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为什么反奉？

郭松龄，字茂宸，原籍山西汾阳，1883年出生于沈阳（旧称奉天）东郊渔樵寨村。据说他少年时念过私塾，后因家贫辍学，种过地，扛过活。日俄战争爆发后，他投身军旅，成了奉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1906年，他考入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远走四川，当过川军营长，在川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

之后，郭松龄辗转回到东北，在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讲武堂任军事教官。郭松龄军事才能出众，不幸的是，张作霖对他并不信任，似乎也不太愿意重用他。在讲武堂的开学典礼上，张作霖用半开玩笑半讽刺的口吻对郭说：“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参加革命去了吗？为什么又回来了？还是回来的好，在外头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张学良回忆道，郭松龄听了他父亲这句话，深感屈辱，但只能默默忍耐，不发一言，其内心却暗自发誓要“潜蓄势力，谋取兵权，以图东三省之基本改造”。

张学良入讲武堂炮科学习，结识了教官郭松龄，这对他以后的从政生涯以及东北军的正规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相互欣赏，成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奉系军阀阵营中分为新旧两派。旧派是和张作霖一起拉杆子、打天下的老臣子 ，比如张景惠、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孙烈臣等人；新派则是后来招收进来的正规军校毕业生，比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臧式毅、何柱国、王树常、于珍等等，以杨宇霆为首；还有就是“陆大派”，指北京陆军大学以及保定军校出身的少壮派将领，主要成员有郭松龄、魏益三、刘伟、范浦江、齐云、刘振东等，首领是郭松龄。张学良也属于这一派。

在当年，奉军除了张作霖和他那帮绿林老弟兄率领一部分军队外，其精锐主力分别被郭、杨二人掌握。张学良虽然被划为郭松龄的“陆大派”，但身份特殊的他只能居中调和、斡旋。杨宇霆和郭松龄一样优秀，都是才干出众之人，两人可谓旗鼓相当，单论骄横跋扈的性格，两人也很相似，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两雄不能并立。

张学良在其回忆录中说，这一时期，郭松龄对自己是相当服从的，自己对郭也是非常钦佩且完全信任的。

奉军将士把和张作霖亲近的旧派、留日士官派称作“老帅派”；因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讲武堂派”追随并倚重张学良，所以都称其为“少帅派”。

后张学良接替张作相担任卫队旅长，他看不惯旧军阀部队里的种种恶习，想改造军队，但经验不足，便开始依靠郭松龄。他认为，郭军事知识丰富，为人正直，善于带兵，能征善战，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于是他大力向父亲举荐，请求将郭调到自己身边，辅佐自己管理、训练军队。张作霖并不喜欢郭松龄，但他也非常希望儿子能尽快接过兵权，便答应了学良的请求，任郭松龄为卫队旅参谋长兼2团团长。

郭松龄果然了得，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的整顿军纪，裁汰冗员，严格训练军队，不到一年，卫队旅上下面貌焕然一新，军纪严明，令行禁止，比武训练成绩，在奉军各旅中全部第一。张学良锐意改革，力排众议，坚决支持郭松龄，面对部分旧军官对郭的攻讦，他明确表示“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

之后，张、郭密切配合，在直皖战争、剿匪、两次直奉战争中屡立战功。郭松龄智勇双全，善于统兵，非常能干，但他的缺点也同样突出，比如胸襟狭窄，不能容人，且脾气暴躁，求胜、求好心切，这都是他后来反叛的原因之一。郭松龄长得有点像德国人，所以人送绰号“郭鬼子”，据说他得这么个外号，还与其性格特点有关，比如刚愎自用，急躁桀骜，不够圆融，不通世故......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势力范围大增 。张作霖论功行赏，杨宇霆被升为江苏督军，李景林、张宗昌也升了官，并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唯独立下大功的郭松龄没有任何赏赐。功高不赏，郭松龄气愤已极。他对张学良口出怨言道：“算我倒霉，谁叫你是他儿子，可我是你部下，在你底下，你把我压死了”。此时此刻，郭松龄已经起了反心。

据张学良回忆，就在郭松龄倒戈前几天，他在天津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向林景林、郭松龄转达老帅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的密令。郭松龄明确反对动武，主张和平。会上反对老帅的气氛已很浓烈。郭对杨宇霆无功而被攫升为江苏督军深表不满，对他被别人用武力驱逐出江苏省感到不齿，于是在会上静坐不语。

