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没有人从印钞厂里偷钱，而且成功偷出来的？

1987年7月9日，警察逮捕了一个叫张德康的人，罪名是：偷钱，而且偷的是印钞厂的钱，很快，张德康被判了死刑。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事情要从1985年11月25日说起，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的职工，在点从国库取出来的钱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少了一包五元的钞票，多了一包“封包纸”。

这让银行职工直接傻眼了，很明显，有人实施了掉包之计。

到底是谁干的？一时之间无法找出元凶。

这事仅仅过去半年，在1986年的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惠阳分行从国库提取的钱箱，也出了大问题了，里面有一大包钱币被人调了包。

事情还没完，在1987年的4月3日，农业银行吉林农安县支行，从国库取出来的钱也被人调包了。

三次事件，都是从国库取出来的钱除了问题。

那么，问题只会出在两个环节了：一是运钞途中出了问题，二是从印钞厂出厂时出了问题。

从运输情况看，运输环节比较缜密，而且人数不止一个，非常难以调包。

而在印钞厂，曾经的监控手段比较落后，会有疏漏的时候。

因此，公安机关把重点放在了上海印钞厂，原因有这么两个：

一是调包用的那种封包纸，确实是上海印钞厂独有，绝无分号；二是封钱箱的铅印，显示出了那是上海印钞厂的专用工具留下的。也就是说，有人把钱箱打开后，重新用铅印封了钱箱。

这两个原因说明了一切，偷钱贼就是出自上海印钞厂的，那人到底是谁呢？

消息传到上海印钞厂，直接轰动了，厂里开始了第一轮的自我调查，希望找出偷钱贼，最好是让那人自首，如此，还可能免于死刑。

但是，上海印钞厂毕竟不是公安机关，终究没能把这案子破了。

当警方来到上海印钞厂后，局面逐渐打开。

1987年7月9日，优秀的公安刑侦人员张雷民，通过走访大量人民群众，经过仔细缜密的分析，把焦点锁在了“印钞厂职工张德康”。

为什么是这个人呢？

一个人钱突然多了，是会有变化的，他的消费习惯会改变，采购的物品会增加，人的精神面貌会不一样。

这个叫张德康的人，从1985年后，好像突然富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照相机、吸尘器，统统买了个全。

不仅如此，此人家里还添置了很多的高档家具，还有金银首饰。

到这里基本可以断定，此人有大问题。

有意思的是，当别人对他家的“暴富”有质疑时，他回答道：“岳父死了的时候留下一笔巨款....”这谎言编的实在不高级。

而警察经过工作分析，发现，张德康是成品车间的拉车工，工资不高，但熟悉生产操作工业，完全有进出库房的条件。

到这一步，基本可以确定，张德康是“偷钱贼”莫属。

逮捕张德康后，经过一次次的审讯，最终得出了结论：

张德康就是利用工作之便，从印钞厂偷了钱，总计3.5万元人民币。

事情一清二楚了，即使张德康没来得及把钱花完，还剩下一万七左右，但因为性质恶劣，最后被判处了死刑。

这是发生在国内的印钞厂盗窃案。

其实，在国外，也有印钞厂员工偷钱的事情。

2005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家印钞厂，一名员工，竟然利用工作之便盗窃了七十多万美元巨款。

这简直让美国人大吃一惊，吃惊于这员工的胆量，也为了吃惊于管理的漏洞。

牢饭是少不了的。

2018年，印度印钞厂的一个高级安全员威尔玛，利用工作之便，盗取了钞票，同时，利用高级安全员过安检不用脱鞋、脱衣服的漏洞，每天在鞋子里放很多钞票，天天坚持，到落网时，竟然前后盗取了9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80万元。

接下来就锒铛入狱了。

总而言之，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里，还是有一些在印钞厂盗取钞票的人，不过，这数量还是非常之少，而且金额也不会太高。

为什么会如此？

印钞厂的管理，应该是所有工厂当中最严格的。

首先，在印钞厂如果盗取了钞票，一定是要坐牢的，不管你是盗取了一张，还是一百张，还是一千张，性质都一样，罪大恶极。很多还要被叛死刑。

其次，如今的印钞工厂里，到处都是监控，想要做贼偷钱，那可能分分钟就被知晓了，除非你不想活了。

第三，虽说是在同一个工厂内，但是，很多员工根本接触不到钱币，只有看的份，而成品车间和库房的管理，也是严格的可怕，这就避免了盗取钞票出去。

第四，相对而言，印钞厂职工的工资和福利还是不错的，这会让员工的“偷取之心”减弱。

回到开头，印钞厂有人偷钱吗？

有的，但并不多，在各国也都是凤毛菱角般的存在，而成功盗取钞票的人，爽了一时，搭进去一生。

历史上有没有人从印钞厂里偷钱，而且成功偷出来的？

1987年破获的“国字一号案”，就是一起印钞厂盗窃案！

1985年11月25日，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的职工，打开从国库提取出来的钱箱准备清点钱款，赫然发现钱被调包了。钱箱装的是新五元纸币，共分为8个大包、40个小包，每小包装1000张五元纸币，被调包的是其中一个小包，有人用封包贴头纸代替了钱。

