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收回了幽云十六州，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仍未解除？

大家好，我是晨曦小荷，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明朝收回了幽云十六州，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仍未解除？

明朝收复了幽云十六州对于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减少了防御的难度，依山傍海修建长城等防御要塞，使得中原地区保持了长久的稳定和平的发展时期。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除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

最好的解除威胁，就是把统治力传递到北方游牧区，并且长久稳定地存在下去，显然明朝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明朝统治结构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农耕和游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统治的方式也就不尽相同，如果要完全消除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就要对之实施有效的统治，比照唐朝、辽朝、清朝等等的方式，实行二元统治结构。农耕的按传统的农耕方式来统治，游牧的按传统的游牧方式来统治，显然明朝统治者不具备这样的统治能力。所以即使明前期，可以打到捕鱼儿海，可以对北元持续围剿，稍后明成祖可以五出塞外征剿，但是最终都是劳民伤财，剿而不灭，因为没有有效地占领并且设置长久地有效统治机构。

只要北方的游牧生产方式不变，即使是朱元璋的子孙去草原当了可汗，不过几代以后依然会带兵侵扰中原，就像以前的游牧民族没有两样。所以深层次的原因是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假使北方本没有人，南方的人慢慢地过去一些人，然后进行游牧生产活动，慢慢地也会形成新的游牧民族，来侵扰中原。“靖难”之役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情形的变种。所以山河再险固，也没用，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而人是需要制度性的东西来管理的。

另外限于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手段，在古代一个帝国辐射的区域不会太大，一方面要做农耕民族的皇帝，一方面要做游牧民族的可汗，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能完全统治这两种区域的朝代，一般都是出自既有农耕方式，又有游牧方式的地区的政权。这样才能统合整个区域的资源，来相对和平共处。

当然这些都是古代的情形，我们当代这些因素已经完全或者基本被消除干净了，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运输、通信、生产等等方面都在弥合掉以前的这些差距，在我们的崭新制度下，整个华夏圈将更加稳固、繁荣、昌盛。

一家之言多有偏颇，欢迎朋友们交流分享。

明朝收回了幽云十六州，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仍未解除？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能说人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

明朝收回了幽云十六州，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仍未解除？

公元1368年，朱元璋誓师北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进而驱逐了蒙元，统一了全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顺带着，幽云十六州重归于中原王朝怀抱，有力的保卫了明王朝的统治。

明立朝初期，统治者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先后发动了多次消灭“北元”的军事行动，一度打的四分五裂，俯首称臣。尤其明成祖即位以后，深知“北元”有卷土重来的势头，故集中主要力量，御驾亲征于漠北，一举铲除了“残元”对于中原王朝的威胁。此后，北方游牧民族时来“越境掠民”，但对明王朝已构不成实质的威胁了。一直到“土木堡之变”发生，明朝国势呈现下降趋势，才给了北方游牧民族以喘息之机，继而不断发展起来。

因此，明朝收回燕云十六州，基本解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于中原王朝的威胁。诚然时有威胁，但那只是潜在的威胁，否则何来的“永乐盛世”局面，以及大明三百年的国祚。所以，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是解除了，只不过明朝后期又来了而已。但也不能因此就断定，明朝建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仍未解决，那就笑掉大牙，前后颠倒了。

还有一定要明白的一点，就是明朝在发展的时候，它的敌人也在壮大。而明朝的不断衰落，则反向给了游牧民族以绝佳的发展机会，譬如建州女真的崛起。说来，也是势大难制、处理不当的结果。放眼望去，明朝初期女真各部归附，委命下吏，有利于打击“残元“势力，维护边疆安全。待到了后期，由于明朝疏于管理、自顾不暇，使得建州女真滋生了脱离之意，渐渐就成了威胁，以至于入了关，更颠覆了乾坤。由此观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既有可能来自于外部，也有可能产生于内部，乃至所造成的影响更是有所不同，意义深远。