张氏父子对郭松龄欲起兵反奉一事已隐隐有所察觉。天津会议结束后，郭松龄因病住院，张学良去探视，劝他到沈阳找老帅直接陈述自己的意见，以免误会愈来愈深。

郭松龄气愤地对张说：“东北的事情都是被杨宇霆那帮人搞坏的。这次江苏惨败，东北军损失了3个师，声誉扫地。他惨败后还日日围着老将（张作霖），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抢地盘。我们拼死拼活打下地盘，还得被那帮留学生抢去，这个炮头我是不愿意再当了”。

郭接着说：“老帅脑筋陈旧，又在一大群屑小的包围下，恐怕已不可挽救，建议‘父让子继’，由你张学良担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我愿率部竭诚予以拥护”。 张学良为传达老帅的进攻命令而来，突然听到郭松龄说出这些带有激烈情绪和明显忤逆的话来，不禁有些惊骇，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对郭断然拒绝执行进攻命令的态度，他也无可奈何，只好怏怏告退。

1925年11月24日，张学良赴沈阳大帅府汇报情况后返回天津。他的专列驶到离山海关还有一站路的地方时，突然停住了，有人向他报告山海关铁路遭到破坏，不能再向前走了，张学良闻报大惊失色。

张已经预感到有大事发生。从山海关来人说郭松龄倒戈了，张恍然大悟，他命火车倒退至连山，又转往葫芦岛，并连夜乘军舰开往秦皇岛。

25日，天刚蒙蒙亮，张学良站在镇海号军舰甲板上，拿望远镜观察，只见岸边马路上运兵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过，显得拥挤不堪，原来郭松龄正在调兵遣将呢。

这时，郭松龄发表的反奉通电，也通过军舰上的通讯设备传来。郭松龄率部造反，反戈一击，主要的理由与目的是：请老帅张作龄下野，请少帅张学良主持军政。郭认为这是目前救东北、救奉系的唯一一条出路。他认为杨宇霆在江苏丧师失地，回奉天后不仅未受惩罚，照样做总参议，这完全是赏罚不公，是非不明。为了桑梓，为了东北军团体，不得不实行兵谏，我率领大家出山海关，逼老帅下野，请少帅出山，大家团结一心，帮助少帅建设关外，休养生息。最后，郭还特别历数了杨宇霆助纣为虐的几大罪状。

随后，郭松龄率领部队乘十余列运兵火车，浩浩荡荡地冲向山海关，26日，郭军攻占秦皇岛，27日，夺取山海关，28日，一举攻克绥中。奉军猝不及防，抵御不住，纷纷向锦州方向退却......彼时震惊全国的郭松龄举兵反奉 、同室操戈的战事正式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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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为什么反奉？

郭松龄反奉的两大元凶实际是两大人物，第一个人物是孙中山，第二个人物是张作霖。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对郭松龄的影响，就是郭松龄最后造反的根源。

先来说孙中山。郭松龄早年追随过孙中山，接触过“世界大局、社会潮流”之类的新知识，他仰慕孙中山，甚至在骨子里他向往共和。所以，即使郭松龄后期一直在旧军阀中，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新式人物。换句话说，郭松龄这厮，是开过天眼的。也正因此，最终，郭松龄造反时，甚至都不觉得自己是造反，而是基于民族大义之举！这个我们今天暂且不讨论。

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就相当于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种在郭松龄的心里，郭松龄的反奉，有一半力量来自这颗种子。

如果说这颗种子是白色的，那么接下来这颗种子就无疑是黑色了。没错，这颗种子，正是张作霖。

郭松龄跟了张作霖以后，一直不被看中，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与他早年跟随孙中山有关。因为张作霖不看重郭松龄，所以郭松龄的的军旅并不顺利。这种抑郁不得志的状态有了戏剧性逆转是在他收了一个特殊学生以后开始的。

人有的时候就是如此，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在东北讲武堂任职时，郭松龄一不小心收到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少帅张学良。正是在遇见他以后，郭松龄才开始借船出海，扶摇直上。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郭松龄的军事才干就是他的准备。张学良在发现他的军事才干以后，如获至宝，尤其两人还如此地“臭味相投”，这叫什么，缘分啊，估计张学良和郭松龄如果有男女之分，两人绝对是一对璧人。不过，同性也没关系，也有很多种可能嘛。于是，两人亦师亦友亦哥们地混着，后来，两人都觉得这不够，于是干脆结拜了兄弟。