很明显，这就是内部人员作案。然而，“蛀虫”还没抓到，又接连发生2起调包案。1986年7月10日，惠阳工商银行从国库提取的钱箱，被人调包了一个大包；1987年4月3日，吉林农安县农业银行又发现，钱箱被人调包了一个小包。三次调包事件，一共被盗7000张新五元纸币，总价值3.5万元。

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不是国库内部人员干的，而是上海印钞厂的职工。原因如下：

第一：用来调包的封包贴头纸，只有上海印钞厂有，别无二家；

第二：经过痕迹检验，发现钱箱上的封铅印记与上海印钞厂的工具特点一致；铅封内留有重复积压痕迹，说明钱箱正常封箱后，有人重新打开过然后恢复了原状；

第三；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回笼券中，发现了一张五元券，原本应该是1985年12月20日从上海印钞厂押送至国库的，但是在12月21号这天就已经流入上海市场。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偷钱的一定是上海印钞厂的内部职工。

消息传出，上海印钞厂震动了，为此召开了3次职工大会，一面请公共机关宣讲案情，一面要求广大职工配合破案，副厂长也带着5名干部亲自参与破案工作。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分析，专案组的人员认为，罪犯应该是熟悉生产和操作工艺的成品车间的人员。所以，负责纸币封包、装箱的车间人员成了重点调查对象。

然而，这个车间管理的很严格，上班时间绝对没有作案可能；下班后，值班人员锁上库门，钥匙放入铁箱封存，交由警卫室保管。唯一的作案时间，就是夜里库房没人的时候，可壁垒森严的库房他又是怎么进去的呢？

同一时间，中国人民银行从1.75亿张回笼的五元纸币中，找到了罪犯使用的2000多张赃款，说明罪犯早就在警方立案之前就销赃了。而且罪犯还具有反侦察能力，用赃款分别

在多家储蓄所购买了定期存单、定活两便存单，转手再从银行取出，将赃款变为可以流通的货币。

由于案件发生早、发现迟，罪犯销赃快、作案手法狡猾等因素，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停顿，专案组决定发动群众的力量，寻找新的线索。

1987年7月9日，侦察员张雷民经过走访上千名群众和大量细致缜密的调查，终于发现一个可疑人物，他就是住在枣阳路的印钞厂职工张德康。

此人是上海印钞厂成品车间的拉车工，工资并不是很高，但是自1985年以来，他在经济上突然暴富，不仅购买了冰箱、洗衣机、收录机、吸尘器、照相机，还添置了各种高档家具、服装和金银首饰。另有群众反映，他曾对亲属说：如果有警察调查他的经济情况，就说他岳父去世时留给他一笔巨款。

最关键的是，此人熟悉生产操作工艺，而且有出入库房作案的条件。专案组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张德康不仅在银行存有巨款，而且他的生产操作方法与现场遗留的痕迹一致。就这样，金融系统内的“大蛀虫”终于浮出了水面。

张德康第一次作案是在1985年7月5日，当天下午，其他职工都下班回家了，他却悄悄溜进了鼓风机房，躲在了鼓风管上。这个机房是车间唯一不上锁的房间，值班员锁上车间大门后，他再从鼓风机房溜出来，用事先准备好的钢锯，锯断了成品仓库的门锁。

因为成品仓库有三扇门，三把锁，其中一把锁不常开，张德康自己又准备了一把样式相仿的铁锁作为替换，所以很难被发现。完成调包后返回鼓风机房，第二天早上再混进上班的工人里，没有人发现任何异常。等到下班，他把钱放进拎包里，大摇大摆的就带出了印钞厂。

第一次冒险，张德康就偷了5000元，这在80年代可是一大笔数字。然而，人心总是贪得无厌的，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得手，他就忍不住想再捞一把。1985年12月的一天，张德康如法炮制，只不过这一次他胆子更大了，甚至没有调包，直接拿了一个装有2.5万元的大包。

张德康被抓时，赃款已经花了一半，全部用来购买高档电器、家具、服装以及烟酒补品了。这些赃物被公安机关悉数查获，没来得及花用的1.75万元存款也被缴获。同年，张德康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历史上有没有人从印钞厂里偷钱，而且成功偷出来的？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9160条回答。

还真有这种案子。

1985年11月25日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发现，从国库里面取出来的5元新钞票中，竟然有一捆是白纸，被人掉了包。

这捆人民币价值5000元。

那个时代，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工人，一年工资也就是1000元左右，5000元就是很大的数字。

更况且的是，这是国库里面提出来的新钱。

正常来说，从印钞厂直接运到国库后封闭起来，一般延迟半年才会使用。

总体来说，这一条线的保密工作很好，不可能中途出现盗窃现象。

自然，对于国家来说，5000元就是一个芝麻，也没有太在意。

不过，1986年7月1日，广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再次发现一大捆新钞票被掉包。

