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鼠疫的危害有多大，那场灾害到底有多恐怖？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与李宇尚写过论文，指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是鼠疫。

鼠疫在古代也叫做瘟疫，是最可怕的东西。

未治疗的腺鼠疫患者，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鼠疫在1346年－1350年大规模袭击欧洲，导致欧洲人口急剧下降，死亡率高达30%。估计欧洲有约2500万人死亡，而欧、亚、非洲则共约5500万—7500万人在这场疫病中死亡。

鼠疫肆虐时期，欧洲社会几乎解体。农村的农民大量死去，导致农田无人耕种，粮食大量减产，引起了可怕的饥荒。

城市的居民因群居一团，居住环境恶劣，死亡率更高。由此，欧洲很多城市实际上瓦解，大量居民逃入荒郊野岭。

欧洲的战争也由此停止，因为士兵还没有出征，就死去了一半。

鼠疫同样也搞垮了大明。

明代万历和崇祯时期，出现过2次大规模的鼠疫。

一般认为，常年的干旱是导致鼠疫的原因。大量老鼠无法生存，被迫携带着鼠疫向四面高速扩张。

学者认为，万历和崇祯年间的鼠疫，造成华北3省高达10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

要知道，明末中国人口2亿，其中北方人口不过几千万。

鼠疫造成1000万以上死亡，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当时的资料记载：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

鼠疫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解体，造成明朝北方社会的崩溃。

《明史》记载，崇祯十四年，鼠疫传到北京大名府。那年春天开始，大名府就没下过一滴雨，地里的麦苗被蝗虫吃光，加上鼠疫大行，饿死人无数。

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心急如焚，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饿死者三成，因瘟疫而死者三成，剩下的四成只好为盗，米价疯长，一石米竟然要二十四两银子，人死后马上就成了活人的食物。

具体就北京来说，鼠疫帮助李自成拿下来北京。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崇祯十六年，上天降灾，北京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

等到第二年李自成大军杀来时，北京城军民遭遇无心抵抗。

大明官方文件写到：“北京城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

一般认为，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这种情况下，北京其实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军民们已经被鼠疫搞得惶惶不可终日，谁还有心情再去战斗？

明末大鼠疫的危害有多大，那场灾害到底有多恐怖？

明末时期发生的鼠疫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压倒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使得李自成的大军几乎是毫无阻力就攻破了北京城，随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大明亡国。

先来说说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传染性极强，而且病死率极高，对于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

明末时期的鼠疫是由于小冰河时期的到来，使得明朝连年遭遇灾害。极端的天气导致了粮食的大幅度减产，百姓为了填报肚子，搜刮了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从老鼠洞里的粮食到路边饿死的老鼠，都成为了人民口中的食物，而寄生于老鼠体内的病毒从而得到快速的传播。

崇祯年间的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从山西开始并迅速向周边城市蔓延。而到了崇祯七年至八年，当地的百姓为了躲避鼠疫都纷纷出逃，这也使得鼠疫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从山西开始，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传播到陕西、河北然后天津，京师。

而且鼠疫病毒发病极快，曾有朝染夕死者，而且日不下百人。

《明通鉴》：“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死亡枕籍，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北京每天死亡上万人，以至于城门口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小贩几乎尽死，而且连士兵都有大批的死去。

而此时的李自成虽然声势浩大，号称拥兵百万，但大多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李自成在碰到官军之时，多次被打败，以至于李自成多次向朝廷请封异姓王，连发三道檄文，企图“还陕图后举”。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李自成并没有覆灭明王朝的决心。

但是由于朝廷刚烈，崇祯刚烈都拒绝了李自成，李自成所幸举兵北上京师，如果此时京城有兵丁还好，但是由于鼠疫霍乱以至于凑不出一支香烟的兵丁，所以京城几乎是不攻自破。

明朝的灭亡肯定不是由某一个原因造成的，而鼠疫仅仅是压倒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明末大鼠疫的危害有多大，那场灾害到底有多恐怖？

崇祯十六年七月，通州一带突然出现一种“疙瘩病”，迅速传染，有的家庭全家无一幸免，以至于无人收尸。这种烈性传染病之所以叫“疙瘩病”，是因为患者身上会长出疙瘩一样的肿块，而这正是鼠疫患者典型的淋巴肿大症状。感染肺鼠疫的患者基本朝染夕亡，有的地方由于瘟疫太过恐怖，民间连凭吊死者的基本礼节都废除了。

