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他与司马光同流吗？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苏轼的确很聪明，但没有反对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也不是什么同流，这点已经被史学家们论证，在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仅从几个方面来简单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轼

苏轼与王安石是同事关系，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从年龄上来说，两人相差一个辈分，王安石比苏轼大16岁。从这点来看，恩怨之说根本就不存在。

苏轼与王安石有矛盾，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的。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48岁，苏轼32岁。这年春季，苏轼刚从四川老家免丧回到京城。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新法，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改革运动。

王安石为达到自己变法目的，他排斥异己。苏轼的不少师友，包括他的恩师欧阳修。这些人反对新法，与新上任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逼迫离京。此时，给苏轼感觉，朝野不再是自己二十岁“和平共处”的年代了，火药味甚浓。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面对现实，开始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苏轼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全面抨击王安石新法的弊害。然后，又针对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条约》《雇役法》《均输法》等等，还有诸如方田均税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有些还提出来应该取消。

苏轼所谈的这些看法，无论从内容，还是立足点和出发点，没有私愤，全是为了体恤民生，减轻老百姓生活负担，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但是，王安石得知这一信息，十分愤怒，找来御史谢景，让他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给苏轼施加压力。

王安石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无奈地请求出京任职。就这样，苏轼离开京都，去了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1076年）秋又擢升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即便这样，苏轼也没有间断提意见，到了密州又上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反映老百姓自然灾害和生活的疾苦。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就是同事，上下级关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只是苏轼对王安石有看法，认为王安石有些狂妄，刚愎自用；在变法中任人唯亲，不辨忠奸；在个人生活中不讲卫生，埋汰邋遢。同时，对他的变法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王安石变法不是站在老百姓立场，而是为了皇帝统治地位，而打压周边官宦，同时，榨取老百姓血汗。

以上两人关系说明，苏轼聪明与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有意见没关系，是两回事。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有意见很正常，只是王安石心胸狭窄而导致两人关系异常，更何况苏轼比王安石小16岁，他怎么可能会用对他变法有意见的人共事呢？

苏轼与司马光的关系是同事关系。只是由于年龄的差距（司马光比苏轼大18岁），工作的关系又不是一个部门，谈不上上下级关系，两人来往自然也不是那么频繁。但是，苏轼文采超众，赫赫有名，司马光是很了解的。再加上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提了许多意见，这些司马光都知道，对苏轼好的印象很深。

司马光

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两人为了争宠，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拆台，都存在结帮拉派的问题。在这方面，苏轼大脑中基本是空白，没有那么复杂。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赵煦（10岁）继位，改年号哲宗。皇帝年少，全由其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下诏启用司马光，当时司马光已经六十七岁了。司马光立刻进谏皇太后，废除王安石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贬人，全部召回朝中，其中就包括苏轼。这说明苏轼在司马光心目中，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把苏轼划归为和自己一派有着共同政治主张的。

当苏轼发现司马光为代表的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同时，竭尽全力废除新法时，苏轼认为司马光与所谓“王党”即王安石是一丘之貉。因此，再次向皇帝提谏。表达了自己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就这样，苏轼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打压，遭到诬告与陷害。

苏轼与司马光根本不是什么同流，就是个工作与同事关系。无论从年龄差距上还是思想观念上不可能是同流。

苏轼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他与司马光同流吗？

苏轼那么聪明，也会反对王安石变法，其中原因和当时的局势，以及苏轼本人的性格都有些很大的关系。

宋神宗时期，国家积贫积弱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于是宋神宗召王安石商量解决策略。王安石主张施行变法，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王安石主张祖宗之法可以变，他制定了一套新法，但是新法却潜藏着许多的发展弊端。他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当然是从人民身上压榨的，这就让社会更加不稳定。

许多反对变法的朝廷重臣都退出朝廷，要么辞官归隐，要么到外地任职，以表示他们的不满。

苏轼一直关心民生疾苦，希望革新以改善当前的状况，因此他一开始是支持革新思潮的。但是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却更加让老百姓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赋税增加，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而且当时一批有才能的人逐渐退隐，宋神宗求贤若渴，于是大肆招揽人才。一些人就趁机而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无条件地支持王安石，官场混乱不已。