这次损失就大了，共有2万5000元。

这还没完，1987年4月3日，吉林省农安县农业银行也发现5000元被掉包。

2年内出现3起掉包，损失人民币3万5000元，数字可不算小了。

国家对这个事件很重视，成立了专案组。

根据调查，三批掉包的钞票都是5元面值，而且都是上海市印钞厂出品。

然而，掉包钞票并不容易。

印钞厂会将钞票打包密封起来，送到国库去。而掉包的钞票的运输封印完好，肯定不是在国库被掉包的。

况且，掉包钞票分属三个地方，不可能有犯罪分子跑到三地掉包钞票。

专案组认为，作案者就是印钞厂内部员工。

奇怪的是，印钞厂的流程很严格，普通员工无法接触到印刷好的钞票，只有部分验钞员和密封人员以及运输司机。

这些人数量很多，没有任何证据进行排查，难度很大。

此时，专案组发现一些失窃的钞票已经出现在市面上。

这说明作案者似乎急于用钱，并没有耐心等待。

然而追查赃款也毫无线索，犯罪分子很狡猾地选择人流量巨大而银行存钱，而不是直接去商店消费。

每天都有数百人来银行存款，时间又隔了2个月，在没有摄像头的时代，银行无法确定是谁存入的。

由于案情重大，专案组来了很多有经验的民警。

这些民警认为，这个犯罪分子不难抓。

首先，掉包的钞票数额较大，尤其是2万5000元就是5000张钞票，自身就有6公斤多，加上密封物、沉重的密封钱箱，总重量高达30多公斤。普通女工很难搬动，基本可以确定是男人作案。

而既然此人冒这么大风险拿到3万5000元，又冒险洗钱，说明他急需用钱，或者很喜欢挥霍。

在月薪不到100元的80年代初期，有了3万5000元是一个很大数字，犯罪分子不可能忍住不用。

于是，民警们反复排查可能接触到钞票的几十人，从中选出了9个重点嫌疑对象。

随后，对这些人的财务情况进行重点调查，看看他们最近是不是有横财。

结果很搞笑，有3人都有横财。

其中一人经常同人打麻将，最近出手突然阔气了起来，玩的挺大。

民警调查他的时候，此人倒也直言不讳。他喜欢养鸽子，经常将很好的鸽子在市场上以较低价格卖掉。其实，这些鸽子都是他训练好的，只要买家一放出去，就会飞回他家，可以再次变卖。所以，此人依靠这个手段赚了不少钱。

还有一个人，也是突然买了不少时髦的衣服。经过调查，这个干部竟然请假跑到广州批发衣服，下班以后去鬼市低价出售，白天是干部晚上是倒爷。

更夸张的是，民警还发现第三个工人，最近买了很多值钱的家用电器。

经过调查，这家伙竟然勾结保安，将厂里一些纸品盗卖。他已经犯罪，随后此人被逮捕。

9人排查结束，并没有发现犯罪分子。

此时一家储蓄所汇报，发现有人使用了200元这种连号5元钞票。

警方立即赶到现场，但这个存款的老人并不知情，钱是他1个月前从另一个储蓄所取的。

警方又追到这个储蓄所，这次案情却有重大突破。

职员回忆当时是一对年轻夫妻来，存了4000元的5元新钞票。

由于一般人不会有这么多新钞票，职员印象很深，但不记得两人具体的样子了，只知道是本地人。

不管怎么说，有人在1个月前存了4000元赃款。

而目前重点对象少了3个，只剩下6个，调查一下他们的名字就知道有没有嫌疑。

果然，根据储蓄所查询存根，赫然发现一个张姓印钞厂员工的存单。

民警立即将这个张姓员工夫妻逮捕，经过搜查发现家里有高达7000元的存折。

这两口子每个人三四十元的工资，无论如何也存不到7000元。

由于证据确凿，唯恐连累妻子，张姓工人承认自己见财起意，分别在1985年夏季和冬季分两次掉包3捆钞票。

由于是监守自盗，张姓工人也没觉得有什么难度，事后也没人发现。

可见，80年代各方面管理都很混乱，包括今天要求极高的印钞厂。

历史上有没有人从印钞厂里偷钱，而且成功偷出来的？

2018年，一名印度中央工业安全部队（CISF）的官员，因盗窃德瓦斯储备银行印刷车间中的钱币而被捕，金额超过9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80万元。

此人叫维尔玛，是印度德瓦斯储备银行的一名安全副官，从1984年就在那里工作。

根据官方规定，高级安全人员在通过安检时，无需脱掉衣服和鞋子。而维尔玛就是通过这个安全漏洞，先后将大量200卢比和500卢比面额的纸币，塞满他的运动鞋，然后带出印刷车间。

印度警方在维尔玛的家中，发现了640万卢比，另外有261万卢比尚未转移，还在他的办公室里。

这家工厂是美国仅有的2家印钞厂之一，每天生产1800万张钞票，面值约1.69亿美元。

2005年10月，印钞厂安全官员报案称，该厂有面额为50美元、总额5000美元的纸币不翼而飞。随后，一名特工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调查发现，该厂一名叫做斯托克斯的员工，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但没有任何发现。虽然斯托克斯没有通过测谎仪，但因为没有证据，警方只能放人。

斯托克斯显然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所以，他干脆来了个人间蒸发，逃出了警方视野。

正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斯托克斯的妻子（在同一家印钞厂工作）向警方举报，说在他车子的后备箱中，发现了成堆的纸币。

最终，斯托克斯被缉拿归案，并从其后备箱中缴获了8万美元纸币。经确认，其中约3万美元来自于印钞厂，而其余的，斯托克斯声称是去拉斯维加斯赢的。

经过审问，斯托克斯承认自己在过去的7年里，经常偷盗工厂里的20或50美元面额的纸币，总金额约70万。

这些被偷的纸币并非正常货币，而是等待被销毁的瑕疵纸币。不过，因为瑕疵过于微小，一般人很难识别，在市面上流通不成问题。斯托克斯之所以不敢偷100面额的纸币，是因为这么大的面额在日常中很少使用，因此也会被重点关注。

