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首领失败后，为何都往天津跑？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史论纵横扯一扯！

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逐渐形成皖系、直系、奉系军阀轮番执政的局面，其中皖系1916-1920是皖系，1920-1924是直系，1924-1928是奉系，北洋政府从袁世凯死后到张作霖被炸死，政权交迭之频繁，也是军阀混战的表象。

第一个下野的北洋皖系大首领，就是段祺瑞，1920年的时候直皖大战后，段祺瑞宣布下野，结果就跑到了天津，谁都知道天津是段祺瑞的死对头曹锟的老巢，段祺瑞跑到天津其实是给曹锟出了难题，都知道直皖不对付，但是以段祺瑞的威望谁也不能把他怎样，反而曹锟担心段祺瑞在他的地界上出问题。

后来很多军阀下野后都往天津跑，比如徐世昌、曹锟、孙传芳等都是如此！只有吴佩孚不入租借，没有去天津，在北京待着！

首先，天津是北京咽喉，是列强当年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在天津有九国租界，基本当时在世界上有点能耐的，不在天津弄块租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列强。

当时的天津并不比北京差多少，与北京频繁的政权交迭形成对比的是，天津虽然鱼龙混杂但是因为有列强庇护，反而很安全，像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选择到天津落脚，各地的大军阀纷纷都在天津买房置地，久而久之，天津反而成了政府要员下野后的聚集地，各种政客和野心家都在这种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其次，天津也是北洋军阀发家的地方，北洋军阀源于北洋新军，北洋新军最开始就是在天津小站练兵，虽然后来都混的有模有样，但是在小站的时候，都是一个小兵，北洋这些大军阀，当年在天津小站的时候，其实都是朋友，因此，北洋圈里有一个说法，只要你缴枪，就不杀你！

从天津小站走出的民国总统有五位，总理有九位，可以说天津对于北洋军阀都有特殊的情况。

最后，还是天津是个好地方啊！相对于北京，天津还是个出海口，交通便利很发达，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比如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就特别喜欢待在天津，时常登台唱戏，当时还想有一种说法，袁克文是北方青帮的老大，虽然袁世凯死后开始穷困潦倒，但是死后据说有两千妓女送行。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天津有两千妓女，说明当时的风俗业有多发达！

当军阀为了什么？权、钱、兵！下野之后穷的就剩钱了，得不得找一个好地方花！

很多人说，当时的上海比天津要发达，为什么不选择上海和武汉呢？

那是因为，北洋军阀和南方的军阀压根就不对付，北洋军阀说到底还是同根同源，要是落到南方军阀比如革命军手里，那就没好了！

综上，天津的确是北洋军阀下野后的绝佳去处！

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首领失败后，为何都往天津跑？

北京指点江山，天津退隐江湖，是整个民国前期的风气，更是北洋军阀们不成文的惯例。

为什么呢？

因为天津实在是个好地方啊～

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排名，跟现在并不一样。由于交通方式的不同，民国时期的城市格局跟现在差异很大。

最大的城市，自然是上海了。但第二大城市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北京，而是长江重镇武汉。

北京连第三都排不上，第三名是天津，第四名是南京。事实上，北京在民国时期除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外，别的方面影响力很弱。但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影响力就更弱了。

但天津不同。

由于海运的兴起，天津快速发展了起来。外国侵略打开了华北的大门，各国都在天津划上了大片的租界。北洋时期的天津，几乎完全是由外国人建立起来的城市。

由于海运发达与外来文化影响，导致天津的生活非常西化，华北第一家西餐厅——起士林，就落在了天津。天津城区里直到今天都随处可见的欧式建筑，就是受方面租界区的影响。北洋时期，天津的人口曾经一度是北京的六倍多。相比于现在北京天津的地位，那时候从北京到天津才是“进了大城市”。

更重要的是，租界区除了建设优良，设施完善之外，还独立与中国政府的管制之外。无论是下野政客还是失意军人，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在租界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不怕你的仇家到租界区找你的麻烦。对于这些政治的失意者而言，这可实在是太重要了。

