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什么机构？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特别选择了一个全部担任过如题职务的三栖模特：桂系老大李宗仁，他先后出任过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营主任和北平行辕主任，基本上也是唯一一个挂满全职的民国高级将领，包括期间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比较好的特例。

（北平行营、行辕主任李宗仁）

先说绥靖公署，全称是某地“绥靖主任公署”，它的准确定义为“地方性军政指挥机构”，并且分为抗战前、抗战后两大类型，注意级别是不一样的啊！抗日战争之前，早在1932年2月6日国民政府重建军事委员会起，绥靖公署就陆续开始设立了，作为直属军委会的地方军政统一领导机构，一般每省设立一个，情况特殊的地区（与红军作战）则在两省或者数省边区设一个。

绥靖公署的主要职能是维护辖区治安，因此不仅可以指挥辖区内驻扎的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也有权控制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是特殊历史时期“军政一元化”的产物。李宗仁就是于1936年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为什么这么晚呢？因为桂系之前一直在从事反蒋活动，直到“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双方才达成妥协：桂系不再反蒋，老蒋承认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地位，于是才加封了名正言顺的职务。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

粗略统计一下，这一时期共设立了18个绥靖公署，比如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豫鄂皖边区绥靖公任卫立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等等，所举实例，基本涵盖了某省、两省、数省边区或者以某市命名的情况，但是职能和权力是完全相同的。

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绥靖公署要么被裁撤、要么被改组为“集团军”编制，所以才说抗战前后的级别不同。比如卫立煌的豫鄂皖绥署被改编为第14集团军、刘建绪的浙闽赣皖边区绥署改编为第10集团军、张发奎的苏浙边区绥署改编为第8集团军等等。然而在抗战胜利以后，改制为绥靖公署的已经是“战区”了，所以特别说明，抗战前的绥署级别较低，只相当于集团军建制，而抗战胜利以后的绥署，基本由战区改编而来。

（西安、赣州行营主任顾祝同）

比如胡宗南第一战区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阎锡山第二战区改编为“太原绥靖公署”（名字没变，级别升格了）、顾祝同第三战区改编为“徐州绥靖公署”、刘峙第五战区改编为“郑州绥靖公署”、余汉谋第七战区改编为“衢州绥靖公署”、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改编为“张垣绥靖公署”等等，但是职权与抗战之前没有区别，仍然是军政一把抓的机构。

行营则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机构，是军事委员会的特别派出单位，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地行营”，因为老蒋1932年复职以后，并没有兼回“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而是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那么它的派出机构当然就是军事单位。抗战前第一个设立的是南昌行营，之后分别在武昌、重庆、西安等地分别设立，以高级将领充当“行营主任”，主抓几省地区的军事和作战。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战区之上设置了若干行营，理论上可以督导几个战区的作战行动，比如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即可协调第四、第九等战区，而李宗仁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升任的“汉中行营主任”，理论上则可以指挥第一和第五战区的军事行动，当然了，胡宗南和刘峙根本不听他的，李宗仁等于被明升暗降夺去了兵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战区已经改制，所以行营即可以指挥两个以上的绥靖公署、以及绥靖区，李宗仁的汉中行营换了地方，在日军投降后驻跸北平，遂改称“北平行营”。北平行营下辖傅作义的张垣绥靖公署和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第十一战区改制），不过呢还是没有什么实权，因为那俩绥署主任只是表面上听招呼，实际都听老蒋的。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重庆谈判开始以后，军事化色彩较浓的“行营”名称有点不合时宜了，并且从1943年起老蒋已经重新做回国民政府主席职，所以1945年年底开始将行营改称为“行辕”，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所以行辕实际上是一个行政领导机构，李宗仁因此也就换了职务，尽管只差了一个字。

因为行辕之下有专门的军事指挥机关，比如东北行辕就下辖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北平行辕下面有“华北剿总”，再后来节节败退之际，行辕又被改制为军政长官公署，均属换汤不换药，因不在问题范围之内，那就以后再介绍。