张学良在讲武堂毕业后，随即被张作霖委派为卫队旅旅长。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郭松龄调为卫队旅参谋长并兼任第二团团长。随着张学良在父亲的提拔下一路高升，从团长旅长到军团长，军中细务完全交与郭松龄打理，并给予完全信任，口头禅是：茂宸即我，我即茂宸。

郭松龄坐了火箭筒一直直升以后， 其势头可谓如日中天啊。他与张学良的关系，自然也就越发好了。但两人关系好了以后，郭松龄对张作霖的态度并未发生转变。心理学上有个“首因效应”，大意是第一印象很难被改变，郭松龄这种天生有情结的人就更加如此了。

郭松龄始终觉得，自己能逆袭，张作霖的五虎上将之一，全靠张学良的赏识，与张作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但按理说，张作霖再怎样也是张学良的老子，而且张作霖与张学良属于一个派系，他没有什么理由去背叛张作霖。

分析一个人的行为，往往需要从性格入手。郭松龄这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理想主义，这个不难理解，就是心理学层面上讲的追求完美，表现就是强迫症。

郭松龄这个理想主义者，用他的理想忽悠别人跟着他干大事，他就要做好被理想欺骗的准备。他的理想主义，就是让奉系军阀变成孙中山宣扬的那种“共和”。正因为此，所以，当郭松龄看到奉系内部的各种独裁、争权夺势、贪污、龌龊时，他萌生了改变这一切的想法。他的改变方式是：把张作霖干掉，让他儿子张学良坐第一把交椅。

这个逻辑其实本身就有问题，要知道当时奉系的腐败等问题，已根本不是换个帅能解决的了。所以，郭松龄即使反成功了，也注定是痛苦的。换句话说，他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更不晓得在乱世最大的游戏规则就是毫无规则。

动心起念，萌生了想法之后，接下来就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行动了。这是古往今来所有造反者都知道的，很快，1925年，郭松龄携夫人去日本深造，在一个意外的时间点上，他得知张作霖要大举南下。机会来了！

此时郭松龄的地位，几乎相当于太子太傅了，将来若是张学良继位，他就是首席智囊团。此时南下意味着他又要跟着幼主去打仗了，他不怕打仗，但是他的理想告诉他：不能再打劳财伤民的仗了。于是，这一刻，他萌生了背叛的意图。

回到国内之后，他开始秘密联络各方军阀，意欲组成联军攻打张作霖。要知道，他现在还是吃着张作霖家大米呢！古人云，食人粟而尽其谋，郭松龄这吃里扒外的家伙，有点儿不厚道啊。

一番联络之后，郭松龄拉拢了冯玉祥和李景林，这两人口头承诺要帮着郭松龄去攻打张作霖。他许诺功成之后，将西北划分给冯玉祥、热河直隶划分给李景林，当然了，东北是他的。就这样，满是情怀的郭松龄公然反奉，带着七万大军和他的理想，踏上了征服星辰大海的征程。

眼瞅着亦师亦友的郭松龄背叛，张学良不着急那是假的，最让他郁闷的是，他连郭松龄为什么背叛都不清楚！于是，张学良顶着压力给郭松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你赶紧熄火吧，有啥事是不能商量的呢？只要你收手，我用我的小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话说道这个份儿上，张学良已是仁至义尽了。

郭松龄斩了信使，至此，双方撕破脸皮，毫无恩义可言。

1925年11月28日，郭松龄打着东北国民军的名号，率大军亲征张作霖。两天后，张作霖也出兵迎战，派张学良阻击郭松龄。东北战火，就这么燃烧起来。

令郭松龄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前面打的正欢，后院突然起火：李景林和冯玉祥先后背弃盟约，并扭打一团。一时之间，郭松龄竟然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原本拉拢郭松龄的日本人，反而被张作霖待为座上宾，双方签下大量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派兵出面调停，被郭松龄拒绝。被打脸的日本人，也加入了混战，很快郭松龄就兵败被捕，12月25日圣诞节，郭松龄被枪杀。

