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谗言杀民族英雄为什么徐有贞没有得到像秦桧那样的骂名？

骂名当然是在民间留下的名声，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秦桧的形象是史有定论的，无论是正史，还是民间的评价，都是奸臣。而徐有贞与秦桧的情状却有很大不同。

历史上政治人物之间的斗争是很正常的。能够留下千古骂名的。大都是为了一己私利，为国家和民族造成重大损失的人。秦桧的千古骂名，正是为此。

岳飞和于谦都是民族英雄。甚至于说，于谦比岳飞的功劳更大，也没太大问题。差别在于，于谦在被害至死的时候，他的历史功业已经完成了。在土木之变后，大明王朝面临巨大危机，在于谦的主持之下，才最终化解危机，使得大明王朝转危为安。在这一过程中，于谦本身就面临巨大政治风险的。历史上所有的君主改立，都是伴随着人头滚滚的。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的过程中，大明王朝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国家的安定，人民在最大程度上免受战乱的荼毒，都是因于谦之功。所以，于谦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岳飞是抗金名将，在他的带领下，抗金的斗争取得节节胜利。他让人们看到了大宋朝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可能性。可是，就在这一过程中，宋高宗与秦桧为了个人的私利，置国家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害死了岳飞。岳飞的死，使得百姓心中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对百姓的心理，造成了巨大打击，“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秦桧的罪恶，当然是杀害岳飞，其背后的原因是为了个人私利，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这和现代的汪精卫之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于谦死后，对于国家与民族的伤害，比之岳飞要少一些。岳飞的死，既是对社会公理与正义的无耻贱踏。同是，又是又是民族现实利益的巨大损失。国家统一的前景被打破。于谦的死，与岳飞之死前边的影响是一样的。只是对正义与人心的损害。他的死，对国家的现实损害，没有像岳飞之死那么大。

再说徐有贞。他陷害于谦，某些方面，出于政治上的报复。在“土木之变”后，明英宗被俘。主张迁都的主要人物就有徐有贞。当时的兵部侍郎于谦说：“言迁都者，可斩也。”明史说，当时“珵大沮，不敢复言”。“珵”就是徐有贞。他当时的名字。后改有贞。当然，挟嫌报复，是小人的品行。

明朝大臣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与明朝的政治体制相关。从朱元璋和朱棣取消宰相制度后，明朝建立了全面互相监督，互相牵制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威。所以，徐有贞诬陷于谦，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当时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需要，迎合了明英宗的心意。更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自己想上位掌权，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正是在这一点上，与明后期大臣之间的争斗本质没有区别。

这种争斗在明中后期非常明显，比如严嵩搞死夏言，徐阶搞倒严嵩，高拱又搞到徐阶，张居正搞倒高拱，张居正死后又受清算。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你很难说那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但是，历史的评价还是有个大体标准的。做为政治人物，在位的时候，你的行为对国家民族是有利的。就可以说是好人，对国家民族有害的。就不是好人。为了个人私利，而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就是千古罪人。

以张居正和严嵩比较，张居正也收礼，也可以说是贪官。可是，说句白话，他是在做好事的过程中收礼，他是以为国做事为先的，收礼在后。而严嵩是以收礼为先，做事不论。所以，张居正虽然收了礼，有缺陷，可是，他又对国家有大功。但是，严嵩就不一样了。看看他害死夏言的由头，就知道他为什么在《明史》中被列为奸臣了。

夏言是严嵩之前的首辅，严嵩要上位，必要等到夏言退休，问题是，夏言虽然官位在严嵩之上，可是年纪比严嵩还少了两岁。所以，严嵩要上位，搞死夏言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严嵩搞夏言这事，和秦桧搞死岳飞，背后的原因有得一比。夏言当首辅，当时的名将三边总制曾铣计划收复在被蒙古占领的河套地带，便和首辅夏言商量，嘉靖皇帝听了这计划，也很高兴。可是，在进入筹划阶段的时候，嘉靖皇帝想到他的祖先明英宗被蒙古俘虎的往事，心里害怕，不想干了。自己在宫里越想越怕，喃喃自语“搞出事来，这可怎么好？到时候，不是杀一个曾铣就能解决问题的！”

严嵩知道了皇帝的这种想法之后，趁机上了一本，送了夏言和曾铣的命。现在，有些文学作品，电视剧等，反映嘉靖的时候，把他说的天纵英明，纯属误解，从曾铣和夏言的这个事上，就能看出，嘉靖到底是个什么水平。窝里横固然可以，说到雄猜大略，和他应该是挂不上钩。这一点，只要看看明史曾铣传，应该很容易得出结论。所以，严嵩是奸臣的结论，也是板上钉钉，改变不了的。

徐有贞的情况不一样，他身在官场争权夺位是有的。害人也是有的。可是，他还有功。《明史徐有贞传》记载，他是很利害的水利专家。在他的主持下，做了许多水利方面利国利民的事。

在倾陷于谦的过程中，徐有贞虽然参与了，但真正主导夺门之变的，其实不是他，而是石亨等。后来徐有贞因与石亨等分道扬镳，自己也受到石亨们的倾陷，差点丢了性命。到石亨倒台，才脱离险境。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徐有贞所谓的才，不是政治大才。他身上有着文人的通病。实际上是干不成大事的。于谦之死，他有责任，但非全责。

明史对他的评价是这样：人非有才之难，而善用其才之难。徐有贞之治河，其才有过人者。假使随流平进，以干略自奋，不失为名卿大夫。而顾以躁于进取，依附攀援，虽剖符受封，在文臣为希世之遇，而誉望因之隳损，甚亦不免削夺。名节所系，可不重哉！

意思是说，徐有贞是治河的专家，如果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可以流芳百世。可是他为了想当大官，躁于进取，依附攀援，为了升官卖身求荣。最后虽然成功了，以文人的身份，受到武人的功爵。可是个人的名声，因此受损，实际上得不偿失。

总体上来讲，秦桧与好，徐有贞也好，他们的后世名声都是与他们的个人行为相关联的。所谓实至名归。秦桧是为了个人私利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而徐有贞是有功有过，个人私德有亏的一个历史人物。这就是他们二人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