在这种繁杂的情况下，苏轼如果发出对变法的反抗声音，很容易就会遭到敌对和招来厄运。但是苏轼并没有因此退缩，他性格直率，有不入眼的事情必须要吐露。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在苏轼的心中燃烧，他不能退缩，而是要挺身而出，与变法派进行倔强的抗争。

苏轼写了一篇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奉劝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并对新法进行了全面攻击。书中字字恳切，饱含了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但是新法刚刚起步，怎能就这么快止步呢？所以这篇上书沉入了大海。

苏轼当年就是因为言辞恳切正直，得到赏识，考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因此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进言进策。当苏轼任编排官时，发现有考试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人，最后却被宋神宗列为了第一，苏轼十分气恼，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新法，可是却让宋神宗越来越不高兴，还被王安石说是不知轻重。苏轼一腔为国为民的热情，在现实中被慢慢消磨，于是他只能渐渐不再提政事了。

另外，苏轼和司马光是同流。

司马光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推行新法弊大于利。司马光主张节俭用度，不应增加百姓的赋税；他主张应该惩治时弊，安定民心。但是最后司马光无法阻止变法，因此只能选择离开朝廷，不谈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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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他与司马光同流吗？

苏轼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友对王安石变法呢？他与司马光同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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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苏轼的确是十分聪明，不然他怎么会列为宋词之首呢？但是，词人必竟是词人。他在政治斗争中与文坛上的伟大成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苏轼在政治思想上，是复杂而多变的，大体上属于保守倾向。他初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当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时，他又持保守的态度。这个中原因不排除在皇帝面前争宠的因素存在。

古时候有一定地位的人，特别是象苏轼、辛弃疾、陆游这样的大文豪，自己有压倒群雄的才能，无不想得到适合自已才能相匹配的地位，以实现自已的政治主张。有相当的地位，便有机会报国，光宗耀祖。名垂青史。苏轼正是企于这样的政治目的，加之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有太过之嫌，故而反对王安石变法。这种政治抱负，其实跟他的聪明和不聪明无关。他也因此而多次被贬。

宋哲宗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重新当权，起用苏轼做翰林学士，当旧党废除一切新法，他不满旧党一意孤行，又被排斥。等到新党再次得势，他又以六十高龄再次被贬到广东偏运的地方，直到1100年才逢大赦内移。徽宗靖国元年七月死于常州。

题主所说他与司马光同流吗？这一问，是对苏轼的不理解。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也同时反对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对新法的全盘否定，虽然旧党得势给他封了个翰林学士，由于反对旧党的一些做法而再次遭贬，他怎么会与司马光同流呢？如果是同流为什么六十高龄的他再次遭贬，几乎死于被贬期呢？

因此，无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还是反对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只能说是苏轼在政治道路上遭遇的坎坷太多，玩政治不是玩诗词歌赋。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只能成为文豪立足于文坛之林，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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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他与司马光同流吗？

这个问题牵涉到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熙宁变法等多个问题，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发动了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危机为目的，史称熙宁变法。

变法主要有三项内容：一、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内容）；二、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械监法等内容）；三、取士之法（包括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等内容）

变法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但是，由于部分举措不合时宜，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不良运作，造成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同时，变法也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

因改革阻力重重，宋神宗的立场也摇摆不定，王安石两度辞官，并于1076年辞去宰相后隐居江宁，至病逝。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启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全部废止。

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推进改革，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急功近利。

严格意义上说，苏轼不是反对变法，而是不赞成新法中的部分不合时宜的改革举措，以及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不良操作。

第一，农业改革之青苗法。新法把天下民众分为五等，每年由政府分春秋两次按等级贷款给他们，帮助他们渡过“青黄不接”的时期。每次贷款要收20%的利息，所以其年利率为40% 。

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如果贫者借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离四方，保户要分摊赔偿其贷款，富者还要承担“联保”责任，“独偿数家所负”。这样就造成了“贫者既尽，富者亦贫”的局面。

