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在部队编制上有何改变？

武汉会战结束的1938年底，国民政府颁布了战时的新编制，也就是三七年编制，国军在编制上主要有三个重大的变化，数量急剧扩大，把战略单位由师升级为军，降低师的作战地位。

在下面的回答中，纵横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整理和解答。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在这将近一年半的激烈抗战中，国军屡战屡败，半壁江山沦陷，抗战初期发生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都是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武汉会战，中方投入兵力达百万之多，但每一次都败的稀里哗啦，尤其是老蒋的中央军，更是一败涂地，想要完成最后的抗战的胜利，很浅显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断的扩充军队。

面对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失败，何应钦解释为“以空间换时间”，空间的确是失去了，那么换来的时间用来干什么了？

其实也就是扩充和整编军队，为全面、持久抗战做准备，实际上关于整军工作，在抗战初期就在进行，国军一方面打仗，一方面进行整编，并且采取轮训的方式补充部队，为了适应适应战争的需要，国军不断的扩充军队，增编了很多新的军和师。

在1937年国军扩编了10来个军，1938年又新增14个军，加上以前军队的整编，到1938年9月的时候国军整编出100个军、200个师的番号。

在如此扩充之下，国军的数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何应钦在国民党1939年初的大会上报告：“在部队单位上， 比战前已增多五十三个师， 故抗战力量， 有增无减。”老蒋听完之后，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当然，编制的数量上来了，质量其实还没提上来，因此，国军又在编制上做了调整。

淞沪会战之前，国军以师为主要作战单位，但是在淞沪会战中，发现师一级战略单位很难与日军抗衡，于是开始将一些师捏合成军，74军就是1937年9月1日在淞沪战场上匆匆组建的，武汉会战之后，国军废除过去以师为战略单位，彻底改为以军为战略单位，也就是说，要把74军这样的先进经验推广开来。

把战略单位由师升级为军，是势在必行之举，在抗战初期，日军是以师团为战略单位，国军也是以师为战略单位，结果是无论如何国军的事都无法对抗日军的同级作战单位，我军一个师一级作战单位，通常也就一万多人，而日军一个甲种师团人数在2.5万人左右，再加上我军火力较差，因此根本不是日本师团的对手。

想要和日军进行对标，那就将战略单位升级为军，一个师打不过你，我一个军还打不过你？

因此，确定把军作为战略单位，其职能大大扩展，军司令部下面包括，参谋、副官、军械、军医、军法6个处，除此之外，军部特种兵科，骑兵、野炮兵各一个团，工兵、通讯、辎重、特务各一个营，还有一个野战医院，相比于之前，军的指挥只能依靠下级来说，在武汉会战后确立了军一级作战机构的绝对地位。

在武汉会战之前，国军一个师大概一万来人，基本是两旅四团制，在实际作战中，存在诸多不足，一个是单个师的力量太弱，面对日本一个师团往往需要5个以上的师才能对抗，在协同作战上配合较差；再加上师级作战单位下面各级单位也多，比如说旅一级的作战单位就有点累赘，指挥不便。

鉴于这种情形，国军首先改变师的配置，增强他的作战能力时，减弱他的综合能力，也就是说，把作战单位外的那些机构甩出去，只留打仗的。

并且把旅一级的部门撤掉，二旅四团制改为三团制，也就是当时世界军事潮流的“三三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指挥混乱的问题，总体上来说，师的地位不如以前了。

重新调整好，军的地位上升，师的地位下降，旅一级编制逐渐取消，三三制原则得以确立，是国军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满足实际作战而对编制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调整。

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在部队编制上有何改变？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作战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指挥层级过于复杂，战役打响时淞沪战场被划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最初只有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第36、第87、第88三个德械师为主力）投入战斗，不过是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师这四级指挥序列。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日本陆军到达上海后，为掩护张治中集团军的侧后，新组建的陈诚第15集团军加入战团，包括胡宗南的第1军和罗卓英的第18军等黄埔系精锐都在该集团军编成内，于是增加了“军”这一层级。