他以为有了盟约，李景林和冯玉祥就会死心塌地的帮自己打张作霖，可是他给了冯李什么好处？他自己又是什么好处？蛋糕分配的如此不均，凭什么让人家给他卖命？靠利益收买的人，终究会被利益出卖，果不其然，仗还没打几天，李景林就被张作霖收买了。

至于他失败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他手下的士兵和日本人的参战了。你想啊，郭松龄本是张作霖旧部，手下士兵自然也是张作霖的军队，这就很容易让张作霖抓住把柄了！毕竟，这些人的家属都在张作霖那里，只要钱到位，策反他们分分钟的事情。

日本人的参战，自不必多说了，在海陆空全方位打击下，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

郭松龄爱国吗？他能解决彼时中国的现状吗？恐怕是不能的，当年有个卖手机的也想一统手机天下，可惜一次次被友商按在地上摩擦。谈什么爱国啊，说什么理想啊，情怀都拿出来卖了，只求友商不要打脸就行。

我常常在想，倘若郭松龄没有死在1925，他今后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面对军阀混战，他只不过是一条会叫的狗，一没本钱二没本事，靠着主人施舍的钱粮度日。如果在当时的军阀里找，他和冯玉祥倒是有几分相似。冯玉祥嘛，他最初的理想还在吗？

郭松龄为什么反奉？

郭鬼子之所以反奉，我个人认为是人生经历和思想派别占据了主要因素，而少帅的力挺和老帅的轻视让郭鬼子内心的野性和气节爆发，成为了反奉的导火索。

据传，郭鬼子一族还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不管真假与否，哪怕是自己标榜的，也说明了郭鬼子心中是有将门之心的，而在清末的战乱中，郭松龄一家也落魄无比。但这种落魄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而郭家依然能让郭松龄在私塾学习就非常难得，这种儿时的落魄始于战乱就会对心里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1903年，郭松龄师从董汉儒，希望学有所成从而济世救国，但日俄战争的爆发不仅打破了其家乡的宁静，还逼得郭松龄无法继续学业，从军报国也就成为郭松龄最现实也最最理想的选择。 后来郭松龄进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在这一新型军事院校的学习生涯中，接触到同盟会成员方声涛，受到民主革命的思想的影响。这也是郭松龄在思想意识中接触到的最为系统的思想理念，在这个理念中，救国救民的伟大报复是高于任何军阀内战的。

郭松龄毕业后，工作能力得到朱庆澜认可，郭松龄至此紧随人生中第一位贵人。郭松龄与朱庆澜一同入川后，任第六十八团连长。朱庆澜本人很支持同盟会，如程潜、方声涛这些同盟会成员也都在朱军中成立了秘密组织，郭松龄也顺理成章的加入了新军同盟会。

当朱庆澜势力落魄之后，郭松龄也只得回到了奉天，参加促进会起义前夕败露被逮捕，若非韩淑秀冒死相救，估计也没后来那么多事了。郭松龄与韩淑秀结婚后踏踏实实过日子，自学考入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后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回奉天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从郭松龄早起的经历来看，其内心所向是极具革命思想的，在这种思想下，奉系军阀就不会成为其久居之地。

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与郭松龄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经张学良的推荐，郭松龄被张作霖委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1921年，张作霖又委任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领导的第三旅组成司令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全线溃败，只有少帅与郭所领东路一线获胜，张作霖也从此开始任用郭松龄、杨宇霆等新派改革军队，三省统一为“东北军”番号，取消师制，改为旅制，推行军需独立，训练新式战术技巧，成果明显，也标志着“老派”里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等人开始走向衰落。

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击溃直系吴佩孚。郭松龄也因此出任了京榆驻军司令部副司令，继续辅佐少帅张学良。但在这次的战争中将韩麟春、姜登选等“士官派”与郭松龄的“陆大派”矛盾完全暴露出来，郭松龄甚至是公报私仇的将姜登选处决。而姜的事件背后是杨宇霆关于江苏和安徽分配的问题，郭松龄的既得利益被杨宇霆分化掉，这就是“新派”两大阵营高层之间最核心的问题所在。