检察官认为，能够把这么多钱带出工厂，单凭斯托克斯一人的话，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检方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

1933年，美国制造了445500枚20美元面值的“双鹰”金币，但尚未出厂就被下令销毁。

双鹰币，重量33克，含金量30克，面值20美元

这是因为罗斯福总统颁布一个6102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规定，金币不能作为美国的流通货币，所有金币持有人必须在1933年5月1日之前，将其兑换成流通货币。

“双鹰”金币就此夭折。

铸币厂必须立即将这40多万枚金币，一枚不少地倒入熔炉，但清点后发现，少了22枚……

WTF！这都还没出厂呢，22枚金币却不见了踪影！于是赶紧派人四处寻找，之后发现，这22枚金币已经流入了收藏者手中。

铸币厂最终回收了这22枚金币，其中9枚已经破损，就直接销毁了。另外13枚中，2枚送给了美国国家钱币收藏局，10枚送给了美联储金库，剩余的1枚，则留在了厂内。

2002年，最后那枚金币，被以759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斯图尔特·韦茨曼（Stuart Weitzman）。

这是世界上最贵的一枚硬币，即使按照同等价格计算，现在也至少会超过1000万美元。

当然，没人知道窃贼是谁。

1996年，美国《时代》杂志曾刊登过一篇关于中东地区“超级美钞”的文章。

超级美钞，是指是几乎能完全以假乱真的假冒100美元纸币。虽然美元的防伪技术在不断升级，但在发行新版纸币时，美国通常不会对旧版美元进行回收。这就造成了正在流通的假冒美元无法被彻底清除。

在文章中，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在过去6年中，中东的造假者已经伪造了数百万美元的超高质量的“超级美钞”。但文章还引用了美国特勤局的说法，说他们已经收集并没收了高达1000万美元的现钞，而CIA则认为实际数额可能高达10亿美金，而且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流通。

虽然不清楚这些“超级美钞”到底是源自谁之手，但CIA严重怀疑它们来自伊朗。因为在中东地区，只有伊朗拥有这个技术。

这个故事要从1970年代开始说起。

那个时候，伊朗还是美国的盟友，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之一。基本上，凡是能给伊朗的，美国都不会吝啬，其中就包括一台印钞机，以及相关的专家。

这台印钞机，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凹版印刷技术，与美国自家用的完全一样。伊朗用它印制了大量本国货币，印起来可带劲了，好开心。

不过，法定货币怎么印也发不了财，毕竟印多了会贬值，然后就是一堆纸而已。还是印美元过瘾，面额大还不用担心货币稳定，想想就爽歪歪。不过这事儿可不能干，大家都是朋友，背后捅刀子的事情伊朗还是有所忌惮的。

这种忌惮，在1979年之后，就渐渐没了，因为伊朗已经不再是先前那个伊朗。从朋友变成了敌人，那么印不印美钞，就完全取决于伊朗的心情。当然，最重要的是，美国给了伊朗这样的设备和能力！

从证据上看，没人知道伊朗有没有印，但1990年代“超级美钞”在中东地区泛滥是不争的事实。据说911之后，CIA在劫机分子的住处，也发现了使用美国设备印制的“超级美钞”。

历史上有没有人从印钞厂里偷钱，而且成功偷出来的？

有一年我父亲住院，病房里有一位患者正好是印钞和造币系统干部，听他讲了这个狡猾胆大包天的雌雄大盗的故事，瞒天过海的手法令公安干警一筹莫展，最后结局亮了，却令人有点意外。

1961年3月20日（星期一）上午，天阴森森的，滴滴答答下着小雨。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路，好几辆警车拉着警报，呼啸地驶进神秘的保密单位沈阳615厂，呼啦一下，车上一下子下来了二十多名公安刑事侦查人员。

来了这么多警察，难道沈阳615厂发生了什么大案？原来沈阳615厂正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保密任务，就是把从民间收集来的散金熔炼成高纯度的金块，代号100号产品。

这100号产品在当时可是国家的重要的战略任务，没有想到很快被盗贼盯上了。

刚上班，包装车间工人就发现车间的木板墙有一个洞，用来装金块的箱子外面的铁丝被人绞断了，包装纸散落在一旁，里面两块800两重黄金金块不翼而飞。消息传开，一时间整个沈阳615厂像炸开了锅一样，惊慌失措的领导赶紧向公安机关报案，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沈阳615厂外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轮流站岗放哨，1两重等于50g，800两重就是80斤，如此重和大块的黄金，盗贼又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沈阳615厂偷盗出来？

很快由公安刑事侦查专家等各路人马组成的专案组在沈阳615厂成立，开始了马不停蹄地调查和侦破工作。

专案组经过现场勘探发现了两枚不一样的鞋印，因为周六下过雨，盗贼鞋印清晰可见。根据铁丝被拧断的手法，判断盗贼用的工具可能是一个羊角锤。

专案组经过详细案情研讨，一致认为是沈阳615厂内贼作案。

于是公安人员从三个方面进行案件的调查侦破工作：

从现场遗留的脚印技术分析得出，当天盗贼穿的是一双39-40号的胶底棉鞋，于是专案组要求沈阳615厂内部员工上交所穿的胶底棉鞋检查，但狡猾的盗贼使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方法蒙骗专案组人员，把那天作案时穿的胶底棉鞋鞋底拆了下来，换上之前一双破鞋的鞋底缝上，所以，全厂交上来的胶底棉鞋没有一双是和作案现场吻合。

