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三战三捷，可为什么第四次长沙会战，却三天失守？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10262 条回答。

世界上的某个战争或者某个战役进行统计，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实力占优的一方获胜。

再说通俗点，在绝对力量面前，一切技巧都是无用的。

大家看看法国电影《暴力13区》，两个小个子高手非常厉害，依靠拳脚功夫和机动灵活的身手，打败了黑帮分子。但是，他们遇到一个身高2米，体重200公斤的大汉时，就完全不同。

两个小个子高手拳脚打在大汉的身上，对方根本不在意，就像挠痒痒。而大汉可以一拳打的小个子高手吐血，轻松将他们举起砸在墙上。武功很厉害的警察达绵差点被打残，就像打人打小孩一样。好在依靠诡计多端的雷托用了计策，两人配合这才侥幸获胜。

同样的道理，第四次长沙会战之所以失败，在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

一般来说，抗战由于武器和训练的差距的巨大差异，防御中即便是中央军部队，也需要2倍数量的兵力才能确保守住。

我们看看前面三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寇是12万人，国军是24万人。

按照上面的公式来说，国军实力还是具有防御能力的，加上地形和老百姓拥护的加成，所以这次打了个平手，国军略占上风，但没有丢掉长沙城。

第二次长沙会战双方兵力基本保持上次会战情况，但日寇改变了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击破国军各部。所以此战日军占了上风，一度占领长沙，造成国军较大损失。

但因为薛岳的天炉战法是正确的，会战的持续消耗也让日寇不敢持续占领长沙城，只能草草撤退。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寇兵力有所减少，为10万人，国军薛岳手下却有30万，其中大部分为战斗力不错的中央军部队。

防御中20万国军可以顶住10万日寇，那么现在30万国军就有余力进行反攻了。

所以，这次会战是国军大胜，日军伤亡惨重，也没有攻下长沙城，丢盔弃甲溃败逃走。

前面三次长沙会战的胜负，基本都同双方实力对比有着根本性的联系。

在双方实力相对平均的时候，第一次长沙会战略胜，第二次就略败。在我方实力明显占优势的时候，第三次长沙会战就以我军大胜结束。

然而，第四次长沙会战就完全不同了，双方实力有着巨大的差距。

当时是1944年，日寇眼见就要灭亡，所谓狗急跳墙，垂死挣扎，集中在华所有机动兵力，并且从八路军控制的华北地区、东北的关东军甚至国内抽调大量军队参战，这就是一号会战，大陆叫做豫湘桂会战。

在这之前，日寇出动兵力最大的是武汉会战，出动了25万人。

此次豫湘桂会战，日寇破釜沉舟出动了60万大军，这是侵华日军历史上惊人的纪录。

反应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上，此次日寇出兵高达36万之众，薛岳的国军仍然只有30万。

更重要的是，薛岳的国军30万是有问题的，当时由于英美强迫我们打通缅北，我们调动一些主力部队去了缅甸和云南，薛岳麾下主力部队走了不少，由二三流部队补充，也根本没有任何援军可用。

面对这36万日军，30万国军根本不可能守住长沙。对于这一点，日本方面也是心知肚明，认为占领长沙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合围第9战区将主力歼灭。

在当时看来，长沙肯定是守不住的，因为进攻日军从10万变成30多万。不要说守住长沙，甚至哪支国军防御长沙都是凶多吉少，甚至可能会被合围吃掉。

所以日寇攻打长沙城时，第4军军长张德能试图撤退，当时薛岳留在坐镇的参谋长赵子立也同意趁着包围圈没形成及时撤走。没想到事后赵子立这家伙竟然不认账（当时是电话沟通没有书面证据），导致张德能被枪毙（涉嫌临阵脱逃）。

客观来说，在日寇重兵下，岳麓山又被占领，张德能撤退也没有问题，不然肯定会被歼灭。

说来说去，之所以第四次长沙会失败的原因就是这样。

还有，不要站住说话不腰疼，诸位知道36万日寇是什么概念吗？

八路军冀中根据地有过一次齐会战斗，八路军第120师主力和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部队调动10倍兵力，在河北省河间县齐会地区围攻来扫荡的800多日寇。

