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理解：“战术上再怎么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

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是以“整编第5军”为基干扩编的，豫东战后驻于河南商丘，而孙元良第十六兵团的前身是“整编第41军”，淮海战前驻河南郑州，李弥第十三兵团（原整编第8军）驻徐东的碾庄地区。也就是说，这三个徐州刘峙手下的机动兵团，原来根本不在徐州城内，那为什么要向徐州集中呢？其实源于杜聿明较早提出的“主动出击”战略构想。

淮海战役是1948年11月打响的，而早在济南战役之前的6月份，杜聿明即已到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华野攻克济南期间，奉命率领三个机动兵团增援的，也是杜聿明，但其慑于粟裕打援兵团（18万大军）的强大，拖拖拉拉硬是不敢前进，坐看王耀武兵败被俘。

济南解放后，谁都知道华野下一步必然寻求与徐州之敌决战，杜聿明认为必须结束蒋军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代之以主动出击的战略思想，并且也得到了南京方面的同意。当时徐州之敌拥有四个机动兵团（还有黄百韬呢），以及三个绥靖区和特种部队计24个军70余万人，在兵力上对华野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

于是9月下旬，杜聿明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计划放弃郑州、开封、商丘等重镇，集中所有机动部队前出鲁西南地区，主动寻求与粟裕决战。作战方案形成后，刘峙基本同意，蒋氏亦表首肯，惟参谋总长顾祝同有些顾虑，担心我中原野战军介入战局，杜聿明表示黄维兵团足以牵制刘邓部队，甚至可以主力掉头先扑中野。

顾祝同也签字认可后，杜聿明于10月7日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各兵团于10月15日全面开始行动。如果蒋军先于华野动手，胜负的结果姑且不论，淮海战役的历史肯定是另外一副样子，客观来说，这也是蒋军当时最好的战略选择，总比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十字架”上被动挨打要好得多。

不料事情突然变化，就在10月中旬我东北野战军包围锦州发起辽沈战役，老蒋紧急又掉杜聿明飞赴东北“救火”，徐州这一摊子就扔那了。要说蒋军确实是江河日下，两大战区居然都只依靠杜聿明一个人，当真是“蜀中无大将，光亭做先锋”，如此的将才凋零和无人可用，注定了蒋军的失败之局。

历史就是这么巧合，杜聿明本来10月15日准备从徐州出发开设前指，当天接到了同机前往沈阳的紧急命令，只能匆忙离开。而被誉为“一只猪”的陆军上将刘峙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在杜聿明离开后完全没有任何动作，战略上的短视、被动和“懒政”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刘峙看来，他的任务是看好徐州，而主动出击战略那是杜聿明一手张罗的，既然杜聿明不在，他没有必要越俎代庖，静待杜聿明返回即可。作为徐州战区最高指挥官，刘峙在战略部署上的不作为，后果非常严重：从10月15日杜聿明飞走到11月6日华野大举南下，20多天时间里蒋军虽然完成了战役集结，就是不主动进攻。

实际上，蒋军几个兵团向徐州的收缩和集中，动作是比较迅速的，你说他们执行命令也好，说他们其实怕死也罢，反正跑的挺快。孙元良兵团10月11日即已放弃郑州到达宿县，邱清泉和刘汝明之前也离开商丘窜至蚌埠，而徐东的李弥兵团距离徐州只有50公里，随时可以向北出动。

然而这一切刘峙都无动于衷，为了私利还一定要黄百韬兵团带上44军共同西撤徐州，害得黄百韬傻等了两天。如此，直到华东野战军全力南下截击第七兵团时，蒋军仍然在等待集中出击的命令，孰不知，刘峙干脆没有北上与华野决战的念头，没心气，没胆量，懒得折腾，各兵团战术动作再怎么“勤奋”也没什么卵用。

