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康雍乾时期的文臣对皇帝的屠杀敢怒不敢言？

在明朝时期，跟皇帝对着干在文官中间是一种风气。以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为例，杨慎为首的文官跟皇帝在朝堂上开干，嘉靖命令锦衣卫记下那些人的名字准备秋后算账，谁知这群人踊跃报名以此为荣。到后来被拖出去脱裤子廷杖，也成了荣耀的事情。这种现象到了清朝时期就绝迹了，两个朝代有什么区别？中间有经历过什么呢？

明朝时期，除了前两代皇帝，基本上都是有底线的，很少搞那种满门抄斩的大动作，即便是本人被杀头了，也不抄没家产，自己的家人仍然能过着优越的生活。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让那些文臣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他们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不跟皇帝唱对台戏书不就白读了么！

等到了崇祯年间，这种情况达到了顶峰，皇帝拿那些官员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些官员也看出来大明是没戏了，都囤积着财宝准备迎接新皇帝，争取当个开国之臣。在他们的理念里面，无论谁当皇帝，想治理国家都得用他们这些“有文化”的人，所以都信心满满。

然而1644年，进入北京的李自成告诉他们——没有这些“文化人”老子一样可以治国，这些前明官员们主要用来还是提供军饷吧。当年崇祯苦苦哀求就差给他们磕头了都筹集不出30万两军饷，闯王的效率明显高得多，制作了几千副夹棍，三个月不到搞出来6000多万两！这还只是在北京。

大明有难时一些人作壁上观，大明灭亡时更不可能有人殉国，毕竟水太凉了。1645年，顺治二年满清南下，这些人准备好了效忠新朝廷。但是，满清发布了剃发令，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让士林们接受不了了。大明亡了无所谓，但是脑门上的头发一根不能少，跟他干！就这样，被清兵和投降了清兵的汉兵杀了一茬，死了很多人。

当然还有很多识时务的人，保命为上按照要求剃发，毕竟头皮太痒了。可是等了十几年了这些人期望的“求贤令”没出现，在明朝时他们可都是名士啊，出仕那都得要进朝堂的，去当地方官那是给崇祯脸呢。结果呢，你们大清朝连个县令都不给，凭什么？我们把头发都剃光了啊！现在造反，已经没有那个胆子了，只能借题发挥。正好清廷也早就看这群酸子不顺眼，这样两方一拍即合就造就了顺治十八年的江南三大案——奏销案、哭庙案、通海案。杀死了很多举人，秀才。

这还不算完，清廷发现，这些文人整天无所事事暗讽朝政，尤其是话里话外嘲笑蛮夷，这是他们的痛点，决不能接受！就此开启了“文字狱”的行动，从顺治到乾隆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实施了180多次，杀得人无数。以“明史案”为例，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一方面消除了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通过抄没这些人的家产（穷人家谁闲的蛋疼去写书）发了大财，对满清来说一举两得。

通过这么一茬又一茬的杀头，别说抗议了，就是那些敢说真话的人都被杀绝了。所以，明朝皇帝朱厚照下一次江南就被文人指着鼻子骂成“昏君”，那个弘历6次下江南反而都是山呼万岁，无数奇珍异宝绝色美女贡献于前，真是“明君”啊。

为什么康雍乾时期的文臣对皇帝的屠杀敢怒不敢言？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康雍乾时期是高压统治，这点通过文字狱就可以看出来，文官又怎么敢说话的。

明代虽有文字狱，也不像清朝这么变态。

清代的文字狱，已经到了捕风捉影，草木皆兵的地步。

清朝乾隆时期的事情了。1751（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三，是乾隆皇帝的生日。皇帝过生日，全国都办庆典。