如果遇到灾荒，百姓的欠款可以顺延到下次收成时再还。但是，连年的灾荒造成百姓旧债未还，新债又增，本息叠加，越欠越多，以至百姓被“积欠”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逃往他乡，家破人亡。

更甚者，各级官吏以多贷为有功，假借新法之名，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摊派），徇私舞弊，更进一步逼得百姓无法生存。

第二，商业改革之市易法。国家成立“市易务”，低价收购滞销货物，让商贾、行户以田宅、金银等财产为抵押赊贷钱款或物货，半年付息一分，一年付息二分，另纳相当于利息10％的“市例钱”，用于市易务官吏们的俸禄开支。

市易务为了实现多赢利，先动用市易务本钱，从各地客商处“贱买”物货，再“贵卖”给零售商人，同时强迫商户“必买于市易”，使“市易务”成了官家的市场垄断机构。市易本钱始终处于全额出贷状态，虽有流失，却仍挂在账上。同时为了提高政绩，多得奖励，那些无法追回的呆帐、死帐在账面上都不显示。这样，上坑害国家，下坑害商户，却肥了市易务的官吏牙人。

市易务以收息多少来衡量官吏工作的优劣，所以市易务官吏就以多收息钱为能事，有压力就有动力，强买强卖的现象时常发生，引诱民户赊贷的事件也普遍存在。

市易务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商业垄断集团，需要大批牙人、仓库管理、催欠等大小的管理人员。北宋殿中侍御史韩川在《上哲宗乞罢市易》中揭露：“仓务占官六员，仓场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月给俸食几千缗。”

苏辙在《乞放市易欠钱状》中揭露：“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以此一千余人，日夜骚扰欠户二万七千余家。都城之中，养此蟊贼，恬而不怪。此事之当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户拖延日久，或未见归著，及无家业之人，皆差人监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则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顽狡，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捽缚，何所不至。”

公元1086年（元祐元年）《市易法》废罢时，东京城内欠市易务钱的行户共计27155户，共欠237万余贯，已致大批商户倒闭。

第三，军事改革之免役法。“免役法”就是“以钱代役”，以前的差役法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新法规定百姓向政府上缴募役钱，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来服役。这项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一是农户不再受烦杂差役的骚扰，可以安心农耕；二是雇用无田可耕的闲散人员和灾民来服役，促进了社会稳定。

但是，在实际征收这一项免役助役钱时，却又增加了高达20%的免役“宽剩钱”，名义上是为了“备荒年”，实际上却年年都要征收，等同于“常赋”，而且规定标准是20%，实际执行中却普遍扩大到了40—50%。仅此一项，比青苗法的收入还要多。

此法一出时，苏轼曾经大加赞扬，后来针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他实事求是地向王安石提出过整改意见，但是王安石刚愎自用，把苏轼的建议当成了耳旁风。

其实，针对熙宁变法中的部分内容，不只是苏轼提出了反对意见，苏辙、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范纯仁等一批重臣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抨击，他们都是为国为民、一身正气的国之栋梁。

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陷诽谤，为躲避政治灾难，苏轼自请外任，调任杭州，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

司马光是北宋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四朝元老，博学古今，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二人因为政见不同，常常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是全面反对，尤其是在变法初期，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司马光还进行劝解和说服。但是他经历过范仲淹的庆历变法，深知变法不能急于求成，要徐徐图之，但他看到王安石急功近利，颁布“青苗法”损害国之根基时，才站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县官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危害更大，同时认为不应该对贫困农民加重负担，而是要施以“仁政”。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哲宗赵煦继位，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六十七岁的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建议“广开言路”、用人赏罚分明，提出新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建议废除。

后又进言，将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召回朝中任职。

针对新法显露出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各界沸腾的民怨，司马光再上书《请革弊札子》、《请更新新法札子》，请求立即采取措施，救民于水火，至正式拜相，新法全部废除。

据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

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治平三年（1066年）1229万8千7百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1077)剧增到5210万1千029石，变法八年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

“国富”对应的应该是“民强”，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请看苏轼在任期内给朝廷的奏状：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熙宁八年，两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奏准南闭粜状二首》：“熙宁中，张靓、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这仅仅是苏轼在任的两浙几个典型的地方，其他地方呢？全国呢？北宋时期全国总人口八千万，数字触目惊心。而且，两浙还是富庶地区。