结果是，深入八路军根据地腹地且没有援军的800多日寇，经过3天激战竟然杀出重围，回到县城，并没有被全歼。

据王宝玉（时任第120师司令部参谋处见习参谋）回忆，此战日军最后逃脱二三百人。贺龙师长对此非常生气。

大家看看，连800多日寇都这么难打，10倍兵力都吃不掉，何谈36万呢。。

长沙会战三战三捷，可为什么第四次长沙会战，却三天失守？

方先觉第十军差点被调来“二守长沙”，如果薛岳这道命令得到执行的话，第四次长沙保卫战一定会让日本人尸横遍野和血流成河，长沙城也不至于让鬼子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攻陷，当然，那也就没有了后面惨烈的衡阳保卫战。

先弄清楚，第四次长沙保卫战是“豫湘桂战役”之“长衡会战”的一部分，之所以没有称为“第四次长沙会战”，是因为长沙快速沦陷，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守城作战，反倒是南边的衡阳成为了主战场，守军和援军跟日本人杀得天昏地暗。

自1942年1月初“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以后，日军两年多未敢南犯，薛岳有点飘是难免的，军事生涯和声誉达到顶峰状态嘛。而且在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大本营并没有长期占领长沙的计划，既然三次没拿下，也就暂时放弃了这个念想，中日两军继续在岳阳以南形成对峙。

然而1944年5月打响的豫湘桂战役，形势却有根本的不同，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挽救快饿死了的南方军，同时摧毁西南地区的中美航空基地群，日本人那是下了血本的，是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大规模进攻。

换句话说，河南的平汉铁路沿线城市，以及湘桂段的长沙、衡阳、桂林是日本人所谓“一号作战”必须攻占的城市，因为它们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的要点，不攻陷这些城市并占领之，怎么让火车从东北经过华北开到越北？

为此，侵华日军唯一的野战兵团“第11军”，期间猛烈扩充到十个师团和若干独立混成旅团，以及大量的特种兵部队。去除必要的守备兵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可以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达到七个师团以上。根据相关资料，日军集结在第九战区当面的部队，多达265000余人，稍微有些抗战知识，也能知道未来战局的凶险：以中日两军的战斗力差距，薛岳没有70万到80万的大军，这仗是打不赢的。

我们不妨回顾下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出动的兵力基本在10万人左右（三个师团为基干）。而第九战区的正规部队平均每次保持在30到40万人的规模，以四倍于敌的兵力，还需要指挥官运筹得当，以及前线将士用命，才有击败敌人的机会，这是抗日战争残酷的事实。

然而到长衡会战期间，薛岳手中40万这个数字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因为组建远征军抽调部队略有削弱。至战役爆发前，第九战区可以立即投入作战的一线兵力仅为20个师60个团，合算为七到八个军的样子，几乎跟日军的师团数对等。

除了个别像第十军这样的部队，否则一个军哪里抗得住鬼子的一个师团？战争是军队综合实力的对抗，只有在两军兵力对比相对合理的情况下，通过指挥官的发挥和官兵的努力，才能够击败凶悍的鬼子，因此很显然，第四次长沙保卫战，薛岳几乎是没有胜算的。

另外一点，横山勇这个家伙绝对是个大敌，这厮对前任阿南惟幾曾经惨败长沙，研究得非常透彻，对薛岳的“天炉战法”，也早已了然于胸，制订了极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包括之前的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都证明，横山勇确实非常狡猾。

日军凭借其空前富裕的兵力，将攻击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左右两路共三个师团附一个支队，专门负责截击在“天炉战法”中，在湘北节节阻击然后转入两翼山地的中国军队。

而中路日军的四个师团，又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实施“滚桶攻击”，使“天炉战法”中准备留在敌后的部队，也突然遭遇日军第二梯队的打击，如此，第九战区的左、右、后三路部队开战后全线溃败，再也不能形成合围“炉膛”长沙的态势了。