华野大兵压境找上门来开打，黄兵团迅速被围，刘峙登时慌了手脚，居然判断我军是要攻打徐州，于是命令所有部队向徐州收缩，主动出击的事更抛到九霄云外了，同时迭电老蒋让杜聿明飞返徐州。11月12日，“救火队员”杜聿明赶到徐州，然而蒋军的战场态势已经一塌糊涂，之前所有的战略筹谋都成为了一堆废纸，只好将就着打了。

你怎么理解：“战术上再怎么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

你的提问有病句的嫌疑，标点也不合适，怎么回答？既然你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按毛主席曾经说过话来权衡”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战略关乎全局，关乎整体，关乎长远。战术是服从于战略的，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关乎每个细节的。倘若战略上判断失误，战术再好也无法弥补，作战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话，就会导致战术上的被动，但具体情况须具体分析，战场形势舜息万变，就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及时调整战术策略，我们平时说”细节决定成败”，所以要重视每个战术细节，每个细节都不出漏洞，就会有扭转整个战局的可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战胜对手的法宝之一。回答的不对，请方家指点。

你怎么理解：“战术上再怎么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

看看二战时候的日本就知道。

日本是二战法西斯的重要力量，在亚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一开始都取得了比较大的优势，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日军在长期战争中还是失败了，究其缘由，日本在战略上有两大重要失误。

日本陆军战术很强，在1943以前的日本军队有一个远超西方列强的世界第一强项——步兵基本战术。在同等后勤条件下，不配装甲兵及其它兵种支援，在任何一种地形条件下，日军步兵可以打败任何一支同等数量的军队！日本的海军战术也非常强，太平洋战争初期，在美军没掌握彻底的海空优势的绝大多数战役中，美陆战部队鲜有胜例，但多数是溃败及至全灭之局。

在局部战斗中，日本战斗力非常强，这一方面得益于日本的战斗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武士刀精神”，这种精神的催化下，很多日本人抱着必死的决心作战，如硫磺岛战役。硫磺岛战役是反法西斯后期的战争，美军率领登陆舰艇约500艘，军舰约400艘，飞机约2000架，共计6万余人，对日本只有陆地军队2万多人驻守的硫磺岛进行攻击，美军在绝对的优势下，计划原本5天结束战斗，但是美军足足打了一个月，而且付出了即为惨痛的代价。战后美军研究日本的作战战术发现，日本在坑道作战中下足了功夫，利用坚固的防御攻势将抵挡美军的飞机与大炮，最终美军与日本的伤亡比为：1.23:1。

日本战术最经典的战斗当属“偷袭珍珠港”，在日本的这次行动中将战术发展到极致，从外交到军队，从时间的选择到军队的配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日本的战术配合非常到位。

珍珠港是太平洋上的交通的枢纽，夏威夷东距美国西海岸，西距日本，西南到诸岛群，北到阿拉斯加和白令海峡，都在2000海里到3000海里之间，跨越太平洋南来北往的飞机，都以夏威夷为中续站。日本认为先在太平洋上夺取制空制海权就意味着南下的道路畅通无阻，必须先摧毁珍珠港，于是日本策划了珍珠港突袭。

为了完成对珍珠港的偷袭，日本首先在外交上迷惑美国。到12月7日为止，日本驻华盛顿大使中的外交官一直在与美国外交部进行很广泛的讨论，包括美国对日本在1941年夏入侵东南亚的反应。而在日本海军对珍珠港袭击前，日本的大使才将长篇的宣战国书交给美国，减少了美国的防范，等美国正式收到宣战书的时候，已经是珍珠港偷袭发生20分钟。

日本国内山本五十六指挥联合舰队选择了与珍珠港相似的鹿儿岛湾，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严格的模拟训练。偷袭计划中，日本人将袭击时间定在了周日的早上，每周这一天，美军十有八九的人都不在船舱里，而是在夏威夷的各处度周日，这样就可以保证轰炸机在进行轰炸的时候遇到的阻力非常小。

最终1941年12月7日凌晨，从六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第一波攻击183架飞机，穿云破雾，扑向珍珠港，奇袭成功。此后第二波攻击的168架飞机再次发动攻击。仓促应战的美军损失惨重，8艘战列舰中，4艘被击沉，一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数千官兵伤亡。日本只损失了29架飞机和55名飞行员以及几艘袖珍潜艇。

