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为何选择煤山上吊，而不南迁呢？

崇祯是个很悲催的皇帝，此人工作勤奋，是明朝历代皇帝里最为勤奋的一个，简直就不想是他们老朱家的人。

可是明明很努力，却依然没能改变亡国的结局，大明三百年江山，最终还是亡在了他的手里！

这样的结果对于崇祯来说却是很可惜，因为当时他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那时候虽然北方已经乱成一锅粥，但南方还是大明的天下。而且南京还保留着完整的政府体系，只要崇祯南迁，明朝生死，尚未可知。

这不是没有先例啊，像东晋、南宋，都在南迁之后获得了新生。当年南明为什么败亡的那么快，不是因为对手太强，而是因为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大家为了皇位而互相内斗，给了清兵以可乘之机。要是崇祯过去，完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可是等他为什么不先南逃稳定局势呢？

其实这件事情的实质还是崇祯帝太要面子。

起初叛军距离北京还有一百多里的时候，就有内臣给他汇报了情况。在当时和内臣的对话之中，崇祯帝本人就已经有了驾幸南京的想法，不过作为明朝的牌面，如果是因为叛军来了打不过才逃跑，传出去总觉得有损国威。

对这件事情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为了自己也为了国家安全考虑，崇祯帝找来了自己的丞相商量一件事情。他告诉丞相，明天上朝开会的时候，如果有人提出让自己南迁的事情，你作为丞相可不要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句话就等于明摆着告诉丞相自己想南逃的想法，对方得了领导的意思以后也慢慢答应下来，就等着明天给君主铺一个台阶下了。

到了第二天会议开始的时候，没多久就有一帮人联名请求君主南迁，原因就是南京本就是大明建国之地，君主到了那里来稳定形势是再合适不过了。崇祯帝听到这种话以后刻意摆出很为难的模样，不过并不是所有大臣都非常有眼力劲的，有一位重臣就误解了君主的意思。

他看到君主如此不乐意，就在人群中站出来表示自己的君主是明君，怎么可能作出逃跑的事情呢？你们这种想法不是在羞涩君主吗？

估计这位大臣的话说出来以后，崇祯想打死他的心都有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确实没有让步的选择。虽然最后崇祯挣扎着问了一下大臣们还有没有意见，其本意还是希望有人提出南迁，但是因为这个君主平时太小心眼也太固执，当时他装作不愿意离开的神态又太逼真，所有大臣都怕自己误解了君主的意思而默不作声。

随后崇祯下定决心，告诉大臣们自己无论怎样都不会离开京城，所有关于南迁的提议就不要再出现了（死要面子）。

当然了，要说南迁一事非常稳妥，那也是不怎么正确的。

前面的宋朝就从北迁到南，结果整个国家在南方偏安以后再也没能重新回去，虽然理论上坐守南方可以从长打算，但是这也意味着自己失去了主动权，就当时形式而言，南迁也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只不过是相对安全了一点，最好的办法还是在君主的带领下守住北京。

崇祯对北京城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在他的印象中，北京城从未被攻克过。等到勤王之师赶来，自己便可以反败为胜，不仅实际利益更大，名声也好听。毕竟天子守国门嘛！

崇祯之所以没离开，抛去心中的害怕以外，他也应该有这方面的打算！

可是，他想多了……

不过最后的结果证明，南迁至少还有希望，呆在北京城就是等死啊！

崇祯为何选择煤山上吊，而不南迁呢？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之际，崇祯帝选择了在煤山自缢，以身殉国。明朝当时有两都，北京和南京，南京是陪都，有完整的宫廷体系，崇祯在生死存亡之际完全可以选择前往南京，积蓄力量与李自成甚至满清分庭抗礼以致苟延残喘，但崇祯没有，他最终选择了与大明共存亡。

崇祯勤奋努力，也想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明政权，但他生不逢时，他的前几任垃圾先辈留下的烂摊子积重难返，铲除了魏忠贤后，打破了朝廷内斗的平衡，使得东林集团一党独大，既得利益者窃取朝权，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加上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大明江山迅速瓦解。

崇祯也是束手无策，他已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了，他的那些大臣们见大势已去，早就避他而远之，各忙各的后路去了，哪有心思来管崇祯的死活，因此崇祯在最后时刻是非常憎恨他的臣子的，到死他都在说没有亡国之君，只有亡国之臣，小人误国。