这段文字我们得以一窥鼠疫危害和恐怖的缩影。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说：

某个地区之所以会有瘟疫肆虐，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之前的环境稳态被破坏了，病原体与人畜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瘟疫就会爆发，感染并且杀死大量的宿主，直到环境形成新的稳态为止。

在各种文献的记载中，古代人们总是把烈性传染病笼统地称为“疫”，而明朝末年肆虐各地的“疫”应该不是特指某一种传染病，而是多种传染病的统称。从各种细节来推断，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很可能是鼠疫。

1.鼠疫传播的原理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主要存在于自然界一些啮齿类动物的身体中，这些小动物身上往往会有诸如跳蚤一类的寄生虫。跳蚤吸食了患病宿主的血后，鼠疫杆菌会在跳蚤的前胃棘增生，造成前胃阻塞，这一效应被称为菌栓。有菌栓的跳蚤由于前胃被堵住了，吸食的血液便很难进入胃里被消化，这让跳蚤始终处于饥饿之中，于是更加疯狂地吸血。当这些跳蚤吸食家鼠或者人类的血液时，血液会在跳蚤体内与鼠疫杆菌混合，之后再回到宿主血管里，造成新的宿主感染，这就是鼠疫传播的基本原理。

通常来说，各类啮齿动物和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往往距人类生活区域较远，如中国北方一些荒漠草原地带，在这些地方，鼠疫杆菌会局限在特定范围内传播，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然而，随着农耕区人口压力的增大，粮食越来越匮乏，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农业人口迫于匮乏的压力而被挤压到新的环境里开荒，这种行为便无意中打破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平衡。

2.鼠疫扩散途径

鼠疫向人类社会扩散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关于家鼠的，家鼠和开荒的人类一起迁移到新地之后，会和当地啮齿类动物接触，这些家鼠也就会因此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家鼠和人类的关系一向密切，当它们回到自己的住所时，带回的跳蚤便可能叮咬人类，人类聚居区内的广泛传播也就开始了。

联系明朝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得自由流动，“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了，有不可得”。但是这些周密的牢笼在明末大灾难下被瞬间冲破，原本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的百姓，对局部地区的微生物环境已经产生了适应性，在旱灾和蝗灾接连洗礼下逃到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会搅动各地微生物环境的平衡，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扩散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第二种传播途径是关于人类自身行为的，在一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会有一些啮齿类动物在巢穴里贮藏一些诸如谷物和草籽之类的食物，如果当地发生了饥荒的话，粮食的匮乏会把一些灾民逼入绝境，他们就会去挖掘啮齿类动物的贮粮以填饱肚子，在挖掘巢穴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

整个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全境内共计发生各类天灾1 011次，平均每年发生3.7次，尤其是明朝后期，天灾之密集、惨烈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大明万千黎民连一年安度都成了奢望。

从万历末年开始，山东、陕西、河南等地连年大旱，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深陷饥荒的人们不得不拓宽自己的食谱以求活命，将一些平时不会食用的东西变成食物，比如一些啮齿类动物，其中染了病的动物更容易被捕捉和捡食。原本已经因为饥饿而免疫力低下的人再接触这些病菌的载体，便很容易被感染。加上蝗灾不断，“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许多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地步，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山东“子女贩若牛羊，死者枕藉于野”，又如崇祯二年（1629年）陕西延安府草木焦枯，人人以蓬草、树皮、石头为食，更有甚者抓小孩、单行的人烹煮而食，而由于人肉燥热，这些食人者过几日也相继死去，县城外数个死人大坑都无法容纳数不胜数的尸体。

此外，四处征战的军队进入疫区，那横扫全国多个省份的鼠疫疫情就会随之而起，明朝末年大规模农民起义以及清军入侵，彻底击垮了本就腐朽不堪的农业帝国，造成了鼠疫大规模爆发。据推测，明清更迭之际，华北三省死于鼠疫的人数不低于500万人，明末全国1亿人口到了顺治八年，只剩下6000万左右，消失了40%之多。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总督骆养性奏称，八月天津遭遇一场严重的疫情，大多数患者感染后迅速死亡，致死率很高，传染性极强（这就是鼠疫的典型特征）每天病死的有数百人之多，被传染病灭门的家庭多到“排门逐户”的地步，天津全城“棺蒿充途，哀号满路”，街上摆满了棺材和裹尸的席子，路上全是失去亲人者的哀号。而这场恐怖的传染病是由李自成的军队带来的。