公元1092（元祐七年），苏轼在调任扬州途中看到的社会现实更让人触目惊心，以江都县为例，一个县的百姓就“积欠青苗钱斛2万4千9百20贯石”，还不起的农户还要年年加息，越滚越多，永远还不完。

民不强则国不稳。改革改成这样，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焉有不失败的道理。

公元1084年（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改任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了已辞官隐居的王安石，两人把酒言欢，谈得很投机。

不过，苏轼对王安石仍然不客气，责备王安石不该在西北连年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同时用社会现实责备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不当之处。

这时候，新法留下的后遗症已经凸显出来。王安石辞官在家，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多了，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了很多，眼界也不再只局限于朝堂，对这一切有了感同身受，能正确看待自己犯下的错误。事后他对别人说：真不知道要再过几百年，才能再出现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

公元1087年（元丰十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

入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相当有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顾事实，完全予以废止，于是力劝司马光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好的保留，不好的废除。

但是司马光却另有考虑。他需要平抚各种社会矛盾，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这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就是王安石的变法新政。所以，他只有牺牲新法，就像当年的商鞅为新法作出的牺牲。皇帝年幼，他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他除了废除新法别无选择。

可是这样一来就有趣了。当年苏轼反对变法，还因此被贬，因此激进派就认为他是保守派的人。现在，他又强烈要求保留新法，因此保守派又认为他是激进派的人。苏轼成了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由此不由让我想起一个典故。《梁溪漫志》记载：一日苏轼闲来无事，拍着肚皮笑问众人自己腹中有何物，有人说都是文章，有人说都是见识，苏轼皆不以为然，轮到他的宠妾王朝云了，朝云说：“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由此可见，苏轼为人光明磊落，即便政见不同发生争执，都是与国家利益有关，只对事不对人，他与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之间的争斗也留存了一定的古人之风，不存在利益上的勾心斗角，不存在政治上的互相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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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他与司马光同流吗？

诗经女孩来回答啊！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后来又反对司马光呢，两边同时都得罪光了！这样卷入漩涡中的官场当然容不下他，还能活着已属万幸！楼主都说了，苏轼这么聪明的人有这么不会做人吗？归根结底是苏轼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一切从百姓的角度出发的！！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但是这项运动吧，怎么说呢，初衷是好的，因为王安石认为，北宋国家贫苦的症结，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农民之所以贫苦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当然是充盈国库。他推行了青苗法和保马法，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以青苗法为例：

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看上去这一制度既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又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各地官员为了政绩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甚至加重了农民负担。

这种改革方式确实为国家做出贡献，当年国库里的钱是增长了几倍，但是最悲伤的还是农民，农民被高利贷弄得民不聊生。苏轼在做杭州太守时，在民间调查，灾民难民不计其数，仅仅杨州一个城积欠青苗赋几万贯钱，年加息，利滚利，农民几乎破产！

苏轼看不下去了，站出来仗义执言：

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根据《宋史苏轼传》的记载，苏轼是少数几个敢于直接上书批驳王安石变法的人，其所言“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便说出了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对此宋神宗不愿意听而且抱鼓励的态度。当苏轼这番与神宗推心置腹的话流传开来以后，“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那就是把苏轼调离馆阁，不让他有与神宗直接说话的机会，让他忙于具体事务。

关于青苗法，苏轼说：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这句话主要意思是青苗法危害太大，亏官害民啊！！正义直言的个性使他敢于在王安石倡新法面前直言变法之不便，当然这也极大地影响了苏轼的政治命运，那就是革新派搞了个什么“乌台诗案”，给你发配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省的听你说话了！！

后来，宋神宗死了，宋哲宗上台了，由高太后听政。这个时候从政局上考虑，自然是稳定最重要。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保守派的司马光重新被重用。苏轼也被重启官职了！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按照一般常人的理解，苏轼那么激烈的反对王安石变法，当然是保守派，必须支持司马光了。但是苏轼又作出了一个反常人的举动：反对司马光。我们都想不通了，为什么？？？