那崇祯帝为何不南迁去南京呢？让崇祯南迁，那无异于逃跑，，这与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宁肯死得英勇壮烈，也不愿落个跑路皇帝的恶名；

事实上南方与北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南富北穷，两方名为统一，实为分治，崇祯帝一直在北方耕耘，其影响力在北方，在南方根本没有号召力，你一个落跑皇帝跑到南京来发号施令那肯定是不招待见的，这一点崇祯是心知肚明的。

朱元璋建都时，都城在南京，，朱棣篡位后迁都北京，并不是因为他以前的封地在北京，主要是北京离蒙古近，当时蒙古部落为明朝的头号敌人，时常南下掳掠，防不胜防，而都城南京路途遥远，鞭长莫及，无法管控北方战事，朱棣死前留下遗嘱“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要后世牢记无论如何都要守住北京，誓与都城共存亡，决不能逃跑当懦夫；也正是这样一句话，注定了崇祯帝最终的悲剧命运。

想当年崇祯帝的先祖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也先俘虏后，誓死不降，没有了皇帝再立新君，即使北京城被围多日，几度差点失陷也没有南迁，他们在民族大义方面却表现得非常勇敢。

明朝虽然出了很多荒唐的皇帝，但没有一个是软骨头的，他们都还是非常有骨气的。

正是有了前车之鉴，因此崇祯也不可能做孬人，可以说崇祯是个很有气节的人，他自诩为明君，作为大明的皇帝是不可能敢于南迁，违背祖训，为人耻笑，所以，宁肯选择自杀，也不敢南迁。

崇祯为何选择煤山上吊，而不南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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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崇祯帝用家人的鲜血殉葬自己视若珍宝的大明王朝，默默地说：“你们先走一步，朕随后就到。”遗诏，他已经准备好，朕已丧天下，不敢见先人，亦不敢终于正寝。然后，他走向煤山寿皇亭的一棵歪脖子树下，割破手指，在衣襟上血书：朕误听文官言，致失天下，朕尸任贼碎裂，望弗伤我百姓。做完这些，他从容地自殉。

“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随着崇祯的一缕英灵出壳，大明王朝为中华民族史贡献了风骨最硬的一段历史篇章的结句。其评语，实乃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形势逼人，崇祯为什么不跑呢？

次年一月，定都西安称帝。二月初二，渡过黄河一路北上。

这其中，从潼关城破算起，崇祯应该有五个月的时间可以南迁，但最后，他却选择了自殉大明，我分析有下面几点原因。

1、侥幸心理

在崇祯一朝，很可怜，有五次京城危机。

1629年，皇太极直抵北京城下；1632年，皇太极陈兵张家口；1636年，阿济格京郊留字；1638年，多尔衮入寇中原，而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多次的险中求生，使崇祯少了几分惊慌失措，多了几分带有侥幸心理的镇定。更何况，他还有底牌。

2，我有底牌

崇祯最大的底牌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人数还不少，有五万余众。关宁铁骑凶悍强大，一直作为明朝在东北对抗满人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关宁铁骑距离京城不远，方便驰援。

除此之外，崇祯还有可号令的各地勤王军队，人数二十多万。虽然这些人不太能打，但至少可以拖拖大顺军的后腿，使大顺军要首尾兼顾。

3，南迁胎死腹中

1644年正月，李明睿曾经向崇祯慎重提出过南迁的建议，他的原话是“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后来，崇祯和大臣廷议过此事，结果很多大臣都反对南迁，还说出了不杀李明睿，何以治天下的过头话。

形势比人强，不是心里缺，正常人都明白应该南迁的道理，但有陈新甲议和的前车之鉴，朝臣们不敢明说。

另外，我认为，这是一部分人故意坑崇祯，而另一部分人希望崇祯早死早了，方便投入新主子的怀抱。

崇祯和臣下的关系并不和睦，他面临的环境恶劣，致使心态有点急，对下面办不好事的臣子杀伐严厉。从熊廷弼开始，前后共杀近百名中上级文臣武将，他当政的十七年，大学士这块换了五十多名。可以想到，那些朝中大臣们的日子并不好混：皇帝不好侍侯，危险的岗位急剧增多，满人逼京威胁家人的安全，麻烦不断头，等等。所以，很多心态不好的人想他早点垮台，从后来崇祯和周后曝尸的情况看，他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方面的确有待改进。

