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了法家，历史会如何发展？

历史不可以假设，研究历史的时候任何以假设为前提的推论都不成立。我们之所以还会沿着假设的题目去讨论，最终的目的无非是说明假设不成立。这个问题也是这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其说是确立了一种上层统治思想，不如说是为百姓提供了一种思想行为规范。道理很简单，事实也很明白，儒家思想号称统治中国两千年，但在现实政治中，统治者所用的统治之术，其实并不儒家，而是法家，而统治者要求老百姓尊循的道德礼法原则是儒家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道理也不复杂。一种学术思想成为统治思想，一是由这种学术思想的特点决定的。二是由社会的政治现实所决定的。

我们先从学术思想上讨论一下。

战国到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流派，号称百家争鸣，但是，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一直到今天还和我们的生活文化行为方式产生关联的，其实只有六家，他们分明是，阴阳家，墨家，道家，儒家，法家和名家。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对六家的思想做过总结，称为《论六家要指》，其中对六家的优劣各有批评，见解精到。对后世影响很大。

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其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也就是说，此六家思想，都是试图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但他们治理天下的途径不一样。他说，阴阳家思想，使人拘而多畏。但是，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他对儒家的评价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不可尽从。但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这是其长处。他对法家的评价是严而少恩，但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也是长处。

司马谈的思想大体倾向于道家，所以，他对道家是比较推崇的。从他在六经要指的说法中，可以看出汉初为什么实行黄老之术。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这段话的意思也说明了，汉初为什么会实行黄老之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方法简单。但同时也看出，当道家做为统治思想的时候，它的内涵不是狭义的道家思想，它是综合了其它各家优点，摒弃其弱点进行统治的。

根据易的思想，任何学说都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的。而且其优点和缺点可能是同一方面，当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优缺点会互相转化。汉初到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化，其实是从道家的黄老之术，向儒家思想转化。与道家思想一样，当儒家成为统治思想的时候，他也不是单纯的儒家，而是综合其它各派优点的。也就是说，当道家做为统治思想，名法墨阴阳思想中的优秀部分就附着于道家之上，当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时候，亦然。无论是儒与道谁当家，国家都有法律，这是法家的作用。都要定四时节气，这是阴阳家的作用。都会提倡艰苦朴素，这是墨家的作用，都要有名实之辩，定名分。这是名家的作用。

现在看来，司马谈所批评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儒家能够成为两千年统治思想的原因。他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就是说，儒家虽然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政治诉求，可是，他的思想做法很难总结，很难做到简单扼要。因为它是以六经为思想载体，而六经的内容太庞大了，而国家治理是应该有个简单明确的方法的。儒家没有这个方法。如果要从六经中总结出方法来，什么都来不及了。这当然是儒家的弱点，而且儒家在乱世之中确实是没有用的。但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全方位的传承与总结。也正因此，它虽然在乱世中无用，但在盛世治理中，却能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乱世之中怎样争夺，和平时期，总是用儒家思想治理。

以上说的是儒家做为统治思想在学术上的必然性。下面，我们从现实政治方面来看一下，汉武帝为何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的统治是黄老之术，也就是道家思想，因为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国家贫困，民生凋敝，需要休养生息。道家的无为而治确实是最好的方法。到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其实是儒道之争。到这个时期，所谓的百家之争，真正能够保持正大格局的，也只有儒道两家，其它各家都等而下之了。法家思想，只能成为一种统治手断存在，而失去了与儒道全面相争的能力。

法家集大成的是韩非。他的思想也确实很厉害。内容虽然复杂深奥，但最核心的部分无非是法、术、势，三个方面的相互为用。统治思想，是要教育老百姓全体遵守的。法家的东西，做为帝王之术，统治者自己当然是要学的。难道能教育全体老百姓玩弄权术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不但不能告诉百姓们，还要防止他们知道。但是，法家的依法治国思想，老百姓守法的思想，已经融入到儒家的政治思想中了。