其严重后果就是，在横山勇有预谋的猛烈进攻下，第九战区企图在湘北逐次抵抗、然后跳到外线的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纷纷溃不成军，这些部队想自保都难，再也无力跟在日军屁股后面，增援或者合围长沙了，那也就没有了长沙城下的“会战”。

长衡会战1944年5月27日爆发，仅仅半个月时间，湘北四道水系被日军全部突破，鬼子的先头部队直扑长沙，“天炉战法”事实上流产，长沙瞬间成为一座危城。薛岳这才慌了手脚，开始考虑用哪个军守城的问题。

他手头尚未投入战斗建制完整的精锐军，只剩下张德能的第四军和方先觉的第十军，前者是战役预备队置于长沙，后者正在衡阳整补。至于很能打的王耀武第24集团军，理论上已经脱离了九战区作战序列，奉命单独在湘江以西御敌。

要说派系私心还是有的，薛岳在了解到日军真正兵力规模后，知道长沙沦陷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在长沙城下决战的计划已经破产，现在无论哪个军来守城，都只能是拖延日军的南进速度，而不可能再全面逐退日军了。

粤系的第四军是薛岳的亲信部队，他当然不愿意填进长沙守城作战而损失掉，因此决定调用方先觉第十军北上，担负长沙守备任务。应该说，以“泰山军”的防御能力，就算不能像衡阳那般坚持47天，守上个十天半个月肯定没问题。不过委员长的一封电令，彻底断了薛岳的这个念想，作战计划第九战区是必须随时呈报的，中央军的使用委员长也是必须插手的，要不怎么叫“微操大师”咧？重庆的命令是：第十军将担负衡阳守备，不得用于长沙方向。

薛岳无奈，只好率司令长官部撤往耒阳，而以第四军坚守长沙，军长张德能倒也不算菜鸟，但是跟方先觉相比，显然还差着一个档次。第四军匆匆完成布防时，6月16日下午日军前锋第58师团、第68师团到达长沙城外，随即于黄昏时分发动猛攻。

横山勇还吸取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教训，当时岳麓山上的重炮给攻城日军以重大杀伤，所以鬼子第34师团早就沿着湘江西岸而来，目标直指岳麓山。张德能顾此失彼，手中的三个半师（附暂编第54师）根本不敷分配。

张军长起初是以两个半师守长沙城区，一个师加炮兵第3团守岳麓山，如果抱定必死决心就地硬撑，估计守上五六天应该没有问题。结果张德能临敌变阵，他眼见日军势大，至6月17日的夜里，又想在城区只留下一团，军主力西渡湘江坚守岳麓山，这就乱套了。

由于组织不力和缺乏船只，第四军的两个多师在渡江过程中，遭遇日军飞机和重炮的火力急袭，官兵伤亡惨重，各级部队长根本掌握不住部队了，已经渡江的部队在混乱中并没有上岳麓山，而是纷纷向南撤退了。

至6月18日凌晨，张德能发现部队已失去掌握，只好也跟着溃军南逃了，于是在日军三个师团的围攻下，长沙城区和岳麓山相继失守，战至6月18日的下午，坚守六年多的长沙城终告沦陷，这哪里是三天失守？真正的作战时间连48小时都不到。

张德能后来在重庆给毙了，冤或者不冤都不重要，第四次长沙保卫战打得很窝囊是真的。总体而言，在薛岳无法复制“天炉战法”之后，长沙失守是肯定的，但是第四军不应该败得如此丢人，哪怕顶上一周再突围，也能给衡阳的方先觉再多一点准备时间。

1944年6月22日的深夜，也就是长沙失守四天以后，日军前锋第68师团接近衡阳远郊，惨烈的衡阳保卫战即将开场！

长沙会战三战三捷，可为什么第四次长沙会战，却三天失守？

说到这个问题，其实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时候，局势就不是很乐观了，而且第四次日军出动的兵力远比前三次多，三天失守不奇怪。

武汉会战以后，抗战的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此时东部地区大多沦陷，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湖南成为拱卫西南大后方重要屏障。所以国民政府设立了第9战区，以名将薛岳率重兵驻守湖南，防止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