4，凛然的尊严

崇祯帝十七岁登基，接手得过且过的天启乱摊子，内忧外患。不半到年，打垮阉党，整肃朝纲。再后来，就是不断的天灾造成的内患，和凶恶的强盗外患。更可怕的是，在汉奸的带路下，原生态的强盗变成了有文化的强盗，版本升级了。

有一个小故事，那时候是崇祯刚拿下阉党不久，在廷对中，有大臣把他比作汉文帝，但崇祯却不高兴，他认为汉文帝最多算是中上等之流。还有一次，大臣在议事中说唐太宗如何圣明，崇祯说：“唐太宗扫荡群雄，我自愧没有那样的才能，但要说到闺门无序，家法败坏，我还羞于与他相提并论呢。”

虽说明朝设有双首都的成例，有备用的六部系统，但崇祯是按儒家标准做的皇帝，他勤政节俭、坚韧刚烈。南迁的政权有多屈辱，看看南宋就十分清楚。崇祯素有大志，十分明白。

决不苟活，以死徇国，他无疑作了最有尊严的选择！

喏！这就是西逃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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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为何选择煤山上吊，而不南迁呢？

崇祯是一位悲情的皇帝，胸中怀有强国之梦，但终究因为个人能力有限，无法扭转大明朝颓废的大势，最后自缢万岁山，成为亡国之君。

崇祯皇帝不愿意南迁应天府重整大明之威，而是选择在北京城自缢身亡，不是真的要恪守什么“天子守国门”，只是他自己拉不下脸南迁，放弃了大好的机会。

明毅宗这一生虽然悲情，但性格多疑、刻薄寡恩，任何事先想到的都是他自己的脸面，根本不考虑替臣子周旋。最典型的就是首辅陈新甲，他的脑袋被砍得的确是冤，完全就是替明毅宗背的锅。

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放在这里，还有哪个臣子愿意在朝会上主动提出南迁应天，配合崇祯演戏，让他借驴下坡？

何况，李自成攻入北京的结果也只是大明亡了，然后就是新朝再立，对官员来说只是换了个老板而已。

与其被性格多疑的崇祯砍头，还不如老老实实的等着李自成的新朝呢。

崇祯后期的朝中官员大部分如此，麻木腐化，贪图享乐才是他们的首要意义，至于大明朝的前途与他们无关。

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顺军攻破北京后，崇祯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竟然带着一帮大明的朝臣去找李自成要官做。

有这样的退路可以选择，就更没有人会主动站出来为崇祯分忧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崇祯错误的看错了形势，也低估了李自成的实力。

实际上，当孙传庭出潼关战死后，李自成顺手打下开封，并杀了福王朱常洵，崇祯就应该南迁了。

然而崇祯错估了形势，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李自成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

他认为李自成渡过黄河后进入山西，不敢去攻打重兵把守的大同、蓟州一代，而是攻打北直隶的保定。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调集大同、宣府、宁远等地驻军勤王，从而对李自成展开南北夹击之势。

但李自成毕竟是征战沙场的老油条了，他没有攻打保定，而是一路进攻太原后，直取大同，破了崇祯的南迁之梦。

这个时候，崇祯想迁都都迁不成了，只有以死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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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为何选择煤山上吊，而不南迁呢？

明朝末年局势败坏，关外有建奴虎视眈眈，内有农民军到处造反，一时间天下狼烟四起百姓民不聊生，在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崇祯选择自杀殉国，算是给天下最后一个交代，那么作为陪都南京其实一直都有一套预备的政治班底，崇祯为什么宁死不选择南迁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大家都知道崇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帝王心术课程，不知道如何驾驭群臣，他在位十七年竟然换了19位内阁首辅，没有一位能够做到退休。这就说明崇祯没有知己的心腹文臣，多数得权者都是迎合他的心思。例如温体仁，周延儒之辈，当时李自成一路北上攻克陕西，山西之后对北京有合围之势，朝中大臣李明睿上奏请求崇祯南迁，或者把太子首先迁到南京以防万一，后来朝中大臣为博好的名声痛斥李明睿该立刻处死，称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民心等口号，后来迁都一事就此搁浅，崇祯猜忌遇事不决断的性格，让大明朝错过了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

山海关的关宁铁骑是明朝最后一只具有战斗力的野战部队，一直驻守在边关以防鞑子来犯，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守将吴三桂，这坑爹的货得到京城告急的消息之后因为不能判断形式，故意拖延行军速度才走了一半路程京城就已经被攻陷，得知崇祯自杀后不仅没有为君父报仇的心思反而直接打道回府，最后剃头投降了满清，只能说崇祯太过倒霉，文臣都是嘴炮，武将又贪生怕死。

