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夺情之谜，到底是神宗不让他丁忧，还是他不想丁忧？

张居的“夺情”其实无所谓谜。在这个事情上，神宗与张居正不存在分歧。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先说张居正，他愿意夺情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不愿意放权。二是他不敢放权。

不愿意放权，也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权利可以给人带巨大的好处，所以，权力是有瘾的。一旦抓到手上，谁都不愿意放下。放下权力，就等于放下权力带来的诸多好处。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但是，张居正不愿意放权决不仅仅为此。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是，从万历初年，张居正把高拱挤出内阁后，他自己成为首辅。小皇帝年纪小，国家政权就掌握在张居正的手里。这样，他就可以进行一系统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许多当时已经展开。在封建政治之下，人亡政息，是常有的事。张居正因为父死而回乡丁忧虽然是规矩。可是，如果回家三年不管事，已经展开的改革工作半途而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这是张居正不甘心的。也是他不愿意放权背后更重要的原因。

再说不敢放权。这与明朝为了维护帝权而设计的让大臣互斗的政治模式有关。在这种政治模式之下，无论什么人，只要进入权力的核心圈子，也就同时开启互斗模式。任何人不能避免。而大臣之间的互斗。可以保证既使是能力很差的皇帝在位，也能稳坐皇位。明朝这种互斗模式具体体现在权力的互样制约上。

明朝的内阁辅臣，在民间也被称为宰相，但他们实际上与历代宰相是很不相同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宰相是六部首长，不但有决策权，还有行政权。他既可以制定政策也可以落实政策。但内阁辅臣不一样。他们本质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只有建议权，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行政权。

内阁对国家大事，可以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在皇帝手上。内阁的建议被皇帝批准之后，再交由六部实施。这就是大明朝最核心的政治制度。因为国家大事千头万绪，皇帝批奏折很累。所以，后宫又设司礼监，帮皇帝批折盖章。所以，就形成以内阁六部和司礼监互相牵制权力格局。因此，内阁首辅的实际权力远远比不上以前的宰相。

内阁是由首辅负责。首辅的权力比其它辅臣大。所以，在内阁内部，为了争夺首辅，又会进行激烈的斗争。

开始的时候，内阁辅臣之间没有主次之分。大家一起为皇帝办事。后来，逐渐形成首辅负责制。身为首辅的人，称为“当国”。和家庭里的当家人是一样的。有了首辅之后，内阁中的位置也有了排序。排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以入阁的次序为准。入阁在前的，排在前。在后的，排在后。

入阁的次序形成后，是不能改变的。以张居正为例，他是隆庆元年入阁的。当时在他前边的人有除阶、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高拱等人。如果张居正要当首辅，必须这些人全部退休或是死亡。假如某人丁忧回家三年之后再回来，重新入阁。他的排序还是要回到原位置。简单的说，徐阶退休之后，如果重回内阁的话，现在的首辅就要把位置让出来，退到次辅的位置。

人的官位向上升，自然是高兴的。如果往下走，就不舒服了。所以，内阁首辅一但去职，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你一但回朝，当时的首辅就要让出位置，从而失去实际权力。所以，现任首辅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一定会努力把退休的首辅往死里整。

严嵩整死夏言，原因就在这里。夏言和嘉靖的关系很好。虽然罢官回家了。一旦皇帝想起他来。严嵩就要让位。所以，严嵩必然搞死夏言。后来的徐阶搞严嵩也是一样。高拱搞徐阶也是同理。张居正搞高拱也是一样。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张居正不敢放下手中的权力。因为一旦放下，再拿回来就难了。不但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而且，由权力带来的好处，大部分都会丧失。所以，张居正自然不原丁忧。而宁愿夺情。

对于神宗皇帝来说。当时的他，就是一个小孩子。隆庆皇帝去世之后，张居正迅速联合冯保把老朋友高拱赶出内阁，自己做了首辅。这样，内阁和司礼监结成同盟，没有了司礼监的掣肘。使得张居正真正拥有了宰相的权力。小皇帝年纪小，加上李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使得他成了大明王朝的真正主宰者。张居正的能力是勿庸置疑的，大明朝在他的治理之下，曾现出勃勃生机来。这样几年下来，李太后和小皇帝在心理上对张居正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他们已经习惯了张居正的处事方式。加上这时，小皇帝大婚在即，许多事情依赖张居正主持。所以，无论是小皇帝和李太后，都不希望张居正丁忧。

