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如何避免第一指挥员被俘，被杀后，部队失去战斗力？

杜聿明严重吸取了廖耀湘第九兵团部被首先打掉后群龙无首的教训，自率部放弃徐州撤退开始，其“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就始终跟随第五军行动，这是他抗战时期就率领的老部队，也是南逃的30万蒋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由此看出，杜聿明把指挥部和个人的安全看得极重，以此保证对三个主力兵团的有效指挥。

在杜聿明担任第200师师长的时代，黄埔二期的邱清泉就是他的副师长，杜聿明升任军长后，邱清泉改任其麾下新编第22师师长，算是老长官和老部下。在徐蚌战场蒋军的七个兵团司令中，要属邱清泉最为跋扈和刺头，刘峙基本指挥不动他，调杜聿明担任“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多多少少也有压服邱清泉以便顺畅指挥的意思。

所以刘峙很知趣，或者是也比较怕死，按说他才是徐蚌战场蒋军“第一指挥官”（指挥员那是我军专称），然而黄百韬兵团刚刚覆灭，他就带着剿总机关跑到了蚌埠，这还不算，又把原属李弥兵团的第99军调来“护驾”。如此杜聿明就成为了留在徐州的“第一指挥官”，兵权在握，刘峙只沦为了战场外的“技术指导”。

这么干后果也很严重，由于杜聿明的指挥部、剿总直属部队（光军官教导大队就有13个）都跟随第二兵团一起行动，所以李弥和孙元良都故意切断了与杜聿明的直接联络，各自闷头跑路。撤至孟集时，杜聿明惊讶地发现，第十三兵团的第9军已经跟他的直属部队行军队列撞在了一起，而这个军本来是应该担负后卫掩护任务的。

杜聿明勃然大怒，冲着军长黄淑叫喊：“你们为什么和指挥部走在一起？你们的司令官到底在哪里？谁叫你们提前撤退的？马上带部队回去占领原掩护阵地”！同时用第9军的电话联系上了李弥，质问他：“为什么不执行命令？为什么不和指挥部联系”？李弥一推六二五，说不知道指挥部在哪里，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

在第一次决定突围后，同样切断与指挥部联系的还有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本来杜聿明已经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固守，然而孙元良却单方面下令突围，结果该兵团迅速溃散，大部被歼，残部7000余人被杜聿明分编入邱清泉和李弥兵团，也就是说，被包围在陈官庄之后，蒋军实际只剩下第二和第十三两个兵团，第十六兵团已经不复存在。

杜聿明并没有指定指挥官的顺位继承人选，因为没有必要，在陈官庄包围圈里的176000余名蒋军中，第二兵团至少拥有120000人以上（撤退途中略有损失，但补充了些孙元良的兵，又组织难民增建了独立旅），几乎占到总兵力的六成多。一旦杜聿明这个“第一指挥官”出现意外，接掌指挥权的一定是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

实际上在淮海战役后期，邱清泉依仗人多枪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绑架”了杜聿明，无论是接到停止跑路转身救黄维的“空中来信”，还是来回变卦的突围行动，杜聿明都不得不主要征求邱清泉的意见，这也是蒋军的顽疾：谁兵多谁就有话语权，至于指挥序列则是随意可以破坏的。甚至于在全速南撤的第一阶段，邱清泉为了救援被围的第五军第45师，固执地命令整个兵团停下来回援，杜聿明亦无可奈何。

而邱清泉倒是指定了第二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少将为继任人，尽管是心腹，但他没有选择手下任何一名军长仍然非常奇怪，足见“邱疯子”在覆灭前已经惊慌失措了。华野对陈官庄发动总攻后，1949年1月9日下午，杜聿明即率领少数随从，与邱清泉一起从指挥部、第二兵团部所在的陈官庄，跑到了两里之外的陈庄（注意不是陈官庄），因为这里是第五军的军部所在地。

显而易见，蒋军的最高指挥官一般会选择置身于最精锐最嫡系的部队之中，借此保障人身安全和对部队的有效指挥，同时由军事主官指定接手人，杜聿明、邱清泉、李汉萍等人最后也是从第五军军部所在地的陈庄试图突围的。

但是在人民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下，几个人很快就被冲散了，邱清泉战场毙命，杜聿明和李汉萍分别被俘，不过既然全军覆灭了，也就不存在谁来继承指挥权的问题了。

战争中如何避免第一指挥员被俘，被杀后，部队失去战斗力？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10087条回答。