明朝收回了幽云十六州，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仍未解除？

首先，幽云十六州仅仅是指河北、京津以及山西的北部地区，与明王朝自辽东鸭绿江边起至甘肃嘉峪关止的一万余里边防线相比，其地位和重要性毕竟有限。

其次，位于幽云十六州的明军事卫所，如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等，象其他卫所一样，因为各种原因，亦是一种建立、兴盛、废弛的过程。所以，纵使有山河之险固作为天然屏障，幽云十六州也丧失了它作为军事堡垒的防御作用和实际价值。

最后，明朝要解除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光有幽云十六州也是远远不够的，另一甚至更重要的军事前沿阵地——阴山山脉地区却不在明朝的手上，结果导致败退至漠南漠北的蒙古铁骑曾由此直捣北京城下，给了明朝庭上下一次记忆深刻的“惊㤥”！

……

当然，以上所述三点仅仅是大明王朝无法彻底解除“胡骑”威胁的表面原因；而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明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个传统“家天下”封建王朝，因为封建农耕社会自身无法超越的种种局限和困境，‘国力’、‘国运’亦无可避免的从强盛走向衰弱直至灭亡。

明朝收回了幽云十六州，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仍未解除？

燕云十六州位于现在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北部地区、山西北部地区一带。燕云十六州地理条件非常优越，燕云十六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燕山山脉一带，向南面向华北平原。这一块区域正好扼守了中原的北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燕云十六州也正好扼守主长城防线的东部段。长城—阴山一线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如果中原王朝能牢牢扼守住这一条战线，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很难进入中原，中原王朝的安全就有保证。汉朝初年这条战线未完全掌握在汉朝手中，刘邦则不得不得采取和亲的政策。汉武帝夺回河南地之后，完全掌握了这一条战线，所以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则处于优势。

燕云十六州一带本来是中原王朝防卫游牧（渔猎）民族的重要屏障，但是石敬瑭为了一己私利却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辽国之后，长城—阴山一线的东段则完全丧失。燕云一带是中原的门户，燕云一失中原的门户洞开。燕云十六州不在北宋的控制之下，长城—阴山防线则残破不堪，北宋无法守住条战线，无法将游牧（渔猎）民族政权的精锐骑兵阻挡在长城以北。

宋王朝北部没有长城和重要山脉做为据点，等于把自己的大门打开，辽国的骑兵可以随时进出。宋王朝在与游牧（渔猎）民族政权对抗的时候，只能在平原进行战争。这时候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骑兵便可以在平原上发挥最大优势。北宋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武力，抵御游牧（渔猎）民族南下。两宋最终都没有完全收回燕云十六州，两宋也一直为北方游牧（渔猎）民族所困扰。

朱元璋派徐达北伐。徐达一举攻灭元朝，最终完全收回了燕云十六州。三百多年后，燕云十六州又回到汉族政权手中。明朝政府完全掌握了长城—阴山一线，建立了完整的北方防御体系。明朝建立之后，北部边疆就没有安定过。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就一直跟蒙古作战。明朝后期，北方又崛起了满清政权，明清（金）战争成为北方战事的主题。也就是说，虽然明朝完全掌握了燕云十六州，但是并没有解除游牧（渔猎）民族的威胁。

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意义在于是长城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的主要作用是防守而不是进攻。从秦始皇修筑长城开始，长城一线就是汉民族政权重要的防御工具，而非进攻利器。秦朝修筑长城防御匈奴，匈奴始终不能南下一步。汉朝再一次修筑长城，匈奴依然难以攻破长城防线，云中、右北平等地成为防御匈奴的重要堡垒。隋唐时期，依靠长城防线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些王朝都是将燕云一带当成重要防守据点，却不是当成进攻的桥头堡。

明朝建立之后，虽然一再进攻蒙古，却没有将蒙古彻底消灭。明宣宗之后，明朝基本上对蒙古采取守势。依靠长城一线抵御蒙古大军的入侵，燕云一带成为明朝阻挡蒙古的一道坚实的壁垒。满清崛起之后，明朝基本上也是依靠长城积极防守。长城防线成为满清不可逾越的防线。明朝灭亡之时，满清都没有攻破长城防线。最终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清军才得以入关。