第二路干警牵着警犬来到沈阳615厂，公安干警带着警犬先去作案现场，根据盗贼在现场存留的足迹、各种遗留物、触摸物上的气体，作为嗅源，利用警犬在沈阳615厂全厂寻找犯罪嫌疑人。

当警犬从人群里一个个地闻嗅过去的时候，狡猾的盗贼趁人不注意假装上厕所偷偷地溜了出来，躲进了厕所，当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身上的臭屎气味竟然将警犬也蒙骗过去了。看到这里，禁不住令人哈哈大笑，想不到这样也可以，盗贼可是急中生智地把屎拉在了裤子上呀!

在沈阳615厂警犬既没有嗅到盗贼身上的气味，也没有发现隐藏赃物的地方。

专案组的专家带着众多干警走进生产车间，每个干警负责10个人，然后让他们背对背的互相检举揭发，说出自己36小时内的行踪和证明人。但当时很少有人佩戴手表，对时间的概念还不是很精确，加上狡猾的盗贼具有超强的反侦查能力和精心伪装， 在案发的36小时内，许多干部和工人都证明盗贼和自己一起洗澡、参加舞会，没有作案的时间。

盗贼就像狡猾的泥鳅，一次又一次从公安干警的天罗地网的密集搜查中逃脱。

案件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并走上了歧途，很多人成为被怀疑对象而隔离审查。

上班第一个发现800两重黄金被盗的包装车间工人高兴贵成了第1个被怀疑的对象，被关押起来审查。

包装车间组长郭家惠当天下班前清点黄金金块后装箱，也成了重要的怀疑对象，同样也被关押起来重点进行审查。

护厂队老工人贾清吉，曾当着很多人的面说，金块不入库，早晚要出事。想不到他的话一语成谶，因此被人举报了，被当成重点审查对象。

就连当时的厂长李榆也被怀疑监守自盗受到审查，家里被查了个底朝天，甚至连李榆家已经返乡的保姆也没有放过，专案组一直追查到保姆的老家。后来又怀疑他把金块藏进了他母亲的棺材里，于是专案组掘地三尺，把棺材也挖了出来，打开棺材盖一看，里面除了尸骨，棺材里并没有黄金金块。

一时间，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很多人受到了连累，成为被怀疑对象而难以自证清白。 尽管专案组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地毯式调查工作， 但最终沈阳615厂黄金被盗案并没有像专案组开始预期的那样很快破案。案情线索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进展。真正的凶手却一直躲在暗处，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这个案件也成为了悬案。

无奈，沈阳615厂黄金被盗案侦破工作被无限期搁置下来。

1979年10月中国银行发出了《关于调整黄金价格的通知》规定从11月1日起，将矿山生产、冶炼副产、回收群众采金的收购价格由原来的262.5元/两。提高至390.625元/两。

由于黄金交易的放开收购价格大涨，银行交易黄金，不需要任何证件，很多老百姓都将自己家里的散金卖给银行。

1980年4月15日，一对打扮非常土气的中年夫妻一前一后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中年女子径直走到银行柜台，从一个布口袋里，拿出来一块金块，要求兑换成现金。中年男子则不声不响地在等候区找了个位置坐下，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交易柜台。

银行的工作人员经过检测发现，这块黄金的重量在300两左右，而且纯度非常高，市面上基本不会出现。当时银行的工作人员一看到这么大量的高纯度黄金，一下就警觉起来，马上联想到当年的800两黄金失窃案，于是悄悄地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在中年妇女办理手续和等待检验的过程中，眼睛一直朝着等候区的中年男子那里偷看，神色紧张，一个劲的催促银行工作人员给她兑换现金。

银行工作人员为了稳住中年妇女，等待公安机关的到来，先是给她按照收购价兑换了现金，然后又劝她在银行开一个储蓄账户，将这笔钱存为定期，利息也比较高，又能享受银行VIP待遇，中年妇女想了想，和等候区的中年男子眼神交流了一下，同意了银行工作人员的建议，于是用六个人的名字办了六张存折，把这笔钱分别存在这六个户头里，还取了65块钱零头现金。

银行等候区的中年男子看到中年妇女已经顺利地完成黄金交易，好似肩上的一副重担卸下一般，轻轻地舒了口气，嘴角微微上扬，朝中年妇女点点头，然后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开了银行回单位上班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华路营业部的保卫干事走了过来，对中年妇女说，因为现在社会不稳定，怕一会儿回家路上发生什么事情，请中年妇女先去自己的办公室稍微坐一坐，喝点水，已经安排专门送中年妇女回家小汽车马上就到了，而且保卫干事告诉她，这是银行VIP客户才享有的特别待遇。

正当中年妇女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小汽车送她回去的时候，银行门口来了辆公安局的警车，一行人刚刚进入中华路营业部的保卫科办公室内，就把门窗全部反锁，还拉上了窗帘，中年妇女见此情景，吓得浑身直冒冷汗，在公安干警的紧锣密鼓地盘问下，中年妇女像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全部交代了。