而日军此时虽然因为占领区太大，已经无力继续侵占中国领土，不过湖南有这么多国民党军队，自然也不能置之不理，因此也是多次出动军队对第9战区进行攻击。就这样从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中日双方围绕长沙先后进行了四次战斗。下面我们就分别看一下这四次战斗的经过。

1939年9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了消灭第9战区主力，摧毁中国的抗战决心，于是集中了十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向长沙发起攻击。

而薛岳出任第9战区司令以后，针对日军重火力具有优势的特点在湖南采取了“毁路造田，运粮上山”的方针，也就是把大路都改造成水田，只留下田埂可以通行，同时把粮食都运到山区进行隐匿。

大家都知道，田埂很窄小，别说汽车，就是骡马也没法走，这样一来日军的重炮根本无法机动，就是步兵炮也只能拆解以后靠人力背着走，火力大为削弱。而且日军也无法从民间获得粮食，战斗持续时间大大降低。

所以这一次会战开始以后，日军虽然出动的兵力不少，可是面对薛岳四十万大军的层层阻击，因为兵力分散，在各条战线上都难以取得突破，最后只能草草收场，第一次长沙会战以中国胜利告终。

1941年4月，阿南惟畿中将出任第11军司令官以后，就开始筹划再次对长沙发动进攻，以削弱第9战区的实力。为此日军自1941年8月中旬开始就秘密集结部队，而且根据上一次长沙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一次日军决定集中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

相比之下，薛岳在第一次长沙会战获胜以后，有些过于自信，还是采取了同样的方针应对日军攻势。结果不言而喻，1941年9月7日战斗爆发以后，面对十几万日军的猛攻，第9战区几个主力部队包括第74军都遭到重创，无力继续阻击日军。不仅日军早渊支队、第4师团攻入长沙，而另一个方向上，第3、第6师团一部也突入了株洲，一时间局势有些岌岌可危。

好在为了配合第9战区抗击日军攻击，国民政府在9月20日就命第3、第5、第6战区主动出击，以牵制日军。而第6战区所属部队更是猛攻守备空虚的宜昌，守卫宜昌的日军难以招架，只能向阿南惟畿求援。

由于已经实现削弱第9战区战力的预定目标，加上战斗至此弹药、粮食消耗得也差不多了，所以阿南惟畿下令放弃长沙撤退，薛岳才避免了彻底失败。

这一次战斗虽然因为最后收复了长沙，加上宣传需要，最后国民政府对外宣称取得了胜利，可是战后总结时，还是认为这次会战事实上失败了，薛岳主动承担了战败的责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决定夺取香港。为了避免国民政府出兵干扰，于是第11军决定再次攻击第9战区，进一步削弱第9战区的兵力。所以1941年12月中旬，阿南惟畿集结部队再次发起了攻击。

这次战斗初期，日军进展还算顺利，连续击破第9战区多个部队，基本实现了战前目标。可是到了12月29日，由于前期进展过于顺利，阿南惟畿临时改变计划，决定“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

阿南惟畿突然修改作战计划，不仅让日军上下一片茫然，而且由于原定计划只是削弱第九战区，因此日军携带弹药、补给数量都很有限。所以当日军攻到长沙城下，守军在岳麓山上炮兵支援下击退了日军多次攻击以后，日军悲催地发现弹药不够了，只能紧急撤退。第9战区各部趁势反击，一举收复失地。不过因为双方战斗力上的差距较大，并未能歼灭太多日军。

第四次长沙保卫战其实是豫湘桂战役中长衡会战的一部分。和前几次只是为了削弱第9战区不同，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的目的是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因此必须攻占长沙。为此，日军这一次进攻长沙时，调动的兵力远远多于前三次，后勤准备也极为充分，甚至还调动了大批部队沿途修路，以保证前后交通畅通。

