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土木堡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中央还没有对地方失去控制？

唐朝安史之乱，二十万唐军精锐在灵宝被叛军全歼。

皇帝不敢应战，丢下文武大臣不管，连夜带着老婆、太子跑路。

事后，群臣愤慨，皇帝人心尽失，被迫靠勒死老婆而转移矛盾。

太子也趁机与其分道扬镳，自立为帝。

一时之间，唐廷乱到了极点。

灵武一个皇帝，成都一个皇帝，大家都不知道该向谁效忠了。

这种情况下，中央对地方失去了掌控吗？

并没有。

河北义军在与中央失去联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与叛军作战。直至平定叛乱。

睢阳守将张巡在中央失去联络，且被叛军团团包围情况下，仍然坚持与叛军作战。不管叛军如何劝说，言明京城已沦陷，皇帝已逃跑，他都拒不投降。直至最后弹尽粮绝，英勇就义。

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将领，并没有因为老皇帝人心尽失，新皇帝羽翼未满，就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他们仍效忠于大唐王朝，最后助皇帝剿灭叛军。

宋朝靖康之变，河北、河东尽丧。京城禁军被金军重创。皇帝，太上皇，以及三千多王公大臣，被金军打包带走。

一时之间，宋室近支皇族几乎被团灭，仅九皇子赵构一人逃脱。

这种情况下，中央对地方失去了掌控吗？

并没有。

赵构于商丘登基后，很快又组织起朝廷，与金廷分庭抗礼。

地方官员和将领，其实分得清是非，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向哪个朝廷效忠。

反倒是在中央扈卫赵构的苗傅、刘正彦等将领搞出了兵变事件，要逼赵构下台。

最后，还是各地将领纷纷表示了勤王平乱的立场，出兵镇压，赵构才保住皇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江南有太平天国，河南有捻军起义。天津被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受到军事威胁。

这时候，最忠于皇帝的八旗军不能打。科尔沁蒙古骑兵能打，但打不过英法联军。南方的团练武装也能打，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手上无兵可用。无奈之下，皇帝只好带着老婆儿子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留下几个炮灰与英法联军谈判。

当然，皇帝逃跑，能叫逃跑吗。那叫“北狩”。

但逃跑就是逃跑，再华丽的词藻，也掩盖不了逃跑的本质。所以事后，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皇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后。皇室的威严降至了谷底。

也正是因此，皇帝一命呜呼。只留下了一个六岁大的儿子和两个寡妇苦苦支撑。

这种情况下，中央对地方失去了掌控吗？

并没有。

清政府不仅没有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反而在其后又延续了50年国祚。

单看土木堡之变，确实很惨。

大量能征善战的武将战死，二十万京军，伤亡过半，阵亡三分之一，余者溃散。就连皇帝也被俘虏。

怎一个惨字了得。

但从历史纵向上来看，也就是把土木堡之变与唐朝、宋朝、清朝遭受的外来打击，进行对比来看。

可以发现，土木堡之变，其实不算什么。

皇帝虽然被俘了，可太后、太子还在。只要明廷愿意，随时都能另立新君。

而看看北宋，那才叫惨呢。

皇帝被俘了，太后和太子也都被俘了。大家想立新君都不可能。因为朝廷也没了。朝廷和文武大臣也被一网打尽了。

赵构在商丘继位时，实际是没有法统的。他甚至就连国玺都没有。

后来是金人扶持的傀儡皇帝张邦昌主动把大宋国玺献给赵构，又把宋哲宗的老婆，也就是元祐皇后孟氏请出来垂帘听政，给赵构撑腰。赵构才树起了自己的执政法统。

土木堡之变，大量能征善战的武将和大量京军战死，确实很惨。但明朝九边军镇体系都还完好，京军也并没有全军覆没，朝内也还有于谦等能撑得住场子的帅才。

事后，京城也仍然能凑出十万兵。

这是什么？这就是镇场子的资本！

地方敢不听招呼？找死。

而看看唐朝和清朝，那才叫惨呢。

唐玄宗和咸丰帝，都是光杆司令。

助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平叛的，都是唐朝地方军队。也就是藩镇军队。

所谓平定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打藩镇。

整个过程压根就没唐朝中央军什么事。

助同治、两宫太后稳定政权的，也都是清朝地方武装。

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也压根没有清朝正规武装什么事。

但唐朝也好，清朝也罢，中央都没有失去对地方的掌控。

所以说，土木堡之变，惨归惨，但没有惨到朝廷要玩完的地步。

不至于说皇帝被俘虏，京军损失惨重，朝廷就对地方失去掌控。

明军后来能打赢京师保卫战，其实就已经证明了，明朝的政权结构非常稳定。

只要朝廷本身不滑坡，老实人总比滑头多。

只要朝廷摆明了态度，还有主心骨，地方上没人敢乱动。

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只要江山是凭本事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政权结构都比较稳固。