原来中年妇女叫黄素珍，刚才在银行等候区坐着的那个中年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丈夫，当年615厂的生产管理科副科长的关庆昌。尘封19年的沈阳615厂黄金被盗案终于浮出水面。她手里的300两高纯度黄金仅仅是一部分，家中还有500两高纯度黄金。

公安干警先把黄素珍带回了分局，然后来到了615厂，对关庆昌实施抓捕。

公安干警到达615厂的时候，厂里面正在开大会，公安干警就让保卫部的干事把正在开会的关庆昌请了出来。

当关庆昌推开会议室的大门时，看到了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顿时像烂泥一样，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经过公安机关的审问，关庆昌彻底交代了当初的罪行，公安机关在他家里缴获了剩余的黄金，人赃并获，尘封了十九年的案件终于告破了，谁也没有想到，沈阳615厂黄金盗窃案的真正罪犯竟然是关庆昌和黄素珍。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还有好多疑问？沈阳615厂外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轮流站岗放哨，1两重等于50g，800两重就是80斤，如此重和大块的黄金，关庆昌又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沈阳615厂偷盗出来？而且一直没有侦破？

原来关庆昌建国前是国民党抚顺市警备队上士文书，建国之后故意隐瞒混进入沈阳615厂，之前在伪警备队黑暗经历，练就了高超的反侦察能力，制造了很多迷惑人假象，使得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其次，沈阳615厂内部的管理松散，黄金成品没有入库，就放在包装车间用木板临时搭建起来的房间里，关庆昌通过在615厂电解车间的妻子黄素珍从包装组打探到黄金没有入库“情报”，逮住机会，上演了一幕偷盗黄金的大戏。

再次，沈阳625厂对外的管理非常严格，甚至还有不少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轮流站岗放哨，但内部工人上下班时也没有人检查他们的随身物品，于是关庆昌将两块金块绑在绳子的两头，那天正好还下雨，关庆昌用雨衣一挡，正好将挂在自己身上的金块挡住，推着自行车走出沈阳615厂大门，气喘吁吁的将两块金块运回了家中。

就这样关庆昌和黄素珍雌雄大盗隐瞒了19年的罪行，但再狡猾的狐狸，最后也有露出狐狸尾巴的时候。

关庆昌被逮捕后，经过法院审理，关庆昌被判处死刑，后经上诉改为无期徒刑，黄素珍被法院判了10年有期徒刑。

最后，关庆昌的结局也令人意外，关庆昌由于在改造期间表现良好，经过减刑出狱后，在家附近推着小推车卖牛奶为生，年纪大了之后就靠自己儿子养活。

20世纪90年代，在沈阳市大东区公园，人们还经常可以看到关庆昌和黄素珍的身影。刑满释放后的这对雌雄大盗心里滋味也是五味杂陈。

想想当年为八百两黄金费尽心机，天天胆战心惊，受尽煎熬，一分钱也没有花过，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正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眼红。非己勿贪，关庆昌和黄素珍这对雌雄大盗在经过了牢狱之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

历史上有没有人从印钞厂里偷钱，而且成功偷出来的？

印钞厂戒备森严，能从印钞厂里偷出黄金和纸币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两个胆大包天的人。

1985年11月25日，广东潮州人民银行的一名职工与同事一起进入钱库，打开了从国库里取来的钱箱，在清点五元券人民币纸箱的时候，发现有一包五元纸币并不是真的纸币，而是一捆封包的“贴头纸”，一共有1000张，共5000元人民币。

那时，他惊讶大叫：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他的惊叫声引起了同事的注意，他们都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随后，他们马上把自己的发现向上级汇报。

这样的案件很快引起了当地政府及警方的注意，当时市领导十分重视，马上成立专案组，要求尽快破案，可是当年没有监控摄像头，现场也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破案线索。

案件的破解陷入了困境，一件未破另一件又起。事隔几个月后，1986年7月1日，广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的职工在打开国库送来的钱箱时，发现里面缺了一大包五元的人民币，一共有2.5万元。

又隔了一年，1987年的4月3日，吉林省某农业银行的职工在打开钱箱时，也发现一小包的五元券的人民币被人偷换了，一共有5000元。

三宗案件相隔几个月发生，有共同的一点，失窃的人民币都是五元券的人民币，都是上海印钞厂同一时期出品的新钞。

最后一宗案件发生的时间距离第一起案件已经过去一年多，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发现在1.75亿张回笼的五元纸币中，发现了2000张失窃的同一批次的五元券。

由此确定，三件案件为同一时间作案，案件发生了一段时间，犯罪分子已经对盗窃的钱币进行销赃。经过调查发现，这笔钱是来自上海印钞厂，于是，上海印钞厂成为重点的侦查之地。

上海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专案组调查后认为这起案件不是国库内部的人员干的，因为犯罪分子用的是贴头纸调包的作案手法。这样的作案手法只可能发生在有条件接触新币的人身上，应该是家贼所为。

于是，专案组把重点放在了调查上海印钞厂上。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要查清真相，真如大海捞针。悬而未决的案件成了专案组的心头石，上海警方派出了当年江南名探三剑客之一的裘礼庭负责此案的侦察。

专案组很快理清了以下的头绪：

1、犯罪分子应该是印钞厂的职工，因为只有上海印钞厂有封包的贴头纸。

2、经过对钱箱痕迹的检验，发现纸箱上的封铅印记是上海印钞厂的封印手法。钱箱上发现了重复积压的痕迹，可见是有人打开后再重新封上去。

3、中国人民银行收到的回笼纸币中，第一张失窃五元券的纸币是在1985年的12月21日流入上海。而这一批纸币原本应该是1985年12月20日从上海印钞厂运到国库的。