秦朝的灭亡，与严刑竣法当然有关系。刘邦打下咸阳之后，曾与老百姓约法三章，尽废秦朝苛政。那是乱世的权宜之计。曾见有资料说，汉代的法律制度，与秦朝相差不大。为什么差不多的情况下，秦朝灭亡，而汉朝的统治却可以继续，我觉得这是历史条件的不一样造成的。秦国以铁血手段消灭六国，六国的臣民不可能没有反抗之心。有了反抗之心，就会有对抗的事实，秦无奈也只能以法压制，形成恶性循环。

等汉朝建立，在实行了五六十年休养生息的政策之后，人们对六国的情感早己淡漠。对抗之心基本不会有了。大汉王朝依法治国的手段肯定是有的。但是，做为统治思想，法家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汉初休养生息的时候，朝廷无为而治。等到国家富强了，朝廷不可能无为下去，必须要有为，朝廷有为的时候，要建立各种社会礼法与道德规范，这时，儒家很自然的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

如果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了法家，历史会如何发展？

模糊觉得，汉武之尊儒，不是治国之术，而是意识导向。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

在我看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应该是思想统治宣传，论到治国，他依然有他的强制手段，并非以儒治国。

来看看他的主要功绩和举措。

一、汉武徐削藩国，推恩令落地。

从文景到汉武，诸侯势力一直让他们头痛，从贾谊、晃错到主父偃，一直在努力。到刘彻手里，终于得以集权，他靠的是儒术吗？

二、经济集权。

汉武帝实行货币改革，盐铁官营，其推动与执行者为桑弘羊。

桑弘羊为武帝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有效的财政支持，并使其垄断经济政策有条不紊运行着。

而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来源于以太公、管仲为旗帜的齐地经济理论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理财学说，二者共同点就是主张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加以控制。

儒家是否研究经济呢？商鞅却是法家无疑。

三、“犯汉者虽远必诛”。

汉武帝这句话至今被后人屡屡提及。

他上位后，一改汉初对匈奴的和亲弭兵政策，开始了北伐匈奴、南平百越、西通异域、东定朝鲜、经营西南夷。

汉朝在他手里，开疆拓土。这样外示威猛，是哪家学说？

在我看来，汉武帝虽尊儒术，建立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但其治国之策，并非以儒为术。

是不是以法家学说治国？在下才疏学浅，不敢妄论，故尔鄙见:题主的假设不成立，汉武部分举措就是你假设的情景，其结果就是那个结果。

如果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了法家，历史会如何发展？

实际上，汉武帝的统治是典型的“外儒内法”，并非纯粹的儒术。两者是有偏重的，儒家偏重于道德，法家偏重于法律，对一个国家来说，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在汉朝之前，秦朝是一个奉行法家思想的朝代。

法家的思想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术，是申不害为代表。术不是君主的统御术，申不害认为，君主必须要操持权柄，“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权；君操其柄，臣事其常”，还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无能”。也就是说，君主一定要牢牢掌握权力，倘若权力落入臣子之手，则“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这样最终必定会失去国家，甚至成为弑君游戏的牺牲品。

另一类是法，以商鞅为代表，强调以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商鞅认为，君主能操纵民众的只有两手：一手是赏，一手是罚。通过赏以罚的手段，把权力的意志从最上层贯彻到最下层。这种思想，是剥夺人的自由权，把个人变为执行国家、君主意志的螺丝钉。

无论是术或法，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家鼓吹的是一种强权政治。当一个社会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不满的情绪必须要有释放的途径。于是秦国在统一中国十五年后，不愿当牛当马的人民就揭竿而起，最终推翻了大秦帝国。

秦国灭亡的历史，证明贾谊的一个论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因为法家只在乎强权，根本不在乎仁义道德。如果汉武帝只采纳法家思想，同样以强权来鱼肉百姓，那么我想大汉帝国的结局，也会跟暴秦相去不远。

儒家与法家最大的不同，前者是通过自觉的道德意识，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也对君主的独裁起到约束作用。后者则是屈服于强权之下，只是被动而非主动地拥护现在政权。因此，儒家以忠诚为目的，而法家能让臣民匍匐，却无法让他们忠诚。