（豫鄂陕边区绥署主任卫立煌）

民国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什么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序列是军事委员会指挥各战区（之间有个不尴不尬的行营建制），战区直辖集团军、军、师等作战单位，相对容易理解。然而抗战胜利后，又冒出了行辕、绥靖公署、绥靖区等一批新的机构名词或者番号，那么，这些军事单位与抗战时期军事机构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以下做简明介绍。

重庆行营主任何应钦

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前，重庆军事委员会先后组建了十二个战区（另有两个游击战区），以及桂林、天水、汉中、赣州等多个行营，理论上行营可以指挥若干战区，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晋升”汉中行营主任后，根本指挥不动第一战区的胡宗南和新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基本就是“明升暗降”。

所谓行营，其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所谓行辕，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军政兼管的含义较浓。日本投降后，重庆方面为应对新的形势，先后改组和新建了六个行营：西南区的重庆行营（何应钦）、华南区的广州行营（张发奎）、西北行营（张治中）、华北区的北平行营（李宗仁）、华中区的武汉行营（程潜）和东北区的东北行营（熊式辉），不久以后又纷纷更名为“行辕”。

西安绥署胡宗南

而后将原有的战区改制为“绥靖公署”，每个行营可以指挥若干绥署、绥靖区和警备总司令部，比如重庆行营下属川康绥署、川鄂湘黔绥署和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北平行营指挥保定绥署和张垣绥署等。其中第一战区更名为西安绥署（胡宗南）、第二战区更名为太原绥署（阎锡山）、第三战区更名为徐州绥署（薛岳）、第五战区更名为郑州绥署（刘峙）、第七战区更名为衢州绥署（余汉谋）、第十一战区更名为保定绥署（孙连仲）、第十二战区更名为张垣绥署（傅作义）。

另外，原第四战区、第九战区、第十战区和两个游击战区被撤销，第六战区并入“武汉行营”，第八战区并入“西北行营”，这就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的基本作战序列。同时，集团军建制更改为两个形式，机动部队组建整编军，守备部队组建“绥靖区”。

郑州绥署刘峙

因此绥署掌握的军政权力仍然非常之大，不仅统辖管区内所有野战部队、保安部队，还兼管地方民政，绥署主任是真正的“军政大员”。各绥署指挥的野战部队，则根据战场形势有所调整，比如徐州绥署要对付战力强劲的华东野战军，一度拥兵45万人，几占国军机动部队的三分之一，并且大多为精锐。国民党“五大主力”的三个，整5师、整11师和整74师最初都在徐州绥署指挥之下，还包括桂系的整7师、黄百韬的整25师、李天霞的整83师等等。其实早在红军时期，国民党这个机构名称就存在过，性质大同小异。

而各绥署之所以用某个城市的名字代称，主要是辖区不止一省，可能是数省的一部或者大部，与战区一样需要根据战场态势设置专门的作战分界线，而不与行政区域直接挂钩，因此以公署机关所在地来命名。比如刘峙的郑州绥署就管辖豫南、皖北和鄂北等区域，手底下30万人马。

太原绥署阎锡山

到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人民解放军高歌猛进，国民党的“剿总加绥署”体系已经被冲得稀巴烂，胡宗南丢了西安，阎锡山丢了太原。于是再次改换名头，某某“军政长官公署”的招牌又挂了出来。

民国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什么机构？

民国时期的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属于军事机构，行营，行辕这两个机构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了，绥靖公署是民国时期才有的产物。

在二战爆发前，因为英国，法国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让绥靖这个中性的词语变成了贬义词，绥靖并非指代妥协忍让，而是稳定，安抚的意思，所以绥靖公署这个机构的建立，最初主要是用来维持地方稳定的。