唐宋清是如此，明朝也是如此。

明朝开国皇帝从乞丐至天子，这就注定了明朝皇帝具有超强的合法性。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天下永远有忠臣义士愿意为皇帝和朝廷续命。

为什么明朝土木堡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中央还没有对地方失去控制？

土木堡之变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还是因为明英宗御驾亲征反被敌俘，毕竟这样窝囊的事，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也没几件了。不过，对比北宋时的"靖康之难"，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却与之大不一样。同是皇帝被掳走，北宋直接亡国，之后虽有南宋立国，但也是偏安江南，苟存半壁江山而已。而明朝，面对御驾亲征失利，皇帝被虏，北京被围的"绝境"，不仅守住了都城，还守住了江山，国家也没有因此分崩离析，实在是令人惊奇。

确实，单从基本保存住了完整国家这一层面来看，"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一系列反应堪称"完美自救"。不过，这些应对举措也是建立在与之相称的"可能"上的。换句话说，此时的明朝也确实还是有些"自救"实力的。

首先，守卫京师的军事力量仍然存在。虽然英宗出征时所率基本皆为京军，但是土木堡一战，迎战的明军大部分只是损失惨重，却也并未全军覆没。许多明史专家认为，出于维护本朝的目的，当时的史料对此次兵败的记载有所夸大，据研究，在土木堡的十万明军，可能有近一半都在那场战斗中成功突围并逃回了北京。另外，英宗所率也并非全部京军，仍有部分留守京师，专家估算，当时留守的京军大致有五万。因此，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明朝捍卫北京的军事力量应该有近十万。

其次，地方军队仍受中央调控。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明代的军事制度。明朝的兵制仿照宋制，是典型的军、权分离的制度。防止了地方将领专权、割据一方、尾大不掉，加强了中央对全国军队的控制。具体看来，明朝国家最高军事机关为五军都督府，但是其长官——都督并无调兵、发兵之权，只负责平日的训练事宜，国家的军事行动要由兵部发出，然而兵部却不直接统管军队。这样一来，国家的兵权全部都集中到了听命于皇帝的兵部。兵部在接到皇帝的调兵命令后，会对都督府进行下达任命、粮草筹措等更为具体的安排部署，之后再自都督府开始一级一级地下达命令安排。由此可见，明朝的军事决策与指挥系统主要是由兵部和都督府组合而成的。因此，虽然皇帝拥有帝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如果没有皇帝，帝国的军队仍然会有所管制。有了这样的军事制度作为保障，这对于明朝应对土木堡之变后的危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底气。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英宗被俘之后，明军的最高指挥权被牢牢掌握在了兵部和都督府手中。也正是因此，在骤失天子之后，国家才能没有陷入混乱，这也保证了地方仍在中央的管控之下。

但是制度的作用只是机械的，帝国的最高兵权不能一直空悬。群龙不能无首，没有皇帝，对于明军士气而言也十分不利。在英宗被俘之后，大臣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为稳固国本，朝廷里群臣群策，方案众多。最终，于谦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拥立了英宗之弟为新皇帝。新皇登基，国本既定，一切也渐渐步入正轨。为拱卫京师，各地勤王之师纷至沓来。

虽说之前英宗在位时期，明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较之立国时有所下降，但是从人数上看，当时的明军人数比瓦剌军还要多出数倍。据史料记载，明朝建国之初，全国共有大小卫所329个，至永乐年间又增加至493个，到了英宗时，明朝卫所情况大致如前，以明朝每卫大致5千人的情况来估算，至土木堡之变，明朝的兵力总数应超两百万。

当时拥有完善兵制和两百万兵力的大明王朝，是有能力压制叛乱、对抗瓦剌的。土木堡之败，就明朝方面而言，也算不得是元气大伤。英宗战败被俘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明军轻敌的结果。在土木堡，瓦剌军队与明军对战，占尽骑兵机动优势，这一点瓦剌首领也先也很清楚，大明军事是不容小觑的，因此他当时并没有计划与明朝进行生死决战。

经历南下围攻北京的尝试失败之后，也先更是坚定了这一点。在此之后，眼见大明迅速拥立新皇、士气大涨，势头渐盛，而瓦剌内部各部落渐渐心思不一，也先对各部的控制也越来越难，于是也先决定放回英宗，为大明制造内部矛盾，以达到压制明朝发展的目的。的确，土木堡掳走英宗并没有达到瓦剌击垮大明的目的，不仅如此，大明上下也没有因此爆发什么没有大的祸乱，这也是瓦剌选择放回英宗、制造矛盾的重要原因。

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将"中央失去地方的控制"理解为在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国内没有发生大的内乱兵祸，那似乎有些思考地过于表面了。长远来看，土木堡之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虽然当时的人们在形式上确保了王朝的基本完整，但是也为以后渐渐失去地方控制埋下隐患，甚至改变了大明王朝此后的走向。

