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有抵抗，而到了英法联军打广州时人民却不抵抗了？

为何第一次鸦片战争人民坚决抵抗，第二次反而喜迎王师？一切都怪清朝

在我国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现象。那就是，当西方列强侵略者来袭时，大量的国人，不仅没有奋起抵抗，反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仿佛这些侵略者，是来拯救他们的。

按照社会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看，至少，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应该是越来越坚决的。可是，我们发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人民坚决抵抗英国殖民者，打出了三元里抗英战斗，可是，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东人民却没有大规模进行抵抗。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中国历史跨入19世纪时，英国已经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可是清朝却还在享受"天朝上国"的迷梦。当1840年英国从坚船利炮打过来时，几乎是一脸懵逼，这些敌人从哪里来，这些武器莫不是上古的巫术吧？

这种情况下，清朝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抵抗，就已经成了常态。虽然，抵抗的动作看起来就像傻b。

曾经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百战名将杨芳，来到广州时，听说英国大炮打得准打得远，觉得他们一定有巫术，于是在广州城内搜集了数千个马桶，组成马桶阵。战场上屎尿起飞，实在是不忍直视。

在全国各地的对英战争中，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裕谦、陈化成、海龄等将领壮烈牺牲。可是，他们给敌人造成的伤亡实在是太小了。

这就是降维打击，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文明，武器技术，以这种方式见面，自然是单方面的屠杀。

正如三体人说的"你们是虫子"。英国人也这么看。

但是，英国人还是小看了中国人。

当英国人围困了广州城，到农村去寻找食物时，遭到了三元里人民的坚决抵抗。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英国人在广东的农村，一开始打算用金银购买，后来发现，这些中国人表情呆滞、反应迟缓，直接拿枪抢岂不是更好。于是，原本的物资采购，变成了无底线的抢劫。

英国人没想到的是，在中国农村，各种秘密社团的力量，远超过朝廷的力量。

英国人抢劫到三元里时，有一个英国士兵一时兴起，强奸了村长的媳妇。这下通了马蜂窝，村长是天地会的香主，农村的大人物！当当当三个火铳放出去，"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齐相见！"十里八乡的农民赶到三元里，与英国军队迎头相撞！

好巧不巧的是，天空下起了雨，英国军队的火绳枪，全部不能发射。上万农民，在天地会组织下，围攻着数百英国军队，英国人很快就要全军覆没。

老天爷都帮着农民，但是作为父母官的县令来了，他们却是来救英国人的。

就这样，英国人被清军拯救了，前一天，他们还在炮轰广州城。

清朝地方官的想法很简单，这次救了英国人，英国人一定会感恩戴德放过广州。

事实却是，广州赎城费一分钱都没搞下来，先前答应的600万元赎城费，随着《南京条约》的执行，全部交付，分文不少！

而抗击英军的天地会和农民，遭遇了清军的残酷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这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基本逻辑。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天地会这些人，成气候的，都被太平天国招安，去南京小天堂"享受"去了。自然没有抵抗了。

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则审时度势，只打官兵，不打百姓。

老百姓认为，这是来了"仁义之师"，帮着英法军队送补给，帮着洋人打清军，也就顺理成章了。

等到中华民族真正觉醒，那要等到1931年抗战爆发了，当然另一个条件是共产党倡导全民抗战。如委座那样，在老百姓看来，不过是一个军阀取代另一个军阀而已，所以河南老百姓把国军缴械，也实属正常。

你觉得呢？

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有抵抗，而到了英法联军打广州时人民却不抵抗了？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当时的满清老百姓，还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意识。

由于满清的奴化教育，要求老百姓只需要过日子，不需要干预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由官员去管理，不需要老百姓操心。

在当时的满清，文字狱横行，妄议国事甚至会有大麻烦。

在话剧茶馆里，有个旗人心忧国家，说了一句“我看大清国要完”，就被两个特务抓到监狱里面坐了一年牢。

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愿意管，也没法管。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所以有三元里抗英，是英国兵跑到三元里这里调戏妇女，挖开乡民祖坟（棺木）寻找财物。