偷袭珍珠港是日本战术上的一次成功，在此后的六个月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无足轻重。没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威胁，日本对其它列强在东南亚的力量可以彻底忽略，此后它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太平洋西南部，它的势力一直扩张到印度洋。

但是日本却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自此之后美国对日本宣战，在强大的国力面前，即使日本的战术再高超，依旧不失美国的对手。所以当英国首相听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给出的评论是“我们胜利了”，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当时综合国力第一的美国参战意味着什么，这时候可以说胜利的天平已经向同盟军倾斜。

日军在以后的战争中，即使局部战争发挥的在出色，依旧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这就是

战术上再怎么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最好的写照。

你怎么理解：“战术上再怎么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

战争史上，“战术上的勤奋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细细回味，或许对我们有所借鉴。

第一种懒惰：照搬别人的经验。

其中，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之战了。

李德照搬过去在西方、苏联的战争经验，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堡垒对堡垒”，让装备落后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去抗击敌军的炮火！

就战术而言，当时的红军指战员是十分勤奋的。林彪甚至把原本不十分适合红军的短促突击战术研究得炉火纯青！红军战术更是以高度得纪律性坚决执行上级指示！

可是，几次有限的短促突击改变不了大局；而红军辛辛苦苦砌了一夜的工事，被敌军几炮就破坏了！

红军将士的血肉之躯终究难以挡住敌军的密集炮火！

这种情况下，李德却依然指责红军指战员执行得不彻底！

结果是：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遭遇到了革命战争史上一次空前的挫折。

第二种懒惰：照搬过去的成功经验。

照搬经验的“懒惰”，可不是只有李德这种“不及格指挥官”才会有。连古德里安这样的大神也难免会犯！

诺曼底登陆前，隆美尔和古德里安两位大神，对德军反登陆战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闪电战专家”古德里安认为：不要怕，放盟军上岸！我们装甲集群部署在纵深地带，等他们上来，一波弄死他！

隆美尔则认为：古德里安你常年和老毛子打仗，没见识过英美空军的厉害！还纵深突击？坦克还没开到，恐怕就被盟军的飞机干掉了！

龙德施泰特和希特勒都赞成古德里安德德意见！

在此后的战斗中，德军将士表现出了远远高于英美军的战术素养和战斗意志。

仅在登陆日当天，德国机枪手塞弗罗一个人，就用MG42干掉了2000美军（2000是他本人自称的，军史专家认为有3200人）！

波卡基村，魏特曼的虎式坦克就干掉了27辆英军坦克和各种车辆！

此外，德军（甚至包括一些“娃娃兵）利用各种地形迟滞、消灭美军。

可是，总体上，后来的战事确实如隆美尔的预料：德军的装甲师、卡昂这样的要塞，都被盟军飞机炸得损失惨重！就连隆美尔本人也被盟军飞机炸成重伤！

最终，战术表现更出色的德军，还是败北！

所以，真的要原创，不要抄袭呀！既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要抄自己的！

第一种懒惰：执行管控上的懒惰

1860年，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后，面临着艰难的战略选择：下游，苏杭地区富庶，而清军主力已被歼灭，有发财的机会；上游，曾国藩的湘军步步紧逼，直逼安庆！

作为百战名将，李秀成、陈玉成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拿出了一个不错的战略决策：1、先全军东征，攻破苏州等地，扩充实力；2、东下只限期一个月，一个月后，立刻集合西进，集中对付曾国藩！

这个战略决策是靠谱的，既不失时机地扩充实力，又能保持上游形势!