由于燕云十六州是防御工具，中原政权能够从容的应对游牧（渔猎）民族南下。拥有燕云十六州，却无法左右长城之北的游牧（渔猎）民族的发展状况。燕云十六州的进攻意义远远小于防守意义。明朝控制燕云十六州，可以从容地防守蒙古和满清，没有解除游牧（渔猎）民族政权的威胁也非常正常。

燕云十六州基本上位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燕云十六州及以南地区属于农耕文明，燕云十六州以北属于游牧文明。中国古代汉族建立的王朝大多对游牧地区的兴趣不足。汉武帝曾经占领了大漠地区，但是最后汉匈边境还是稳定在长城一线。唐朝更是曾经将蒙古高原、东北一带纳入版图之内，但是时间较短。唐朝的北部边境，也主要是长城一线。

长城以北的降水量较少，无法发展农业，这一带的人口也较少，这些地区对于中原王朝的吸引力不足。中原王朝击败了北方的敌人之后，往往也不会占领游牧民族（渔猎）的土地。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此前的游牧（渔猎）民族的空白，由其他游牧（渔猎）民族填充。此后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渔猎）民族兴起，新崛起的游牧（渔猎）民族又成为中原王朝的威胁。

匈奴衰落之后，鲜卑填补了匈奴的空白。鲜卑迁入中原之后，柔然填补了鲜卑的空白，继续威胁北部边界。柔然之后又有突厥，突厥之后有回鹘，回鹘之后有契丹，契丹之后有女真，女真之后有蒙古，蒙古之后有满族。

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中，只有元朝和清朝真正做到了废长城而不用。这两个王朝之所以废长城而不用，主要因为本身就是游牧（渔猎）民族，长城以北本来就是自己的大本营。明朝属于非常典型的农耕王朝，自然也面临着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的问题，自然要面临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威胁。

明朝军队无法彻底消灭蒙古。明朝军队主要兵种是步兵，装备先进了的火器。但是明军的骑兵部队的战斗力却没有蒙古强。明军在中原地区，可以将蒙古军队打得丢盔弃甲。但是在蒙古高原上，明军的战斗力则大大减弱。朱元璋和明成祖时期，明军依然能够打败蒙古军队，但是却不能将蒙古军全歼。在广阔的蒙古高原上，明军始终难以找到蒙古主力，予以全歼。明军打败蒙古军之后，也无法长时间占据；退去之后，蒙古军又重新归来。

由于明军没有给蒙古军致命一击，所以蒙古始终是明朝的威胁。明朝强大的之时，蒙古尚不敢怎么样；明朝实力衰落之后，蒙古成了明朝最大的威胁。明英宗时期，也先大军一度打到了北京城下。明代宗和于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使得明朝转危为安。

面对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威胁，明朝选择天子守国门。明朝直接将首都放在燕云一带，让天子直接驻守国门，模糊了前线和后方的界限。

明朝好不容易将蒙古耗尽，蒙古终于衰落，但是东北又崛起了更加强大的满清（后金）。明朝又一次受到了游牧（渔猎）民族的威胁，明朝到灭亡也没有摆平满清。

燕云十六州固然非常重要，长城防线也非常重要。掌握燕云十六州可以有效地提高防守的效率，但是却不能阻止王朝衰败，也无法组织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发展壮大。只有王朝本身足够强大，才能真正解除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威胁。

明朝收回了幽云十六州，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仍未解除？

因为问题的本质，不是幽云十六州的得与失，而是中原和草原的博弈

五代十国和五胡乱华，可以放在一起进行类比。

晋末八王之乱，然后五胡乱华，最后北魏一统北朝。但北魏以北还有一个草原帝国柔然，跃跃欲试，也要入主中原。所以，北魏有两个主要任务，一个任务是征服南朝；而另一个任务则是看死柔然。

放大视角、拉长尺度，五代十国完全可以类比五胡乱华。唐末藩镇乱局，然后沙陀称雄，攻灭后梁后建立了第一个沙陀政权，即后唐。为什么没有其他胡人南下长城了？不是他们不想来，而是他们来不了。北部草原和青藏高原，跟中原一样，乱得翻江倒海。草原和高原统统自顾不暇，所以没功夫来中原捣乱。崛起的契丹人确实有入主中原之心，但就像拓跋鲜卑看死柔然一样，沙陀匈奴也看死了契丹。