但问题是在民国时期，地方局势一点都不稳定，有搞革命的，有抢地盘的，还有占山为王的，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绥靖公署诞生了，类似地方剿匪，构筑防御工事，武装自卫都是由绥靖公署负责。

这个时期的绥靖公署级别并不高，也不适合简单的将其划为军事机构，毕竟维持稳定不是只靠武装力量来治理就行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确保部队的战斗力，各地的武装力量政府都能统一调度，很多机构被裁撤了，1940年后，又对军事指挥机构再次进行了精简，直到抗战胜利，第一，第二等战区直接改编为绥靖公署，绥靖公署的地位才得到了提高。

说行营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其中的一个特殊含义，古代皇帝出巡时临时搭建的驻地，1930年，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行营建立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南昌行营的主任正是蒋，也在这年的11月，蒋开始将南昌作为国民政府的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南昌在当时还有中华民国第二首都之称。

所以在表面上，行营属于军事指挥机构，但在实际上又可以作为军事中心，甚至是政治中心来使用，级别也仅次于总部，后来又先后成立了重庆行营、广州行营等等，都属于区域军事中心，并且是专事专办都各有针对，就比如西安行营就是针对红军北上的，在抗战胜利之后行营被逐渐裁撤。

行辕主要出现在抗战胜利后，抗战胜利了战争并没结束，蒋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队的控制力，在一定区域内设置行辕，下面通常管辖多个省份的军政事宜，1948年，蒋宣布实行实行民主宪政，行辕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民国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什么机构？

民国时期的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老蒋为了管理全国，而指派其亲信或者拉拢对象作为其代表而设立的机构，和平时期相当于民国的封疆大吏，战时则相当于督军，根据管理需要可以在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中游走。

• 绥靖公署的演变历史

绥靖公署是民国时期设置的机关，简称绥署，是在作战区域或非作战区负责指挥局部战争，组织训练兵员，征集军粮，并全权指挥其所辖省县级行政机关，以区域或绥靖公署所在地为名称。动员戡乱体制由来已久，最初来自于绥靖体制。绥靖的本义是指维护地方治安。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1926年广东南路行政委员公署下，行政委员甘乃光，报告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因阳江地区土匪和流民太多，所以成立绥靖委员会处理相关事宜，并附上了组织法等。绥靖委员会主席由中共党员陈章甫烈士担任。陈章甫在报告中汇报了派军剿匪，组织农会，安置流民等成果。广东南路行政委员公署在回文中予以了充分肯定，并上报广州国民政府，希望照此经验来成立绥靖委员会。

陈章甫烈士

不过随后设立绥靖区的初衷就变味了。1930年，老蒋为了剿共，开始将全国划为若干绥靖区，在绥靖区中心城市设立绥靖公署，负责指挥区内军事和控制区内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全国共设绥靖公署十余处。绥靖公署设主任一人，一般为上将军官，由国民政府特任，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受军政部部长和参谋总长指挥。绥靖公署在战区指挥所辖省县行政机关，按《绥靖公署组织条例》设立，负责训练兵员、征集军粮等战争事宜。根据规定，绥靖区内部队、地方县政府及水陆公安警察，保安队和民团，绥靖主任可随时指挥调动。绥靖公署内设参谋长和参谋、经理、军法等处，承绥靖主任指挥，分管各项事务。

• 绥靖公署的功能

民国时期总共出现过41个绥靖公署，根据需要裁撤或者增设。国民政府曾先后两次在西安设置绥靖公署。1931年7月，西北行营副主任杨虎城出任行营代主任。1932年1月2日，西北行营改称西安绥靖公署（也称驻陕绥靖公署、陕西绥靖公署），驻西安新城。绥署各处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各处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西安绥靖公署所辖部队，除第十七路军外，还包括甘肃等地一些接受番号的地方部队。