其实郭松龄在奉系高层有着张学良的力挺，加之自身能力过硬，混的是不错的，但奉系内部的派系之争，使郭鬼子在老帅面前得名不得实。杨宇霆的背后是老帅的无限信任，而郭松龄虽然得到张学良的支持，但毕竟东北王是张作霖，当郭松龄面对韩麟春的激将，一气之下撤军后，张学良也顶不住压力的质问郭松龄，而郭松龄表现的极度委屈，流着泪回复张学良“我违犯了军法，现在只求一死！”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占领南方各省，这与郭松龄的政治见解是完全违背的，郭松龄向奉系高层提出的意见是退出关内，保境安民，但张作霖并不采纳郭松龄的意见，而是意图按照杨宇霆的政治规划，亲日强己，达到南下扩大势力的目的。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并未落到实际好处的“炮头”郭鬼子，在面对政治意见的排挤后，就开始表露出反奉的心态，名为赶走杨宇霆，实际上是针对张作霖这个看东西，意图做一回尉迟恭扶持少帅上位，但张学良不是李世民，大逆不道的事他是不会做的，郭松龄也就慢慢的没有了耐心。

当郭松龄出访日本时，得知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向日本购买军火以对付南方国民军时。强烈的名族气节激怒了郭松龄内心膨胀的野心，这种民族气节是其一生经历中受尽战乱之苦，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结果，而野心则是受尽政治排挤，私欲得不到落实的失望与委屈，郭松龄扬言“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随后的事也就是联合冯玉祥反奉，不管冯玉祥给郭松龄开出的条件如何，其动机都不应该是冯玉祥的条件，此处的民族气节是有的，而野心也是有的，这种野心不是冯玉祥能给的。

郭松龄为什么反奉？

郭松龄遗体

郭松龄为什么反奉我看很多朋友都总结的很到位了，我就来谈谈郭松龄为什么反奉失败吧。

郭松龄反奉前，日本很不满张作霖的。

虽然张作霖是靠日本扶持才能“统一”东三省的，但是随着张作霖实力越来越大，张作霖野心也越来越大，张作霖开始不满足于做“东北王”，他还想“一扫六合，匡扶天下”。这就和日本的战略目标有了分别。

日本最开始之所以要扶持张作霖，是因为1921年日本在华盛顿签署了《九国公约》，《公约》规定了列强不得用武力改变民国版图，所以日本不得不从直接侵吞改为扶持代理人。但是《九国公约》同时也规定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也就是说各国要把自己在华势力范围拿出来分享，日本当然是不愿意的，所以日本希望的东三省局面是：东三省和民国长期形成军事态势的分裂，这样方便日本独占东北，同时，东北又要保持长时间稳定，不然东北对外扩张会被列强视作日本支持，容易照成日本外交上的被动。

因此，日本政府在1921年5月17日制定了《关于对张作霖态度的文件》。文件强调：“张作霖期望在满洲维持和确保实际权力，进而向中央政界伸张其权势，这几乎不容置疑。最近，张对我文武官员表示，需要武器及其它物质援助，对此人今后之活动，帝国之态度需要最为慎重考虑。大体而言，对张作霖在满洲整顿充实内政及军备，在当地确立其牢固势力，帝国应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但其为了在中央政界实现野心而要求帝国帮助时，以不采取进一步帮助的态度为适宜之对策。”

当然，张作霖也不是傻子，他和日本也是互相利用，所以当张作霖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后，他慢慢感觉到日本对他束缚，大过了支持，所以从1924年开始，张作霖在东北开始抵制“中日合办事业”，1924年开始，东北就没有新的中日合办企业，并且开始自主修造铁路，控制对日本人卖地等措施。

小矶国昭

张作霖的这些态度，日本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1925年郭松龄到日本暗示自己对张作霖不满时，从日军总参谋部第一课长小矶国昭（抗战时日本首相，甲级战犯）到陆相宇垣一成都对郭松龄暗示日本会“恪守中立”。

而郭松龄反奉战争爆发后，郭松龄派殷汝耕（日后大汉奸）去与关东军沟通，殷汝耕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个人相信郭军长取得东北，迟早可能实现日本的希望。”也因此，在郭松龄反奉初期，日本政府和军部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对张作霖政权的崩溃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

然而，郭松龄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和冯玉祥联合，因为这直接改变了日本对郭松龄反奉事件的态度。