自大明立国始，皇帝管理帝国所能依靠的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文官，二是武将，三是宦官。其中，宦官集团的势力日渐未显现，文武两方则更显强势。文臣在历代都是统治者维护统治时的重要力量，明代科举制复兴，文臣地位和势力都有所提升。至于明朝的武官集团，其中坚力量是那些曾为大明立国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勋贵将领以及后代，这部分力量凭借自身的军功和爵位，可与朝廷上的文官集团、宦官势力相互制衡。

然而，土木堡战败使得此前大明朝廷内部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仅就土木堡一战而言，当时，不但是皇帝被掳走，随英宗出征的文官也大都死于非命，大太监王振也被击杀，迎战的武将则更不用说，成国公朱勇、英国公张辅皆战死沙场，其余大小将士折损无数。只此一战之中，明朝内部的三方政治势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在此之后，文官势力骤增。突临大变，于谦成了留守京城的朝臣们的主心骨，这些饱读诗书的儒士文臣，自动肩负起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为守卫国家、保卫京师筹谋计划。最终，在经过多方权衡与较量之后，以于谦为首的文臣成功推立郕王为新皇。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大太监王振的余党全部诛杀，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掌握大明军队的指挥权，组织武将抵御瓦剌军的入侵。

之后，明朝在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以于谦为代表的文臣集团功不可没，这也使得文官在此之后地位得到大大提升。帝国内部的权利大部分被文官掌握，与之相应的，武将权力便随之下降了，"文武相制"的局面渐渐被"以文驭武"所代替，并且这种势头越演越烈。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皇帝家事，很多情况下文臣往往都有着很大话语权。

文官的职权在无形中膨胀，甚至限制了皇权。以赋税为例，文臣以"增赋害民"为由，限制朝廷向百姓征税，中央所收赋税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但是，许多文臣在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的同时，却往往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侵夺民田。许多文臣一面劝说皇帝节俭爱民，一面却与民争食争利。甚至在与皇帝意见相左时，以"死谏"的方式来威胁皇帝妥协。

皇权受限，进一步影响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中央情况相似，明朝地方政权组织也是文臣武将相结合的形式。然而，文臣的地位压过武将，这使得地方上的武将也遭遇了与高层武将相似的境遇。这也意味着，地方上的文官势力大肆扩张，鉴于在京的文臣高官都有使皇帝妥协的可能，地方上的形势可想而知。许多文臣之间，或连结师友，或联络同乡，在地方上形成一张张紧密又硕大的关系网，势力繁复。

势力愈盛的文臣也成为了明代土地兼并的重要群体，在土地兼并的社会大潮流中，失去土地的广大平民，被迫成为流民。有明一代，流民问题一直存在，甚至越来越严重，到了明代后期更是积重难返。衣食不保的流民群体越来越庞大，无疑使得大明王朝社会内部不稳定性增加。流民成寇屡见不鲜，这既造成了地方社会的混乱，给百姓带来灾难，也导致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削弱。与此同时，流民造反带来的战乱也会给地方带来一系列问题，最典型的情况就是流民为寇给百姓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得许多普通民众因受战火影响而被迫成为流民，这也成为了明代社会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

面对这样棘手的流民问题，明朝廷一直没能妥善解决，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朝中占据话语权的文臣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愿过多让利于民，因此流民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流民成灾，大大影响王朝对地方的控制，而流民之祸也最终葬送了大明王朝。也难怪崇祯皇帝临死前仍然声称：诸臣误朕，文臣皆可杀！

为什么明朝土木堡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中央还没有对地方失去控制？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率军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怂恿下御驾亲征，在土木堡遭遇埋伏，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这二十万大军是明朝政府军主力，遭遇惨败后，明军只剩下十万老弱病残守卫京师。

也先获胜后，大举南侵，包围京城，明朝统治岌岌可危。

可是在于谦的领导下，北京军民同仇敌忾，打退了也先对京城的进犯，延续了明朝200年统治。

一般来说，政府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皇帝即将对全国失去控制，一个政权将土崩瓦解。

为什么明朝能在主力失去的情况下，还保持着对全国的控制？

朱棣（明成祖）即位后，对蒙古残余武装寸步不让，采取坚决打击的战略。

从1410年到1424年的14年间，明成祖5次御驾亲征，北伐蒙古，大获全胜。

1410年(永乐八年)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将5万蒙古铁骑打得溃不成军，蒙古本部的鞑靼心惊胆战，表示不再进犯明朝，并向明朝称臣纳贡。

4年之后，(永乐十二年)，明成祖再次御驾亲征，征讨瓦剌武装，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大败瓦剌首领马哈木率领的蒙古武装，马哈木只身逃遁。

1422年(永乐二十年)三月，明成祖力排众议进行了第三次北伐，打击目标是蒙古阿鲁台所部；结果再次获胜，阿鲁台仓皇逃遁。

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七月，第四次北伐，再次亲征阿鲁台，在行进途中得知蒙古各部内讧，停止行动。

但是这次行动也让蒙古其他部落心生恐惧，也先在上庄堡向朱棣投降，俯首称臣，被封忠勇王，赐名金忠。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正月，鞑靼部入侵边关，朱棣组织进行第五次北伐，基本达到作战目的。