相比之下，国民政府没有意识到日军将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攻击，薛岳依然还是用老战术应对，加上国民党军队派系太多，以至于各部配合差、彼此缺乏信任，甚至不服从命令，这样面对日军的攻击自然是一溃千里，岳麓山上的大炮来不及撤退，就全被日军缴获，长沙城也是在短时间内易手。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除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是真正的胜利之外，第二次长沙会战其实是以失败告终，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是靠着阿南惟畿头脑发热侥幸取胜，第四次长沙会战日军出动的兵力远多于前三次，薛岳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及时改变战术，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长沙会战三战三捷，可为什么第四次长沙会战，却三天失守？

“兵无常形，水无常势“。天炉战法用了3次了，真当人家是傻子，日军这次先不攻长沙，先把你迂回，策应的部队都打垮了。最后再攻长沙。

长沙会战三战三捷，可为什么第四次长沙会战，却三天失守？

胜战不复。

如果过度沉湎于上一次战役胜利的经验，那么，上一场战役成功的经验，往往是下一场战役失败的教训。

第四次长沙会战时，薛岳就是如此。

1939年9月-1942年2月，以长沙为中心，国军与日军连战三场。

三次会战，第一次小胜；小二次大败；第三次大胜。

严格来说，三战长沙，绝不能说是三战三捷。

不过，无论在国内、国外，三战长沙都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就国内而言，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屡屡战败，三战长沙的战绩已经能给国人带来极大的鼓舞。

就国际而言，这个阶段，盟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军队在长沙的作战，已是为数不多的亮点。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横扫东南亚，正要进一步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南下，但三战长沙后，日军意识到中国军队实力尚存，遂削减、推迟了一些调动计划（如果第3、6、13师团），使其在攻取新加坡后趁胜发展进一步攻势的能力削弱。（英国人当时评价：如果日军当时在东南亚有更多陆军的配合，日军将轻易占领斯里兰卡和毛里求斯，使日本不仅主宰孟加拉湾，而且掌握整个印度洋，盟国与印度的海上通道将被切断。）

因此，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薛岳将军和长沙会战的英雄们，受到了国内外的大力赞扬。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薛岳将军在祝捷会上，结合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过程回顾，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天炉战”思想。

所谓“天炉战”，其基本思想如下。

1、利用湘北到长沙之间的四条纵横河流，节节抵抗，消耗日军后，各部转入侧翼，构成“炉壁”。

2、在长沙附近组织坚决抵抗，构成“炉底”。同时，“炉壁”的国军不断袭扰日军侧翼、后路，把炉子烧起来，把日军当肉炖。

3、炉火烧得差不多了，日军受到严重消耗后，各部向长沙做向心攻击，合击日军。

薛岳将军认为这种战法“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是可以不断使用的抗日战法。

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薛岳将军确实越来越相信自己可以继续用“天炉战”抗击日军了。

一方面，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日军有2年多不再对长沙方向发起大规模进攻。

看起来，日军已认识到很难在第九战区面前讨到便宜，不敢再大举进犯。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持续推进，日军在各个战场都陷入困境，其实力大为削弱。

看起来，日军很难再组织起强大力量，发起对长沙方向的进攻；即便发起进攻，也难以集结超过此前三次长沙会战的兵力了。

如此，日军兵力不足，物资补给困难的问题比以前更为严峻，更没有能力打破“天炉阵”了！

看起来，“天炉阵”，足以继续护卫长沙了！

1944年5月，日军发起了长衡会战。

此次作战，是一场与此前三次长沙会战完全不同的战役。

1、战略目标不同。

前三次长沙会战时，在华日军的基本战略是“治安第一”主义。

武汉会战后，日军已经占领我国大片土地，战线过长。日军遂将巩固占领区作为首要企图，暂不扩大占领区。

所以，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打击我有生力量，削弱我抗战意志，“以战迫降”，不求占领长沙。

比如，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已经攻占长沙，但日军仍然宣称“战略目的已经实现”，主动退走。