要说清楚这件事，就要从当时国际形势说起。

当时真正有能力，也愿意花金钱干涉民国内政的主要是日本和苏联，它们的目的都很类似，确保民国不会站在日本（苏联）一边，日本还多了一个东北经济利益。

因此，日本对苏联在华势力扩张是很警惕的。

苏联当时在华北其实是没有根基和人脉的，苏联急需寻找这么一个进步势力，让这个进步势力牵制日本，以确保自己东部领土的安全。

一来二去，苏联找上了基督将军冯玉祥，而冯玉祥当时正苦恼奉军势大，也想找一个外援，两边一拍即合。

而在郭松龄反奉过程中，冯玉祥和苏联做了什么呢？

冯玉祥在攻打天津，而且对于郭松龄来说，更为致命的是苏联为支持冯玉祥，不但苏联在华军事人员全部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且苏联方面还专门派了航空志愿兵参战。

当时主张全力支持冯玉祥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不但如此，苏联还多次催促冯玉祥应该全力支援郭松龄，国民军应该向关外进军。

这样一来，在日本看来，郭松龄反奉事件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单纯的奉军内部狗咬狗了，而是具有国际政治色彩，是苏联专门设下削弱日本，打击日本的局了。

尤其是盛行阴谋论的日本关东军，更是笃定“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的”。而且从满铁等日本在华情报机构发来的情报显示郭松龄周围都是国民党（当时大革命还没失败，外国通常认为国民党是“赤色势力”）更笃坚定了日本军方关于“郭松龄反奉是苏联阴谋”的看法。

再加上张作霖为了获得日本支持，不断答应之前不愿意答应的苛刻条件，最终日本，尤其是日本军部还是决定支持张作霖，而日本一旦决定支持张作霖，郭松龄的失败就是必然了。

虽然在最后关头，郭松龄派齐世英去日本，声称自己也愿意答应张作霖答应给日本的一切条件，但是终究还是晚了。

最后多说一句，郭松龄反奉，两边加起来军队数量超过十万了，但是这场“惊天动地”的反奉战役，两边总伤亡人数才1000多人。

郭松龄为什么反奉？

郭松龄（1883－1925），字茂宸，汉族，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渔樵村，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奉系著名爱国将领之一。

郭松龄倒戈反奉原因有四：

一、与杨宇霆的私怨

奉军新军里一直分为两派，一派是郭松龄为代表，在国内陆军学校毕业的陆大派，另一派则是在日本陆军学校毕业的留洋派，像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都在此列，两派因军事理念的差异一直看对方不顺眼。而且杨宇霆一直建议张作霖挺进关中，统一全国，迎合了张作霖的野心。而郭松龄却希望奉军可以好好经营东三省，国人不要自相残杀。

第二次直奉大战以奉军大胜结束。张作霖把各个省封给手下，其中把安徽封给杨宇霆，山东封给张宗昌，把江苏封给姜登选。而此战最大的功臣郭松龄却什么也没得到。趾高气扬的杨宇霆和落寞的郭松龄，成了让两派的矛盾迅速激化的鲜明写照。其实张作霖是把郭松龄与张学良捆绑一起。等张学良彻底接班那一天，郭松龄在整个奉军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惜他没等到这一天。

二、奉系军阀新旧两派的矛盾

张作霖团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当年一起刀口舔血的把兄弟，这些把兄弟为张作霖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助力，深受东北王的信任。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他们陈旧的作战思路和带兵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了，第一次直奉大战的溃败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成员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

而新派则是张作霖搜罗来的各处人才，以王永江、杨宇霆为代表。他们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着革新，让张作霖愈发器重。两派的矛盾也在日益激化当中，不过郭松龄确是一个例外，他虽身处新派，但因其性格刚直、自尊心过强，落得个两边不讨好，孤家寡人一个。

三、民族大义

郭松龄曾经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队伍，对三民主义很是认同。他的夫人韩淑秀也是同盟会会员。郭松龄有一颗救国救民之心，在得知了张作霖在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准备大打内战的消息后。郭松龄很反感。

郭松龄敢于起兵反奉，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民主革命者，与张作霖等旧式军阀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与张学良的充分信任和纵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秉承父亲张作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对郭松龄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这在奉系集团内部早已成为美谈。因此当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时，张学良对郭松龄则“每表同情”，并不加以制止。

四、性格偏激

郭松龄自尊心太强，不屑与人交往，被杨宇霆挤兑后，两人关系变得势如水火。张学良居中调停，请两人坐下来一起吃饭，郭松龄听说杨宇霆也要到场，不顾张学良的好意，愤然缺席。