经过五次北伐，蒙古各部队明朝产生了忌惮心理，患上恐明症。

土木堡之变发生时，距离明成祖第5次北伐不过25年，虽然也先大军获胜，但长期形成的心理障碍还没有克服，没有足够的信心颠覆明朝政权。

明朝存续与否，一是在于明朝军队战斗力，二是在于也先的战略目标。

换言之，如果也先的战略目标向北宋末期的金国那样，是攻城略地，明朝内部就可能生乱，朝廷就会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政权就可能灭亡。

但是纵观那个时期的明朝和蒙古战争，蒙古武装发动战争的目的，仅仅是抢掠，并没有制定消灭明朝或者占领明朝疆土的战略。

土木堡之变的起因，仅仅是源于一场贸易纠纷。

也先每年都要向明朝提供贡马，明朝政府都要向其支付一笔费用；

除了按照马匹支付，还要按照前来的人数付费。

事变发生这年，太监王振发现也先部下提供的贡马以次充好，人数也虚报很多；一怒之下扣除了百分之八十的款项，引起也先方面的不满，开始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较量，大多数时间处于上风。

一是因为他们的战马品种优良，爆发力强；二是游牧民族四海为家，没有任何顾虑；三是他们长期在险恶环境中生活，狼性十足。

而农耕民族第一没有天然牧场，养出来的战马没有爆发力，也缺乏耐力；第二，农耕民族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和土地，非常恋家，患得患失；第三，皇帝为了维稳，长期进行儒家思想教育，让农耕民族变得温顺如绵羊，失去斗志。

在此情况下，如果游牧民族的战略目标是攻城略地或者是推翻中原政权，明朝的统治就会受到严重挑战，内乱就有可能发生。

但是游牧民族有时候是格局不够高，没有这样的野心；有时候是因为内部纷争，难以团结一致；总之，他们没有制定这样的战略，无论军事上如何取胜，也难以扩大战果。

换言之，也先军队即使在土木堡之变中大获全胜，即使后来兵临北京城下，他们的最高目标，也不是问鼎中原，将明朝政权取而代之。说穿了，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仅仅是像强盗那样为了绑架、勒索赎金。

事实上也先也没有想到，不经意间打败了明军主力，还俘虏了明朝皇帝，对于突如其来的胜利，瓦剌太师也先没有思想准备。

他又忧又喜，喜的是竟然俘虏了明朝皇帝，忧的是下一步战略目标是什么，非常茫然；而且这个皇帝不知道该杀还是该留。

倒是他的弟弟伯颜帖木儿提了一个建议，认为明英宗是张牌，也是个人质，留下他的性命，好向明朝索赎金。

也先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将英宗关押起来。

站在也先本人的角度讲，他也不愿意扩大战争规模。

打个比方，也先就是东汉末年的曹操，有不臣之心。

但是也先的姐夫、瓦剌领导人脱脱不花却不是汉献帝，手里还有部分实权，不甘心受其摆布。

因此也先虽然垂涎汗位，欲立自己外甥"为太子"，姐夫脱脱不花坚决不同意，两人明争暗斗，最后大打出手。

脱脱不花开始与弟阿噶多尔济结成联盟，与也先杀得不可开交。

脱脱不花死后，也先自称"天圣大可汗"，建号"添元"，但是其他各部不服，战争不断。

总而言之，瓦剌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注定不能采取积极战略，没有灭亡明朝的打算，也先当时的战略和金国入侵北宋时有所不同。

靖康之耻时，金兵虽然没有吞并北宋的野心，但有攻城略地的行为，也有扶植傀儡张邦昌取代宋廷的打算。

即便如此，南宋各地武装还是效忠朝廷的，没有出现失控局面。

而瓦剌因为内部不团结，他的战略目标就是抢掠，打一下就跑，根本没有乘胜追击、入住中原的打算。

在此情况下，各地将领更不敢轻举妄动。

北宋皇帝钦宗被俘属于突发事件，被俘之后赵氏皇族几乎被一网打尽，国家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

金军从东京北撤之前，扶植太宰张邦昌为帝，建立了伪楚政权，但张邦昌不敢称帝，请出宋哲宗废后孟氏（元祐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垂帘听政。

在孟氏的推动下，钦宗的弟弟赵构接班，出面收拾残局。

土木堡之变时的形势要比靖康之耻时好得多，明英宗御驾亲征，指定了其弟郕王朱祁钰留镇京师。

英宗八月十五日(9月1日被俘，明英宗生母孙太后和于谦反应非常迅速，在十八日(9月4日)作出决定，让郕王朱祁钰监国。

从英宗被俘到郕王朱祁钰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反应不可谓不迅速。等于说国家没有出现权力真空，政权一直在有序运作，迅速稳定了军心民心，消除了不稳定因素，即使有野心家也不敢轻举妄动。