据《怀来县志》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

疫情于北京、河北一带四处蔓延之际，李自成的军队一头扎进疫区，四处抢掠，不仅给病原体带去了无数的宿主，不断行进的军队更是将疫情扩散到四方，造成巨量的人口蒸发。

3.鼠疫与眀亡清兴

“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鼠疫给明朝末年的百姓带来的危害是深重如地狱的，而对国家的打击也是一样，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至北京，仅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短短四个月，京城死亡人数竟高达五分之一，鼠疫不分对象，无论平民、商人，亦或是帝国的京军，亦遭此浩劫，“大疫军死者众”，守城的五万明军“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在鼠疫肆虐京城三年后，闯贼陷京师。而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由大量流民构成的闯军同样深受鼠疫困扰，而由于鼠疫传播的媒介—跳蚤讨厌马匹的气味，以骑兵为主的清军幸运地免疫，顺手击溃了羸弱的李自成和腐朽的南明政府，最终夺得天下。

明末大鼠疫的危害有多大，那场灾害到底有多恐怖？

明朝末年 ，全国人口大概有一亿，经过这场大鼠疫，死亡人口高达四、五千万。因鼠疫导致村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粮食收成更低；官兵因鼠疫影响，身体虚弱，不敌李自成的五十万起义军，不敌十万满清披甲兵。有专家称，鼠疫是造成明朝直接灭亡的原因。

明末大鼠疫，史上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它是指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大鼠疫发生的原因

一、自明朝第二位皇帝朱棣起，明朝经常远征蒙古，长年的边境战争，使很多汉人不堪战乱，直接逃到蒙古草原生活。这些人在蒙古草原将牧场开垦成农田，破坏了牧场的生态环境，生活在草原的老鼠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人与老鼠接触的机率大幅度增加。

二、明朝末年旱灾连连。在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期间，已发生三次大瘟疫，到了崇祯登基不久，又遭遇四年大旱。旱灾导致粮食奇缺，难民四逃，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大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

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四处逃荒，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区，华北地区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

三、寒不择衣，饥不择食，难民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边的老鼠，老鼠身上的病毒直接传到人的身上，于是横扫明朝天下的鼠疫大爆发终于开始了。

大鼠疫爆发的过程。

史料记载，崇祯十四年开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

大鼠疫发生时，患者会出现肢体疲软，头昏目眩，呕吐时，会有如西瓜肉汁的东西出来。而且，一般是一人感染，波及全家。甚至，人死了之后，亲戚朋友不敢去吊唁。

大鼠疫爆发期间，明朝都城北京出现了每天卖出上万棺材的惨状。大鼠疫最恐怖之处还在于，人一旦患病，来不及诊治便死去。据统计，当时北京人口是八十到一百万之间，而因鼠疫死去的人口达二十万。

大鼠疫对明朝的军队的打击也是致命，它使军队失去野战能力。据统计，北京的15.4万个城墙垛口，仅能由5万名羸弱士兵据守，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衣装狼狈，如同乞丐。

大鼠疫的治疗方法

鼠疫所到之处，如死神来临。在北京城的一名福建人，发现了一种刺血法能够治疗鼠疫。所谓的刺血法，其实就是放血疗法，它是针刺方法的一种，它通过刺破人体特定部位的浅表血管，放出适量的血液，达到治疗的目的。

其实这种放血治疗法，很巧合的在当时的欧洲也盛行，但它的办法与中国的不同。当时找这位福建人治疗的人数，史料记载每天达上万人，可惜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这位福建人也被李自成的士兵杀死了。

大鼠疫的恐怖后果

大鼠疫、旱灾、蝗灾，导致明朝军队战斗力减弱，清兵南下，顺治皇帝称帝，历史上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也许是明朝气数已尽，满清政权建立后的第一年，大鼠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明末大鼠疫发生期间，导致华北与江南人口都锐减，土地荒芜，流民增加，导致生产力下降和社会的极不稳定型。当时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死亡人数达四五千万，这是个很恐怖的数字。

