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中使银子动辄万两，真是那样的吗？

我觉得没问题，白家在晚清民国，在北京医药行业内也是算数一数二的，万两银子不算什么。

清末前门大栅栏有家福寿全洋行，也就一家店铺，老店主死了，剩下的店铺货物还估价十万两银子呢。

更不要说大栅栏的大店铺了，比如曾经在北京城流传的顺口溜说：

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样，腰缠四大恒。

这些大店铺的估值比那个福寿全洋行可能高好多倍。

而白家的百草厅更在他们上头吧。毕竟是北京城医药行里执牛耳者，更是有内廷供奉的银子可以用。

这还是前清的时候，到了民国白家更富有了。

民国初年，京剧行有三大贤的名头，也就是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三个人，杨小楼是武生泰斗，梅兰芳是京剧大王，余叔岩是老生执牛耳者，三位大爷唱堂会，每位的包银都上千两银子。如果有钱人家把三位一起请了，不说别的名角，单单他们三位的包银就可能大几千两甚至上万两。如果去上海唱堂会，包银可能更高。例如谭鑫培去上海唱堂会，包银最高的时候拿一万五千两银子。谭鑫培做内廷供奉的时候，每月也只能领几两银子加二十五石米，偶尔慈禧太后另外有封赏。前后之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而白家呢？老人小孩过生日满月什么的都可以唱个堂会，把北京城的名角都请来，在他们眼里，名角也就是个戏子，可见几万两银子像咱们现在K歌一样不在话下。

《大宅门》里的京剧名旦万小菊据说原型是梅兰芳先生，在当时京剧行里可能是最大的角儿之一了，白家唱堂会哪次落下过他了？

民国时候很多名角儿不靠戏院赚钱，就指着堂会赚大钱，一次赚的够唱好久唱戏院的了。

而且晚清时候，银子好像也没以前值钱了。

慈禧太后死时，当时办理丧事的丧葬费花了一百二十五万两银子。

而甲午战后，清朝户部岁入好像八九千万两。但是当时清政府举外债则高达十万万两之巨。

《大宅门》中使银子动辄万两，真是那样的吗？

在大宅门（也就是百草厅，同仁堂）的前期阶段，它远没这么阔绰，可到了清朝的后期，百草厅的生意，的确是好了很多。

在清朝的末期，在北京的很多顶级商号，就像百草厅这样的商家，确实是富甲一方。但还需要另外说明一点，就这些商号的财富，竟然是在很短时间里，就聚集起来了。

因为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阶段，采用的社会制度和财政制度，都学习了明朝重农抑商的做法，而重农抑商的做法，让整个国家，都陷入停滞和贫穷之中。

明朝重农抑商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朱元璋不喜欢工商业。既然商业的本性就是追逐利益，那朱元璋也就觉得商人们，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家伙，这样的坏人多了，自然会对自己的统治不利。于是朱元璋的根本国策之一，就是要抑制商业。于是他颁布各种法令，规定老百姓这也不准做，那也不许去。

在朱元璋的眼中，老百姓最好就像一棵树，被钉死在一小块土地上，这样一来，天下也就太平了。于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都被陷入了严格的禁锢之中，这样的社会，怎么能够富裕呢。

到了雍正时期，清政府更是变本加厉，提出了“多一人经商，就少一人耕田”，将整个社会捆绑得更紧了。老百姓变得更为贫穷，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在洋务运动之前，曾国藩在江西时，他自己湖南老家发生变故，整个江西官场给曾国藩搞了个募捐，只凑出了区区一千两银子，就感动得曾国藩是不要不要的。可过了不到20年时间，洋务运动发展起来后，曾国藩一次就能掏出八万两银子，用来酬谢北京各个衙门里的办事员。

得益于清朝政府放松管制，同时伴随着洋务运动的推广实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大地上，一下子就涌现出大量的工矿企业和贸易商家，它们创造出来的巨大工商业财富，让国家和社会，都开始快速富裕起来。

在当时清朝的首都北京，更是搜刮和汇集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于是北京一下子就变阔了，地皮也变贵了，娱乐也升级了，当然了，他们吃的药，也要更好、更贵了。

当时一位在北京的王爷，就曾经发出深深的感叹，这些年的生活，真的是变好了呀。原先打个麻将，要赢个五百两银子都难；可现在就不同了，只要下面人来办事，一晚上可以赢他上万两银子，生活好了，生活真好了。

百草厅要办个大事，说起来动辄万两白银，好像是挺大个数，但那也就是王爷一晚上的麻将钱，数少了办不成事，这个道理不难懂。 至于大清首都的顶级医疗机构——百草厅，它会穷吗？鬼都不信

《大宅门》中使银子动辄万两，真是那样的吗？

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中后期陆续实行了货币金本位体制，但是清朝仍然推行银本位制，有利有弊，总的来说因为西方国家推行了金本位体制，白银退出货币市场，成为一般普通商品，白银开始跌价，所以就相当于清朝货币相对于西方的英镑、马克、法郎、美元在不断贬值，实际上有利于清朝的对外贸易出口，而且西方国家与清朝贸易如购买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货物仍然用白银交易，所以的白银就海量般的涌入清朝！晚清如果不是慈禧瞎折腾，清政府应该不会差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