后来直奉大战，郭松龄在作战部被姜登选挤兑，竟然违抗军令，擅自带走部队。战场抗命，已经形同造反，可以就地枪决的。不过张学良却没有处罚他，只是找到他让他把作战部队带回去。后来郭松龄在背叛奉军以后，把姜登引诱出来杀害了。后来杨宇霆失势，郭松龄手握7万精锐的兵权。按理说应该大气一点，他却在火车站当面讥讽杨宇霆，像一个报复成功的孩子。

郭松龄的这场兵变，虽说出发点是为了救国救民，消灭内战，不过不难发现双方背后有日俄两国的影子浮现。

郭松龄为什么反奉？

张学良在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仍然认为郭松龄，是“影响我一生”的几个人之一。那么，郭松龄是谁呢？何以对张少帅影响之深？

郭松龄自幼家境贫寒，这期间亲眼目睹了，日俄战争中侵略者残酷杀害东北人民的暴行，决心走上从军救国的道路，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考上了陆军武备学堂、陆军大学。毕业后，经方声涛、叶荃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郭松龄潜回东北策划武装暴动，不料为张作霖逮捕，经多方营救，才重获自由。

之后，郭松龄加入了奉军，并不为张作霖器重，于1917年，南下广东，投靠孙中山，历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韶关讲武堂教官等职。等其返回东北之时，已是1919年了，这次担任的是东三省讲武堂的战术教官，也是其实现从军救国的关键，在这里郭松龄遇见了“少帅”张学良。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东北地区一所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军校，教官大多聘请北京陆大、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担任。张学良因为是少帅的关系，故在讲武堂的教官大多对其奉承，以博取升迁，唯独郭松龄对其严格要求。

相处过程中，张学良佩服郭松龄的博学多识，引为自己崇拜的偶像；而郭松龄对于张学良忍苦耐劳的精神和远大的抱负，也印象深刻，两人惺惺相惜，亦师亦友。为此，郭松龄特意为张学良增加了炮兵基础理论、操作方面的学习；在政治方面，郭松龄也留意到，张学良并不像其父张作霖这种旧式军阀，而是充满了正义感进步青年，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随着奉军的节节胜利，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因为这层师生关系，得到了张学良的推荐，郭松龄成为了第三军副军长，张学良第三军军长。但毕竟郭松龄是有政治理想的军官，与张作霖在政见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其作为奉军的高级将领，曾数次参与军阀混战，目睹兵连祸结，已经开始产生了厌战情绪。

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获胜的奉军挥师入关，对于民众的反帝运动，民众的游行等爱国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便上书张作霖，恳请“罢兵息争，保境安民；闭关图治，改良内政；移兵开垦，巩固国防；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便利交通”等六项改革措施，得到了张学良的赞许。

但遭到张作霖兄弟的拒绝。郭松龄只好借着赴日本观秋操的机会，缓解一下极度郁闷的心情。但没想到，日本参谋本部的人误认为郭松龄，是张作霖的使者。从而使郭松龄知道了，张作霖打算承认“二十一条”的绝密情报，使得其对此极为愤慨，也真正拉开了其反奉的序幕，这是1925年发生的事情。

同年郭松龄回国后，秘密将所辖的奉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国民军”，通电奉军各部，要求张作霖下台，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总司令，面临两难的张学良也只能站在了父亲这边。而此时，张作霖其他部队都在关内，郭松龄所部势如破竹，进而严重影响了小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日本人便打破了中立，派出谈判人员，声称只要郭松龄答应了“二十一条”，便支持其取代张作霖，遭到郭松龄的严词拒绝，日本人转而与张作霖谈判。

事实上，张作霖此举并不是真的想承认“二十一条”，只是和小日本耍滑头，想以此壮大奉军的实力。郭松龄闹出的这一出，让张作霖措手不及，危难之际也只好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换取日本人出兵。

如此，日本的出兵干涉，使得东北国民军三面受敌，很快兵败，郭松龄携夫人以及少量卫队逃到辽中县。不久，黑龙江第七旅王永清根据小日本的情报，逮捕郭松龄夫妇，并得到命令立即就地枪决，暴尸三日，一点挽回的余地都不给张学良。特别要提一下，曾出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也是林徽因的父亲，作为郭松龄的幕僚，参加了这场反奉战争。最终，林长民在战争中，中流弹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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