有人认为明朝的灭亡是李自成的起义，满清趁机打劫，但更多的人认为是这场鼠疫架空了明朝上下。有时历史就是这么充满诡异，我们能理性分析明朝的灭亡是“腐败”“宦官”，但谁能忽视这场“天意”鼠疫呢？

明末大鼠疫的危害有多大，那场灾害到底有多恐怖？

明朝末年是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生存环境最恶劣的时期。1580-1644年间，这一时期的气候不仅极为异常，而且还伴随着极寒、大旱、蝗灾等自然灾害，这些灾害轮番肆虐，造成粮食大规模减产，导致大多数老百姓因为没有吃的而饿死。

与天灾随之而行的是各种疾病和疫情的爆发，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令人们闻之色变的熟悉。据历史记载，明朝灭亡的前几年是鼠疫的集中爆发期，包括当时的首都北京城内外，遭遇了严重鼠疫，造成了大量百姓以及士兵死亡，以至于当时农民起义遍地的时候，朝廷无士兵可调、无民众可动员。

在天灾和疫情面前，明朝政府缺乏有效的应对经验，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百姓大量死亡，导致明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最终完全失控。

在人祸和天灾的共同作用下，这个庞大的帝国最终崩溃了，灭亡已成必然。

明朝鼠疫的起源

明朝万历、崇祯年间，鼠疫就已经在北方地区大规模流行了，而根据史料记载，万历和崇祯年间的几次大瘟疫都是从山西传来的。

万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役，十有一二甚至闔门不起者。”瘟疫先是在大同爆发，然后迅速传播，从山西到河北再到北京，疫情大规模爆发，造成了北京地区大量人口死亡，在疫情爆发地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左右。

“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

崇祯六年起，鼠疫再次来袭，席卷了整个华北地区。这一次的爆发地点是山西兴县，据记载：“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曰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早晨发病，晚上直接死亡，一夜之内，城都成了空的了，足以可见当时瘟疫的可怕。

当时的北京城情况更为可怕，疫情席卷了北京城区以及郊外，崇祯十六年夏秋之季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约为40%甚至更多。除此之外，北京城外的疫情也很严重，当时因鼠疫而死的人太多，导致很多人死了之后竟无人收尸。

在鼠疫的肆虐下，北京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鬼城”，“死亡枕籍，十室九空，甚至户丁人绝，无人收敛者。”

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是北京地区疫情爆发的高峰期。四月份，北京每天因瘟疫而死者达上万之多，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街上的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人最多，街上人人自危，连平时玩耍的孩童都见不到了。

当时在北京的军队有十来万之多，因为这场瘟疫，少了一半。当李自成的大军攻来时，北京城墙上防守的士兵，连一万人都凑不齐。据事后统计，这场鼠疫至少夺走了20万北京人的性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自成铁蹄出现在了北京城门下，与他想象中的不同，曾经繁华富庶的北京城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因为疫情导致无人守城，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他的军队便轻而易举地便进入了北京城，明朝宣告灭亡。

疫情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疫情的大规模爆发，使得人心惶惶，不仅百姓大量逃亡，明朝的政府机构也缺人办公，处于半瘫痪或者瘫痪状态，不少有钱有势的官员、贵族，都不能逃脱因身染瘟疫而死亡的厄运，。这一系列因素，使得本来就不安稳的社会更加动荡，明朝的灭亡已经成了必然。

更为严重的是，疫情使得明朝士兵的身体健康受损，无充足体力和精神状态迎敌，疫情严重的地区，士兵大量死亡，战斗力量减员严重，在农民起义遍地的明末，士兵的大量死亡就意味着国家防御力量的减弱。

鼠疫的侵扰，使得人无固志，不仅影响了当地社会的稳定，还对当地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百姓因为没钱吃饭，饥寒交迫，就会产生大量流民，导致社会治安不稳。而这些流民，正是明朝农民起义的主干力量，明朝的掘墓者。

与此同时，疫情常使得当地政府难以实施有力的政府救济，容易引发民众对当地政治的冲击。如果政府在此过程应对不力的话，就很容易酿成大规模的民变。而明朝的灭亡正是一点一滴的民变积累起来的。

结语

明朝是一个很不幸的王朝，不仅遇上了百年难遇的“小冰河时期”，更是遭遇到了各种自然灾害。尤其是鼠疫的爆发，可以说是成为了压垮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鼠疫导致社会动荡，士兵大量减员，而且还在无意间成就了李自成，使得李自成大军能够轻而易举攻入北京城，最终覆灭了明朝。

