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灭亡时，有很多汉人视其为正统，而为其自焚殉国吗？

这个我在一片图文中写过。这里就不做过多的叙述了。之所以会有人自焚殉国，是因为程朱理学。

元朝一统天下后，为了巩固统治，将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被官方所大力弘扬，“君臣大义”的思想已经超越“华夷之辩”成为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

在程朱理学的洗脑下，一些汉人已经将蒙古视为正统。

元朝灭亡时，有很多汉人视其为正统，而为其自焚殉国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的确有很多汉人将元朝视为正统，例如在金庸武侠小说中赫赫有名的武当派宗师张三丰。

关于张三丰的形象，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误解了。

历史上真实的张三丰，并无抗元的理想，而且他曾当过元朝政府的县令。

在元朝灭亡之后，张三丰又一直以元遗民自居，在一首写于明洪武十七年的《自题无根树》诗末，张三丰自注“大元遗老张三丰自记于武当天柱峰之草庐”；在另一篇《自题敕封通微显化真人诰命后跋》文末，他也署上“大元遗老三丰道人书”。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多次遣使降诏邀请张三丰赴京，但张三丰却“托仙远遁，以全事元之节”。

人们对于张三丰的真实形象的误解，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将他赋予了民主主义立场。

在《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尽管并未加入抗元义军的第一线，但毫无疑问，他对他徒孙、明教教主张无忌领导的抗元事业是非常支持的。

小说中写道：

“张三丰问起英雄大会及义军抗元之事，对张无忌温勉有加。

赵敏向张三丰跪下磕头，谢过当日无礼之罪，张三丰哈哈一笑，全不介怀。

俞岱岩终身残废、张翠山丧命，均与她昔日手下的阿大、阿二等人有关，但其时赵敏尚未出生，终究也怪不到她头上。

张三丰听得她甘心背叛父兄而跟随张无忌，说道：‘好，好！难得，难得！’”

所以张三丰是一个认可元朝正统地位的人，也认可自身元朝遗民的身份。

金庸先生可能有着不自觉的民族主义情结，也可能是小说情节需要，所以当将张三丰写进武侠小说时，便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塑造成具有明显民族主义立场的义士了。

在元朝统治中国的近一百年里，蒙古人利用富有治民理政的管理经验的汉人和南人在各级官府中担任副职或吏员。

在民族等级政策为基本国策对汉人和南人的压迫下，虽然汉人仅具有有限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出路，但却为中原汉法即儒家政治思想和传统礼制的继续传播并与蒙古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条件。

汉人能够将元朝视为正统，是因为两宋的理学在元朝步入了帝王的殿堂。

元仁宗力主以儒术治国，将程朱理学立为科举的教本，完成了理学的官学化。

中原汉法及两宋理学正是在蒙古人的压迫和支持下传承下来，顺利地过渡到明朝。

元朝灭亡时，有很多汉人视其为正统，而为其自焚殉国吗？

有多少人自焚殉国，这个你没法统计。因为明朝人也不会让你统计，明朝人不允许历史如此歌颂前朝。但是，有大量的元朝遗民是肯定的，而且这些元朝遗民并非只是蒙古人或色目人，还有大量的汉人。

元亡明兴，远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摘自姚大力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一文

但是，这只是史学家钱穆的看法。当时的明朝人根本就不这么看。元末明初的人“仅言开国，不及攘夷”，认为这就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

所以，元末明初之时，肯定有大量的元朝遗民。朱元璋以及明王朝也没有对这些人怎么样，因为遗民不是反民，只有感情上的留恋而没有物质上的威胁。

朱元璋挥师北伐的时候，确实喊出了“驱逐胡虏”的口号，如《谕中原檄》所言：

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但是，《谕中原檄》虽然充满了华夷之辨的意识形态，但其主要的世界观则是天命论。所以，开头就明确了朱元璋对元朝的态度，即：

