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王下台又反司马光。其政治观念和立场是怎样的？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这恰恰说明苏轼确实是为了变法考虑，而不是单纯的党朋之争。

当时王安石等人的新党，司马光等人的旧党，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他们的宗旨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所以，只要是王安石指定的新法，司马光一伙是完全反对的。

但苏轼是个读书人，不懂得政治斗争这一套。他只是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有不合理的地方，所以站出来指出。

结果，苏轼被新党当做旧党，大肆攻击。

王安石告诉皇帝，说苏轼在回家守丧时，乘机贩运苏木（一种染料）。根据当时礼法，守丧期间不得经商，因此宋神宗却笑了对苏轼的提拔。

第二年，由于苏轼持续反对变法，王安石门下的御史谢景温又诬陷苏轼贩卖私盐，范镇极力辩解，这才没事。

2年后，苏轼由于被新党多次攻击，被迫申请去外地当官仅仅担任杭州通判职务，只是监督知府的一个官员。

苏轼心不甘，曾经写诗讽刺皇帝，这就是乌台诗案，差点倒了大霉，也坐牢4个月时间。

搞笑的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新党被打压，旧党上台。

司马光一伙将新法全部废除。而苏轼生性直爽，认为新法也是有一定的好处，怎么能全部废掉呢？

他又出言反对，结果得罪了旧党。

苏轼等于两面不是人，后背就当攻击，贬职到鸟不生蛋的海南岛去当官，

其实，苏轼才是对事不对人，而新旧两党则是对人不对事。

朝廷有一些苏轼这样的官员就好了，但这种人注定搞不了政治。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王下台又反司马光。其政治观念和立场是怎样的？

苏轼的政治观念和立场有他个人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不人云亦云。不管是对待极力主张变法的改革派首领王安石，还是对待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首领司马光，苏轼都能站在以人为本这一基点上去阐明自己的观点，从不趋炎附势，宁肯被贬职被流放，也不改初心。

这跟他入仕的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入仕，不仅仅是为了实现自我，更重要的一点，是为黎民百姓谋求安康。他在给神宗皇帝的奏折中，就申明过他的这种政治观念和立场。他说：人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的归服。自古及及，未有谦和平易与众同乐而不安定的，未有刚愎自用而不危险的。臣不愿陛下急于求功而贪图势强。他主张以仁政治国，惠民利民。他在《进策》与《进论》二文中，就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他说：昔圣人之兴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为功。但他又绝不保守陈规旧矩，他只是想看到在无害于民的前提下，因时制宜，在渐变中提升国力。

实质上，从个人关系上来讲，苏轼和王安石是好友。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时，是王安石出面上书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救了苏轼一命。就在王安石下台8年后，苏轼还不计前嫌地绕道去看望衰老多病的王安石。当时，王安石已退居江宁。两人作诗唱和，谈禅说佛，好不快活。拋开政见的不同，王安石对苏轼的评价是：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而司马光做为年长于苏轼20多岁的父辈之人，在宋神宗去世后，是他将被贬在外的苏轼发掘出来，将苏轼从一名基层的难有大的作为的普通干部转化成国家权力中心的要员，也才使得苏轼东山再起，使得苏轼有了在当时的政坛之上的辉煌之日。当时，年已50岁的苏轼在宋哲宗继位之初，任登州知州，属于七品之官，一年之间，得到三次提升，最终官居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而让他如此飞黄腾达的，正是时任宰相司马光。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苏轼即对王安石持不同政见，又对司马光持批评态度，可见其性格的耿直和对国民利益的忠诚。他的忠，还不是愚忠，不是仅仅对皇帝一个人的忠，是希望任何有利于民生的改革都应在循序渐进中在民众不感到难以接受的前提下去进行。他的直，则在于他不愿做违背信念的事，不肯为讨好谁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不会因需给提拔自己的人留面子而改变自己的政见。

面对当时大宋王朝表面上太平而实质上危机四伏的状况，他曾发出过这样的声音：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