方法还是有很多的。

第一，指挥官不到第一线。

在东北战场，林彪经常去一线观察交火阵地，他的随行军官都极不赞成。

一次林彪钻入最前线战壕，偷偷观察国军正在开火的碉堡，子弹就呼呼的从头上飞过。

林彪的一个秘书从没有 来过最前线，听到子弹这么密，就像看看是什么枪打的，忍不住将头伸出去看。

林彪一把将他拉回战壕，说：快下来，这是要被打死的啊！

看看，就这样夸张。

其实，林彪的行为是违背一般原则的。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打仗的时候，指挥官的作用比士兵要大得多。

对于一个军队最大的打击，无非是第一指挥官突然被打死或者俘虏，军队必然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混乱。

所以，军官始终都是放在比较安全的位置。

以基层军官来说，排长是需要同部队前进的，但连长就不同了。

二战德军的条例时，进攻之前需要在距离敌人800米到1000米设置最前线的指挥处，连长一般留在这个位置指挥。

而作战排则需要进入400到600米内，甚至最近到200米，随后一鼓作气发动全面攻势。

而当年的轻重机枪有效射程不超过800米，重机枪虽然能够打的很远，但在800米外也就难以瞄准了，精度很喜人。

所以连长留在800到1000米外，是比较安全的。正常来说，全连都打光了，连长应该也没事。

自然，这是针对一线进攻来说，毕竟敌人还有各种迫击炮和火炮，连长的安全只是相对来说。

到了营长、团长这一级，指挥部就不在一线了，位置会大大靠后。团长团部位置，一般会在敌人火炮的射程之外。

师旅一级更是距离前线很多，只是通过电话甚至无线电报进行指挥，因为 电话线拉不了这么长。

正常来说，除非遭遇轰炸和突袭，军官还是比较安全的。

第二，备份人选。

任何成熟的军队，指挥岗位上都会有备份的人选。

以日军为例，曾有师团长战死或者重伤，日本高层立即命令另一个师团长代为指挥几天，同时从后方调动备份的军官赶到前线，取代被打死的师团长。

很多军队则干脆设有副职，团长万一被打死了，副团长就暂时接替团长职务。

同时副团长平时就要熟悉团部的一切，便于关键时候成为一把手。

其实，团长、旅长一流被打死，在各国都是很少出现的，这种备份机制几乎用不上，但仍然要保持。

第三，减弱一把手的权力。

一个成熟的指挥核心，应该是可以离开任何人都能暂时运作。

其实就中高级指挥官来说，他们是一个指挥团队。

以日军为例，师团长主要负责决策，而师团参谋长则负责具体制定作战计划，执行作战命令。当然，也不是参谋长一个人来指挥，还有大批的军官各管一块，负责执行各种命令。

那么，如果师团长挂了，其实参谋长可以自行做主，也能暂时维持指挥工作，等到继任师团长赶来。

如果参谋长挂了，师团长原则上也可以暂时充当这个职务，等待新任参谋长赶来。

师团长和参谋长并没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不存在挂了就导致指挥彻底瘫痪。

其实日军最初就是师团长一个人说了算，参谋长的地位很低，类似于参谋，只是负责一块。

实战中发现这种指挥机构存在风险，就慢慢的改变。

其实军队作战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事，决定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一定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结果，不会是那么幼稚、脆弱的。

战争中如何避免第一指挥员被俘，被杀后，部队失去战斗力？

朝鲜战场上，美军发现志愿军有一个奇特的作战特点，由于火力不足，志愿军往往拆分成几只部队分头行动进行穿插，并且在遭到火力压制，甚至打掉指挥中枢，依然保保持战斗力。

后来美军把这种作战模式应用到自己身上，取名叫任务型指挥。

任务型指挥，顾名思义，就是上级将作战任务告知下级，具体由下级要执行完成。指挥官负责下达作战指令，将需要达成的寻找目标清晰、明确地传达给下级，只约定时间，具体的完成方式方法，由下级自主掌握，给了下级足够的行动自由和充分的信任。

想起解放战争期间我军的战前动员，一线指挥员十分清楚自己肩负的任务，并把利害关系、目标、行动方向等告诉广大官兵，赋予他们顽强作战的意义，以至于哪怕是一名普通的战士，都能领会到最高军事长官的意图，即便没有有效的通讯手段，基层指挥中枢中断，这些士兵仍然会坚定地执行战前定下的作战目标。

另外，三三制这一最小作战单元的运用，把组织最小化，保证部队化小而不散，也对保持战斗力起着关键作用。

战争中如何避免第一指挥员被俘，被杀后，部队失去战斗力？

抗战期间，为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军主官的人身安全，军委会曾就指挥所位置做了大致指导：师部距离前线7-8公里，军部大约为20公里，集团军总司令部可设置在100公里以外。