明朝开国到灭亡期间的两百多年，硬气一直是他的代名词，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不称臣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是最后的执行者，他虽然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但是他是一个英勇的男人，为了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崇祯遗言：朕凉躬圣意，有伤天德，死去无颜见祖宗。故去面冠，以发覆面，任贼分割，无伤百姓一人！

到死还在牵挂着天下百姓，我想他也是唯一一个令人怀念的亡国之君吧！

崇祯为何选择煤山上吊，而不南迁呢？

文|小河对岸

在我国的帝制王朝中，明朝的灭亡最令人哀叹痛惜，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朝灭亡之后，迎来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文明浩劫。明末大儒顾炎武曾说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而明朝灭亡又与宋朝灭亡不同，宋朝灭亡是因为在军事人根本打不过，而明朝却完全可以熬过去。关于明朝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热论，其言道：明朝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从表面上来看，是颂扬明朝的气节。但从另外一层面上来看，也可以说明朝之亡，是亡于体制过于僵硬。

在我国的文化中，有许多看似互相矛盾的俗语，比如：士可杀不可辱，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两句俗语看似互相冲突，其实并不冲突，因为这两句话评断的并不是同一地位、阶层的人。“可杀不可辱”是对“士”的职业道德要求，而“能屈能伸”则是衡量大丈夫（君王、卿大夫）的标尺。

如果有哪位君主、卿大夫因为被人骂了几句、被人侮辱几下就要跟人拼死拼活，人们不会称颂其勇敢，只会怨其不堪任事。对于君王、卿大夫来说，其个人生死时常关系到民族、国家、宗族的兴衰存亡。故而，能屈能伸、忍辱图存才是君王、卿大夫该有的作为。而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寻短见，也仍不失气节。可是，崇祯帝其实并没有被逼到崖山的地步。

崇祯帝继位之后，内有农民军起义之患、外有后金寇边之难，长期不休的战事使得大明内外交困、顾此失彼。然自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后金曾多次向大明表明议和的意愿。明朝虽对议和很迫切，却讳莫极深，谁也不敢轻言议和。崇祯在位后期，李自成的起义军越来越壮大，眼看就要进逼京师，迁都南京已经成为王朝延续的唯一途径，但是，迁都一事始终议而未果。

崇祯帝其实也想议和与迁都，而摆脱暂时的困境。但是，议和与迁都这等事并不能出于君王之口，只能由大臣提出，然后进行廷议，最终再由皇帝准议。明朝议和与迁都之所以未果，就是因为大臣们不肯配合。袁崇焕、陈新甲之死，也都是被扣上了主和的帽子。在李自成进逼北京之际，崇祯也事先授意内阁首辅陈演提出迁都一事，可是第二天朝议之时，无论崇祯如何逼问，陈演始终装聋作哑，绝口不提迁都之事，而令崇祯怒火中烧。

崇祯留有遗书，说诸臣误朕，文臣个个该杀。让崇祯帝恼的就是大臣们不但不配合，甚至还公然唱反调，阻扰议和与迁都。但大臣们之所以不愿意配合崇祯帝，一方面固然是一旦提出议和与迁都，就必定要承受骂名。另一方面的原因，更在于崇祯帝自己不愿意分担责任，而总会甩锅给大臣，陈新甲之死正是如此（陈新甲主张议和，也是出于崇祯帝的授意）。在这一点上，崇祯帝要比宋高宗差得多。

两宋之交，秦桧能主和成功，也是出于宋高宗的授意。但宋高宗对秦桧还是不错的，让秦桧专相了近二十年，加秦桧为太师，并进封为秦、魏两国公。秦桧临终之际，又被加封为建康郡王；死后被追赠申王，谥号忠献，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享受了人臣最高礼遇。不论南宋后来对秦桧如何断论，至少宋高宗是厚待秦桧的。

秦桧死后，有大臣以议和之事而非议秦桧，而宋高宗却说议和是自己的主张（《宋史·高宗八》：...丙寅，诏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所以，崇祯帝想议和与迁都，而大臣不愿附和，在很大程度上也跟崇祯帝的行事作风有关。如果下属替领导背锅，仍会被领导卸磨杀驴、秋后算账的话，这位领导也必然会成为“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