而此次作战，日军的目标是“打通大陆交通线”。

日军不但要打下长沙，而且，还要准备继续南下！

战略目标不同，日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兵力物资投入的规模自然都迥然不同！

2、投入的兵力、物资不同。

前三次会战，日军皆是“有限目标”，因此，其投入的兵力都在10万左右，兵力约只有我军的1/4左右。

而此次会战，日军投入了40万大军，其规模不但远远超过此前三次长沙会战，还超过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为日俄战争以来日军投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其总兵力规模与我军基本相当。

3、作战指导不同。

此前，日军兵力有限，只能集中力量寻歼我军一部，其侧翼、后路难以得到保障。

一旦深入到长沙附近，其侧翼、后路兵力不足的问题彻底暴露，容易形成孤军深入的态势。

此时，我军以长沙为“炉底”，以东西两侧为“炉壁”，确实能把敌人“烹”了。

但是，此次，日军兵力强大，有能力在保障正面进攻的同时，以强有力的兵团保卫其侧翼、后路！

尤其是，吸取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日军做了针对性安排。

一方面，日军在一线以5个师团齐头并进，又以3个师团部署于二线，其中，战力最强的基干兵团部署于两翼，以保卫其侧翼、后路。

如此，“炉壁”烧不起来了。

另一方面，日军对攻坚长沙的兵团做了特别部署。

担任攻坚长沙的58师团，为攻击拥有坚固堡垒的大城市反复进行了特殊训练。

负责担任夺取岳麓山任务的34师团，也事先在步、炮、空部队确立了周密的部署。

如此，“炉壁”也危险了！

“炉底”、“炉壁”都无优势，“天炉”自然也就烧不起来了。

日军的部署不同，我军的对策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对此，国军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小诸葛”白崇禧建议：将决战地域放在广西。

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建议：在衡阳附近与敌决战。

白崇禧、赵子立的建议，都是针对日军兵力强大的特点，拉长日军战线，然后再与敌决战。

然而，薛岳将军认为：日军东拼西凑，凑不齐多少人！我军有可能继续在长沙附近与敌决战，并复制“天炉战”！

最终，薛岳的建议得以执行，国军依然如以前一般，企图以同样的对策，应对各方面都迥异于前的敌人。

然而，即便如此，薛岳的部署也因多方掣肘，反不如以往了！

比如：谁来守长沙这个“炉底”？

当时，部署于长沙的，是第四军。

这个军，本是国军中最出名的强军。北伐战争时期，该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叶挺独立团就属该军）。

然而，该军的特点是善攻不善守，显然不适合担任“炉壁”。

薛岳也意识到：应该抽调以善守的“泰山军”第十军来守长沙。

然而，薛岳却不便说出口：第四军，属粤军，是薛岳的嫡系。此时，如果由薛岳提出不让第四军守长沙，有保存实力之嫌。

于是，薛岳暗示赵子立，希望赵子立来提出更换守城部门的建议。

赵子立另有意图：赵依然认为应在衡阳决战，只把长沙作为一个逐次抵抗的区域。如果第4军守长沙，将来，薛岳为保全第4军，容易接受赵在衡阳决战的建议。

因此，赵子立低头不语···

最后，第4军，这个不善守城的部队，承担起了守长沙的任务。

“炉底”，不如以前了。

面对完全不一样的敌情，国军选择了一样的对策；面对更强大的敌人，国军的部署反不如以前。

胜负，未战已分。

依照“天炉战法”，前线诸军，需节节抵抗，消耗日军的实力，削弱日军的冲击力，然后撤至两翼，侧击敌后路，为长沙决战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大战一开，全盘皆乱！

首先，国军对开战时间的判断出现了根本性错误。

以薛岳为代表的国军将领认为：初夏时分，湖南的稻田、堰塘和江河湖泊都蓄满了水，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因此，日军不可能在5月发动大举攻势。

这个判断，符合常理，但却低估了敌人：时间，已经容不得日军慢慢挑选进攻时间了！而对于已经在中国打了7年仗的日军来说，他们是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的。