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在朱元璋看来，宋朝统治中国三百年，后来气数已尽，于是天命转到大漠的蒙元；现在天下大乱，元朝的气数已尽，所以是该从元朝转到大明了。因此，朱元璋以及朱元璋统治集团，完全承认元朝统治的正当性。

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

元朝虽是夷狄，但我朱元璋君臣的的父母皆仰赖大元的生养。元朝之所以兴、之所以亡，都是因为天命气运，我朱元璋也没有逆天占卜的能力。华夷虽然有辨，但这个辨也要置于天命观之下。

明朝的时候还有一则逸事：

徐达北伐大元的时候，故意放走了元顺帝。对于这件事，朱元璋很生气，但是徐达反问朱元璋说：

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之以归，汝何治焉?

意思是大元虽然衰败，但毕竟曾经南御中国，我徐达把大元的皇帝抓回来，你朱元璋能怎么处置他？

虽是逸事却广为流传，足以见得当时朱元璋君臣是怎么看待蒙古大元的，他们是蛮夷，但也是一个正统王朝。

这个数据没法统计，因为明朝不可能搞一次意识形态的人口普查。而且，至于有多少人为元朝殉国或自焚的，就更没法统计和记录了。新王朝百废待兴、旧王朝根植深厚，不可能有人去做这件事。但，出名的元朝移民还是很多的。

比如张三丰，给朱元璋的回信落款就自称“大元遗老”。

明洪武十七年岁在甲子中和节，大元遗老。张三丰自记于武当天柱峰之草庐。

张三丰不是修道的出家人吗？怎么成了元朝遗民？原因就是张三丰在年轻的时候，担任过元朝的县令。在前朝当官，自然就是新朝遗民了。

所谓前朝遗民，一般是指经历新旧王朝更替后拒绝在新王朝担任官职的人。但是，这个概念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是精英、能在新王朝当官或新王朝对你求贤若渴。一个普通人，在旧朝种地纳粮，在新朝就继续种地纳粮吧，算不上什么前朝遗民。而最鲜明的标签，就是在旧朝当过官的，因为这足以证明你是精英。所以，元朝的官员拒绝在明朝当官的，就肯定是元朝遗民了。这样的人有吗？这样的人不仅有，而且不在少数。

比如元朝的户部尚书张昶，是个汉人，他曾代表元朝出使朱元璋。朱元璋发现张昶是个人才，于是就扣住不放了，甚至一直给他封官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但是，这个人“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最后，朱元璋忍痛割爱，只能把他杀了。

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的杨维桢、沈梦麟和藤克恭，在明朝参加过编纂《元史》和评阅科举考卷的工作，但因为以元朝遗民自称，所以死活也不在明朝当官。但是，这几个人都活到八九十岁，朱元璋和大明朝廷也没难为他们。所以，明朝人也接受了前朝遗民这个事实。其中的杨维桢还写了一首《老客妇谣》，前两句就非常气人：

老客妇，老客妇，行年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犹存旧箕帚。南山阿妹北山姨，劝我再嫁我力辞。

年少嫁人，就选对了好郎君，虽然郎君死了但自己仍旧念念不忘。老客妇，自然是指杨维桢自己；而少年嫁的好郎君，当然就是大元。然后，南山阿妹北山姨，这些人劝我改嫁、我肯定不能答应啊。所谓改嫁，就是到明朝去做官。

这首诗还传到了朱元璋的几案上，于是大臣们就劝朱元璋把这个老遗民杀了。朱元璋的回复则是“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这个老东西本来也活不了几年，就是想让我把他杀了，好成全名节，我才不杀他呢。

还有很多关于元朝遗民的史料记载。这充分能说明元朝遗民不是没有，而且也不是一两个。而明朝呢？朱元璋和大明朝廷也接受了这些人，并没有想着把他们赶尽杀绝，更没有以华夷之辨来诛心。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本来都是汉族人，怎么非要给所谓的夷狄当遗民，而且还那么恋恋不舍？