由此，确定犯罪分子一定是上海印钞厂内部的职工。那么，谁如此胆大包天呢？

随后，上海印钞厂召开了三次职工大会，多位厂干部参与了破案工作，与专案组一起分析认为，犯罪分子应该是熟悉生产和操作工艺的成品车间人员。

一时间厂里负责纸币封包和装箱车间的工作人员就成了重点的调查对象。通过排除确定了九名嫌疑人，那时老工人的工资，一个月六七十元，如果有人突然暴富，就可能是侦察的重点。然而这个车间的管理十分严格，上班时间，众目睽睽之下是不可能有作案机会的。最大的可能是夜里库房没有人的时候。

一时间，专案组一筹莫展，他们从中国人民银行回笼的2000多张赃款中分析得出的线索是：犯罪分子在多家储蓄所购买了定活两便的存单，随后又从银行中取出来，把赃款变成流通的货币。

由此可见，犯罪分子具备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他的销赃速度很快，事隔时间久，要找到有效的线索，十分困难。

裘礼庭经过分析认为，应该发动群众的力量，一边对厂里的人员进行调查，一边走访周边的群众。不久，侦查人员在走访了上千名群众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

有群众爆料称，自从1985年以来，家住在枣阳路的张德康，一夜之间暴富，家里购买了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高档的家具，还添置了金银首饰，他曾经对亲属说：这是岳父去世的时候留给他的一笔巨款。

大家深信不疑，然而，警方却发现此人的身份不简单，他就是印钞厂的职工，以当年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收入来说，是不可能过上如此阔绰的生活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熟悉人民币生产操作的工艺，具备了进入库房的作案条件，警方为了不打草惊蛇，随后对张德康的生产操作方法进行仔细观察，发现他的操作方法和现场遗留的痕迹一模一样。

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发现，张德康在银行里存有巨款，至此，把他锁定为犯罪嫌疑人，随后对他进行提审，经过一番审讯，张德康如实交代了作案过程：

那是1985年的7月5日，张德康趁其他职工下班回家之机，悄悄溜进了印钞厂的鼓风机房，按照厂里的工作流程，工作人员下班后，值班人员会锁上库房，把钥匙放到铁箱里封存，再把铁箱交到警卫室保管。

张德康知道厂里机房车间中唯一不上锁的房间就是鼓风机房，他躲在鼓风管上，等值班人员锁上机房大门之后，他再从鼓风机房里悄悄溜出来。

事先他已经准备好了钢锯，他用钢锯锯断了成品库里的门锁。在此之前，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把样式相似的铁锁。他知道成品库有三道门，每道门有一把锁，其中有一道锁不经常开，很难被发现。

随后，他进入库房用准备好的封包贴头纸调换了其中两捆面值五元的钞票。他拿到钱后又返回鼓风机房，把钱放在鼓风机上，第二天继续上班，所有人都没有发现异常，下班的时候，他把钱放进了拎包袋里，把锁扔到了垃圾桶，带着钱出了印钞厂。

那时他还不知道拿的钱是多少，只知拿走了其中的两捆，回家一数才知道有一万元，这1万元在当年可是一笔大数字。

这一次拿了1万元，顺利得出乎他的意料，几个月过去了，印钞厂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钞票失窃，他的胆子徒然变大，他在等待，等待钞票出国库，这样他才有花钱的可能。

当他知道12月份的时候，这批钞票将要送往国库，在12月的某一天，他又用同样的方法进入库房，这一次他更加大胆，连调包都省了，直接拿走了2.5万元的大包五元券钞票。

直到12月20日，钞票送至国库，第二天，他马上派他的妻子把盗取的钞票拿到银行里换成流通的钞票。

那两年里，他过得提心吊胆，编好了无数的谎话，比如钱是岳父给的，或是老家买了房子得来的，没想到面对资深的侦查员，这些理由漏洞百出，最终他不得不从实交代。

他被抓的时候，钱已经被他花了一半，还有1.75万元没来得及花，那一年，张德康被判处死刑。

张德康铤而走险，竟然打起了印钞厂库房里钞票的主意，最终自食其果，不得善终。无独有偶，历史上还有一个跟他相似的人。

1961年3月18日，沈阳615厂发生了一起黄金被盗案，这个厂是造币厂，那天有八百两黄金被盗，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案件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这个案件经过了漫长的19年，直到1980年才告破。

沈阳造币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设计生产了两分、五分、一角、两角、五角、一元等硬币，是我国生产流通硬币和纪念币的造币厂。在60年代曾经承担了国家的重大任务，冶炼黄金和白银。

当年从民间收集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来偿还苏联的外债以及换取老百姓所需的粮食。那时候造币厂的管理十分松散。工厂里堆积如山的银元和首饰随意放着。

成品的黄金也是随意放在车间用包装箱板临时搭建的仓库里。在那个工人十分自觉的年代，对金银的保管没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全靠工人们的自觉性。

1961年3月20日，工人们到工厂里工作，听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金银包装线的组长郭家惠，刚上班就有工人跟他说100号产品被盗了。100号产品，指的就是黄金。

