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羹尧为例，古代大将为什么被夺兵权很容易，下属为什么不救？

雍正朝，年羹尧在攻打罗卜藏丹津的时候，给雍正帝上过一道奏疏，里面有一段挺有意思：

“军中马不足，请发太仆寺上都打布孙脑兒孳生马三千，巴尔库尔驼一千，仍於甘、凉增买千五百。粮米，臣已在西安预买六万石。军中重火器，请发景山所制火药一百驼，驼以一百八十斤计。”

仔细看这段奏疏，会发现年羹尧面对三个问题，年羹尧的大军缺马匹，缺粮食，缺武器。而这些东西，全都不能自给，全都得眼巴巴地等着朝廷给。

特别是粮食一日也缺不得，马匹武器缺了尚可坚守阵地，粮食缺了岂不整个军营大乱了。而买粮食也得跟朝廷要军饷呢。

所以只这一项就能钳制年羹尧本人和他的大军有异动。也许有人会说，他不会纵兵抢粮吗？当然可以，但是要付出代价啊，造反的代价首先连累的是自己的家人，其次是攻城略地有损伤。边疆的督抚们手里可都有兵，到时候天下共讨之，不成王则成寇。

所以年羹尧不敢轻易有造反的想法。只要他不铤而走险，则势必步步受朝廷的限制。朝廷一道旨意下来，就不得不交出兵权。

在清朝以前，武将容易造反的，也就是唐朝了，因为唐朝的藩镇自己的粮饷可以自给自足，因此朝廷对藩镇的军马无法有效钳制，所以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清朝则不可能。康熙末年，连年在西北用兵，搞得西部各省国库不断亏空，就是因为大军所需大部分供给，多出于西部各省，这还不包括中央朝廷筹措的专项军饷和粮草。

当时年羹尧担任川陕总督，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因为他就是负责为大军转运粮饷的。当时为了筹措粮饷，年羹尧不断弹劾下面的州县主官，并且跟陕西布政使商量要向老百姓加征火耗银子填补省里国库的亏空。连康熙帝本人都看不过去了，于是下了一道谕旨：

“上谕曰：“各省钱粮皆有亏空，陕西尤甚。盖自用兵以来，师所经行，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仓卒无可措办，势必挪用库帑。及撤兵时亦然。即如自藏回京，将军以至士卒，途中所得，反多於正项。各官费用，动至万金，但知取用，不问其出自何项也。羹尧等欲追亏项以充兵饷，追比不得，又议加徵火耗。火耗止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徵火耗。今若听其加派，必致与正项一例催徵，肆无忌惮矣。”

从康熙帝这道谕旨里也可以看出，大军一旦开拔，所需要的马匹、盘费、衣服、食物，全都要朝廷或者地方给。如果你不是真的铁了心要造反，那么你带的几十万大军，就得朝廷来养，俗话说得好，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你年羹尧拿什么去抗朝廷的命？

一旦限制或者掐断你的后勤补给，几十万大军只能窝在那里动弹不得。

长平之战，赵国四十万大军为什么正面打不赢秦国，往后退也退不出去了？因为后勤补给线被秦国掐断了。当时赵军都出现人吃人的情况了。

而且年羹尧大军在外，并不能任意施威，旁边监视他的兵马不少，如果他稍有异动，雍正帝立刻就能集齐兵马阻击。雍正初年，年羹尧升任抚远大将军，他在同一道奏疏里写道：

“请选陕西督标西安、固原、宁夏、四川、大同、榆林绿旗兵及蒙古兵万九千人，令锺琪等分将。”

在这段里我们看到，就西北这一片只绿旗兵和蒙古兵短时间就可集齐两万人马。只要年羹尧稍有不从，雍正帝就可令这些兵马截断年羹尧大军的粮草和退路。

但是要说年羹尧有抗旨的行为，的确也有，只不过是他在西北平叛成功以后，骄纵托大，雍正让他交出总督印信给岳钟琪，他交了，让他到杭州赴任他抗旨了，说要再等等旨意。

这种抗旨跟作为大将军的抗旨可是不可同日而语，多少有点跟雍正怄气的意思而已。如果让他交出大将军印信，他敢抗旨不交，那可就严重得太多了。

所以，作为一个在外打仗的将领，一般情况下的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也只是面对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指挥作战策略而言，如果出现指挥权更易的情况，在种种条件限制之下，则很难拗得过中央朝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