乡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失，忍无可忍，这才群起而斗争。

如果当时英国兵不是这么胡乱，三元里事件未必会发生。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学乖了，将作战的主要对准满清政府。

英军在出发之前，为了一改之前缺乏辎重骚扰满清老百姓的事情，准备在香港等地搞了个伪军组织 苦力团，由他们负责一切民夫的工作。

这样一来，英国人就不需要抓捕满清的乡民来做工，不会骚扰后者。

同时，英军也有劫掠行为，但就后勤补给上，一般采用花钱向中国乡民购买的方式。

因为当时英国是全世界头号强国，有的是钱，军费充足，不在乎这些伙食费。

所以，很多中国乡民将东西卖给英国人，换取现钞，都是当场结算，绝不拖欠。

这样一来，抢劫乡民财物现象也减少了。

总之，这种军事行动对乡民的骚扰大大减少，乡民也就无法起来和英国佬开战。

本来朝廷也不允许乡民随便组织起来，形成武力组织，这形同叛乱。

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活捉 大傻帽叶名琛以后，扶持两广总督柏贵建立了广州傀儡政府，由中国人去管理中国人。

柏贵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被西方殖民者操控的傀儡。为维持傀儡地位，柏贵不断说服同僚放弃抗战主张，为侵略者开脱罪责。

然而，中国人去管理中国人，横竖也比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的英国鬼子管理要好。

所以广州市面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家破人亡的局面。

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有抵抗，而到了英法联军打广州时人民却不抵抗了？

一、满清入关，他们以统治者自居，华夏主体的汉人在他们眼里就是家奴，整个中国都是他们八旗的私有财产。慈禧有句话很有名：宁与友邦不予家奴。

二、在老百姓心里，皇族的统治与列强的统治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命运只不过是从一个麻匪手里又交到一个强盗手里而已。对于遭受太多苦难的百姓来讲，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也没有资格和心情去爱。

三、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是统治者为刀具，老百姓为案板上的鱼肉。突然有一天老百姓发现来一个外来的强盗打击的居然是把他们当做鱼肉的统治者，内心自然有一种被解放的心态，对于没有文化和独立思想的他们，爱国是一个很遥远的情怀。

“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

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有抵抗，而到了英法联军打广州时人民却不抵抗了？

历史的发生，为历史发声！

对待外军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关键在于人民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

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1年，英军攻占了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这为三元里人民痛击侵略者埋下了伏笔。

三元里原本是广州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英军来到后开始抢劫周边民众物资，更有甚者强暴了村民的老婆，这下子点燃了三元里人民的怒火。三元里附近103个乡的村民及团练挥动着农具、棍棒围住了四方炮台，与英军展开你死我活的激战。

广东一带的农村宗族势力是真的团结，一个村子可能就一两个大姓宗族组成，村民们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合力痛击英军。恰逢天要下雨有些潮湿，英属印军配备的燧发枪受潮不能发射，村民占据了优势。

最后英军威胁当地政府，扬言要攻占广州进行屠城，惧怕洋人的官员只好给村民施压，此事才逐渐平息。

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因为有了上次侵略的教训，这回学乖了，他们只攻打清军，老百姓的财物不硬抢了。英法联军采取了与上次不同的方式来获取物资，他们与村民达成协议后，出钱购买东西。穷苦百姓很乐意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报酬，对待英军不再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那么痛恨，英军甚至雇佣百姓为他们操作物资。

老百姓对待英法联军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次老百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相较于清政府的腐败、压榨，老百姓更为痛恨，愚昧的底层人民没有像抗日战争时候那么痛恨侵略者，同仇敌忾。

就好比电视台记者采访老农：“你有10头牛你会捐吗？”

老农不假思索：“捐！”

记者又问：“那你有一头牛呢？”