如果这样想，就是在以现代的意识形态来揣摩古人的心态。那么，关于国家，中国古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或者说，中国古代就没有国家观念吗？

我们都来自于传承，所以古人的国家观念来自于历史。这里还是取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一文的观点，来理清古人的国家观念。

一是君主认同。

春秋后期，晋国的中行穆子率军灭掉鼓国，然后把鼓国国君带回晋国，让鼓子苑支来治理鼓国，并让鼓国百姓“各复其所”。但鼓国大臣夙沙厘非要跟着鼓国国君一起走，国君去哪、他就去哪。中行穆子就对夙沙厘说：我不是让你们该干嘛干嘛去了吗？在鼓国踏实呆着就不行吗？于是，夙沙厘则答复说：

臣委质於狄之鼓，未委质於晋之鼓也。

这就有点儿欧洲的骑士精神的意思了。我忠于鼓国国君，而不是忠于鼓国土地，自古只有君臣而没有土臣，即所谓“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所以，这就是古人最初的国家认同，认同国君而不是认同土地。这个认同一直持续到西汉后期。

二是王朝认同。

这时候的国家认同，就聚焦在某一姓的君主统系之上。比较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就是刘裕杀司马氏。自此之后，后代王朝往往都要把前代王朝的君主统系干掉。因为国家认同已经由君主认同转变为一姓王朝的认同，主要是君主一姓。

南宋太后和皇帝都成了元朝的俘虏。于是，南宋太后就通知那些还在抵抗的南宋将领赶紧投降。但是，这伙人就是不投降，后来跑到南方立了两个小皇帝，只要这赵姓一系还在，他们就非要抵抗。文天祥是这么理解的：

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

皇帝和太后投降了，无所谓，王朝还没死。我们再立个赵家皇帝，还能继续跟蒙古人打。

三是中国认同。

无论是君主认同还是王朝认同，在这期间有一个趋势始终在生长。那就是中国认同。王朝总有兴亡，但亡国不等于亡天下。而天下就是中国。

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

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认识的一个调整：但问志略何如耳。在北魏时期，这种认识逐渐成为一种王朝认同之下的共识调整。这就意味着非汉人王朝也能成为正统。在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时代，各方除了战争较量还有人心争夺，于是正统这个概念就成了争人心的武器。所以，夷狄与否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正统。而怎么区分正统呢？北方人以中原为正统，特别是非汉人的北方政权，我在中国、我就是正统，而南方政权，即便是汉人政权，也是蛮夷。比如，刘裕北伐南燕之时，鲜卑宗室、太尉慕容镇就对朝堂汉族大臣说：

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

所以，除了君主认同和王朝认同，一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逐渐发展了起来，这就是中国认同。而这个意识形态一直贯穿了宋元明清，成为古人的主流意识形态。

于是，非但元朝灭亡会有遗民，清朝灭亡也会有遗民。因为这些人的国家认同，是君主认同、王朝认同和中国认同的复杂融合。单纯的华夷之辨，或者西方的民族主义，根本就要解释不了这种复杂。我们用现代的意识形态来理解古人，就一定会一头雾水。

还是那句话：我们来自于传承。所以，你不能割裂历史来谈问题，这么做不仅没有解释力，而且没有意义。

所以，近年来网上一些关于元朝和清朝不是中国朝代的文章，就十分荒唐。这就是在以割裂历史的现代观念来认识古人、理解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现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你用这种西方的主义来理解中国历史，根本就理解不了。

以西方的标准看来，今日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且它现在正在行使着一个单个的民族国家的功能。

这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所说的。他认为中国没有成为欧洲的样貌就是一个“中国的神话”。之所以有这样的认为，就是因为纯粹西方的意识形态解释不了中国的问题，也理解不了中国的问题。

近代和现代中国，还能维持统一的样式，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于传承。你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路径，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虽然现代意识形态，具体说就是现代民族主义已经成为重要的思潮，但也不能割裂中国历史的传承，更不能在割裂历史中来理解中国古人。