于谦等人针对当时的严峻形势，果断将招致土木堡之变的责任人王振绳之以法，打击阉党气焰，平息了民愤。

同时于谦急调两京和河南的备操军，以及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诸府运粮的官军，来到北京勤王，使京城兵力大增，从数万增至22万多人，为度过危机，打赢北京保卫战创造了条件，也稳定了全国局势。

在此背景下，即使有分裂势力也无法抬头。

明英宗是明朝第6位皇帝，当时明朝刚刚建立90年，经过朱元璋、朱棣的努力，经济得到恢复；当时的明朝就像早晨的太阳，充满活力，蒸蒸日上。

英宗之前的几十年，明朝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外部和内部危机，党争也没有形成气候，也没有发生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路线斗争。

而英宗的爷爷和父亲（仁宗和宣宗皇帝）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非常重视国计民生。

仁宗朱高炽非常注意休养生息，主张徭役要在农闲之时；宣宗朱瞻基非常注意官员廉政教育，提出"省事不如省官"；两位皇帝还非常注意减轻百姓负担，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减免弱势群体的税负。

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官员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廉政建设初见成效，经济空前繁荣，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出现了堪与西汉文景之治媲美的“仁宣之治”。

在此情况下，明朝政府凝聚力非常大，分裂不得人心。

英宗时期的明朝，形势不但比靖康之耻时期的北宋要好，也比安史之乱时期的唐朝形势要好。

安史之乱发生时期，政治腐败。党争激烈，唐玄宗不思进取，沉迷酒色。

即便如此，唐朝统治者还没有失去合法性，权威尚在；因此安禄山发动叛乱的时候，各地将领纷纷抵抗，没有出现大规模军阀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平定后，大唐还存续了150年左右。

一个政权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往往是过了极盛期，走向衰落，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

这时候政治高度腐败、民不聊生、内忧外患；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只要一根稻草，就能压垮它。

只有在这时候，手握重兵的将领才敢拥兵自重，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发动叛乱。

而英宗时期的明朝，政治相对清明，百姓也没有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朝廷权威还在；所以即使有野心家也不敢铤而走险。

军队发生叛乱相当一部分是王爷拥兵自重，挑战中央政府权威。

朱棣自己就是王爷造反的典型，所以他非常重视削弱藩王权力，不容许靖难之役重演、

朱棣吸收了建文帝削藩的经验教训，在宗藩问题上采取了豢养藩王的政策。

宣宗时期，经过汉王朱高煦叛乱，藩王权力受到进一步削弱。

经过了到了英宗时期，藩王已经没有兵权，只有在封地的税收权，也不能参与朝政和地方事务，整天无所事事，像拔掉牙齿的老虎。

那时候的王爷只能生活在划定的范围内，只能当个文艺青年，或者吃喝玩乐。

如宁王朱权写出了作品《卓文君私奔相如》，成为剧作家；郑王朱厚烷的后代朱载堉写出《算学新说》、《乐律全书》成为音乐家和数学家。

王爷没有权力，不能兴兵作乱。那么军队将领如何，他们有条件发动叛乱吗？

明朝也是高度集权，朱元璋防范将领比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都严。

明朝军队的训练、调动、车辆、武器管理以及军官的选拔授予等则由明朝兵部管辖，而兵部则听命于皇帝。

军队调兵权归皇帝所有，没有皇帝的印信，各卫所将领不能调动一兵一卒。

发生战争时，皇帝才会把调兵的凭证如兵符等发给将领，战争结束后立即收回。

兵部与5军都督府互相制约，各都督府管理地域之间，相互掣肘。

统率军队权力与调动军队的权力相分离；而且将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调，将领和基层军官以及士兵互相不熟悉，明朝将领根本无法作乱。

明军分为京军和地方军，地方军由卫军、边兵和民兵组成，边兵主要部署在明朝北方边境九个战略要地，防备蒙古骑兵的袭扰，民兵是军籍之外的主要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无论是边兵还是民兵，战斗力非常差。

京军是明政府军的主力和精锐，洪武初期京军有48卫军，这其中有12卫军是皇帝的禁军，是国家精锐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超强，由皇帝亲信亲军指挥使司统辖，亲军指挥使司不受五军都督府的节制，而是由皇帝直接统领。

在如此严密的制度设计下，将领根本无法反叛。明朝中央权威的保持，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为什么明朝土木堡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中央还没有对地方失去控制？

土木之变，大明京军精锐损失惨重。

历史上，京军、禁军损失惨重，导致朝廷对地方失去控制的情况非常常见。

不过，对当时的大明来说，似乎这些都不是问题。

自古以来，中央军力削弱，则地方难制的情况非常常见。

周代，西六师、殷八师损失殆尽后，周天子在诸侯争霸时成了摆设。

汉末，何进的禁军被董卓吞并后，天下烽火连天不休，天子先后被董卓、李傕、曹操所挟持。

唐末，唐禁军被黄巢起义、高骈割据所摧毁后，彻底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唐天子先后被韩建、朱温所挟持。