但，沙陀人明显不如鲜卑人更有手腕。太武帝拓跋焘穷追大漠九天九夜，彻底打哭了草原霸主柔然。所以，柔然几乎就断了入主中原的念想。而沙陀人自相残杀，于是不仅没能穷追大漠、揍哭契丹，反而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后来更惨，契丹人杀进中原，结束了第二个沙陀政权，即后晋。

历史往往惊人相似，却各有各的不同。沙陀和鲜卑的不同，在于攻守易势。五胡乱华之后的拓跋鲜卑，以中原财富和草原精壮，吊打北方草原；而五代十国的沙陀军事集团，却因兄弟阋墙，反过来被北方草原吊打。

看到不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相似。这个相似就是同样的时代困局，即胡汉矛盾。以前没有民族主义的观念，华夷之辨主要集中在文明层面。所以，这个时代困局，更精确的表述应该是中原和草原的矛盾。

北魏没能解决这个时代问题，于是六镇起义把拓跋鲜卑打得灰飞烟灭。但西魏宇文泰的关中改革，却解决了这个问题。胡汉矛盾变成了胡汉融合。于是，承接西魏和北周的隋唐两代，不是王朝的概念而是帝国的辉煌。但，宇文泰的手段，还能拿过来重新用吗？历史的确相似，但一点点不同，就足以改变整个走向。五代十国与五胡乱华的不同，就在于空间变大了。五胡乱华的胡汉问题，可以局限在中原这个空间来解决。但五代十国的胡汉问题，就必须以整个中原和草原为空间平台来解决。

中原和草原的矛盾，才是问题的实质。而十六州的得失，只是问题的表象。但，这个表象却促成了某种博弈均衡。

中原和草原博弈不断。隋文帝八道反击突厥、唐太宗五道反击突厥，应该说这两次大反击，彻底改变了中原和草原的博弈局面。以前是柔然和突厥，压着中原打，直接把北齐和北周两个北方王朝当成自家干儿子。但，隋文帝和唐太宗之后，突厥人就得向隋唐帝国叫爸爸了。而隋唐也的确堪称帝国，其不仅向草原输出暴力，而且也向草原输出了秩序。这个工作在唐太宗时代最有成效，大唐穷极塞北、开疆叶尼塞河。

玄宗朝虽然是帝国的盛世巅峰，但这时候却是暴力压到一切，天可汗已经无力秩序输出了。吐蕃崛起和安史之乱，外忧变内困，大唐从帝国变成了王朝。而到了五代十国，草原和中原就已经势均力敌了。为什么不是草原碾压中原？因为中原无帝国，草原同样无帝国。传统时代就是一个帝国时代，帝国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提供秩序。所以，无强盛帝国就无宏大秩序，也就说不上谁碾压谁了。

虽然演化无定向，但好的演化，也就是发展，往往都是从高成本向低成本演进的。因为这样有好处。低成本，就有统一的市场、有和平的环境、有稳定的秩序。这是一种多赢的博弈均衡。《新唐书》有如下记载：

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

统一市场下的物质成本足够低，粮价便宜，说明大家都能吃饱饭，生存没问题。夜不闭户已经不算什么，数月不闭户才是最彪悍，治安和风化一起向好才有这样的结果。关键是“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在大唐治下，行走数千里不仅不用担心山贼劫道，而且不用带粮食，带钱就行了，跟现在一部手机走遍中国、四处扫码去旅游，何其相似。这就是统一能够带来的好处。