元朝灭亡时，有很多汉人视其为正统，而为其自焚殉国吗？

大家好，我是梅子雨summer。

视元朝为正统的汉人肯定是有的，这里我就举一个例子。

元朝的户部尚书张昶，张昶在元朝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那就是以君臣大义替华夷之辩。意思也就是说，你们不要谋反，更不要因为朝廷是蒙古的朝廷，你们就谋反，经过这么多年的融合，蒙汉是一家人，不存在华夷的区别，只有君臣的关系。

张昶这种说法当然是被明朝许多人所批判，但是从历史洪流的角度，张昶的眼光是要高于常人的，当然也未必是张昶见识有多高超，也有可能是他对于元廷的忠诚使他为元朝正统辩护。

当他被派到江南去招安朱元璋，朱元璋见他有真才学，就把他给扣下了，而且告诉其他元朝使者，说张昶已经死了，回不去了。

但是张昶“以元之旧臣，心常怏怏”，而且给朱元璋进言说，要重刑法，破兼并之家，多陈厉民之术，想让朱元璋失去民心，而为元朝卷土重来做贡献。

但是朱元璋都没有听，朱元璋对人说张昶欲为赵高。张昶以为朱元璋识破了他的诡计，所以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元顺帝以为张昶已死，追封了张昶的祖先，还启用了张昶的儿子。元廷的平章事李文忠到杭州了，朱元璋假意放了张昶，张昶就写了一封信交给李文忠带回去，这封信被杨宪看到了，上报了朱元璋。

朱元璋派人去审讯张昶，张昶写了八个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原本朱元璋还在想任用张昶，可是见此情形，朱元璋只能说：“彼决意叛矣，是不可赦。”不久以后，朱元璋就下旨杀了张昶。

后来明朝的人评价张昶：能于死生之际明焉，岂非忠于元者乎？

张昶当然不是个例，像张昶这样的人不会少，毕竟在封建时代，忠君是许多读书人终生理想。

元朝灭亡时，有很多汉人视其为正统，而为其自焚殉国吗？

元朝灭亡时，很多汉人视其为正统并为其殉国？

这个问题乍一看起来可能很突兀：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建国时对中原地区进行了灭绝种族式的屠杀，统治不过短短百年时间，后期政治腐败、赋税繁苛、民怨沸腾，灭亡了还会有很多汉人为其殉国自杀？

于是赶紧翻了翻史料，发现这种情况不但有，而且还不少。

《元史·列传·卷八十三》记载：赵弘毅，字仁卿，真定晋州人。少好学，家贫无书，佣于巨室，昼则为役，夜则借书读之。或闵其志，但使总其事而不役焉。尝受经于临川吴澄。始辟翰林书写，再转为国史院编修官，调大乐署令。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叹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语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报国耳。”乃与妻解氏皆自缢。

《元史·列传·卷八十一》记载：会张士诚为乱......贼围琏，邀至其船，琏（赵琏）诘之曰：“汝辈罪在不赦，今既宥尔诛戮，又锡以名爵，朝廷何负于汝，乃既降复反邪！汝弃信逆天，灭不旋踵。我执政大臣，岂为汝贼辈屈乎！”即驰骑奋击贼，贼以槊撞琏坠地，欲舁登其舟，琏瞋目大骂，遂死之。其仆扬儿以身蔽琏，亦俱死。

弟琬（赵琬），字仲德，仕至台州路总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国瑛以舟挟琬至黄岩。琬潜登白龙奥，舍于民家，绝粒不食。人劝之食，辄瞑目却之，七日而死。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二十一·忠义传十四》载：张士诚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绶极称乘（杨乘）才士诚，遣张经招之，乘曰：“良弼等皆名臣，今已失节，顾欲引我济恶耶。”且让经平日读书所学何事，经俛首不能对。乘与客痛饮，竟日不言。客问：“盍行？”平曰：“乘以一小吏，致身显官，有死无贰，何行之有！”经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经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人还专门做过一项统计，元末的进士在农民起义时期表现得相当忠义，“死节”、“殉难”者比比皆是，共死亡41人，而当时元朝的科举制度一科不过只录二十余人，如此所占比例相当可观。