随着开来的步兵师越来越多，更多的军级单位被组建，比如俞济时的第58师和王耀武的第51师，就是此时战场合编为第74军的，黄埔一期俞济时升任军长。为了平衡第9集团军几个黄埔一期的德械师长，宋希濂、王敬久、孙元良也被晋升为军长，但他们的军都是空架子，仍然只辖原来的一个师，比如王敬久的第71军只有第87师，无形中使指挥机构自寻繁琐。

（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

但是保定军校八期生罗卓英和黄埔的“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又不平衡了，原有的级别优势被那几位德械师长追平了，主管编制番号的军政部次长陈诚一顿抱怨，军事委员会又凭空增加了一个“军团”建制，级别在军级之上、集团军之 下，罗卓英荣升第16军团长、胡宗南擢升第17军团长。

到淞沪会战后期，战场上已有70万大军，冯玉祥指挥不动干脆不管，暂无一将可以统帅全局，于是所有部队再被划分为“左翼军”陈诚、“中路军”张治中、“右翼军”张发奎三大部分，可以理解为“兵团”级建制。

（第一兵团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

就这样，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高级指挥序列竟然是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共六级，再加上蒋介石代表军事委员会经常越级指挥，战场指挥机构既臃肿又混乱，各种上级的命令传达下来，有的还互相矛盾，别说旅长团长，几十个师长都有些懵圈了。

日本人呢？上海派遣军、师团，没了。

（第37军团长李汉魂）

这种繁琐和混乱的指挥层级延续到了武汉会战期间，举个例子，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下辖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再下辖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再再下辖第37军团长李汉魂、再。。。下辖第4军军长欧震，粤军一个师长的脑袋上，顶着五层铁锅，这个仗没法打，具体到一个基本战术单位步兵团长时，上面还罩着个旅长，别说国军自己，日本人都看迷糊了。

弊端暴露出来了就得解决，于是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在衡山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裁撤兵团、军团两级指挥机构，将高级指挥系统精减为战区、集团军、军；同时裁撤步兵旅的建制，变成师直辖团，如此，作战灵活性和战场反应速度都得到提升。

（第4军军长欧震）

原来的甲种师为两旅四团制，调整后的步兵师直辖三个团，另由师部掌握一个“野战补充团”，仍然是四个团的兵力，却少了二个旅部，这就是中级指挥机构的调整。比如第51师第153旅少将旅长张灵甫，就被王耀武推荐为第58师副师长，因为没有旅长这个位子了。

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在部队编制上有何改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能够有效地集中兵力，在战区和集团军之间增设了一级编制—兵团。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设立兵团，其中第1兵团，总司令为薛岳，下辖第16、25、43、66、73、84等军；第2兵团，总司令为张发奎，下辖第9、29集团军及第60、70军；第3兵团，总司令为孙连仲，下辖第26、30、42、51、54等军；第4兵团，总司令为李品仙，下辖第11、26两个集团军及第8军团。同年7月成立了第9战区，第1、2、3兵团划归第9战区战斗序列。。武汉会战时，第3、4兵团划归第5战区。武汉会战结束后，第1、2兵团仍留在第9战区。

在抗体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军的集团军和军之间还有军团一级。这是为了扩军，因此给予军团这种番号，从而增加抗战的实力。因此，抗战初期，国民党军的指挥体系比较混乱，形成了军事委员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的五级指挥体系。

武汉会战之后，国民党军的作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曾先后在长沙、南岳、西安等地召开了军事会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简化国民党军的指挥机构和指挥体系。1939年2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废除兵团、军团这两级编制，改军为战略单位，从而形成军委会—战区—集团军—军四级。与此同时，废除原来一师下辖2旅4团的建制，改为每师直接下辖3个团，师长直接指挥团长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