可是，仗打起来，就收不住了。

打了一个月后，陈玉成收兵回来发现：没人搭理他，大家一个劲地继续东进，“发财”！

结果，这一波东征，打了足足五个月！

等到大伙回过头来西进时，曾国藩早已站稳脚跟、筑好工事，重重围困安庆了！

结果是：安庆失守，湘军顺江而下，直逼天京！太平军虽有苏杭富庶之地，却难以挽回败局！

教训：战略管控，必须由上层把控！

自杨秀清被杀、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军的中央指挥系统失去威信，联合作战都由陈玉成、李秀成等人以会议形式形成。

在这种平等组织的联合中，当行为目标符合每个人的短期利益时，一般不需要动员，大伙一个个嗷嗷叫地往前冲，你会认为自己是李云龙；可是，当需要大家暂时放弃短期利益，做一些“不赚钱但必须做”的事情时，许多人往往连推都推不动，你会觉得自己是汉献帝！

因此，作为领导人，一定要严格把控战略，战略确定了的事情，就一定坚决、无条件地去做！虽然，会得罪人！

第二种懒惰：沟通中的懒惰

1948年，辽沈战役前，国共双方都对战略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老蒋的构想是：如共军攻锦州，国军应放弃沈阳，全力援锦，以求一决定性胜利。同时，长春守军立即突围南下···

如果老蒋能彻底贯彻他的战役企图，辽沈战役将会出现一副完全不同的画面：林彪将应对沈阳、锦州两面之敌的夹击；而长春守敌也会突围而出，威胁林彪侧后！

与此同时，卫立煌、廖耀湘也都有自己的策略：或收拢于沈阳，决一死战；或攻取营口，进退有据。

结果，讨论了大半天以后，尽管老蒋把不同意见“压”了下去，但在执行中，国军的举措令人匪夷所思：

（1）、从沈阳增援锦州的部队，没有沿着铁路、公路向南，而是朝着完全与锦州相反的方向运动···

（2）、廖耀湘兵团，也没有及时沿北宁线南下，南北夹攻塔山，而是向西走新立屯。

结果呢？塔山、大虎山、锦州、义县等地，国民党军都表现出了不错的战术素养，但是，去依然毫无悬念地输掉了战役！

教训：

事实上，这种问题，不仅在蒋介石集团有，在许多大机构中也很常见！

组织大了，各级的利益、想法不一，总部的战略在执行上很难到位。

如何避免这种因上下级沟通，导致的战略失误呢？

胜负在平时的组织建设：确保一个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

“长征不是难堪日，攻锦方为大问题”。辽沈战役前，林彪与毛泽东就打长春、打锦州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过激烈讨论，政委罗荣桓，在辽沈战役攻锦战略的落实、执行中起到的作用！

国军在内部讨论时，老蒋也派出了顾祝同前去充当沟通、协调的角色。

可是，这种临时的沟通，与我军长期塑造的沟通机制在效率、细致程度上，又如何相提并论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只有勤奋地思考、执行战略，实事求是地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并坚决、勤奋地加以执行，才能确保最后的胜利，确保兄弟们流下的血水、汗水，都得到应有的回报！

你怎么理解：“战术上再怎么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

长沙会战打了四次，第一次日军只是扫荡性进攻，所以浅尝辄止，并未深入，所携带的物资也只有一星期，能打半个月已经是超出预期了。但日军主动撤退，却被国军这边宣传为一次大胜，大肆吹嘘。第九战区参谋长甚至还亲自编了一个京剧，后面放着一面大旗，上写一个大大的岳字，自然是吹捧薛岳的。从这之后，薛岳就开始有些飘飘然了，也开始大肆吹捧他的所谓天炉战法。其实所谓天炉战法就是三个字，口袋阵，并没有什么玄虚之处。

第二次长沙会战更是薛岳指挥失误，当时军委会直辖的两个机动攻击用的军，也就是第十军和七十四军，都被薛岳的瞎指挥报销了。第十军刚整训完，开到粤汉路待运缅甸参战，结果薛岳分批次增援三十七军作战，最后被打残。七十四军明明擅长进攻，薛岳非要用去守长沙，导致七十四军在春华山一带被日军突然击溃，王耀武如果不是跑得快，都差点被俘了。所以第二次长沙会战本质上其实国军是输了的一方，但因为日军之后又退回原来战线，所以又被宣传为薛岳大胜。