认真进行分析，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忽必烈是元朝的开国皇帝，他从小就习汉字、读汉书，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一直把唐太宗当成自己的英雄，把贞观之治作为自己的理想国。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他意识到蒙古族区区30万人，在5000万汉人面前简直是九牛一毛，武力统治不能长久，要想真正、长久统治全国，必须顺势而为，用汉人自己的方法去治理汉人，这样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适应汉文化改革。

第一，改变传统，发展农业。

蒙古族的传统是每占领一座城池，就把城里有用的东西全部都带走，带不走的东西就烧毁。忽必烈上台后，明令禁止屠城，违者重罚，这样就使城镇经济能够延续发展，降低了对人民的损害。

而每占领一个地方，同样是将有用的东西拿走，没用的东西就全部捣毁，然后播上草种，等待长出浓浓的牧草，这种做法使得大量农田变成了牧场，粮食产量连年下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忽必烈力挽狂澜，坚决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恢复了大量的农田，使得农业又重新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第二，实行一省六部制管理。

在进行国家政治建设方面，忽必烈完全按照汉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调整，实行一省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直接管理工、兵、吏、礼、户、刑六部，掌握全国的最高行政权，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

第三，对地方实行行省制。

忽必烈吸取汉民族王朝的经验教训，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实行行省制度，就是在各地方设立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省的长官拥有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但是他们却不能割据地方，因为行省的长官是中央官员而不是地方官员。这一制度奠定了中国省制的基础，影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第四，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忽必烈同样博采各汉王朝之长，专门设置了国家一级机构宣政院，专门管理西藏的各种事务，并且负责处理国家的宗教事务。这使得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了大元的版图，中央政府开始真正管理西藏地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一系列汉文化政策的推行，消除了蒙汉之间的隔阂，消除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强了汉人对蒙古政权的认同。

尤其是在管理层，科举制度提高了知识分子阶层对皇帝的忠诚度，而未经科举而仕的官员，则更是皇恩浩荡，为皇帝效忠万死不辞。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君臣之恩义是非常重视的。《史记·淮阴侯列传》云：“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意思就是说，坐人家的车子，就要和人家一起承担困难；穿人家衣服，就要替人家的事担心；吃人家的饭，就要为人家的事而死。

这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价值观，说白了就是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大义、天下等虚头巴脑的东西在与我的“忠义”相违背时，我就要放弃大义，因为我没有资格背叛养育我、信赖我、给我吃穿的人。

而作为普通老百姓，他们有自己更朴素的追求，不过简单的穿衣吃饭，说实在的，他们并不关心谁掌权谁败亡，只要有自己的衣穿有自己的饭吃，谁做统治者都无所谓。

就像一个地方官，不管他的政绩好坏，只要别出大问题，任期满了再换另一个人来做，一样，老百姓普遍接受。出了大问题，犯了大错，就会有人检举揭发，被上级查处，再换另一任领导开始新的任期。而作为老百姓，只要不涉及他们的根本利益，换谁都一样穿衣吃饭。

以小比大，国家层面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汉人顺从元朝的统治就显得并不突兀了，甚至元灭亡时为其殉国也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是吃人俸禄为其卖命，这是一种普遍的儒家思想。

我是热爱传统文化的小鱼，一家之言，不知当否，欢迎大家批评斧正。码字不易，望高抬贵手，不吝点赞赐评。

元朝灭亡时，有很多汉人视其为正统，而为其自焚殉国吗？

被洗脑了，就跟如今美国即将崩溃，还有很多汉奸，奴才，走狗，甘心付出一切为洋主子卖命，可怜，可叹，更是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