此时，有个无聊的山西人王肇基，自称是读书人，主动写了一份“恭颂万寿诗联”，去拍皇上的马屁。

自然，谁也不会嫌马屁多，这是无关痛痒的小事。

然而，山西汾州府同知图桑阿收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却吃了一惊。

这个对联写的虽粗俗，倒是也看不出什么。关键在于对联后面配了一段文字，写的狗屁不通，甚至语句都不通顺，词不达意。

图桑阿认为，这个王肇基既然自称读书人，为什么会写这种垃圾作品，还敢献给皇上？

这显然是反常的行为。

当时乾隆大兴文字狱，严令各地查处。如果有知情不报的官员，同罪犯一起论罪。

图桑阿不愿意担责任，就将此事汇报上去，指出语句错杂无伦，且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佯作似癫非癫之状”

山西巡抚兼管提督事务臣阿思哈，同朝廷的高官不和睦，怕被人趁机收拾，急忙命令将王肇基押解到省上来，“并将所献诗联封送查阅”，以便“亲加研审，务必追究来历，查其如何狂悖，有无党羽”。

同时，阿思哈还密令介休县的知县亲自到王肇基家中，“逐细搜查，有无收藏别样字迹及违禁器物；并查其同居有无父母伯叔兄弟妻子，及平日交结何人，祖籍直隶何县，逐一跟追悉心穷究。”

实际上，王肇基压根不是什么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了几年私塾，粗通文墨。

他本是河北人，因穷的在老家混不下去，被迫带着老娘和妻子，流浪到山西介休，靠为人记账而生。

因为当地农民都是文盲，所以尊称识字的王肇基为先生。久而久之，他自己当做自己是文化人。

由于长期贫贱生活，王肇基似乎精神上有些问题，经常会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一天，王肇基突发奇想，给乾隆皇帝写了一首祝寿的诗联，打算拍拍皇帝的马屁。

于是，王肇基就写了这个东西。由于水平实在太差，精神状态又不稳定，对联尚且算通顺，后面的祝词语无伦次，狗屁不通。

这本来是小事，由于地方官都不是读书人，大惊小怪而已。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乾隆竟然也跟着他们一起疯。

乾隆皇帝收到阿思哈的奏报后，作出批示：“王肇基案应悉心根究谕……着传谕该抚令其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

阿思哈这下就尴尬了，本来以为这事皇帝根本不会关注，只是他们上报表个忠心而已。

此时详细去审查，确实没有发现王肇基有什么造反的行为，甚至还发现此人可能脑子有病。

阿思哈不敢胡乱造谣造反，以免将来无法收场，就想大事化小：王肇基的真实目的是妄想做官，无奈“诗字内错乱无文，语多荒诞，似属病患疯癫之人”。

这事本来就这么结束，然而乾隆却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因为乾隆搞文字狱的本质，并不是杀几个敢说话的读书人，而是通过杀一儆百让其他读书人不敢说话。

于是，乾隆虽明知道这个家伙是疯癫，仍然下令：“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捏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化日光天之下？”传谕阿思哈将王肇基“立毙杖下”。

于是，王肇基就莫名其妙的，被当堂用棍子活活打死了。

大家想想，被棍子活活打死是什么概念？

还不如一刀砍死来的痛快。

更夸张的是，他的亲人还被连坐。王肇基的老娘和妻子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这才保住了性命，却仍然被流放到云南边疆。

连疯子乱说话，都被活活打死，谁还敢说什么！

为什么康雍乾时期的文臣对皇帝的屠杀敢怒不敢言？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经过了十年征战，最终结束了春秋战国的乱世，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民族——“汉族”。汉族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而且在我国历史上，大部分帝王是出生在汉族或者有汉族的血统。

但在明朝后期，明朝统治者因为破坏了女真内部的统一，所以努尔哈赤联合了蒙古的各个部落，推翻了明朝的统治，成立了清朝。

这里面就涉及到满人与汉人的相处方式，以及汉人的文化的悠久性。因为清朝是从关外入侵当政，所以满人还是害怕汉民族数千年的璀璨文化，害怕汉人最终团结起来进行反抗。

又因为当时的文臣大多数都是汉人，所以在康雍乾时期，皇帝就通过打压文人来巩固自己的皇权，进而强调自己民族的特殊性。

在康雍乾三朝时期，由于皇帝个人的敏感，大兴“文字狱”，使得很多文臣惶惶不可终日，导致残杀了无数的大臣。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皇帝没有具备包容汉人、接纳汉人的胸襟，这也间接导致皇权专制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1、实行剃发易服令