但，统一的前提是实力碾压之后的暴力输出和重新改造。大隋可以、大唐可以，到了五代十国，就谁也不可以。那怎么办？中原和草原的博弈，需要一种新的均衡。

承接北魏的西魏，在中原内部解决了胡汉矛盾。但，承接五代乱世的宋朝，就必须把中原和草原当成一盘棋来解决这个问题。简单说，宇文泰关中改革，改革完了、胡汉融合了，然后就可以孤独求败然后孤独天下；但宋朝不行，不仅要搞定内部、秩序中原，还得穷追塞北、秩序草原。但大宋做不到，暴力输出不够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秩序输出完全不行。唐玄宗以后的中央帝国，根本就拿不出秩序草原的解决方案。

而十六州则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契丹人拿着十六州的财富，就可以补足草原王朝的财政短板，契丹可汗或辽国皇帝有钱了，然后就能以自己的胡人精壮解决草原问题。而宋朝人虽然失去了幽云十六州，却可以完全把草原问题抛给契丹人，于是宋朝迎来了高速发展的可能。宋朝的发展速度和宽松环境，是历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即便是后来的元明清也难以超越。中原和草原的博弈需要找到一个低成本的博弈均衡点。最好的均衡点当然是统一和融合，但这条路走不通，而宋朝人和契丹人却找到了另外一个解决道路，具体就是十六州。

代元建明之后，朱元璋和朱棣对草原问题的解决，就两个方案：一个是在山西到辽东一带，拼命建军镇，把草原胡人挡在长城以北；另一个是不服就打，直接出兵横扫塞北、死命暴力输出。

明朝人虽然拿下了幽云十六州，而且定都古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即所谓天子守国门，但守国门的天子，也就无意征服草原了，否则也不会“守国门”。

已是中央帝国的大明王朝，要不要统治草原。明朝人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不要，草原就是化外之地，我不想要，也不想管。

明朝人为什么没有唐朝人的气魄？

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有传承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渊源。唐朝人指称自己，一般用唐或华。唐是国号，大唐治下，都是唐人；华是文明，符号之下，文明四方。所以，唐以前就很少用汉这个符号。根据文本统计，在指称中国人的符号中，汉的使用频率在唐和五代，只有6%；而到了宋朝，汉的使用频率则达到了53%。所以，宋朝人，几乎不用国号宋来指称自己，如果要用就是做时代区分，即强调自己是宋朝人而不是唐朝人和隋朝人。

这体现了一种观念的变化。这个观念就是宋朝人已经默认自己是一个特定族群，跟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相差不大。这个族群的特殊性就是以本朝皇帝为核心，拥有共同的祖先，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文化。

这种观念认识，限制了后世的中原王朝去拓展自己的统治区域。秦始皇和汉武帝，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打遍整个地理视界。但宋朝人不会干这种事。特别是科举产生的士大夫群体，完全认同这个观念。司马光极力贬低汉武帝，认为那是穷兵黩武。这就是士大夫精英的集体认识。而这也成了明朝人的传承，长城以南就是北方边界，在这里只能守而不能攻。

当然还有能力的因素。唐朝人不断思考和实践统治草原的方案，但玄宗以后出现了能力不足的问题。宋朝人有意识去思考但无力去实践，后来干脆也不去思考了。自此以后，中原王朝就不可能再生长出统治草原的能力。宋朝人做不到，明朝人也做不到。明朝对草原的统治，主要是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但很不成功，因为意识不够、能力不足，明朝人无力也无心。

你有你的安排，但世界另有计划。中原和草原的博弈，既是真个时代的大势。你可以不思考、也可以不去做，但闭目塞听和掩耳盗铃都不能让问题凭空消失了。所以，无秩序的草原会威胁中原，而有秩序的草原就更会威胁中原。于是，明朝终其一世，也无力解决草原问题。

最后梳理总结一下：

幽云十六州的问题本质，是中原和草原的博弈竞争。

契丹和北宋通过十六州得失，在统一以外实现了一种低成本的博弈均衡。

正是在这种低成本的均衡下，宋朝人产生了国族或族群观念，不再以帝国视角来看待世界。

世事变迁，明朝人收复了幽云十六州，却继承了宋朝人的观念，无意草原成为士大夫精英群体的集体意见。

中原人的观念变迁并不能阻止中原和草原的博弈；收复幽云十六州也不能阻止中原和草原的博弈。所以，明朝人始终无法解除来自北方草原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