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叛变投敌和起义投诚？

草包刘峙虽然在淮海战役中的军事指挥一塌糊涂，军事眼光毕竟还是有的，他战后曾经评价说：“第110师师长廖运周叛变，是加速黄维兵团失败之关键”。当然，这是敌人的说法，在解放军看来这就是“阵前起义”！而该师所属的第85军各师的结局，几乎准确回答了如题所问的“起义和投诚”的区别。

第85军属于何应钦系统，1948年9月才划归第十二兵团指挥，因此在“土木系”看家部队组成的兵团中属于另类，颇受第18军、第14军的排挤和歧视，这也是蒋军痼疾。该军军长吴绍周虽然兼着兵团副司令，但是没什么话语权，下辖第23师、第110师和第216师，全部跟随黄维到了双堆集。

中原野战军刚刚完成对第十二兵团的包围后，黄维决定以四个主力时齐头并进实施突围，地下党员廖运周自告奋勇率110师打头阵。于是1948年11月27日拂晓，廖师主力包括师部及329团、330团共5000余人举行起义（另外一个团被留作了兵团预备队），部队顺利通过中野阵地开向解放区，起义获得成功。

所以“起义”的必要条件是：首先必须是敌方部队的主动行为，其次是在战场形势不明朗、胜负未分的情况下，因为此时黄兵团主要战斗力犹在并且建制完整。同时还要与我方提前进行接洽，廖运周就派出了侦察连副连长前往中野六纵联系，而王近山司令员则指示纵队作战参谋武英前往110师师部担任联络员。

显然，《亮剑》中这项任务由纵队副政委赵刚来完成就明显级别太高了，不甚符合军史。最后一点，如果起义部队中有我方地工人员领导和筹谋，那就是完美的起义行为，黄埔毕业生廖运周那是1927年的老党员，所以，第110师的起义完全符合各方面条件，虽然带出来的部队不多（重炮带走一批），但是对敌人的心里震撼是非常巨大的。

第110师战场起义后，书呆子黄维愈发对整个85军不信任起来 ，该军其它两个师的对空联络电台被禁止使用，收音机也都强令关闭，甚至各师与85军军部的有线通讯联系，也必须经过第18军转接，这也就加速了敌人内部的分崩离析。中野和华野联手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后，战至12月9日，敌第十二兵团已被压缩到很小的区域内。

当天中野六纵和华野七纵血战大王庄，全歼第18军“老虎团”第33团，小王庄观战的第85军第23师官兵看得是心惊肉跳，而我军似乎因为110师起义的关系，对小王庄也是手下留情没有立即发起攻击。经过阵前喊话，第23师师长黄子华当晚率领全师三个团、以及第216师的一个团共10000余人“投诚”，放下武器走向解放军阵地，所以第85军最后只有三个团是被消灭的。

当然，起义部队和投诚部队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第110师起义后受到热烈欢迎，经过思想教育会整建制编入我军作战序列（二野第14军第42师）。而投诚的部队首先要缴械，一般高级军官会被遣返回籍，大部分下层军官和士兵经过思想改造后会分别补入我军各部，意味着这支部队建制不在，只能说比“投降”的待遇稍好一些。

其实“叛变”和“投敌”的区别也在于此，那就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一般而言，我方人员被捕后禁不住诱惑或者严刑拷打，最终改变立场的是为“叛变”，比如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地下工作者。

而“投敌”则是脱离我方阵营的主动行为，比如在武汉主动投靠军统的张国焘、比如从重庆出走投奔日寇的汪精卫等，是抗战时期两大投敌事件的代表。

就部队而言也是如此，携械主动投奔敌方阵营谓之“投敌”，在敌人的拉拢和诱惑下反水则成为“叛变”，不过，虽然叛变和投敌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但是完全可以统一称为”叛徒”。

如何区分叛变投敌和起义投诚？

简单来说叛变投敌是为个人一己私利，贪图荣华富贵，高官厚禄，或是雪私愤，卖主求荣。历史上最坏的算吴三桂，汉奸头子汪精卫一；起义投诚也可叫弃暗投明，伸张正义，不为个人前程着想，只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顾个安危，甘愿牺牲自己团集和个人利益，弃暗投明，冒险行动。如解放北京时的傅作义就是典型的带领部队起义投诚。……

如何区分叛变投敌和起义投诚？

叛变投敌和起义投诚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一个贬义(变节)，一个褒义(识大体)，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置评者爱恨情仇和立场观点问题。其共同点就在于当事人都是脱离了原来的阵营而投入了原本对立的阵营。

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诚如“成者为王败者寇”之说。我今天抛开政治立场问题不说，拨开历史的迷雾，而以纯历史唯物的观点来谈谈，如何呢?现在我将“叛变投敌和起义投诚”的人统一称为“改换阵营者”，言谈间来的比较方便。

我认为对他们的评判褒贬首先应该基于个人品质而谈，考察其“华丽转身”的初衷；其次放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看看其是否符合历史进程，是否有益于社会和人民。

纯粹为个人荣华富贵着想，其人品基本上是卑劣的，尽管有的也曾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尽管也曾属于起义投诚之列(如果当时也有“叛变投敌和起义投诚”一说。)，其人也终将受到后世和历史的唾弃，乃至于当世的鄙夷。譬如洪承畴之辈，他起义投诚后，虽然官居高位，却每每受到皇室的羞辱。

原来的敌对方之所以接受“改换阵营者”，其一在于“杀降不祥”，不能够让敌对阵营坚定必死的决心而拼死抵抗，给己方以惨重的代价；其二在于“改换阵营者”具备极其强大的影响力。