土木之变，明京军精锐损失殆尽，连天子也被抓走了。

可是，大明朝廷却依然能够牢牢控制地方。

这是为何呢？

前面所举的失控例子，其关键在于：体系早已失灵。

周代的诸侯、汉末的郡守州牧、唐末的节度使，早已具备了割据一方的条件。

只不过，在中央尚有强大禁军的情况下，各方多保持克制而已。

而土木之变时，大明的体系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运转仍然良好。

大明军制，军队分在近500个卫所中，每个卫所只有大约5600人。

各都司、卫所，主要武官虽为世袭，但其升调、袭替、优给、功赏，皆由兵部把控。

各卫所军户的勾清（军户中哪些人当兵），也都由兵部按册勾选。

也就是说，“将无专兵，兵无私将”，这些都司、卫所的武官，只能按要求办理训练、屯田事务，并无私兵。

这些都司隶属于五军都督府，而听命于兵部。

分统都司的五军都督府，其所统都司、卫所，“内外相隔，犬牙交错”，其所统都司、兵户条块分割，相互制约。

因此，无论是都司，还是五军都督府，都不具备割据的条件。

土木之变，尽管京军损失惨重，但是“将无私兵，兵无专将”的体系仍然没有失控，地方自然也就不会有抗拒中央的能力。

土木之变，明京军确实损失惨重，但是，其“内重外轻”的格局依然非常稳当。

早在朱元璋士气，京师及周边行省、北部边地的卫所就占总数的2/3左右。

朱棣迁都北京后，“天子守国门”。北部边地的卫所也可归为京师周边，而在朱棣进一步调整后，光是驻北京的卫所就达到72个，使“内重外轻”的局面进一步加重！

土木之变，明三大营精锐损失惨重，但各卫所依然运转良好。

可以说，大明的体系仍然正常运转，“内重外轻”的局面依然稳固，大明只需要从混乱中缓过来，就依然“稳坐钓鱼台”。

换而言之，土木之变，对大明来说是一次沉重外伤，虽然失血多，但各个器官尚能正常运转。

大明只要及时停止受伤，及时止血，及时身体不能恢复到鼎盛时期，但活下来还是可以的。

土木之变，天子，及许多重臣或被俘，或阵亡，中枢系统近乎瘫痪。

中枢长期瘫痪，那么，系统失灵，天下一样会混乱。

留京的朱祁钰即皇帝位，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其他各部官员缺额也陆续任命，政府机构得以重建。

体制，绝不只是一套流程，其执行是需要人的。

土木之变，如此大败，朝廷威信受到极大伤害。

即使体制上得以运转，但人心不能得到整肃，那么，情况也是会继续危险下去的。

追究明英宗的责任是不可能的，但追究其他责任人也是可以的。

于谦等人抄斩王振全家，处死了王振党羽，平息众怒，使人心得以安定。

由此，以兵部、五都督府为核心的大明军事，得以重新运转起来。

重启体系后，在于谦的建议下，京营得以迅速重建。

首先，在于谦的建议下，石亨、杨洪、郭登等有一定威信的将领被提拔，为京营重组打下了人事班底。

接着，朝廷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入京，并召折将兵来京。

同时，朝廷又派人在京畿、山东、山西等地募兵训练。

有了人，还需要装备！

朝廷将南京库存的2/3调入北京，甚至派兵到土木堡收集明军丢弃的头盔9000余，甲5000余，火枪11000余，神铳2万余，神箭44万，火炮800门。

很快，京城就云集了22万军队，各类装备充实。

随后，北京保卫战，京营明军击败瓦剌，稳定了形势。

北京保卫战前，形势紧急，来不及系统重建。

北京保卫战后，于谦主持了整顿，使明军京营战斗力得以重振。

1、重建三大营。

三大营，是大明的野战主力。土木之变，基本被打残。

北京保卫战后，于谦根据京师军队的强弱，选出10万精兵立为三营。

2、以危为机，创立团营。

土木之变，虽主要源于指挥失误，但也暴露出三大营的战斗力大幅下降。

于谦认为，其关键在于体制的弊端。

旧有的体制下，战时统兵将领平时不负责练兵，战时临时调拨，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指挥不灵。