他认为国家积弊丛生，主要是由于任人之失上，而不完全在立法之弊上。这就和王安石所认为的国家危殆在于患不知法度，在观念上产生了分歧。

治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这位有志富国强兵的国家元首，很快起用了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为三司条例司长官，开始实行改革。第二年，王安石升任宰相，与神宗皇帝一起，统率朝廷实行起新法。

这新法有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等。王安石还极力推行科举制的改革，让地方兴建学校。

王安石和苏轼的矛盾爆发点，就是在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年底，王安石建议神宗皇帝兴建学校，取消诗词等对政治关系不大的考试科目。王安石的做法，实质上是对当时运行的提拔官员的科举制的一种否定。苏轼对此持反对意见，他马上批驳道：科举制，是皇帝识人选才的一个十分有效又完全可行发现人才的好办法，而一味地由官府出面兴建学校，是耗费民力财力的多余之举。他说：即使官府建起了学校，也大多是空置在那里，老百姓根本就不认，入学者寥寥。

随之，苏轼对王安石操之过急又铺天盖地式的推行新法提出了更多的异议。当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被神宗皇帝召见时，苏轼就直言不讳地说：陛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只是患求治天下太急，听取言论太广，进用人才太速。愿陛下镇以安静，待事物已经出现，然后再应对处理。公开指出王安石的这种不审时度势忙于发号施令的改革方式，势必颠倒失序。

在这之前，他在给神宗皇帝写的《湖州谢表》中还说过这样的话：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意思是，他王安石若是固执地这样搞下去，我本人不愿奉陪了。那在当时，就大大地伤了王安石的自尊心。当时，在无法容忍之下，王安石便将原任湖州知州的苏轼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

团练副使是个什官？在宋时，团练副使为从八品，也就是相当时现在的副团级干部，且还有职无权，只是个团练的助手。但即使如此，苏轼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立场，他在给好友李公择的信中，还说过这样的话：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遇事有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他之所以反对王安石，不是反对王安石这个人，也不是完全反对王安石的改革，而是反对王安石不顾国情民情的过于激进的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他也意识到对于整个大宋王朝来讲，已经到了积贫积弱的地步，不改革，不清除流弊，国家必危，但要改革，也不能操之过急。他指出：未成而为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这意思是，如果你的新法得不到天下百姓的认可，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也正是基与此，对于一上来就对王安石的改革全盘否定彻底推翻的司马光，他也无法认同。他在遭贬时，与下层民众有了更亲近的接触后，发现王安石推行的有些新法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在这个时候，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发觉，倒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偏执不合时宜。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也就是说，他到了这个时候，认识到了当年反对变法有不当之处。而在这个时候，新上台的司马光的有些做法，同样是有些过激，苏轼自然是要站出来说话了。

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赵煦即位，不喜欢王安石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回朝。第二年，即元祐元年二月，朝廷授予司马光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官职，让其主持朝政。有了权力的司马光，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为天下的祸害。他要像救水灾火灾那样去改变它。该年三月，他下令罢除免役法，恢复王安石变法前实行的差役法。

就在这时，苏轼站出来了。苏轼指出：差役法和免役法各有利弊。而法令相互因袭则事情容易成功。立即废除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如废除常备军而恢复民兵，恐怕并不妥当。因此，苏轼主张：只要革除其弊端即可，没必要完全废除。

当时，司马光听了，脸色大变，两人的关系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僵化。

接下来，司马光不愿再给苏轼发言的机会，以致一次在朝堂上，苏轼和司马光当场大吵起来，苏轼质问司马光：难道相公现在作了宰相，却不允许我把话说完吗？

但尽管如此，苏轼也没有停止对司马光的对抗。在司马光生病期间委托下属官员罢除青苗法时，苏轼又写出书面意见上奏朝廷，说：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的有些新法未尝不可继续施用。针锋相对地与司马光的保守派展开了论战。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立场。而这种不隐瞒又完全是出于公心，出于以人为本这一政治基点。

遗憾的是，他的这种直言敢谏，没能阻止住司马光的脚步，从司马光掌权之日起，王安石在任时所推行的新法于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即被全部废止。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王下台又反司马光。其政治观念和立场是怎样的？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政治家。他们推行的政策各有利弊。现代人可能看个热闹觉得，应该留其精华去其糟粕吧。但是实际上在执行领域是很难做到这点的。