这一点，其实商鞅就看到了。他曾对秦孝公说：“要想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方法是有的，但是这个方法，在德行方面，就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了。”也就是说，法家的缺陷，就是在于仁义道德。只有强权而没有仁义，国家注定不能长治久安。

儒家思想取代法家思想，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儒学既强调“仁政”，又恪守君臣之道、强调社会等级秩序等因素，这成为专制独裁者的福音。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原本对儒生有一种逆反心理，但他当上皇帝后，儒士叔孙通制定了一套严格尊卑等级的礼法，使刘邦大为开心，他说了一句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由是可知，儒家在捍卫皇帝尊严与权威方面，是大有好处的。

汉武帝的聪明之处，在于很早就意识到，儒家思想对安定社会人心是有巨大作用的。起初，他任用儒生，遭到窦太后的强烈反对。为什么窦太后要反对呢？因为儒家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儒者“文多质少”，就是只会夸夸其谈，其实没有多少本事。后世的汉宣帝也曾批评儒家：“世俗的迂儒不识时务，喜欢厚古薄今，搬弄一些‘名实’的概念，徒让人眼花缭乱，其实根本不知所云。”

在实干能力上，儒家不及法家，过于理想主义，书生气浓了一些。

我们常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不然。他的真正做法是“外儒内法”，法家思想则在“儒家”的外衣下，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汉武帝从来不是一个真正儒者，他外表爱好儒学，骨子里则是个法家分子。表面上看，汉武帝排斥法学分子，实则不然，武帝时代最正直的大臣汲黯对皇帝有一句大胆的批评：“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一针见血地剖析了汉武帝伪儒学的本质。汉武帝的统御术，其实说穿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儒家的招牌，实在沿用法家的治术，外儒而内法，因而在武帝一朝，酷吏横行，一手遮天，严刑峻法实为汉朝之登峰造极。

到了汉武帝时，法律开始苛严。公元前135年，由著名酷吏张汤与赵禹共同制立各项律令，务在深文峻法，法网愈加严密。张汤对汉武帝的心思可以说揣摩准了，为了迎合皇帝，他在办理大案时，就牵强附会儒家经典。他请来了一帮儒家知识分子担任廷尉史，遇到疑难案件时，就以《尚书》、《春秋》的义理来解决。张汤是位法家人物，不过他很聪明地把法儒结合在一起，以儒家的外衣，行法家之政。

后来汉宣帝曾总结汉武帝以来的治术，称为“王霸道杂之”。所谓王道，就是儒家之道，是仁义之道，讲究道德教化，让百姓自觉接受统治。而所谓霸道，实际上就是法家之道，以法家的现实主义，补充儒家理想主义的不足。

如果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了法家，历史会如何发展？

事实上口头上遵儒，具体操作还是用的法家那套。

如果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了法家，历史会如何发展？

君主专制制度下实行法家，中国会四分五裂。

如果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了法家，历史会如何发展？

其实自古以来，我们都是外儒内法的。

儒家学说是统治阶级控制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好方式，所以儒家发展到后来，完全就有了“孔教”或者“儒教”的说法。

但是，每一个帝国都会有一部完备的法律条文。这可以保证帝国的平稳运转。而饱读诗书的儒家，耳濡目染着忠君思想，这样一种想法成为了他们推行帝国法律的理由。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的话指出了儒家对法制的威胁。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游侠这个称呼，早就被灭的干干净净。至于儒家，一个拥有良好素质，能力的知识群体，在推行法律的时候，怎一个合适了得。

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选了儒家出世，忠君等学说。至于管理百姓，真当和孔子一样以德服人啊，那样的话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撑过两代。

至于秦帝国，他灭亡的原因，一是严苛刑罚，二是内部权力斗争，三是外部势力崛起。和啥子焚书坑儒没半毛钱关系，要说有关系就是一股子人瞎写历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