“不捐！”老农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呢？”记者不解。

老农无奈：“因为我真的有一头牛。”

只有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会斩钉截铁地说不甚至反抗。

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有抵抗，而到了英法联军打广州时人民却不抵抗了？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坚守广州；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裕谦、陈化成、海龄在战争中壮烈捐躯；三元里人民英勇抗英等。

英法联军打广州战争中，广州人民同清军也同样进行了奋勇抵抗，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

第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时代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各级决策者错误频出，上层指挥简单低效，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导致不知己不知彼，对战局应变低效。

战争过程中，同样的决策错误在各地重复上演。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

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西方列强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

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法国政府委派葛罗为办理对华交涉的高级专使，率兵来到中国。“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委员伯驾闻讯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

咸丰六年十月，美舰两艘由珠江驶向广东，被清军误击，美国军舰紧接着攻克了5座清军的炮台。事后，叶名琛对误击事件道歉，美军退出所占炮台。尽管伯驾等美国在华官员一再要求武力侵华，建议占领台湾、舟山等处，然而美国对外用兵权归于国会，国内又南北对立，势如水火。因此，美国政府仍坚持用“和平”的方法达到修约的目的，婉拒英国结为同盟的要求，但在修约问题上却答应同英法一致行动。

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美国政府派列卫廉为驻华公使。此外，还有俄围。俄国由于侵华方式和目的与英、法、美有所不同，所以俄国的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最大。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太的四个国家——英、法、美、俄联手对付清王朝，其中英、法是主凶，美、俄是帮凶。而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国内普遍反叛的困境。

太平天国、天地会和各少数民族纷纷竖起义旗，关内十八行省中，已有十三省卷入于战争，其余直隶、山西、甘肃、陕西、四川等省，也不时爆发一些颇有规模的聚众抗官事件。这种清朝自建立以来从未遇见的混乱局面，使清王朝陷于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因此，尽管咸丰帝内心仍坚持对外强硬的主张，但在叶名琛一再奏报“胜利”之后，仍然害怕英国会再次报复，引起战争，谕令叶名琛尽早了结中英争端至于停止对外贸易，历来是清王朝“驾驭外夷”的重要手段，但此时国内战争的规模，使清政府财政空前紧张，粤海关每年数百万两的关税已成为清王朝坚持战争的重要饷源。原来一直是外国人要求恢复通商，而现在却变成了清朝皇帝要求恢复通商，并在给叶名踩的谕令中多次提出。

叶名琛早已得知额尔金来华的情报，但他认为，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不满意包令等人与中国挑鲜，因而另外派人来广东订约。七年闰五月，额尔金到达香港，想要联合法、美进行交涉，但法、美新使未到，想要进攻广州，兵力又不足。此时，印度爆发了士兵起义，使得原来想要调往中国的英军不能如期前往。额尔金见此时留在香港毫无意义，便返回印度，并将已调往香港或尚在途中的英军撤回印度，用以镇压士兵起义。

叶名琛却把额尔金的行动误认为是英国无能的表现，认为他的“以静制动”方略取得很大效果。九月，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先后抵达香港，十月，额尔金返回香港。此时，英国已基本控制了印度的局势，将兵力转移到中国。英在香港、广州一带有军舰43艘，舰上官兵5500余人，香港还有陆军4000余人。

法国在香港、澳门一带也有军舰10艘。兵力已集结完毕，四国使节在商议后，于二十七日让额尔金、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入城；第二，赔偿英国自“亚罗号”事件以来的损失，为马神甫事件向法国道歉、赔偿：第三，清朝派“平仪大臣”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这个照会限定叶名琛十日之内答应前两项，否则“令水陆军重为力攻省垣”这无疑是最后通牒。但是，叶名琛却不这么认为。