西安绥署驻甘行署于1932年6月至1933年9月13日，在兰州设立。邓宝珊为行署主任，代替陕军将领孙蔚如主持甘肃宣慰使署。续范亭为行署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行署机关连同直属特务营、教导队，官兵不足1,000人。名义上指挥驻甘各部队，陕军孙蔚如第十七师，陆军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李贵清新编第十旅、石英秀新编第十一旅、马鸿宾新编第七师、马步青暂编骑兵第二师等，但邓宝珊不能调动这些杂牌军，他们对邓宝珊只是表面上的从属关系，后于1933年9月第一次裁撤。西安事变后，1937年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等所有一切职务。1937年5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撤销西安绥靖公署和第十七路军及其总指挥部。

1947年3月4日第一战区改组为西安绥靖公署，目的也是为了方便在大西北剿共，胡宗南任主任。因小雁塔区内房舍有限，仅绥署办公厅、第一处、第三处、副官处、机要室、研究室等单位驻此，而绥署的其他处室仍分散驻扎在外。辖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辖3个整编师，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辖3个整编师，及整编第十七师等4个整编师，另有2个新编旅、2个骑兵旅、4个炮兵团和绥署直辖特种兵部队5个团，合计为24个整编旅约18万人，分布在陕西、豫西、晋南和陇东地区。指挥驻陕、甘、宁、青的地方部队、保安团队和民团武装。1949年9月16日，由于胡宗南在西北节节败退，已经无法撑起这么大个摊子，西安绥靖公署改编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

胡宗南

绥靖公署也被老蒋用于收编各地军阀势力，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安插其中，以更好控制和拉拢地方势力。1935年2月2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王龙云为“中央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一纵队（由吴奇伟中央军4个师组成）、第二纵队（由周浑元中央军4个师组成）、第三纵队（由孙渡滇军4个旅组成）、第四纵队（由王家烈黔军4个师组成，犹国才升任纵队司令）、第五纵队（由李云杰师组成）、第六纵队（由郭勋祺川军1个师组成）、第七纵队（由李韫珩1个师组成）、第八纵队（由上官云相中央军2个师组成）。

1935年5月中旬，老蒋亲赴昆明安抚龙云，但凡龙云要求老蒋补发的各项费用，都从先应允，并口头给龙云，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统率两省军政，由龙云主持。1936年1月，我军长征到达贵州毕节，4月28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滇黔剿匪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郭汝栋、樊崧甫、李觉3个纵队入滇。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得到好处的龙云表态支持老蒋。8月2日老蒋兑现承诺，宣布撤销滇黔剿匪总司令部，改设“滇黔绥靖公署”，龙云为主任。

龙云

但是随着目的达成，老蒋也有过河拆桥的一天。抗战胜利后，老蒋声望如日中天，于是开始对非嫡系人马削弱权力，1945年7月滇黔绥靖公署于是被裁撤。1945年10月3日，在老蒋的授意下，杜聿明在昆明发动“十·三”政变，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云南省政府主席由卢汉续任。10月4日晨，龙云脱险上五华山，抗拒蒋介石的命令。10月6日，龙云被迫飞往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等没有实权的闲职。

• 汪伪政权山寨版的绥靖公署

抗战时期，汪精卫叛国投敌，汪伪政府高举“曲线救国”旗帜，1943年为适应战时体制，也为了显示自己继承衣钵。汪精卫将汪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置于新设的最高国防会议之下，撤销编练总监公署，其职权转到陆军部，其伪军在日占区整编为方面军与绥靖公署。其中的绥靖公署有：

淮海绥靖公署，郝鹏举为主任。下辖伪军和平建国军第二十八师、第33师、第35师、独立第11旅、独立第12旅、独立第18旅。活动范围在苏北、淮北地区。

杭州绥靖公署主任为丁默村，下辖伪军和平建国军第十二军、独立第4旅、独立第6旅、独立第11旅，活动范围在浙江地区。

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为叶蓬，下辖伪军和平建国军第11师、第12师、第29师、暂5师、独立第3旅，活动范围在湖北和河南、安徽的一部分。