还有一个不希望张居正丁忧的，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因为他与张居正配合比较默契。如果换了人来当首辅，未必会如意。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使得张居正的夺情能够最终实现。

但我个人觉得，夺情一事，对万历的大明王朝来说，是有利的。对张居正个人来说，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因为夺情一事，使得张居正得罪了很多所谓的正直之士。使得这些人对他的观感发生改变。这是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斗争的过程中，让张居正的处事方式慢慢走向极端。

其实，反对张居正和支持他的人，都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概括。因为张居正夺情的做法，确实破坏了规矩。有些人拼命抗争就是为了维护秩序和规矩。

张居正接到父亲的死讯。正常的做法应该是放下手里的工作立既回家。这时，内阁中排在第二名的吕调阳就自动升到首辅的位置。按规矩，要把次辅的椅子搬到首辅的位置上去。然后，内阁同仁一起向新首辅道贺。张居正收到消息的第二天，内阁中就把吕调阳的位置挪过了。吕调阳也接受了大家的祝贺。谁知最后张居正没走，这事情就有点尴尬了。大家群起而攻之，也就理所当然了。最后，张居正夺情成功。只是短期回家处理丧事。吕调阳的首辅也没有当成。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也很没面子。不但如此，在张居正回家的这段时间里，万历皇帝下旨内阁：“有大理勿得专决，驰驿江陵，听张先生处分。”这样，吕调阳只有请假退休的分了。明史说：“调阳益内惭，坚卧，累疏乞休不出。”可见内心有多么不满。但这足以证明，让张居正夺情，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今天我们读张居正传的时候，常常会因为他的英所早逝而感到可惜，也会因为他死后的被清算感到不值。假如张居正当时不坚持夺情呢？对他个人和张家来说，恐怕未必是件坏事。

张居正夺情之谜，到底是神宗不让他丁忧，还是他不想丁忧？

你好，我是舟说，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张居正的夺情之谜应该说是封建社会一个头条新闻，为什么呢？

因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纲常就是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而张居正的夺情事件涉及到这里面的两个最基本关系，即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所以在当时乃至后来，上至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都对这件事情一直有所争论，是当时街头巷尾热议的一个话题。

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有时候越简单的事情也越复杂，怎么讲呢？

1

在封建社会，在所有的伦理纲常里面君王才是最大的纲，然后才是其他方面，就是说服从天子高于一切。

张居正父亲去世，按道理说，应该回家守丧三年，也就是丁忧，但是天子这个时候不让他回去，他就不能回去，即使他孝心再大也不行。

天子这个时候是谁呢？是刚刚15岁的万历帝，而真正掌权的是他母亲李太后，他们母子俩这个时候非常倚重张居正，因为朝廷他们无法掌控，所以他们不想让张居正回家服丧，行丁忧之事，因此，就有了夺情事件（即张居正为年幼的万历帝他们母子夺去了孝亲之情）。

2

张居正能被后人不断书写，可不是仅仅因为这件夺情之事，而是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的全方位的改革，让明朝重新焕发生机。

乾隆在《明史》中对张居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正是因为张居正的努力，才有了万历中兴，才让明朝的历史得以继续继续，看似有些夸张，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我们可以看看万历上位之前的明朝已经衰败到什么程度了。

①土地兼并严重，权势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强占了大量的土地，而这些人都拒不缴税，底层民众纳税过重，生活贫苦；

②徭役目录繁多，各地起义不断；

③财政收入不断减少；

④边境受到蒙古人、女真人滋扰与进犯；

⑤自然灾害频发，黄河屡次决口。

应该说，当时下层人民生活已经水深火热中了，朝廷的力量尤其是财政收入也有衰弱之势，所以为了挽救大明王朝，必须要刀刃向内的勇气，进行刮骨疗伤似的全面改革。

张居正应该很早就看到了问题所在，就差一个机会。

所以，当上内阁首辅之后，他就直接指出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

随即开始实行改革，涉及内政、军事、水利、经济等各个方面。

张居正的初衷是好的，但是阻力太大了，涉及到的利益关系太多，权势阶层尤其是那些兼并土地、公饱私囊、不作为的皇亲国戚和高官大臣无不对张居正怀恨在心。

恰好这个时候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道理说，应该回去服丧，但他的改革还没有成功，也得不到群臣的支持，而一去就是三年，他放得下么？