（天津五大道）

五大道，是方面北洋大佬们退居天津的主要居住区。这个地方位于各国租界中的黄金地段，处处都是民国修建的小洋楼，是当年的豪宅，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您现在去天津也可以看到。

对于北洋军阀来说，回到天津，第一有安全保证，第二生活设施比北京要好上很多。而且天津华洋杂居，各式各样的西方文化娱乐他们都能接触到，黎元洪就是在天津学会的打网球。

最重要的是——势力在这，离北京近，有复出的可能。

北洋的人物，都是跟着袁世凯混出来的。而袁世凯起家的地方，就是天津小站练兵。天津城是李鸿章袁世凯及之后的北洋人三代经营出来的，北洋的势力在此根深蒂固。无论是满清遗老还是日本人、国民党，都别想在天津占北洋派的便宜。北洋老人回到天津，就像回家一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蒋介石邀请段祺瑞南下上海，几次三番邀请，段祺瑞就是不去。他深知自己如果去了，就是砧板上的鱼肉，离开了天津没有任何势力能庇护他。

在满屏灭亡后，有相当多的满清遗老去了大连。因为大连地处东北，是清朝的发家龙兴之地，满清遗老们在哪里还能找到归属感和一定的势力，与北洋人回天津是一个道理。

另一方面，由于天津离北京的距离很近，对于北京政府的消息，天津能够第一时间探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北洋退下的人物，没有几个彻底死心的，政治敏感度自然高，他们还是想等到北京风云有变重出江湖的。

与之相比，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失意者，则大多去了上海，就是因为政治中心已经变成了南京。这就像汉朝的时候，社会上的“名士”出家修道，不去五岳等名山大川，而去紧挨着长安的终南山，就是为了第一时间得知朝廷里的消息，等着皇上请自己出山。所谓“隐退”，说给别人听听而已。

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首领失败后，为何都往天津跑？

如果说国民政府的前台是南京，后台是上海。那北洋政府的前台是北京，后台是天津。天津是重要通商港口，又是各国租界所在地，是国内的飞地。在这里进可攻，退可守自然是不二选择。

（近代通商口岸）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把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直隶总督加衔通商大臣负责天津地区的对外事务。

（第二次鸦片战争）

从北京来看，天津是国防的前线，所以从大沽口到天津之间层层布防。

从外国人来看，这个越来越繁荣的通商港口，租界林立，各家发展各家的。当时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九国租界。

（天津租界图）

这种模式发展之下，天津是北方的经济重心，也是现代化的标准城市，其租界更是一块飞地，政府权力无法企及。

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列强在天津的权力更加多元，条约属地可以驻扎军队，银行团、公使团常常在这里活动。

（意式风情区今天依然很受欢迎）

军阀下野是为了再次更好的出来，而不是真正下去。当然就算真正退出也要找一个安全的地。

黎元洪在丢失总统后，果断逃到天津租界，到这里就不用担心了。张勋复辟失败后，来了德租界。

（黎元洪）

梁启超很长时间里也在天津租界区。

在这里，首先可以保证基本的安全，不会被莫名的死去。

其次这里外国势力强大，来了这里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弄不好有回去的机会。

再者这里距离北京也近，有风声容易行动。

（溥仪）

溥仪离开故宫后，就来了天津租界。

其实到了南京国府时期，失意军人、下野政客都在上海，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上海租界分布图：租界就是国中之国）

近代中国的几个特殊的地方，香港之于广州，上海之于南京，天津之于上海，大连之于奉天，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列强对中国政局影响的深远。

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首领失败后，为何都往天津跑？

1926年，段祺瑞被冯玉祥打败下台。下野之后的段祺瑞，来到天津日租界，潜心修佛并当起了寓公。这已经不是段祺瑞第一次下野了，不过他下野之后的归属地，却仍然选在天津。

无独有偶，徐世昌在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后，也选择了到天津生活。并且除了段祺瑞和徐世昌两位北洋军阀外，溥仪和黎元洪等人，也都曾在下台后定居在天津。