广州绥靖公署的主任为褚民谊，此外还有苏州绥靖公署，蚌埠绥靖公署。

• 行营的诞生

民国时期的行营早在1930年就已经存在。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攻入关中从刘郁芬西北军手中占领西安后，老蒋即命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洛阳行营主任顾祝同率嫡系黄杰、陈继承等紧随其后跟进，移驻潼关至华阴、华县一线。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后，11月13日顾祝同在潼关将洛阳行营改名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西北行营（陕西省称之为潼关行营），负责指挥协调西北陕、甘、宁、青诸省军事，杨虎城为西北行营副主任。1931年7月杨虎城代理西北行营主任职务。1931年秋，西北行营迁至西安“新城”内办公。杨仅设立行营办公厅、参谋处、副官处和机要科，负责处理行营的日常事务。其他军事业务，由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有关处科兼办。1932年1月2日西北行营改组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为西安绥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

顾祝同

而行营被正式规范是在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国民政府决议重设军事委员会，设委员7人至9人，并于1932年3月1日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其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俟抗日军事终了，即撤销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1932年3月8日，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汪精卫、朱培德、何应钦、唐生智、陈绍宽、陈调元等出任委员。

而行营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派驻各地的军事机关，行营主任代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职权，行营主任大多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员担任。1938年12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军委会委员长行营组织大纲》。其中规定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其职掌包括统率、军费、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及少将以上将官任免之权利，所有决议须经出席委员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并规定，如多数委员不在军委会所在地时，主席与委员一人有决定处置之权。

• 行营的作用

民国时期全国共曾出现15个行营。在不同时期里作用也是不同的。在全面抗战未爆发之前，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原则下，行营也是老蒋用于剿共的军事机关。1933年5月21日，南昌行营宣告成立，成为发动对我军第五次“围剿”的总指挥机构。1933年5月30日，老蒋发表《咨行南昌行营成立暨启用关防日期由》：“本委员长在赣督剿匪，设南昌行营，以为统一军事机关，业已正式成立。”下设三部四厅和十二处，以及“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和“南昌行营临时感化院九江分院”。南昌行营直到1935年2月16日才撤销。

而老蒋在西安事变前后到全面抗战转变时期，行营起着过渡作用。1937年1月5日国民政府通过的《陕甘善后整理办法》，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1937年1月5日于潼关组建西安行营，“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指挥第二、三、四、五集团军，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压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安行营负责西安事变善后，统筹西北剿共军事政治指挥。2月7日，中央军宋希濂师等部进驻西安及陇海铁路沿线各要点。1937年2月9日，顾祝同自潼关到西安就职，在南院（前“西北剿总”址）设立行营办事机构（后增委何柱国为行营副主任）。行营参谋长为赵启禄，以下初设军事、军需、电讯、机要等科室，并重建政训处。

顾祝同执行蒋介石的密电指令，分化收编并逼迫东北军迅速离陕，行营副主任为东北军的何柱国，随后又促使杨虎城辞职出国，并开始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同我方代表周恩来等进行谈判。1937年2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一字第3125号训令”颁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组织大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筹陕甘宁青四省国防之设施，及整饬指挥各部队肃清匪患，并处理善后与指导民众组织训练起见，特设西安行营主持办理”。

1937年9月，原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陆军上将蒋鼎文接任西安行营主任，后西安行营机关迁驻新城内。行营参谋长改为李家鼎。总参议张炯，下设办公厅（辖秘书、人事、机要、情报4个科）、第一厅（主管军事，辖4个业务组）、第二厅（主管政治党务，厅内设制同前者）、总务处、交通处、政训处、设计委员会，并代管军政部驻陕军需局等单位。其中，第二厅中将厅长为谷正鼎，少将副厅长顾希平，刘英士、李贻燕等分任4个业务组的少将组长。政训处少将处长为任觉五。1937年秋，蒋鼎文领导西安党政军宪警特等单位头目秘密成立西安行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作为推进西北防共限共活动的最高领导、决策和协调机构。1938年6月，孙蔚如被排挤出西安，蒋鼎文以西安行营主任身份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长江以南各战区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宣布调整全国战区，其中包括取消西安行营，在西北另设天水行营。1939年1月以西安行营为基础成立第十战区。