他显然是放不下的。

张居正明白，一旦他回去了，这期间可能发生很多事情，他前期的努力很可能将付之东流，甚至官位不保，性命堪忧。

所以，他策划了夺情之事。

应该说，张居正是不得已而为之，历史血淋淋的教训让他深知改革一旦失败就会革了他的命，所以，他才出此计策

这是各种利益关系相互斗争的结果。

①无力掌握朝局的万里母子也深知离开了张居正，他们啥都不是，只能被群臣所左右，所以他们必须留下张居正为自己服务。②支持变法的掌印太监冯保也离不开张居正，他需要张居正为自己撑腰。

张居正夺情之谜，到底是神宗不让他丁忧，还是他不想丁忧？

公元1573年，在位8年的明穆宗朱载垕驾崩，10岁的太子朱翊钧在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的拥戴下登上皇帝宝座，改年号为万历，后世称其为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即位，也正式拉开了他和张居正之间11年爱恨情仇的序幕。

明朝中后期，宦官干政已经成为惯例常态。10岁的万历皇帝在政治上是个“小白”，面对繁纷复杂的朝局可以说是束手无策。但是，他必须得在短期内平衡宦官集团、文官集团以及勋亲贵族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内阁首辅高拱年事已高，已经缺乏进取的激情，于是，次辅张居正成了办理此事的最佳人选。张居正找到宦官集团的首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两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冯保被张居正坦诚忠贞的气度所感化，答应配合张居正共同扶保幼主，做出一番大事业。随后，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将首辅高拱排挤出朝，自己担任首辅，大权独揽。自此，内阁文官集团和宫内宦官集团和平相处，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在明朝的历史上是唯一成功的案例。

不久以后，张居正又担任了万历皇帝的经筵首席讲官，成为小皇帝名正言顺的师傅。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对小皇帝的教育十分重视，授权张居正可以严厉管教小皇帝。张居正尊令而行，努力尽到了严师的责任，但是也给正处于叛逆期的小皇帝心中留下了仇恨的阴影。据史书记载：张居正有一天给万历帝讲解《论语》，其中有一句“色勃如也”，万历帝将“勃”读作bei, 张居正听见后，竟然勃然大怒，须发直竖，厉声训斥万历帝道：“当读作bo！” 小皇帝受此突然的惊吓，心中对张居正十分不满，只是碍于师徒名分，隐忍作罢。多年以后，万历帝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提到已故的张居正时，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说：“太师向来视我为童稚，殊可恨也！”

还有一件事情，使年幼的万历帝对张居正的憎恨无法释怀。当时为了教育好小皇帝，李太后经常会单独召见张居正进后宫商讨教学方案，并询问万历帝的学习情况。李太后此时还不到30岁，青年美貌，索然寡居，频繁召见内阁首辅，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外界的漫天谣言。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万历皇帝的耳朵里，使他大为恼火，心中的这笔恶账自然就记到了张居正的头上。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这种情况在古代有个专用名词，称为“丁忧”。按照惯例，张居正必须辞去内阁首辅的职务，回家为父亲守孝27个月。张居正甫掌朝权，风头正盛，怎么甘心主动辞职回乡守制？于是，他一方面静观万历帝及其他官员对此事的反应，一方面暗中指使御史言官纷纷给皇帝上书，请求允许自己暂时不回乡守孝，继续在朝中处理政事，也就是所谓的“夺情视事”。面对众言官的奏折，聪明的万历帝其实一眼就看穿了他们是受张居正唆使，但是碍于师徒之名和李太后的面子，最终还是批准张居正可以“墨絰问政”，也就是穿戴着孝服处理政务。

由此可以看出，张居正之所以可以“夺情”而不用“丁忧”，完全是不愿意放弃手中掌握的权力；而万历帝虽然看穿了张居正的居心，但碍于种种情面，只好顺水推舟，准予其“免于丁忧，夺情视事”。这也为张居正死后家产被抄、子孙萧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张居正夺情之谜，到底是神宗不让他丁忧，还是他不想丁忧？

《明史》记载：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逐交章折请留。中行、用贤及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相继争之。皆坐廷杖，谪斥有差。