他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腿软了，踉踉跄跄跑到现场，看到装黄金的木箱外的铁丝被剪断，木箱盖子被撬开了一个口子，箱子里原本放着四块黄金，两块小的，现在不翼而飞。

他马上向厂里报告，随后，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公安在现场发现了两枚不一样的鞋印，因为周六下过雨，鞋印清晰可见。根据铁丝被拧断的手法，判断犯罪分子用的工具可能是一个羊角锤。

作为黄金的保管者，郭家惠自然成为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何况两枚鞋印中有一枚就是他的。随后他与报信的工人被关起来。调查人员再让这个厂八百多人都一一按手印，厂里职工穿的布鞋和家里用的羊角锤都被要求上缴。

可是破案人员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无法揪出真凶。郭佳慧背着盗贼的黑锅，19年来，受尽了世人的白眼，始终没有抬起头来。

直到1980年4月15日，一位女人带着3斤多重的金子，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她想把金子换成现金，当时营业人员还没有注意到异常，就说你这金子值2.3万元，钱不少啊！

这位女人说这些金子是几个亲戚攒下来的，她分别用六个名字办了六本定、活期存款。她在办理业务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男子就坐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盯着女人的一举一动。

看到女人成功把金子放到银行里，他得意洋洋地离开了银行。而此时他却不知道银行的保卫干事过来把那位女人带到了办公室，保卫人员对那女人说：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们银行一会儿开车送您回家。

原来银行的营业部经理无意中看到了这些黄金，他察觉到黄金的异常，这些黄金的纯度太高了，于是他果断报了警。

随后，沈阳市公安局的三名干警赶过来，对那名女人进行审讯，在干警的严厉审问下，那女人面如土色，终于交代了犯罪事实。

原来偷窃金子的人不是他，而是刚才离开银行的那位男子，是她的老公，名字叫关庆昌。

19年前，在那造币厂，当所有人对着满地的金银毫不在意的时候，他就对黄金打起了主意，当时他是生产科的科长。

他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在1961年3月18日的周六开始行动。那天天下着雨，下班后的他洗完澡，跟厂里的人打过招呼后，戴上了手套，拿上了羊角锤，进入到空无一人的车间里。

他撬开存黄金的木箱，偷走了其中的两小块，箱子里大块的金子太重，他拿不走，起先他想把偷来的这八百两黄金藏在了自己的办公桌里，可想想不妥当。

20分钟后，他用绳子拴住两块黄金，把它挂在脖子上，趁着夜色，坦然地走出了工厂大门。

他把金子带回了家里，换了一身新的衣服。不久后就出现在工厂俱乐部举行的舞会上，他在舞厅里逢人就打招呼，努力创造没有做案时间的假象。

九点半舞会结束后，他回到家里，连忙让妻子把作案穿的鞋子鞋底换掉，就这样，他在随后干警的审查中成功蒙混过关。19年来，他在单位里兢兢业业，一直勤奋努力，装出一副踏实肯干的模样。

每天下班回家，他寻思着怎么藏好黄金，几次把黄金转移，为了不被发现还搬了家。由于黄金的纯度太高，重量太重，他要销赃不容易。

他需要把黄金弄小，还要降低黄金的纯度，为此，他想出了多种方法，甚至自己熔炼金子，因为这样跟邻居吵了一架，不得已搬家。

直到1930年三月，国家对黄金的管理没那么严格了，此时国家又提高了金银的收购价钱，他掐指一算，那八百两黄金可以变卖成36万元，这次终于等到发大财的机会了。

于是4月15日，他让老婆带上了黄金到银行的营业部，他以为这次一定能成功，没想到在那天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厂里的保卫人员让他到厂部会议室。

当他推开会议室的大门，看到许多公安干警站在那，他一下子明白了，该来的总要来，他的黄金梦破灭了。

事隔19年，郭家慧终于恢复了名誉，而关庆昌被法院判处死刑，只是按照当时的法律，盗窃罪没有被判死刑的，最后他被判为无期徒刑，没过多久，他由于改造得好，很快就出了狱。出狱后，他生活艰难，靠着儿子的救济度日。

至此，这件轰动全国的大案终于告破。

首先，人民币的制造需要经过四道工序：胶印、凹印、印码和检封。每一张人民币上都有编号，编号是由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的，这个编号就如人的身份证一样，是唯一的。

从印钞的各道工序中来看，最有可能偷窃的是钞票检验人员和包装成型的工作人员，其他人员如果偷窃，偷的也是不成型的人民币，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那么，钞票包装成型及运输人员有没有偷窃的可能呢？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印钞厂各个地方都有监控，工作人员的工作过程全部常被监控录下来，随时都可以调出来查阅，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下，是很难做出偷盗的行为的。

另外，在钞票检查的环节，遵守的是领出去多少，交回多少的原则，各个环节都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监督、登记和审查。

最后，每一位印钞厂工作人员，每天上班和下班都有安保人员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检查，在层层设卡之下，要拿出钞票，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结语：

现代社会电子监控设备如此发达，电子眼遍布天下，小偷作案都难上难，更何况从印刷厂里偷出钞票，那更是不可能了。

如今，印钞厂的工作人员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每个人都没有不良的记录，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和政审，所有人都必须有极强的保密意识，包括印钞厂的保安。

这些人的政治思想过硬，都懂得需要严守秘密，不能做违法违规的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于他们来说，印钞只是一项工作，钞票不过只是产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