正常情况下，这么个距离是没问题的，但出现溃败或者突然与敌人遭遇时，军事主官有时也会非常狼狈，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最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淞沪会战后期，日军增援部队在金山卫登陆后，蒋介石下令让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但由于军心涣散、通讯不畅加之日军来的比较迅疾，胡宗南第一军军部、薛岳左翼军总司令部都被日军冲散，甚至薛岳的卫士、副官及司机等都被日军打死了，他本人接连在大冬天泅过几条河流才得以幸免。

二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74军军部被日军骑兵冲散，王耀武的卫士排排长也在他的亲眼目睹下被日军骑兵用马刀劈死。王耀武躲进了大路边树林里才逃过一劫，这是他整个军旅人生中最危险的一次。

除了上面所说把指挥所设置的相对远离前线，以最大限度避免军事主官出现意外情况，国军部队军事主官通常还会在战前预设好指挥顺序。

在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为提振士气及表达誓于日军共存亡的决心，薛岳立下类似“遗嘱”的命令：职若战死，则以罗副司令长官代行职务，按照计划，围歼敌人；军师团营连长若战死，则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

第一次入缅甸作战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也在同古之战中立下遗嘱：如果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继之，依此类推，各级皆然。

事实上，戴安澜将军的这份遗嘱最后还是很不幸的被执行了。他被日军的机枪弹射中腹部胸部后，由部下抬着向国内撤退。

或许是预感到时日已经不多，他嘱托第200师少将步兵指挥官郑庭笈一定要把部队带回国内。最后，虽然200师也损失惨重，但郑庭笈也算完成了戴将军的遗愿。

郑庭笈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国军一些所谓的部队第一指挥官只是挂名，由于代理指挥官行实际指挥权力，甚至该第一主官都很少在自己部队露面

1943年鄂西会战爆发之前，名义上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甚至都不在第六战区辖区之内，他远在设于云南楚雄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部里，第六战区的实际工作由代司令长官孙连仲负责。

由于对第六战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老部队也在六战区，陈诚临时飞回湖北恩施，指挥了此次鄂西会战。

另外，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曾在武汉会战初期因病住院，职务一直由白崇禧代理到会战结束。

所以，除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第一指挥官的人身安全外，其上级或者其本人通常也都会实现安排好指挥次序以防部队失去有效指挥。甚至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些第一指挥官也只是名义上的第一指挥官，负责实际指挥的另有他人

战争中如何避免第一指挥员被俘，被杀后，部队失去战斗力？

战争中，第一指挥员被俘、被杀的情况不多，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部队的战斗力也不会受很大的影响。

每一次作战中，指挥所都是容易受敌人关注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被敌人打掉。比如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指挥所就经常被美军轰炸，伟人的儿子就牺牲在指挥所被炸的战斗中。

所以，很多高级指挥所都设置得很隐蔽，或者干脆在大山里的山洞里。

美军藏在深山里的指挥所

另外，“前线指挥所”开设好了以后，还同时规定了“预备指挥所”。当“前指”被打掉，“预指”立刻接替指挥，所以，部队战斗力不会立刻失去。

不光是指挥员有“备份”，很多关键战位也有“备份”。这保证了人员出现伤亡时，作战能力不降、火力不减。

要明白指挥员与部队战斗力的关系，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问题中说的“指挥员”很笼统，实际上指挥员是分很多级的。一般团以下的，都是战术执行层面，战斗任务都很具体；他们也是冲锋陷阵的人员，所以，战损率很高。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线指挥员

团以下部队的战斗行动是否顺利，只是战局的一部分，他们达到战斗目标就行；部队在战前已经充分动员、战术动作已经交待清楚，临战训练已经完成。

进入战斗状态以后，实事求是讲，指挥员的作用已经没有战前大；

因为战前的任务布置、临战训练是最为关键的，战斗时反而没有太多的指挥，顶多是根据上级下达的临时命令调整，这些动作，其他替代的指挥员也可以完成。

军、师一级指挥员最为关键，他们承接着全局和局部的指挥，为了配合全局，很多局部的取舍都由他们临时做出；应该说，他们这一级的指挥员，是一场战斗输赢的关键。

权力越大，可调动的资源越多，责任也就越大。军、师一级指挥员就是这样，他们需要对上负责、对全局负责。当战场出现突发状况时，他们可以做出临时调整，原则就是服务于大局。

团级也在一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这样一级指挥员。但是，战后他要用结果解释“不受”的合理性；如果没有大局的得利、如果大局变得更差，他的“不受”可能变为受罚的证据。