剃发易服是满族战争中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自皇太极继位后，清军每征服汉族一处的土地，就要求当地人不分老幼一律剃发。

汉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有荣誉感的，相较于“匈奴”、“蛮夷”的文化，汉人以为要优秀的多。而如今却要被满清强行剃发、易服，这对于汉人来说是侮辱。

因此，满清在强制实行剃发易服的初期，就遭到了无数的汉人抵抗，甚至还编出了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

其中，最为著名的“江阴八十一日”事件就是江阴人民为抵制剃发令，在江阴典史阎应元和陈明遇、冯厚敦等人领导下进行的反清斗争。

只可惜清军最终还是破城了，而那些反抗的汉人都被清军无情的屠杀。

2、大兴文字狱

清朝初期大兴文字狱，也是扼杀汉人思想的手段之一。如果满清在汉人的书里查找到一些关于清朝比较敏感的文字，便会遭受发配边疆、满门抄斩的处罚。

在乾隆朝时期就有这样的体现，当时因为胡中藻的诗句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因为“浊”字在国号“清”之上，乾隆就认为是胡中藻在敌对清朝，便下令将胡中藻处斩。

类似于胡中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当时的文人再也不敢进行正常的文学创作，只能日日去研究古人的文字。

以上种种，都能说明满清为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就在精神上去征服汉人。不仅强制实行剃发易服政策，还通过大兴文字狱，来对汉人民族思想进行压迫性的统治。

纵观历史，读书的文人在社会中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而康雍乾三朝时期，为了达到集中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盛行的“文字狱”终究是迫害了文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得闭关锁国错失了发展良机。

1、康熙时期

在康熙时期，康熙清楚的知道，虽然清朝统治了天下，但是在大多的汉族文人眼里，还是无法被信服。所以康熙为了得民心，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还组织编辑了一系列书籍。

本来这是一件加强满汉关系的好事，但是康熙却把文人最高的权力给剥夺了，那就是解释儒家的权利。

中国传统是皇权掌握“治统”，读书人掌握“道统”。而道统就是教化、传授、解释儒家的权力。

在康熙16年，康熙就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康熙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表明，真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文人不能有其他的想法和意见。

因此，康雍乾时期，大多数的文人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仿佛成为了“皇帝的奴才”。

2、雍正时期

再说说雍正时期，文人们真正仇恨雍正的原因是在于雍正的几项改革，虽然利于百姓和国家，但是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雍正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官绅一体当差，指的是有功名的文人官员们也要向百姓一样缴纳赋税，当差纳粮。这项改革，改变了之前国家对文臣的尊重和特权，同时也对文臣的特权了进行挑战。

那么，雍正的第二项改革是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就是说以后全都是按照土地多寡来收税，虽然对于穷人来说减轻了负担，但是要与之前的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同时进行，这让富裕的官僚阶级由此丧失了两项特权。这么一来，文人们对雍正就更加记恨了。

3、乾隆时期

至于乾隆时期，乾隆所在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其父雍正。据《清代文字狱简表》统计，乾隆在位60年，因不舍得弃权，又管4年，共计64年。

在这期间，他制造了的大、小规模的文字案共计130多起，换句话说就是平均五个月就要对文人进行一次处罚。

导致中央政府咬文嚼字、乐此不疲，地方政府为邀功请赏、扩大战果，恨不得挖地三尺。

这里面就有为了讨好乾隆，丢掉性命的例子。在乾隆四十四年，直隶的一个江湖郎中智天豹，虽然没什么水平，但是满脑子都是想着歪门邪道的发财方法，有一天自己编写了一本名叫《大清天定运数》的万年书，为了讨好乾隆，命张九霄献给皇上。