时彗星从东南方起，长亘天。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告。

万历皇帝下令，再有敢“谤”者，杀无赦。

死字当头，终于没人敢再争了。张居正顺利地留下来，并且在万历皇帝大婚时，“吉服从事”，全然忘记之前“青衣、素服、角带入阁冶政”的规矩。

诚如前面所言，张居正改革，反对势力甚重，得罪的人很多。那些反对的，那些在大道边上贴传单的，未必都是儒家礼教的铁粉，很多可能就是他的对立面唆使的。

张居正夺情之谜，到底是神宗不让他丁忧，还是他不想丁忧？

朝史暮想：

张居正夺情的问题，谈不上什么谜团。当时的情况是，张居正不想回乡守制，也不能走，李太后是不想他走，明神宗是既想他走又不敢表现出来。这都取决于每个人当时的立场来看。

于张居正而言，万历五年，父亲逝世，如果回乡守制，最起码也是两年多的时间（一般不到三年），而万历五年，张居正推行的新政正在关键时刻。“考成法”已经全面铺开，“一条鞭法”马上就可以启动试点，整个朝堂在张居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战略结盟下，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已经打压了绝大多数的反对声音，进入平稳期。

如果张居正这个时候离开中枢几年，很有可能会让他的前期改革工作前功尽弃，其政治话语权也很可能因为反对势力的重新抬头而削弱。所以张居正不想走，更不能走。

于李太后而言，就更简单了。一动不如一静，张居正做的挺好，国家不乱，儿子听话，朝堂不闹。至于张居正父亲的死，李太后并不十分关心，只要能留下张居正，其他的都可以谈。

于明神宗而言，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自小就在李太后的耳闻目染下，对张居正抱有很强的依赖性。事实证明，张居正理政的能力也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这一年，万历已经不是当初刚刚登基继位的小孩子了，跌跌撞撞地，也大概知道了治国是怎么一回事。张居正加李太后，再加一个冯保，这个组合一直压得神宗喘不过气来。你说神宗难道不想缓口气？你说神宗难道不想感受下大权独揽的滋味？

只是这个时候的神宗，羽翼未丰，诸多政务仍需依仗张居正，且张居正和李太后威势过盛，神宗的心里话自然是不敢说的。所以，只能挽留张居正留下来。

一家之言。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张居正夺情之谜，到底是神宗不让他丁忧，还是他不想丁忧？

张居正是不想丁忧的。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他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即“张居正变法”。

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制定了“富国强兵”、“欲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改革吏治，重用名将戚继光抗击倭寇、抵御鞑坦部落侵犯，同时治理黄河，鼓励农耕。在经济改革方面推行了“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役总为一体，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一条鞭法的推行益于农民，然而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抵制。

公元1577年，即万历五年，张居正之父张文明在江陵去世，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按照大明例律，他必须“丁忧”，也就是去官离职守孝三年后才能复出。但是当时是变法最关键时期，如果张居正“丁忧”三年，政敌必重掌朝政改回旧制，张居正深知“丁忧”的后果，于是就和内廷太监冯保密谋“夺情”。 授意 当时内阁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两人上疏援引先朝故事，请皇上谕留张居正在官守制，即所谓“夺情”。明神宗接到奏疏后，下旨夺情。张居正连上三疏乞恩回乡守制，神宗也连下三旨慰留，夺情遂成定局。对这种公然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守旧官僚们的强烈反对，神宗廷杖了几名言官，才把朝野舆论强压了下去。史书谓之：“江陵〔张居正〕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并虚佯上疏乞恩守制：“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表面上乞恩守制，却暗示皇上不必拘于常理。张居正自己不愿守制，神宗、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

第二年三月张居正归葬，请旨到九月份，神宗却命他五月份即返京，其间朝廷有关事宜需千里奔驰请示张居正。遂张居正在奉旨奔丧期间包括行路间一直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执国事于掌握之中，运筹于帷幄之中，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耽误影响国事。

因长年带病工作，积劳成疾，张居正后来病重生命垂危。但即使在其病重的最后三个多月里，他处理了蒙古叛乱，用张佳胤平定浙江兵变和民变，任用李成梁取得镇夷堡大捷，使辽东安危解除障碍。不能进食时还念叨万历新政进展情况，嘱咐皇帝按照新政法规施行，必然能使明朝化解为难，立于不败之地。万历皇帝曾有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了。”意思是：先生的功德今生没法报答完毕，我要对你的子子孙孙照顾有加。作为臣子，能得到主人的首肯赞扬，保证，再多的艰辛苦难都值得。

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故。成就了巡抚顾麟对他的评价 “国器也”，他的二儿子张懋修说的“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他曾写书言志“愿以身心奉尘刹，不矛自身求利益”，“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