因此，日军攻势一开，国军前沿部署未集，加之日军规模超出预计，迅速退却，根本没有对日军形成任何足够消耗！

而由于节奏被打乱，各部退却后，也处于散乱状态，一时无法形成有力组织，也无法执行侧击任务。

接着，日军稳妥的部署，使长沙彻底成为孤城。

横山勇吸取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对攻击长沙十分谨慎。

他严令各部，先行攻取宁乡、浏阳。

宁乡、浏阳，是长沙东西两翼的屏障，也是“天炉阵”中“合击（攻长沙）日军”的支点。

日军夺取两处后，侧翼国军已经无法“合击”攻长沙之敌，攻长沙日军已无后顾之忧。

国军的“天炉”，只剩下单薄的“炉壁”：长沙了。

即便如此，在长沙的第4军，仍有3万多人，接近后来守衡阳军队的一倍！

衡阳能守47天，此时，如果第4军部署得当，是可能坚持较长时间的。

然而，此时第4军的军长张德能，在守城上的造诣远不如方先觉。

所以，第4军守长沙的部署，依然延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十军的部署，连阵地都还是上次会战留下来的，只是稍微做了一些加固。

然而，战情已完全不同！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军是临时改变计划，强攻长沙，准备不足，被日军高层认为是“自暴自弃的作战方针”。

此次，日军对长沙的攻势，看起来就是志在必得！

这种情况下，日军显然非常清楚：攻长沙，关键在取岳麓山！

因此，战区参谋长赵子立提醒张德能：应集中主力守岳麓山！要是岳麓山守不住，长沙绝守不住。换言之，只要守住岳麓山，就是守住了长沙。

然而，对如此大事，张德能不置可否，只让赵征求薛岳的意见。

薛岳此时，对赵子立屡屡和自己唱反调十分不满，有心要“整赵”，最后两人互摔了电话，从此不再通话···而对于调整部署，却没有做出任何指示！

这是一个致命的漏洞！

很快，日军溯湘江而来，直攻岳麓山。

第90师守岳麓山，打得很顽强，但实力严重不足，形势危急！

国军守长沙，非常仰仗部署于岳麓山的重炮支援。

然而，日军对岳麓山的猛攻，压制了部署于此的重炮部队，使国军在整个长沙的作战都失去了火炮支持！

部署失误，长沙已不可守了。

此时，张德能做出调整：留一个团守卫长沙核心阵地，另一个团渡江支援90师，其余各部逐步用船渡过湘江，在湘江西岸待命！

长沙守不住了，第4军还是要保住！

临敌调整，本就十分危险，需要极为周密的指示。

然而，张德能指示草草下达了指示，至于谁先过河，谁后过河，物资如何转运都没有具体安排。

于是，各部在江边争抢船只，一片混乱！

日军见此，立正用飞机、大炮、机枪猛烈攻击，国军再次遇到了一场灾难！

兵败如山倒，不仅撤退部队陷入混乱，留守部队也军心动摇。

最终，留守部队稍事抵抗后，或四散逃走，或被俘，而撤退部队也伤亡惨重！

混乱的调整，引发了崩溃！崩溃之下，长沙沦陷了！

此次作战，日军“自新墙河战斗开始至长沙沦陷，将近一个月，而长沙的战斗仅一天一夜”。

守长沙的2个师2万多人，更是在没有经过激烈抵抗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崩溃了！

此次作战，国军战死35400人，被俘高达111300人，日军战死1503人，其中军官101人，负伤3662人，其中军官225人！

18日，长沙沦陷。

20日，日军下达了攻打衡阳的命令！

折损了10几万人，不但很快就丢掉了长沙，而且，对日军的打击也非常有限，连迟滞敌人推进都没有达到！

付出的代价，比一次“决战”还大！而对全局的影响，连“逐次抵抗”的效果都没有达到！

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

战后，国军枪决了第四军军长张德能。

张德能，部署失策、调整混乱，确实对长沙迅速失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如此大的败仗，又岂只是张德能一人失误所至呢？

鉴于当时双方的战力对比以及日军此战的投入，守不住长沙，情有可原。

然而，败得如此惨，则是战役指挥，乃至军队体系上的问题了。

薛岳将军，沉迷于前三次作战的经验，在敌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过去的“天炉战”战法，在战役指挥上负有主要责任。