中英争端以来，他在香港等处派有大量探子收集情报，但他仍用陈旧的观念去分析情报。他所感兴趣的是，额尔金在印度兵败逃至海边，正好得到法国军舰相救，才逃过这一劫难，英国女王“国书”刚刚送到香港，令“中国事宜务使好释嫌疑”，“毋得任仗威力，侍强行事”等此类子虚乌有之事。根据他的分析，额尔金新到任，如果将以前英方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害怕国内的舆论对他不利，因而这次的照会不过是试一下而已，另外，印度士兵起义后，英军没有饷银来源，如果能像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奕山似的给予银两600万，也能解燃眉之急。

于是，叶名琛得出结论，额尔金的照会是英国在无计可施之后的“求和”行动。叶名琛还据错误的情报认为，葛罗的这次照会是英国从旁怂通的结果，不是法国自己的要求，而且在美国的大肆嘲笑后，已感到惭愧。根据以上分析，叶名琛于十月二十九日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了英、法的要求。三十日，英法联军占领广州珠江对岸的河南。

十一月初九，10天期限已经到了，英、法专使通知叶名深，他们已经把事务移交给军事当局。同一天，英法陆海军司令也照会叶名琛等大吏，限二日内，广州清军退出九十里之外。叶名琛无视这些行动，仍拒绝接受英、法要求。两日过去了，英法联军还没有行动。叶名琛以为英、法不过是情吓而已，再加上叶名琛好扶战，此时成语都是吉祥的预告，使其增强了这种认识。

广东著名行商伍崇曜，看到这种情形想要出面向英、法贿赂以求和，托人向他进言，遭到痛斥。十二日，他上了一道长达七千言的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将英方的历次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计”。

咸丰帝接到此奏折，心中悬虑已久的中英争端，竟能得到如此圆满的解决，总算放下心来。谕令中称：“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侯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他指示叶名琛，“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叶名琛上奏的次日，英法联军以战舰20余艘、地面部队5700余人向广州发起进攻。炮弹落到总督衙署，兵士们又一次一轰而逃，而叶名琛仍然独自在府内寻拾文件，声称“只有此一阵，过去便无事”。十四日，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广州城陷，叶名琛等大吏仍居城中，并不逃跑躲避。广东巡抚柏贵请行商伍崇曜等人出面与英法议和，伍崇照进见叶名踩，叶仍然坚持不许英国人人城会见。

二十日，他还再次重复过25天就没事了，各士绅说和就可以了，万万不可允许英法入城之类的昏话。二十一日，英法联军搜寻广州各衙署，捕走叶名琛，送上英舰。他仍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仪，准备与英法专使谈判，然而额尔金、葛罗根本不见他。第二年，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苏武”自居，因死异城。叶名琛的所作所为，当时人们曾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叶名琛的所作所为天津条约签订打下了基础。

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有抵抗，而到了英法联军打广州时人民却不抵抗了？

鸦片战争时期主要的抵抗是朝廷的军队，民间的抵抗比较少也比较弱。我们熟知的三元里抗英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例子，主要是因为英国军队在三元里对当地人民的暴行才导致了民间的反抗。在传统社会里，乡绅阶级包括读书人对民众的影响力非常大，而朝廷不敢去发动乡绅和读书人，通过他们去动员人民。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对满清朝廷也不完全认同，所以不会自发去组织民众反抗洋人。所以看到当时绝大多数老百姓认为洋人只是跟朝廷有些龌龊才打起来了，跟自己关系不大，所以看热闹的多。甚至在有些地方当洋人需要食品或者挑夫，老百姓反而愿意去做生意或者劳工，毕竟洋人给钱。随着西方大举进入中国殖民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方的殖民者推广西方文明，他们认为是高于中华文明的，完全不接受甚至鄙夷本土文明。这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异族入侵完全不一样，中国的道统（儒家文明）、法统（国家秩序）都发生了危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才开始觉醒。而屡次战败的大量赔款，实际上都转嫁到了人民的身上，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了屈辱和灾难，也促使人民更多更快的觉醒。抗战以后，国民政府依旧是国家和国家、军队和军队之间的战争思路，而中共动员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空前强大，锻造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民是有一个逐步觉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