再往上，指挥员的级别更高，他们都是战役级以上的，远离战场前线，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如果这一级指挥员非要靠前指挥，要么就是在绝对优势时，拉风式的显摆；要么就是战局陷入必败的局面，他们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诺门坎战役，苏联红军被日军突袭，朱可夫的指挥所差点被日军端掉，就是因为指挥所设置太靠前；朱可夫对日军比较轻视。

也是诺门坎战役，日军被苏联红军包围，日军高级指挥员都抱着武士刀准备“玉碎”，因为战局已经崩溃。

指挥诺门坎战役的朱可夫

作战都是有计划的，计划里把战斗任务、时限、预案、协同等等事项都规定得明明白白。但是战场形势是瞬息万变的，作战行动要根据变化进行临时的调整。

指挥员的水平就体现在这个“临时调整”上，一个好的指挥员总能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做出最有利的调整。团以下的指挥员能调整的作战动作，无非是具体行动，这些都是平时训练的内容。

比如，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在长津湖战役中的“下碣隅里战斗”攻打美军一个高地，我军先是小股兵力发动进攻，吸引美军火力点暴露，然后组织兵力消灭美军火力点。

经过几次战斗，美军发现了我们的企图，所以，后续的小股兵力的袭扰时，美军火力点不暴露，让我军没法掌握。

抗美援朝战争，美军很狡猾的

最后，我军在下碣隅里打得很艰难，虽然攻克了这个地方，但在时间上耽误了不少，让美军主力陆战一师跑掉。

这次战斗中，美军在高地的现场指挥员也就是个营、团级，他的指挥就是很正确的。当时他如果被打死，我军的进攻也许会顺利一些；也许接替他指挥的人也会是这样。

但归根结底，这只是一场战斗，并不改变第二次战役的结果，下碣隅里被拿下是肯定的；战场局面的大形势是整体战略的对垒，局部的形势是整体的一部分。

所以，团以下指挥员的伤亡，改变的是战斗状态，改变不了战争局面。

军、师一级的指挥员如果牺牲了，是会影响战局的，因为到军师一级，指挥的是整个战局的一个方面。我们经常说独当一面，军师一级就要独当一面。

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指挥所

比如抗美援朝时的“铁原阻击战”，志愿军63军在军长傅崇碧的指挥下，把美军挡在铁原一带半个月，成功粉碎了美军“包围”志愿军的意图。

如果63军的187、188、189三个师，随便那一个师没完成任务，都会让美军的阴谋得逞，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会重写。

也是在这场战役中，指挥员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打到最后，63军所有兵力全部归拢到187师，师长徐信面对力量强大的美军，结合“阻击美军”的任务，大胆出击，以攻为守，成功达成战役目的。

实际上，徐信知道，如果被动坚守，前面的例子非常明显：敌人毫无顾忌攻击，志愿军损失很大；既然阻击敌人，主动出击打也是阻击的方法。

铁原阻击战，美军不计弹药

并且，敌人在前面用优势兵力进攻，没想到志愿军会主动出击；另一方面，志愿军如果像以前那样坚守，说不定会挡不住。所以，徐信修改了作战计划，取得成功。

指挥员的水平就体现在“修改计划”上，这需要指挥员胆大心细、洞察全局、灵活主动。

前面说了，在实际的战斗中，作战计划已经考虑到“指挥员阵亡”的情况，甚至考虑到指挥所被灭掉的情况。计划中都会设立“预备指挥所”，指定“预备指挥员”。

在团以下的部队，作战时指挥员牺牲，预备指挥员马上接替指挥，战斗不会受到影响；军、师一级指挥员也是一样。而预备指挥员往往也是有相当能力的人，没法比较谁好一点。

旗舰是通信能力非常强大的军舰

部队作战时，最忌讳的是上级，尤其是最高层“微操”，这实际上剥夺了一线军队的指挥权，否定了指挥员“临机处置”的能力。

蒋介石当年就是喜欢“微操”的人，他抛开战区司令，有时候把电话打到团、营；而实际的结果是，他越指挥，战局越乱。最高层只要指明战略目的，剩下的交给各级指挥员就行。

不管哪一级指挥员，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杀的，这是作战的常识。

海军作战，基层指挥员就是舰长，编队指挥所设在“旗舰”上。

军舰被打沉，如果指挥所随舰沉没，指挥员也就没有了，那么“预备指挥舰”立刻代替指挥，这是一种“转移指挥所”，指挥员都换了，整个指挥班子全部换；

如果军舰不是立即沉没，指挥员没有阵亡，也要“转移指挥所”，转移后继续指挥战斗；这种转移就是从一艘舰跳帮到另一艘舰，指挥班子基本不变。

转移指挥所训练

指挥员被俘就不讨论了，指挥员都被抓了，战斗也就结束了；

团以下的被抓，这个小的战斗结束；军、师级别的人被抓，这个方面的战斗结束；再往上被抓，一个战役就结束了。

淮海战役，就是以国民党战区指挥官被抓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后以德国元帅保卢斯被俘结束。