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这点本身就存在争议，每个人的政治追求不一，看到的面也不一，想要吸收并蓄基本走不通，除非皇帝有通天之眼，能体察到每个事情的发生发展结果以及能管控每个执行的人，否则都是白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面否定呢？

举个例子，比如河里有鳄鱼吃人，但又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鳄鱼，也并非每个鳄鱼攻击人，那么，作为管理者，你是全面禁止人靠近，还是说东边河边可以走，西边80米不能走？难啊。最好的办法只能一口气禁止。

这就是司马和王安石能干的事情。

那么，苏东坡是个啥态度呢？他是个巡河的，他知道只要他管的严密、勤快点，就可以让人既可以在河边领略大自然，又可以避免鳄鱼伤人。他是站在他的执行立场上考虑，以己度人，希望好的留下，坏的剔除。

然而，苏东坡只能做君子之望，实在难于和司马、王安石的追求同步。不能责怪苏东坡没政治头脑，他是有些理想化了，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太会辩证法了。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王下台又反司马光。其政治观念和立场是怎样的？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谈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据说，这是苏轼在王朝云死后亲自为她撰写的一副挽联，现刻在惠州六如亭上。这里的不合时宜，说的就是有一次苏轼在朝堂上和司马光争吵了起来，回家之后就问家里人：你说我肚子里装的都是什么？王朝云回答说：装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这个词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轼一生的政治立场和遭遇，王安石变法时，他觉得新法中有些罔顾老百姓利息的条款，所以反对新法的实施，于是被神宗皇帝视为旧党。然而当神宗皇帝去世，王安石失势，司马光再度掌权，尽数废除新法，苏轼又觉得吧，王安石的新法亦有可取之处，不可尽废，然后又被司马光所代表的的旧党视为新党。那苏轼到底是新党还是旧党呢？

还记得几个月前，国家水利部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除了大禹、西门豹、李冰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人之外，苏轼竟然也上了这个榜单，很多人都纳闷儿了：苏轼原来还会治水的？实际上，苏轼入选治水名人，正好就说明了他的政治立场：他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他的立场只有一个：从国家和老百姓的立场出发。

苏轼入选水利部治水名人

• 徐州抗洪

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调出汴京，又被从密州调到徐州，到任后碰到黄河泛滥，苏轼当时刚上任不久，却身先士卒，冲上了抗洪救灾的前线，史载“以身帅之，与城存亡”。

期间，苏轼组织了数千军民，在徐州城外修建了一道堤坝，在他的领导下，徐州城军民合力，最终战胜了洪水，因此，苏轼也受到了徐州百姓的拥戴。苏轼本人对徐州也有很深的感情，离开时就写下了一首著名的《江城子·别徐州》：

苏轼在徐州留下的遗迹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摧手佳人，和泪斩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

• 西湖筑堤

如今的西湖，一共有十大景观，其中排第一的就是苏堤。苏堤中的苏，便是指苏轼。公元1089年，苏轼又被赶出了汴京城，被派到杭州当官，这已经是苏轼第二次来杭州当官了。他当年第一次到杭州还碰到了一生的红颜知己王朝云，挥笔而就，写下来古往今来赞扬西湖最好的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我们知道，苏轼一度受人迫害，因乌台诗案下狱，皇帝甚至动了处死他的心思，当时苏轼以为必死无疑，就在狱中写下了两首绝命诗，其中之一如此写道：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当然没死成，但这段经历却让他毕生难忘，出狱后苏轼给自己的作品作注，特意解释了这首诗：狱中闻杭湖间民为余作解厄道场者累月，故有此句。

讲的是，乌台诗案时，杭州一带的百姓听闻此事，竟然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一起，为了帮苏轼度过灾厄，连续一个月时间里开坛做法，请求老天爷保佑，由此可见，苏轼有多受杭州老百姓爱戴。

这一次苏轼又到杭州来了，并且再度游览西湖，可惜此时的西湖已杂草横生，一篇荒芜景象，苏轼当即就生出了疏浚西湖的心思。在开工的过程中，他以挖出来的淤泥为主，在西湖上修建了一条横跨湖面的长堤，这就是苏堤。