按照后来接替吴逸志担任第九战区参谋长的赵子立的总结，天炉战法的关键是八个字，后退决战，争取外线。但以前两次长沙会战来说，国军的梯次抵抗与其说是后退，不如说是被日军逐次击溃，与其说是国军争取外线成功，不如说是日军在击溃国军之后变乘胜急进，并未顾及后方交通线的恢复与维持，而这根本的原因是日军每次参战的兵力都只有十万人左右，所以无法过于分散使用，等于日军把外线主动放弃掉了，让给了国军。而国军所谓的求心攻击，每次也只是远远的礼送日军而已，真正追击的次数很少。

只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但这同样是因为日军犯了错误，并不是因为薛岳的调遣指挥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日军第三次长沙会战投入的兵力不及前两次，但深入程度却比前两次更深，而且，前两次日军都未在长沙强攻，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却企图强攻长沙，并且在第十军顽强防守之下，进攻未得手，日军不仅没有马上撤退，反而进一步增兵，想攻下长沙之后再撤退，从而犯了兵家大忌，也为国军外线部队向长沙增援提供了时间。

然而这次胜利之后，薛岳就志得意满，之后在常德会战和长沙会战中都误判形势。常德会战中情报已经显示日军进攻重点在湘西，薛岳却坚持认为日军是声西击东，重点还是进攻长沙，所以不肯向常德方向增派援兵，一直等到日军已经强攻常德，余程万连电求援，薛岳才又慌慌张张的增调五十八军、第十军、七十三军等部队向常德增援，途中又因为薛岳指挥失误，导致增援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第十军遭遇日军伏击，一战而溃，让余程万在常德的死守待援变成了守死，最终不得不突围而出。

按照赵子立的看法，前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中，前两次都是偶然因素，只有第三次会战中薛岳的天炉战法才发挥了效力。但薛岳从此就认定了日军不敢再来进攻长沙，而且坚持认为，如果日军胆敢再来，国军还是按照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打法，一定可以击败日军。这无意于刻舟求剑。结果长衡会战期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日军参战兵力大增，而且不再急进，而是分东、中、西三路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恢复交通，保证后方物资运输，国军争取外线就失败了，后退决战当然也不可能了。

长沙失守后，薛岳才临时改变主意，企图在衡阳与日军决战，因此命令方先觉率第十军在衡阳死守，同时调遣外线国军部队向衡阳附近撤退。但日军在轻松将东西两路国军逐步压缩向南之后，留在日军身后的国军部队已经很少，完全无力威胁日军交通线，其余部队则分别被压制和阻击在衡阳外围，无法增援衡阳。方先觉无奈，只能向重庆求援，重庆要求他再守三天，结果方先觉都守了一星期了，还是没有援军到来，方先觉的部队从一万七千人左右伤亡到不到两千人，弹尽粮绝，外援也指望不上，才愤而投降。

也就是说，日军前三次进攻长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攻破长沙而占领之，因为这超出了当时华中日军的兵力所能承担的限度，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日军每次进攻其实都是为了防御而采取的进攻，其核心目标都是打击武汉外线的国军机动兵团，以确保武汉的安全，同时确保长江航道的安全。而当日军在太平洋海战中输掉了之后，大陆交通线成为其唯一生命通道，因而必须打通交通线，占领长沙、衡阳等重要据点城市的时候，薛岳的天炉战法就不灵了。

而薛岳还躺在前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自我沉醉中不能自拔，事先不调整战术，不主动改变打法，这种战略上的懒惰只能说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在这种背景下，方先觉在衡阳死守虽然英勇悲壮，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意义，还不如在增援无望的时候主动撤退，保存有生力量，着眼于未来。但薛岳既无法指挥部队击退围攻衡阳的日军，解救方先觉的部队，又不让方先觉撤退，甚至湘桂铁路都被日军切断了，衡阳守军已经失去了生命线，薛岳还是没有让方先觉撤退，还要求他死守待援。