此外，三大营强弱混杂，不利操练，更不利作战。

而且，三大营规矩不一，每遇调遣，号令不一。

针对此，于谦做出了调整。

10万营兵，又抽调出6万精锐，分为3营团操，由石亨为总兵官，统一训练、指挥。

此后，团营兵马，又陆续扩充到10万、15万，分10营操练，每营15000人。

没有入选团营的兵士，仍归三大营本营，为”老家“。

团营，打破了卫所编制，成为精锐。

他们统一号令，训练在一起，作战也在一起，”兵将相习“，改变了旧制弱点。

从于谦开始，大明开始了军制改革，反而使正统年间开始下降的明军战斗力得到了一定改善，巩固了统治。

总的来说，作为较晚的封建王朝，大明有比较成熟的军制。

在此军制下，即便大明京军遭到一定损失，地方仍然难以对抗中央。

而于谦以其魄力，挺身而出，击退瓦剌，稳定形势。

此后，于谦又改革兵制，创立团营，加强军事训练，使京师防御力量进一步加强，巩固了明帝国的统治。

大明的军制，使大明不会因为京营一时的损失而丧失对天下的控制。

然而，如果没有于谦等人的挺身而出，及时改革，大明也很难继续统治200年。

为什么明朝土木堡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中央还没有对地方失去控制？

土木堡事变明朝失去了京军主力，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深刻改变了明朝的走向。

在此之前，大明皇帝可以依靠的力量包括：宦官集团、武将勋贵集团、文臣集团。三大营是中央主力军队，威慑四方。其中最为坚定的武将勋贵集团，是为大明打下江山的徐达、常遇春，以及明成祖手下将领朱能、张辅等名将的后代。他们因军功世袭爵位，并掌握军权，武将对文臣有很大的平衡作用。

土木堡事变，不仅明英宗被俘，大太监王振被杀，随行的文官被杀，大明的武将比如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也战死，武将勋贵一扫而空。

于谦

土木堡之变以后，在京的大臣自动以于谦为首领，以天下为己任，承担起保卫北京的责任。这些文臣不立英宗的太子，而是拥立郕王继位皇帝，而且当着郕王朱祁玉的面，将太监王振的余党打死。又指挥武将，组织兵马抵抗瓦剌也先的军队。

在于谦的带领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文臣集团也牢牢地掌握了帝国实际的权力，宦官集团自然被剥夺权力，武将地位下降，形成了以文驭武的局面，甚至皇帝的家事，也由大臣议定，比如在是否迎回明英宗，如何安置明英宗等皇家大事上，文臣都有很大决定权。

这里无意诋毁于谦的为人及其功劳，于谦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抵御外族入侵，保卫了国家的安全，是民族英雄。但这样的后果，导致皇权下降，使中央自然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大臣以不能增加民生负担为借口，不允许增加税收，导致中央没钱。文臣不仅不用交税，还通过手中的权力大肆圈占良田庄园，成为隐形的富翁，还通过培养学生，形成乡党，甚至下野了也能开办书院，讽刺影响朝政。明朝，是皇帝与文臣共天下。

明朝大臣

不仅如此，明朝的大臣还给皇帝定下很多规矩，比如皇帝不要出北京，最好不要出皇城；皇帝要爱民，要简朴节省，不能派太监开矿收税，与民争利；皇帝要尊重大臣，批准内阁的票拟等等，只有这样才是好皇帝，才是明君。如果哪位皇帝做的稍微出格，就会面临雪花般的文臣的上书，一群群人的劝谏，甚至死谏！这时候，文臣只需要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这个皇帝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文臣已经将地方牢牢控制，尤其是江浙文人控制了朝堂，更控制了江南富庶之地。只不过名义上，还有一个共同的大明。在文臣的主导下，明朝选择了保守的国策，不再寻求开疆扩土，不再增加军队开支，还限制朝贡次数和赏赐（主要是对蒙古的朝贡方式的贸易），宗旨就是减少中央支出，保护文臣在家乡的利益。在万历皇帝的早年，大臣张居正曾经独掌朝政10年，是帝国真正的决策者，名为相实为摄。

张居正

但真到了西北有旱灾，需要东南援助的时候。控制朝堂的文臣仍然拒绝加税，也没有大力赈灾，导致农民起义，流民遍地。

而皇帝只能利用文臣之间的矛盾和党争，或者冷处理，实在不行对部分大臣进行庭杖，或者依靠太监平衡文臣的势力，也曾经收回部分皇权。但有明一代，皇权最终也没有将臣权压下去，最终也是亡于文臣之间的党争。以致于崇祯皇帝临死前仍然声称：诸臣误朕，文臣皆可杀！

为什么明朝土木堡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中央还没有对地方失去控制？

对此，瓦剌也先也很绝望，从朱元璋开始，到朱棣，到朱瞻基，几十年来，明朝将领有事没事带一大票军队来草原旅游，自己只能到处跑，好不容易出现一个脑袋进水的明朝皇帝，自己把自己50万明军坑没了，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了一番，但是依然攻不下北京城，这剧本不对啊，不应该是自己重现金国攻克北宋，俘获二帝（朱祁镇和朱祁钰两兄弟）的荣光，顺利称王吗？

瓦剌也先的疑问也问出了这道问答的疑问。

明明在土木堡，明朝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为什么北京城还有那么多军队？为什么明朝没有天下大乱？为什么中央朝廷还能控制住地方？

这不科学！

而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从明朝卫所制度中寻找答案。

明朝学习和模仿唐朝府兵制度，创造出卫所制度，卫所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平时把军力分驻各地方，战时才命将出师；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军队属于国家。