而国军自上而下低效的指挥系统，则是更深层的原因。

当时，日军已经在豫中会战中展现了其在中国战场大举用兵的企图。

战前，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国军已经形成判断：日军将集中前所未有的力量对湖南发动大举进攻！

这种情况下，国军依然采纳了原本就不现实的“决战长沙”意见，甚至在兵力部署上的变动也不大！

战役打起来以后，就连守长沙的具体部署，薛岳、赵子立、张德能等人也互相推诿，以至连已经察觉的漏洞也无法弥补···最后，上自战区司令，下至军长，都事实上放弃了对部队的指挥，导致部队一盘散沙，战而自乱！

如此军队，怎能不败呢？

长沙会战三战三捷，可为什么第四次长沙会战，却三天失守？

前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法宝是“天炉战法”，而第四次之所以失利，则是因为日军找到了“天炉战法”的破解之术：内破炉壁，外凿炉底。

薛岳在与日军的交战中，逐渐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战术：诱敌深入，后退决战，利用岳阳、长沙一带河湖纵横的网状地形，将日军包围并歼灭。为此，薛岳还撰写了一本书——《天炉战》，在书中他写道：

“天炉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所谓“天炉战法”，就是佯装败退，诱敌追击，然后从左右两侧回头包抄，对敌人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从地图上看，这一阵型如同一个香炉的造型，所以称之为“天炉战法”。

“天炉战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实施起来非常有难度。

首先，诱敌很关键。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一方面要分步抵抗，对日军不断进行消耗，让自己始终保持在敌人的“视线”以内；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被日军缠上，要尽量保存好实力。

其次， “炉底”要厚实。当敌人进入“炉中”时，“炉底”的火力要足够猛烈，能有效抵挡敌人的困兽之斗，防止日军破底而出。为此，薛岳在长沙的岳麓山上布置了强大的炮兵阵地，居高临下，对敌形成强大的杀伤力。

正因为此，日军三次进攻长沙均以失败告终，薛岳也被日本人称为“长沙之虎”，日寇几年之内不敢再向长沙发起进攻。

1944年5月，日军第四次进攻长沙。6月16日，日军进逼到长沙下， 19日日军攻陷长沙。

为什么同样的“天炉战法”，此时就不灵了呢？

1、日军找到了“天炉战法”的破解之法。

一是，日军三路并进。东线经浏阳直蹿长沙城南；西线经益阳、宁乡进犯岳麓山；中路经捞刀河南下。这样做的好处是，当薛岳的军队从两旁反过来包抄时，左右两路日军可以进行反制。

二是，日军中路进攻部队又一分为二。前部猛攻猛打，直杀到长沙城下，逼迫薛岳派出主力部队前来救援；而后部则从后面围攻薛岳的救援部队。这使得薛岳陷入两难的境地：救长沙则薛岳的主力部队就会陷入日军的前后两部的夹击之中，不救长沙则坐视日军攻取长沙。

三是，日军派出一部从外围包抄，从湘江的下游的曾口偷渡，迂回到岳麓山后面，偷袭薛岳的炮兵。岳麓山被日军占领，相当于“天炉“的”炉底“被日军凿穿，导致薛岳全线陷入被动。

2、日军兵力翻倍

1939年9月至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10万兵力。

作为防守方，薛岳调动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战。

1941年9月至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12万兵力。薛岳投入总兵力30余万。

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军10万兵力。薛岳指挥13个军、37个师共17万余人。

而第四次长沙会战时，日军不仅调集了20余万兵力，而且抽调了部分关东军精锐部队。

而此时的薛岳，不仅兵力没有增加，反而有部队被抽调参加远征军，出国作战。

3、麻痹轻敌

日军在5月底进行军队调动时，第九战区司令部已判断敌人有第4次进犯长沙的企图，并且通知所属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但对日本关东军南下的消息一无所知，因而没有增加兵力。同时，前三次会战的胜利，也让守军麻痹轻敌，最终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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