（段祺瑞旧照）

那么，天津到底有怎样的魅力，竟然会成为军阀们下野后的首选之地呢？

如果说起民国时期中国的大都市，那么天津一定榜上有名。除了上海之外，天津甚至可以算得上民国第二大城市。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着衰弱的清朝，天津作为清朝最接近政治中心的港口，自然也成为了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当时的天津满街都是欧式建筑，西洋元素大量充斥在天津街头。甚至还有外国人在天津开设了西餐厅，咖啡等饮品也开始逐渐流行。

在北洋政府时期，天津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是政治中心北京的数倍。不过话说回来，北京在当时除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之外，其他各方面实在不能算得上是大都市。

人口规模的增加，也促使了天津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天津的城市配套设施是非常高的。除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之外，天津的水、电、体育、娱乐等设施，一直处在国内先进水平。

黎元洪下野之后，就曾在天津住宅中建了一个网球场，到了冬天，则又会改为滑冰场。这在天津甚至算不得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也侧面反应了天津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

天津的丰富生活，很快得到了北洋军阀的青睐。说起来，既然下野的军阀不能再在政坛上搅动风云，那么他们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大把地去挥霍金钱。而作为国内大都市的天津，正好能够满足军阀们的生活所需。

（徐世昌旧照）

不过，难道仅仅因为生活条件好，下野的北洋军阀就会选择前往天津吗？

事实上，对于一个下野的军阀来说，生活条件什么的都是浮云，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要想躲避仇家的杀害，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场所，而天津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城市。

自1860年之后，英、法、美、俄等9个国家，先后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尽管列强设立行政自治的租界地，是为了欺辱中国，但这却意外地使得军阀有了一个特别的保护伞。

自溥仪退位进入天津后，北洋军阀有样学样，在下野后通常都会进入天津。

只要一躲进外国列强的租界中，任谁也没有办法把他们抓出来。毕竟当时的北洋政府内部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谁也不愿意去得罪外国人。

于是乎，一旦北洋军阀下野，他们都会退居天津。并且来到天津后，他们都会前往各国租界的黄金地段五大道定居。那里除了各国势力的保护之外，到处都是别墅式的小洋楼，生活条件更是高人一等。时至今日，五大道的洋楼建筑依然保持完好。

（袁世凯旧照）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要在保证安全的同时也能舒服生活，那为什么不选择同样租界无数，但却更加繁华的上海呢？

事实上，北洋军阀基本上都是袁世凯的手下，其势力范围也一直在北方地区。任何人来到北方之后，都一定会给北洋军阀几分面子。而假如他们去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抛弃了自身的立足之本，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并且最重要的原因是，北洋军阀下野之后，几乎都会渴望着东山再起。北京是北洋政府的政治中心，而天津则算是离北京最近的地方了。一旦北京城有什么风吹草动，下野的军阀，都可以凭借着自己在北方强大的关系网，迅速取得情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机遇，再次登顶权力之巅。

比如直皖战争中被迫下野的段祺瑞，在失败之后，就曾来到天津静待时机。结果在冯玉祥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后，段祺瑞还真的等来了机遇，出任了临时国家元首。

由此看来，居住在天津，不仅可以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同时还能继续身处政治中心，以图东山再起。这也难怪北洋军阀下野后，都喜欢到天津当寓公了。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首领失败后，为何都往天津跑？

民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袁世凯死后，中国就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大帅们为了争夺地盘，争权夺利是大打出手。这打仗自然是有胜有败。胜的军阀是更上一层楼，输的就只能通电下野了寓居。而这下野的北洋军阀寓居最喜欢选天津，这一是因为安全因素考虑，二是经济因素，第三则是政治因素。

安全因素考虑

一般来说这军阀混战有个惯例，就是不对失败者赶尽杀绝。这主要是因为北洋军阀的首脑们原本大多是同僚，甚至不乏彼此间沾亲带故的，自然不好意思做得太绝。另一方面胜败乃兵家常事，这胜利的军阀怕自己万一哪天失败，所以也不想多结仇。

