷，俟回电后继续商议。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1886年5月29日），巴拉诺夫接到总督复电，认为土字牌“从前既未立妥，自可酌量更改”。吴大澂乃建议向沙草峰前方挪动十八里，将土字牌立在山峰南麓沿图们江一侧的高坡下方，以免被图们江水冲毁，此处距离海口二十四、五华里。巴拉诺夫表态赞成[3]。

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86年5月30日），吴大澂派春雨鹏、廖子忠会同俄方代表来到图们江口共同测量土地，并派沈韵松来到图门江口查勘补立土字牌的地点。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九日（1886年6月20日），吴大澂和巴拉诺夫来到图们江口，共同监立土字牌。当时先在立牌地点挖出一口二尺深的土坑，“四面用碎石填筑。中起岩石，用土坚硪”。根据《中俄珲春东界约》记载：新立的土字牌，如果顺图们江到海滩，则为俄里十五里，折合三十华里；径直到海口，则为俄里十三里半，折合二十七华里[3]。

土字牌是长方形花岗岩石碑，高1.44米[2]。正面中间刻有“土字牌”三字，左侧刻有“光绪十二年四月立”字样[1]。

1993年中俄422界碑式样

1993年4月29日，根据《中俄外长重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的规定》，在距土字牌135.6米处，距离俄、朝贸易大桥511.9米处，由中国设中俄423界碑。自此，土字牌不再是国界标志[1][2]。1993年同时设立的还有紧挨着土字牌的中俄422界碑，由俄罗斯设立[2]。

土字牌为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类型为石窟寺及石刻，公布时间为2007年5月31日。该文物保护单位由珲春市文物管理所管理。土字牌的历史年代为清[6]。2010年代初，每年来参观土字牌的游客达30万人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