不料，乾隆看了这本书后便勃然大怒，当即就要下旨将张九霄处死。

而张九霄拼命辩解，说是智天豹呈送的。于是，智天豹很快被抓捕归案处以死刑。

综上所述，因为满清是靠弓马得的天下，所以对文人还是比较抵触的。再者就是读书的文人大都是汉人，并且这些人最后都是会步入仕途。

如果读书的文人赢得了民心，那么君王就会失去话语权甚至支配权，这自然不能被君王忍受。

再结合各个时期文臣的待遇，我们就会看到康熙时期是主张治统和道统的合一；在雍正时期则是主张宁用家奴，不用名儒；最后，在乾隆时期，他的想法又是读书之人，犹如倡优。

不管怎么说，我想他们最终的想法都是“天下之大，唯我独尊”的意思吧！

为什么康雍乾时期的文臣对皇帝的屠杀敢怒不敢言？

封建社会，皇帝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有一句话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大臣们敢怒敢言吗？ 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为什么康雍乾时期的文臣对皇帝的屠杀敢怒不敢言？

大清虽然也是以儒治国，表面上非常尊重文人士大夫，但是他毕竟是以绝对少数统治绝对多数，所以统治阶层内心始终对汉族文人不放心。

从顺治开国以来，清朝朝堂上的权力结构就维持着满汉相对平衡，也就是满汉各占一半，以彰显天下一家。

那么从人才比例的角度讲，满人是不可能达到汉人那么高比例的，但是没有关系，皇帝是满人，相对平衡其实是假象，绝对权力在皇帝手里。

而且为了制衡汉官，无论文臣武将，真正的实权其实都掌握在满人手里，汉臣主要是参谋和听用的角色。这才有了顺治原本想要偏重于任用和加大汉臣权重，最后去世时不得不出罪己诏，还一夜之间就权力重置，回到从前。

在这种权力格局和危机意识下，皇权被无限放大，权力被无限集中，儒家治国那一套君臣父子的压制理论无限提高，但是御史谏议、内阁负责制度形同虚设。

于是乎，清朝的皇帝说要杀谁，那就能够杀谁，文臣们根本就不敢反对。因为天下臣民都不过是皇家奴才而已，纵然你是一代权臣，也惹不起一个不问政事的逍遥王爷，因为皇亲犯法，自有皇帝老子交由宗人府处理，还轮不到朝廷说话。

再者，因为牵涉到族群敏感问题，一般也不敢劝诫，弄不好就落得个“朋比为奸，结党营私”的罪名，“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都不在话下，夷你九族就跟玩儿似的。

清朝的皇帝才不在乎什么擅杀谏臣，千古骂名呢。

为什么康雍乾时期的文臣对皇帝的屠杀敢怒不敢言？

康熙和乾隆都是有胸怀和远见卓识的帝王，作为国家最高权利的统治者，也对社会上的文风武气有一定的掌握。单从统治角度来看，我认为出现大批文臣的被杀一个原因是对古代文化发展的人为限制，用来维护封建文化的权威。扼杀先进的文化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打压和压迫。在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定带动着文化和各方面的发展，当先进的中国在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时必定有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文化出现，而皇帝为了延续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必定持续打压这种文化的出现。第二，清朝所兴起的文字狱很多，杀得人也很多，那么为什么不敢说呢？只因为这两个皇帝对于国家政权的掌握比较牢靠，政绩和治国上都能得到全国上下的认可，俗话说功大于过上这两位皇帝也不会因为兴起文字狱就会抹杀自己的功绩。所以这也是对封建统治制度的维护。所以两位皇帝都不约而同的既鼓励封建文化的繁荣发展，又要把发展的过程和成果都控制在自己掌握的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提现了一个优秀统治的管理能力功底深厚和政治手腕的成熟。再者，文人的被杀本身就是对一些或者是一部分人的威慑和警告，并不是单纯的对文人的警告，这其实也是在树立权威，加强统治的基本手段，所以文人在历史上的苦一直从秦朝延续到了清朝。请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