卫所为明朝初期军事上的基本组织，其编制以保甲法为基础。明制保甲称为里甲，每里十甲，每甲十户，又甲首一户，每里共百十一户。卫所的编制也和保甲制差不多。

根据《明史》记载：“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此以成军。”

这里的卫指的是一兵团单位，设有指挥使（也就是一卫最高军事指挥官），管辖5个千户所，一共5600人；每千户所（1200人）管辖10个百户所（120人），每百户所管辖2个总旗；每个总旗管辖50人左右，小旗管辖10人左右；各卫又分统于都指挥司，简称都司。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都司卫所，一共有17个都司、3个行都司、1个留守司，392个内外卫，65个守卫千户所。

明成祖朱棣开疆拓土之后，增设许多新卫所，最巅峰的时候一共有16都司、5个行都司、2个留守司，493个内外卫，359个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各依其方位，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所谓五军都督府，也就是左、右、中、前、后都督府，是明朝初期最高统军机关，设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命事。

明太祖初下集庆，设置行枢密院，自己为最高主官；又设置诸翼统军帅府。把枢密院改置为大都督府，以自己兄长之子朱文正为大都督，全国卫军都属于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后来又因为军权太重，在洪武十三年在南京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在永乐十八年，又在北京重新设立五军都督府。

都指挥使司，为地方最高军事机关，统辖省内各卫所，与管民事的布政司，管刑事的按察司，并称三司。

都指挥使司设立都指挥使1人，都指挥同知2人，都指挥金事4人，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也就是说都指挥使司虽然管辖军队，却只是地方军事长官。

与五军都督府平行之机关为兵部，设有兵部尚书、左右侍郎各1人，下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

五军都督府总兵籍而不与调发，兵部得调发而不治兵。详细地说就是兵部有发号施令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率之权，而无发号施令之权。

将领属于五府，士兵统于都司，遇有征伐战争，则由兵部选好将领充当总兵官，调卫所军率领之；打完仗之后将领将所佩印还于朝廷。与唐朝的府兵制很是接近。

兵归卫所，虽然将不知兵，兵不识将，但是由于明朝初期和明朝中后期不同，开国勋贵地位最为尊崇，权力也最重，一般打仗都是武将作为统帅，文臣作为参赞，而不是相反，所以在明朝初期，将领们倒也能发挥正常水平，比如在朱棣、朱瞻基手里，明朝依然可以开疆拓土，还革除了五代以来诸侯或者藩镇专擅军权的弊病。

如果不出意外，明朝初期这种勋贵武将位高权重，文官靠边站的情况怎么也要和汉朝、唐朝一样，延续个百来年，才逐渐走向衰落，乃至于消亡。

然而明朝开国才几十年，就碰到了和宋徽宗一样不靠谱的皇帝——朱祁镇，直接把明朝开国勋贵武将集团全部葬送。

明朝初期卫所兵士的来源，大概可分四类：

一、“从征”，明太祖起兵的时候带出来的部队；

二、“归附”，明朝初器削平群雄所得到的部队及元朝降军；

三、“谪发”，因为犯罪迁隶为兵士者；

四、“垛集”，朝廷按人口一家五丁或三丁抽一的原则征的兵士。

关于从征、归附、谪发，《明史·兵志》记载：“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

从征和归附两类兵士，都是明朝建立前的老军队；谪发一项则纯粹以罪人充军，名为恩军，也被称之为长生军。

而垛集军才是卫所军最大的来源。

《明史·兵志》记载：“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

以上四种类型的兵士皆为世袭兵，子子孙孙相承；世世代代军籍，不得更易。其居住地址限于指定的卫所，非经特准，不能迁徙。直系兵士壮丁死亡或老病，则由族丁或余丁替补；比如住在卫所的军户主家死亡，必须勾取原籍族人补充进去。所有兵士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其户口称之为“军户”，隶属于都督府，与民户隶属于户部完全不同。

在明朝，军户和民户的区分特别严格。

正因为有卫所制度和这些规定，所以在土木堡事变之后，明朝军队元气大伤，但并未伤及基本。

因为所谓的京军主力大部分都是从征、归附两类兵士，谪发和垛集都比较少，谪发兵士因为是罪人的后代，所有驻守地区大部分都在边远苦寒之地；垛集兵士是征兵而来，大部分都在地方上，不在北京城内。

也就是说朱祁镇带走的50万军队绝大多数都是从征、归附两类兵士，而明朝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垛集军，他们在地方上，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创伤。

垛集军全部散落在地方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城保卫战的时候，朝廷下达勤王命令的时候，明朝各地都冒出了大量勤王部队，这些部队就是地方卫所上的卫所垛集军。

虽然到了明朝中后期，卫所制度产生了种种弊病，但是在明朝初期，这是一种很先进的制度。

凭靠着卫所制度，明廷和于谦才有与也先和瓦剌军对抗的底气，最终瓦剌军在北京城下转了一圈，实在攻不下来，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去。

而明朝也因为卫所制度，没有演变成北宋末期的动乱，实乃国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