西湖十景之首苏堤

• 惠州修桥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晚年还被贬谪到了南荒，一开始是惠州。那会儿的惠州可跟现在不一样，到处都充满了瘴气，人一不小心沾了瘴气就可能得病。当地老百姓喝的水也大都极不卫生，这也是各种疫病的病源，苏轼刚到此地，就给广州太守写了亲笔信，建议他兴修水利，以保障老百姓的用水安全。

苏轼虽然在官场上不得意，但其名声威望却非常隆重，广州太守一看是他写的信，并没有多想就决定采纳了，并启用了罗浮山一个叫邓守安的道士，邓守安于水利一道十分精通，在他的主持下，广州老百姓很快就喝上了干净卫生的水。

苏轼当然不是个只说不干的人，他自己在惠州也没闲着，不仅向当地老百姓传播中原地区先进的插秧技术、建造水磨工坊、普及医疗卫生服务与知识，还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在惠州城的江上修了两座桥。修桥时，资金不足，苏轼就捐出了朝廷赐给他的黄金和犀带。

惠州西湖

当年苏轼所修的两座桥，今天依然矗立在惠州城内，便是东新桥和西新桥，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水患，苏轼还在江的两岸修起了堤坝，这边是惠州苏堤的来源。

公元1011年，苏轼终于遇到朝廷恩赦，于是启程北归，然而他还没回到汴京，就在半路上病逝于，在临死前他曾写下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州是苏轼第一次被贬谪的地方，惠州与儋州则是他晚年被贬得最远的两个地方。然而苏轼在审视自己的一生时，却把这三个地方评为自己功业所在，这其中固然有苏轼一贯的自嘲与旷达之，却也切切实实说明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生涯和立场。

确实，在对待王安石变法时，苏轼站在了旧党这一边，但并不代表苏轼是个保守派，知只是因为他觉得新法不够好。苏轼为官之道，对得起良心二字。后来王安石失势，以他反对变法的立场，大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但他却非要跳出来说，王安石新法也有好的地方，不能一概而论，这也得罪了旧党。

苏轼为人处世，不看立场，只凭良心，他是一个为民服务、造福百代的治水名人，是我国历史上最全能的文学天才，更是一个虽然满肚子不合时宜、但依然永垂不朽的政治家。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王下台又反司马光。其政治观念和立场是怎样的？

因为新党所行操切，利用变法残害百姓，掠夺民财，大发国难财，甚至导致百姓自断手腕以逃避保甲法的骚扰。

不应该反对嘛？

新党下台，旧党复辟全面废除变法，却抱残守缺，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于原本存在的三冗问题故意回避，不去做任何改革。

苏轼当然要反对。

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良心。

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德。

扩展阅读：

1、三冗问题

北宋缺乏防御纵深，也缺乏战马，被迫堆兵防御北方辽国骑兵，京畿地区猬集全国60%的禁军。最高时期达到82.6万禁军。

平时，发生灾荒，安抚招收灾民为厢军，王安石变法前达到50万。

此外还有大量番军、乡兵、勇敢军、效用军等辅助军队，全国超过150万。

同时，北宋安抚士大夫，大量设置官员，又给予恩荫，造成官员数量极多。

变法前，北宋常年财政收入7000万贯石，9成用来养兵养官，财政问题持续困扰。

这就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2、变法的争议

宋仁宗时期，严峻的局面已经是不得不变的程度，这几乎成为统治阶级共识。但是，变法如何变，谁主持变，谁来监督评价变法过程，则是最大的争议。

不过，谁愿意损失既得利益呢？

所以，要求裁减控制官员的范仲淹迅速得罪大多数官员，庆历新政失败了。

节流的范仲淹失败，开源的王安石来了。

王安石变法当然是笑话。也就不多说了。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王下台又反司马光。其政治观念和立场是怎样的？

苏轼似应属于君子不党，有独立见解的人士吧；虽不怎么待见于人治状态下的官场，不能达则兼济天下，但苏轼精神饱满，文章灿烂，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人物，治下多地西湖的苏堤千古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