一般高级指挥员被抓，往往是战局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再怎么挣扎都没有意义。

高级军官被俘，战争往往快结束了

战争中如何避免第一指挥员被俘，被杀后，部队失去战斗力？

战争中如何避免军事主官被俘被杀后失去战斗力问题？

这个问题看看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故事就全明白了。

不得不说，粟裕将军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创造性运用了很多强大的战术。我将从两次典型战役中，告诉你，粟裕将军是如何做好斩首行动和指挥部前移的。

在黄桥战役中，粟裕攻克黄桥的战斗，其实就用了斩首行动。

黄桥战役初期，粟裕的兵力只有7000人，编为9个团，可是守卫姜堰的顽军却有6个团，想要攻克这6个团，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粟裕佯装攻击敌人海安，调走了姜堰敌人的4个团，兵力一下子成了四比一。

四倍兵力想要攻克敌人防守严密的姜堰，任务依旧很艰巨。粟裕将军的办法很简单，派出一个侦察连，一句端掉了敌人的指挥部。于是，敌人固若金汤的姜堰城，一鼓而下。

当时陈毅称粟裕这一招为“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正如《孙子兵法·势篇》讲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而粟裕将军，把这种战术叫做“掏心战”。

不过，新四军顾全大局，让出姜堰，让二李接防，还归还了之前缴获的陈泰运所部枪械弹药。新四军并不是怕这些国军，而是不愿意鹬蚌相争，让日本鬼子渔翁得利。可是韩德勤却得寸进尺，要求新四军连黄桥都让出来，滚回江南去。这样，黄桥战役就正式爆发了。最终，韩德勤被歼灭了1.1万人，终于老实了。

粟裕将军懂得端掉敌人指挥部，然后事半功倍取得战斗胜利，可是自己却总是喜欢把指挥所前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最典型的便是车桥战役。

车桥战役中，粟裕将军不是派侦察连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而是干脆把指挥部就设在车桥镇的中心街口！

不愧是粟裕大将，简直是一身是胆！

车桥战役中，车桥据点有伪军600人，日军40多人，车桥旁边就是驻守扬州的64师师团和徐州65师团。日本人以为，车桥据点很安全，可是粟裕就是不信邪，要告诉日军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险！

对车桥据点，依旧是掏心战术，即先进入街心，占领镇内的所有街道，然后四面开花，分割包围，对周围的碉堡逐一攻坚。从早上到下午两点车桥镇的伪军基本都被解决了。

战斗中，粟裕的指挥所就设置在中心街口，好几队的伪军狼奔豕突，经过指挥所时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车桥据点拿下，前来支援的日军才开始按照新四军的要求进入伏击圈，又是地雷又是壕沟，日军承受巨大杀伤后不得不灰溜溜回家去了。

整个车桥战役，新四军歼灭了日军大佐以下460余人(内俘24人)、伪军480余人(内俘168人)，而新四军的伤亡只有192多人，敌我交换比是5：1，作战效能相当高。

因为黄桥战役和车桥战役的成功经验，粟裕在作战中一面擅长使用掏心战术打掉敌人指挥所，造成敌人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一面也擅长指挥所前移，既方便指挥作战，激励战士们勇敢杀敌，又不会被敌人发现。

高邮战役中，新四军对日本鬼子是围三缺一，围攻东、西、北三面，留出南面给鬼子当出路。令人称奇的是，粟裕将军的指挥所恰恰就设在高邮南面的一个沿街的民房内。当日军从门前路过时，卫兵们纷纷拿起手枪准备战斗，粟裕淡定地摆摆手，不需要！

当日军全部撤出据点后，粟裕命令野战部队发动突袭，把日军一网打尽。

相对粟裕将军的指挥所前移战术，国军将领是很难做出的。在苏中战役中，新四军苏中军区能够七战七捷，从本质来说就是因为粟裕从来没有离开部队，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可是对面的国军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部队在江北作战，他的指挥所却在江南，以至于国军各部给他汇报新四军已经被打光了，他居然都信了。

作战指挥所到底设在哪里，真是一门艺术，太靠前会被敌人打掉，太靠后又指挥不了部队。这一方面，粟裕将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