1945年2月11日设立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下辖第一战区（陕西、豫西）、第五战区（豫南鄂北）、第十战区（大别山）。根据李宗仁的说法，汉中行营“只是各战区对中央的报告亦送一份副本给汉中行营罢了。至于地方上的行政和党务工作，更是鞭长莫及。”李宗仁之所以甘愿放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实职，是作为交换条件保住当时桂系唯一的省份地盘，即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此前昆仑关战役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因督战不力，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1940年5月15日桂林行营撤销，白崇禧调回重庆任参谋次长，桂林行营改设为桂林办公厅。1945年9月1日，正值国共重庆谈判，华北地区战事将起之际，为团结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以共同对付解放军，老蒋正式组建北平行营，原汉中行营机构改为北平行营，还由李宗仁出任主任。

1945年8月31日，东北行营设立，由熊式辉出任行营主任，驻长春，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东北事宜。实际上熊式辉并不负责军事指挥，而是由1945年10月8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负责作战指挥，保安司令长官关麟征，10月26日杜聿明接任保安司令长官。

1946年8月国民政府的国防部取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才纷纷改称为行辕。各地的行营改称为行辕，直隶于国民政府，职权、组织结构照旧行营的模式，换汤不换药。行辕的负责人也为主任，其职责类似清朝的督抚，军政大权两手抓。

其中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辖7个军；1947年8月陈诚接任行辕主任，下辖九省二市；8月22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并入行辕。1948年1月17日，卫立煌任行辕副主任代理主任。1948年6月2日东北行辕撤销，行辕改称东北剿匪总司令部。

北平行辕 主任李宗仁。下辖第十一战区（北平）4个军、4个整编师，第十二战区（归绥）3个军、1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2个骑兵师。1948年5月北平行辕裁撤，其职权由华北剿总替代。

武汉行辕 主任程潜，下辖第六（樊城）、第七（大冶）绥靖区 2个整编师。1948年3月武汉行辕改为武汉绥靖公署，6月合并蒋军陆军总司令部九江指挥所，升格为华中剿总。1949年4月之后改组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军统设立的监狱息烽集中营，对外挂牌名是息烽行辕，实质是关押政治犯的场所，我们熟知杨虎城，小萝卜头就被关押于此，主任是周养浩。

息烽行辕

西昌行辕1939年2月设立，张笃伦为行辕主任，以“辅导西康省政”。1946年3月撤销，改设西昌警备司令部。

广州行辕是在广州行营的基础上成立，原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从行营主任改任行辕主任 ，下辖2个整编师。

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下辖3个军、3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4个骑兵师。1948年后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地兰州。后又改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1949年春天更换主任为马步芳。

重庆行辕 代主任朱绍良 ，6个整编师。1948年5月，重庆行辕改称重庆绥靖公署。1949年初，张群回重庆接替朱绍良任绥署主任。1949年5月1日，重庆绥靖公署改组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为长官。1949年12月张群辞职，顾祝同接任长官，副长官兼参谋长胡宗南代行长官职权。1950年3月底西昌解放而结束。

综上所述，绥靖公署，行营，行辕是一派相承，其机构的职能大多大同小异，多是用于主管当地的军政大权。这些机构尽管在打击土匪，组织抗战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也无法避免这是老蒋用其收买人心，打压异己，和镇压反对武装的公器私用的工具。