你怎么理解：“战术上再怎么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无耻。

众所周知，“战术”和“战略”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体以及抽象与具体的区别。

作为军事主语，在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中，领袖早已在1948年就总结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精辟论断，并成为后来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制胜法宝。

而“战术”和“战略”的运用从来不是我国独有，在其他国家身上也有经典体现。

有人说：“战术上再怎么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意思是大方向错了，局部再出彩也是白搭。

这句话很有道理，毕竟我国古代成语“南辕北辙”就和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问题是一支军队甚至一个国家，从来不是一个人或者一辆马车，他们的战略选择，固然有领导人乾纲独断、一意孤行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基于自身实力的一种无奈选择。毕竟，即便是昏君庸君，也不会花样作死地想要主动去世。

所以，抛开战略或战术执行者的自身情况，也就是实力来谈战略战术的成败优劣，是有失偏颇的。

关于战略和战术的执行，近代以来的德国和日本从来都是余音绕梁的话题，特别是日本，可以说生生将一副好牌打得稀烂，最终沦为美国的跟班小弟。

很多人说，日本之所以失败，或者是速败，主要是由于日本犯了战略错误，作死般地挑战美国，最终遭到了美国的无情反杀。

事实如此，但却也不是，因为无论在东亚大陆肆虐还是在太平洋横行，本质上都是因为日本的国力不足，尤其是相比于美苏等世界大国。

作为1868年明治维新后才开始崛起的国家，日本是真正的起了大早赶了晚集，因为彼时的世界已经被其他列强几乎瓜分殆尽，日本想要扩张实力实在难于登天。

千百年来，为改善火山地震频发的鸟不拉屎的生存环境，日本曾不断向东亚大陆扩张，尤其是朝鲜半岛，但彼时的清朝和沙俄并不是日本的朋友。

面对这样的强大敌人，资源匮乏的日本只能堵上民族命运拼死一战，甲午战争如此，日俄战争亦如此，得益于上天的眷顾，日本的每一次冒险都赌赢了。

而这，也让投机者最终成了日本的执牛耳者，典型如二战时期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他的指挥艺术就是一个字：“赌”，赢则大获全胜，输则一败涂地。

“赌”的形态是日本战略制定出现偏差的根源，却也是日本实力不足的无奈体现。长期以来，日本陆海军势同水火，一旦高层得势必然对同仁百般压制，而压制的目的是争夺资源，而之所以争夺是因为资源不足。

因为自古以来日本就始终处于资源捉襟见肘的状态，所以日本虽然输不起，但也只能赌上命运，因为至少有一半的可能一夜暴富，败了大不了重头再来。

而回头看日本高层制定的扩张战略，尤其是鲸吞东方大国方面的，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小日本野心太大，但回到日本当时的国情，却不能不说这个战略确实有一定可行性，比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因为相比于其他地区，这里不仅距离日本更近、环境更适宜，资源更丰富，关键是它还很弱，这是日本跃跃欲试的重要原因。

而且号称日本战略家的石原莞尔更是制定了“五步走”战略，即从吞并东北开始，陆续吃掉蒙古、西北、云贵、长江中下游。

虽然这个战略并不算完美，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苏联和美国等外来势力的影响，但在当前的背景下已经非常优秀。

而训练精良的日军似乎更优秀，因为他们在侵华战争前期可以说几乎是势如破竹，足以说明日本战术方面的优势。

不过“下克上”的优良传统让日本的战略也无从施展，反而因为战争的太过顺利而萌生了更大的野心，与战略目标完全脱离，特别是挑战美国，这最终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所以，后人从日本战败的结果回首，发现日本在战争中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无论陆军海军都有不凡的战绩，但因为高层战略的偏离，日本最终一败涂地。

而只有日本明白，所谓的战略失误根本就是无可奈何下的铤而走险，因为日本不出手，就要被美国困死在太平洋。

日本战略的成功与否，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捉襟见肘的国家实力。

所以，空谈战略没有意义，毕竟综合国力的对比才是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