不管个人行为是否阻碍了历史进程或者顺应了历史潮流，一个人的大节(可能其人有亏小节)在若干年后(乃至于当世)终将受到敌我双方共同的推崇和景仰。比如史可法、石达开、杨靖宇等等。

不过事无绝对，即便是“叛变投敌”行为，有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譬如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和衡阳保卫战的方先觉将军。回到前文所说还是得看看他决断之前的初衷问题。

英雄不问出身，或顺应历史潮流，或为保护文化古城，或为人民免除战乱之苦，其“临阵倒戈”，不论从何而论都无愧于人民和历史！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2021年12月4日星期六

如何区分叛变投敌和起义投诚？

你提问，我回答。

叛变投敌，起义投诚属于一件事的一体两面。一个是褒义词，一个是贬义词。也就是说立场不同，给出的评价也不同。但是我认为区分二者不同的最主要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合乎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否对社会的发展有利。

立场不同，语言各别，体现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比如国民党起义投诚到共产党这边，我们叫起义投诚，国民党可能就会叫做叛变投敌。原因就是站的立场不一样。同样的如果共产党中有叛变的，我们叫叛变投敌，对方就叫投诚。所以，这两句话正体现了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类似的话还有“成王败寇”、“不以成败论英雄”，“好马不吃回头草”，“浪子回头金不换”，“一失足成千古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历史的发展是检验语言的最佳手段。这件事如果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对社会发展有利，那么我们就会用褒义词来对这种行为表示赞赏，如果这件事阻碍了历史发展，我们就用贬义词对这种行为表示斥责。

不光是这两个词，类似的词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辨别，以防弄错词的感情色彩，出现笑话。

如何区分叛变投敌和起义投诚？

站在不同的敌我双方，对本质上属于同一的现象，予以不冋的文字称谓。

比如，同为运用智慧，称我方的人为聪明，对方的则称之为狡猾。

我方人员被捕，死不透露，叫顽强坚贞。

敌方人员被捕，死不交待，叫顽固不化。

其实，提问中的叛变投敌与起义投诚，也是与上面例子一个道理。

称敌方投奔我方的，叫起义投诚。

称我方投奔敌方的。叫叛变投敌。

同一行为的不同文字表述，反映出不同人的一种褒贬，一种立场。

如何区分叛变投敌和起义投诚？

1948年10月十五日，锦州解放，东北国军从陆路退入关内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沈阳国军主力廖耀湘兵团也只有南下营口和继续西进锦州两个选择，这时候长春的大约十万国军的出路在哪里？国军统帅部给的出路是强行突围，但已经无力派兵接应，所以必须自己突围。

接到这个命令的出路，长春国军已经被包围近半年了，前期就在长春驻守的新七军早先还储备了一些豆粕，可以勉强度日，而从吉林撤退而来的六十军就比较惨了，到八月就已经断粮了，只能四处搜罗，勉强支撑。东北的冬天来得早，取暖的燃料也很成问题，无奈之下，只好到处拆民房烧火取暖。

在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之前，长春守军也曾经试图突围，但是尝试了几次，发现完全攻不动，所以很快就放弃了。郑洞国也坚持要求统帅部必须从沈阳派部队接应，才能突围。沈阳能够出去接应的只有廖耀湘兵团，但廖耀湘认为解放军擅长围城打援，对长春围而不攻，就是一个钓鱼的鱼饵，等着国军去救援，然后再伏击。所以，廖耀湘反对出兵增援。

这样，长春国军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长春国军认为有部队接应是突围的前提，而沈阳国军认为增援长春是自投死路，坚决不去，而要长春像沈阳一样坚守的条件并不存在，主要是粮食严重缺乏，所以不可能一直坚守下去。而统帅部认为解放军南下进攻锦州之后，包围长春的部队不会太多，长春国军是有能力突围的，但郑洞国和部队主官都反对。

锦州解放之后，再坚守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只有突围和投降两个出路了。但这个话谁也不敢说，因为郑洞国没有表态，其他人谁也不敢先说，否则就有被杀的危险。不过，六十军出自滇军，和中央军嫡系的新七军并不同，所以六十军在长春受到新七军的各种歧视性待遇后，厌战情绪越来越严重，最后商定主动与解放军接洽战场起义。

因此，当郑洞国接到统帅部要求突围的命令后，召集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商量突围的事情。结束后，曾泽生认为突围毫无希望，因此下决心马上起义，并控制了一个之前他认为不太可靠的师的师长和团长等主要干部，然后下令调转枪口，对新七军防御，以防新七军突然进攻六十军。安排妥当之后，曾泽生派人通知了新七军的军长，师长。

其实这时候新七军也已经无心恋战，即便是曾经的主力部队新编三十八师也已经认为突围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也不打算抵抗。这时候军长李鸿正在病中，由史说代理军长，因此史说知道六十军已经起义之后，也下决心放弃抵抗，毕竟这是内战，大势已去，不需要拼死抵抗。所以，史说也派人和解放军联络，希望能得到战场起义的待遇。

不过，这时候六十军和新七军在解放军这边看来就是完全不同了。六十军早在之前就已经联系起义事宜，自然可以按照起义对待，而新七军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决心放下武器，放弃抵抗，这当然是投降。所以，解放军给两个军的待遇也不同，六十军基本上保留了建制，而新七军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只能给高级指挥人员一定的待遇，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按照俘虏处理的。

在大势已去之后，蒋曾经要求空军到长春把郑洞国接出来，但是空军认为没有办法降落，所以也不可能。在新七军下决心放下武器之后，一些军官胁迫郑洞国同意了他们放下武器的要求，并且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所以，郑洞国后来也享受了起义将领的待遇，并且当选了1955年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其他高级军官也有不同程度的安排，但低级军官和士兵则被遣散了，新七军的建制也未能保持下来，这就是投降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