然而既然是惯例不是法律，那么总会有特例。为了防止万一，这失败的军阀肯定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寓居，省得万一有人来寻仇。而且军阀在任时往往搜刮了不少财富，即使从防备贼人这点来说，也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天津当时有列强的租界。在民国时期租界都是由列强惯例，北洋政府根本无权干涉，也不敢去招惹。所以躲进天津的租界寓居，即使得罪了哪个在位的军阀，也不怕他们会杀上门来，也不怕军阀混战波及。

而且租界是按照西方模式管理，有比较健全的警察制度。这日常治安也比动不动就会打仗的其他城市强得多。

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天津的租界很适合寓居。

经济因素

天津自1860年《北京条约》被开放为商埠以后，因为这里有漕运、海河-渤海的海运和津浦铁路，交通发达，因此在清末天津就成为了华北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经济中心，和当时的上海、广州同属一线城市。

军阀们在任时搜刮了不少钱，下野了当然希望享受生活。天津经济发达，商业繁荣，自然就成了军阀们最理想的居住地了。其实这就和现在有钱人爱去北上广置业一个道理。

政治因素

天津另一个好处是距离北京近。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军阀混战时期时局变化快，天津距离北京近，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就可以做出反应。对于那些还有野心的军阀来说，这里无疑是最佳的地点。

像皖系首领段祺瑞下野以后，就是在天津联络了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等人共同倒直。并最终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以后出任了临时执政，东山再起。

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首领失败后，为何都往天津跑？

1916年，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病死，北洋军阀逐渐形成皖系、直系、奉系轮番执政，其中1916-1920是皖系，1920-1924是直系，1924-1928是奉系。

军阀间混战不休，北洋政府一哥总在变换，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失败者往往通电下野后，就没人再进行追杀，财产家人得以保全，然后大都首选天津去当寓公，如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孙传芳人等都是如此！只有吴佩孚不入租借，没有去天津，在北京待着！

虽说下野后，军阀间或许不再追杀，但也不能保证其它仇家也不追杀，孙传芳不就是被侠女施剑翘三枪毙命的吗？其实高官厚禄等什么都是浮云，唯有保住吃饭的家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场所，才是最佳选择。

自1860年至1945年间，美、英、法、美、俄、日等9个国家，先后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在租界之内，列强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警察、监狱甚至军队，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下野军阀和政客只要进入租界，无论是曾经的敌人还是现在的对手，都只能望洋兴叹、束手无策。同时租界的治安远远好于中国大部分城市，所以对于已经下野、没有兵力保护自己，又拥有巨大资产的北洋军阀们来说，租界才是即能维护自身生命又能保证财产安全的地方。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才收回了天津的所有租界。

当时有南上海北天津之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天津作为通商口岸，是西方列强进京的重要通道，西方文化不断改变着衰弱的清朝，列强都在天津强行建立租界，当时的天津几乎完全由外国人建立起来的城市，满街都是欧式建筑，生活非常西化，西餐厅、咖啡等饮品也开始逐渐流行。

当时天津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是政治中心北京的六倍之多，反之大量的人口又促进了天津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如便利的交通、水、电、体育、娱乐等设施，一直处在国内先进水平。这让许多北洋大佬们的老家，都望尘莫及，这自然是享受惯了现代便利生活的北洋军阀们所能期望的，所以一旦北洋军阀下野，他们都会各国租界的黄金地段五大道定居，时至今日，五大道的洋楼建筑依然保持完好。

北洋军阀起底于袁世凯的天津小站练兵，从小站里走出了五位民国总统、九位总理和三十位督军，他们或许曾经在一口锅里抡过大勺，一铺炕上滚过，甚至有邻里同乡，所以内部争斗时很多都是虚张声势。当时北洋圈里有一个说法，只要你缴枪，就不杀你！北洋的势力在此根深蒂固，无论是满清遗老、国民党、外国人都得高看北洋军阀一眼，天津是北洋军阀当之无愧的大本营，回到天津就像回家一样。

天津是北京的后花园，与北京咫尺之遥、交通发达、信息迅达，一旦北京城有一丝风吹草动，下野的军阀们凭借自己关系网，能迅速取得情报并采取相应对策，或许能再登顶权力之巅。

如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被迫下野，就一直在天津静待时机。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倒戈将冯玉祥军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则被公推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成功的东山再起，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