因为司马光这个保守派也太保守了，他的政治立场是：只要王安石支持的我一概反对！

你不是推行新法吗？那我把你的新法全部废除了，继续旧法！新法推行了那么多年，真的一点效果都没有吗？新法经过十几年的推行，弊端很多，但是其中益处的也很多啊！苏轼通过在地方基层的锻炼，认识到王安石新法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于是又开始为新法辩护。苏轼就针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特别上了《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反对司马光全盘废除雇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辙也对此进行了反对！

这倒好，苏轼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干脆，你还是去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吧！

从上面诗经女孩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轼既不是改革派，也不是保守派。他完完全全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仗义执言的。你新法触及了百姓的利益，那么我反对；你旧法对新法全盘否定也触及了百姓的利益，我更反对！

为了百姓，我可以被贬黄州被贬惠州被贬儋州，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后用苏轼的一首诗来总结他的一生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的一生，辗转各处，像什么呢？正像到处飞的鸟类。到处飞是鸟的命运，各处奔波是人的命运，我们在哪里留下痕迹，停留何处，都是偶然，也是必然。人活着，应该珍惜每一寸的时光，人生苦短，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说自己想说的话，才最珍贵。你们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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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他与司马光同流吗？

主要还是因为治国理念的不同导致，王安石变法中最为核心的就是经济改革，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也是围绕经济改革而展开的。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力度以此来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他的整个一系列措施和历史中上的商鞅变法是一脉相承的。

而苏轼与王安石的相关政策主张则不尽相同，他主张儒家传统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经济治理理念，认为王安石变法采取的措施只会与民争利，最后受伤的还是百姓。

治国理念的差异注定苏轼和王安石不会是同一路人，只会渐行渐远。

王安石变法的终极目的，就是充盈国库。王安石所处的北宋时期，国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钱不够用。历史上的汉武帝当时为了抗击匈奴，急需用钱就采取了这种与民争利，搜刮民间财富的做法。

北宋亦是如此，北辽威胁近在眼前，朝廷则是财政紧张，连年亏损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变法应运而生，最核心的内容有以下几条:

1、实行均输法。即让国家把控关键商品的流通权，比如盐、铁、粮食，由国家统一分配经济资源。

2、实行市易法。即将市场定价权收归国家，由国家收购商户商品，并规定出售价格，所有到开封的商户都要将商品运到市易司进行统一出售，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谋求垄断利润。

3、实行青苗法，王安石规定，凡是遭遇灾年青黄不接的农民，可以向国家贷款，年景好时偿还20%的利息，从而增国库收入。

王安石变法三大举措，看似完美实则弊端无穷，苏轼在一次朝会上将变法的弊端讲的十分透彻。

苏轼觉得王安石变法的举措就是一种愚民政策，他原话说：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苏轼认为，王安石这种明着不加税，暗中操控商品价格来谋取垄断利润的做法更可恶。

而面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也在朝堂上提出了很多质疑。

司马光主张很简单明了，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国家，国家取走多少财富，就意味着民间少了多少财富，没人能生生变出财富，强行与民争利，只会导致百姓苦不堪言，进而盗贼四起，生灵涂炭。与其做伤害老百姓的事情，还不如不做。

如果王安石变法通过与民争利迅速达到充盈国库的目的倒也好，遗憾的是北宋官员的腐败最终也未能实现。

青苗法的初始目的是在老百姓遇到困难时候，国家对其贷款，给予扶持度过困难时期，国家也可赚点利息，可结果呢?变成了官员强行摊派贷款，不需要贷款的百姓也被迫贷款，被迫来年交20%利息，使得百姓民不聊生。而收来的利息，上交国家很少，大部分被贪官们分掉了，包括市易法一样搞得市场凋敝，民怨沸腾。

苏轼、司马光反对声音也就有了大量的群众基础，变法很快陷入沉寂，最终沦为劣政。

至于苏轼与司马光是不是同流，个人认为他们不是一伙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局部反对，其他方面的意见不是很大，司马光则不一样针对王安石变法一律反对全盘否定，因此后来司马光上台执政，苏轼也是受排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