民国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什么机构？

绥靖公署

绥：本义是借以登车的绳索，后来引申为安定、安抚的意思。《诗·恒》中有“绥万邦”（安定天下）。

《三国志·薛综传》中有“绥边抚裔”（稳定边境局势）。

抗战胜利之后，人民迎来和平曙光，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但是国民党不去医治人民的战争创伤，反而挑起内战，导致神州大地再燃战火。

而绥靖公署就是内战的产物，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设立的，其中的“绥靖”含义就是维稳。

绥靖公署是军事部门，它的职能是指挥所辖范围的武装力量，其负责人叫绥靖公署主任，能担任这一职务的，绝非泛泛之辈，起码是中将，有时也有上将担任的。

绥靖公署的名字听起来非常古怪，但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说白了就是抗战时的战区，换了个称呼而已。

不过在抗战时期，全国有8个战区，抗战期间国民党丢了不少地盘，全国仅剩4个战区，即第1、第2、第11和第12战区。

抗战胜利后，这些战区分别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太原绥靖公署、保定绥靖公署、张垣绥靖公署。随着国民党对日伪统治区进行接收，在各地又增设了若干公署。总而言之，绥靖公署就是一个纯军事指挥机构，所辖区域的武装部队都听命于它，其职能跟现在的军区相似，但所辖范围不尽相同。

行营这个词原意跟皇帝有关，古代皇帝外出巡视和旅游的时候，临时建立起来的住所，就叫行营，也叫御营，就是天子驻扎的地方。

行营这个机构，也是国民党设立的，不过存在时间较长，抗战前就设立了，抗战胜利后撤销。

1930年蒋介石以陆海空总司令的名义设立若干行营：武汉行营主任张治中，广州行营主任何应钦，洛阳行营主任杨杰，潼关行营主任顾祝同，郑州行营主任何应钦，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

在国民党抗战前设立的行营中，西安行营职权是最大的。该行营成立于1937年初，职责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筹陕甘宁青四省国防之设施及整饬指挥各部队肃清匪患，处理善后与指导民众组织训练起见特设西安行营主持办理 。”主任由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有“飞将军”之称的国军将领蒋鼎文担任。

在民国时期，行营没有了古代的含义，古代的行营是皇帝在里面办公，可民国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一般不在行营。

但不能就此说行营跟最高领导无关，各地的行营就是代理蒋介石行使职权。

以此来看，行营的职权要大于上面提到的绥靖公署，因为它是最高统帅部派出机构，所以，绥靖公署一般要听命于行营的指挥调动。

比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3年9月在汉中设立的汉中行营，主任由原来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任行营主任，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刘峙的第五战区，李品仙的第十战区，都要听其指挥。

事实上，在“剿共”区域，行营的职能不只有军事，它还代替国民政府对各省政府进行管理和训令，各省的政务原则上受行营指挥，国民党各地的组织工作也由行营负责。

所以说，行营不单是个军事机构，也是个政务机构。

所谓“行辕”，就是行营的替代词，变了一个名称，换汤不换药。

行辕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XX行辕”，成立于行营裁撤之后，名称变了职能没有变，依旧是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

比如李宗仁的汉中行营迁到北平后不久被撤销，在1946年改称“北平行辕”，下辖有两个绥靖公署，华北五省和三个特别市的军政事务都由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负责。

以此类推，熊式辉担任主任的东北行营，也同时改称“东北行辕”；白崇禧担任主任的武汉行营，则在那个时候改称“武汉行辕”；张治中担任主任的西北行营，也在1946年3月变成了“西北行辕”。

行辕虽然是行营的延续，但寿命却短得很，到1948年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各地新成立的“剿总”。

综上所述，绥靖公署是纯军事机构，行营和行辕则不是纯军事机构，因为它除了指挥军队，还领导各地行政长官，负责政务、党务，属于半军事、半政务机构。

民国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什么机构？

复杂问题简单回答，用比喻最好理解:

行营、行辕～总督，跨省侧重连省剿匪

绥靖公署～巡抚，军政民一把抓

战区～绿营提督/镇守总兵/八旗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