明末大鼠疫的危害有多大，那场灾害到底有多恐怖？

在古代，鼠疫就是灭顶之灾。可怕之处就在于鼠疫传染性强，几乎逢染必死。简直就是死神来了。

明朝末年山海关以内各省全部人口大约是1亿人口，而在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就北京来说，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生命，20万人命赴黄泉。后来农民军来了，如入无人之境。

有一种说法，就是明朝不是亡于农民军，而是亡于鼠疫；农民军不是亡于清军，而是亡于鼠疫。

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遭到了鼠疫的侵袭，明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而进京40天后，李自成的百万大军战斗锐减。遇到清军，不堪一击。有关文献记载崇祯 116年秋，鼠疫已出现在北京一带，只因冬天气温低，鼠疫传播缓慢。李自成军于次年农历三月进抵北京 （公历为 4 月），3月间春暖花开，大规模的鼠疫爆发，崇祯的御林军短时间内就失去了战斗力。李自成因此未遇大战就占领了北京。李自成大军进京后也感染了“鼠疫”，战斗力大减 。李自成的败兵同时成了鼠疫的传播者（明朝文献记“贼过处皆大疫载”），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战斗力，兵力再多也始终无法抵挡清军的虎狼之师。

那么，清军为什么没有感染呢？欧洲人在研究14世纪的欧洲鼠疫时，从壁画及文字中发现，在鼠疫大流行中只有骑兵幸免于难。于是得出结论：鼠疫经跳蚤传播，跳蚤讨厌马匹的气味，所以骑兵没有被鼠疫传染！众所周知，清兵主要由骑兵组成，骑兵因长期与马匹接触，身上带有马匹的气味，跳蚤不会去光顾这些骑兵，所以清兵是不会传染上鼠疫的。

在欧洲中世纪，也有过鼠疫。欧洲和中东的人口锐减，意味着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死亡。近代还有一场东北鼠疫，更多内容请看我写过的文章：《灭顶之灾|晚清鼠疫:一只病旱獭,险些拉着东北陪葬》

20世纪初，时尚界流行穿皮草。旱獭皮经过处理可以媲美貂皮，肉又可以食用。捕到旱獭也不难。世界市场太需要旱獭皮了，从1907年到1910年，旱獭皮的价格飙升3倍，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从70万张增长到250万张。俄国人见有利可图，即私募华工，四处猎獭。

关于东北鼠疫的第一个记录是这样的：一个来自山东的王姓劳工，打死了一只生病旱獭，就地剥皮而食，回到客栈后感觉头昏、咯血，不久即死去。当然，也有人说，劳工并没有吃掉旱獭，只是误捕到生病旱獭。

灭顶之灾|晚清鼠疫:一只病旱獭,险些拉着东北陪葬

不难想象，大批量的需求使得更多的人因为利益的驱使投入到猎獭工作。而这些捕猎者可能是外地来的农民，没有什么捕猎经验。一只病病殃殃、东倒西歪的旱獭当然比一只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旱獭更加容易捕捉。捕猎健康的“须费经营，器具须精，枪法须准”。而猎取病獭，“或用棍打，或用犬捕，垂手可获”。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小利之中存在大患。一旦与步行蹒跚、腋窝肿胀的旱獭接触，便会立即感染。如不接受及时治疗，不但一人死亡，还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形成不可收拾之势。

灭顶之灾|晚清鼠疫:一只病旱獭,险些拉着东北陪葬

生病的旱獭得的是鼠疫。鼠疫是一种多严重的病呢？从1347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黑死病，就是鼠疫。东北三省的鼠疫最初发生在黑龙江满洲里，要是在更早的时候，荒凉的山谷和漫长的道路是有效的屏障，可以阻止疫病的快速传播。然而，在1910年，随着铁路的修建，人们跨过难以逾越的荒野已经不是按照天，而是按照小时来计算了。

灭顶之灾|晚清鼠疫:一只病旱獭,险些拉着东北陪葬

《盛京时报》写道：“其流行蔓延之速，于文明世界为五百年中所未见。”仅仅七旬之久，鼠疫已经流毒于整个东三省，1910年11月8日，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地区）发现鼠疫感染者。到了12月28日，当地因鼠疫死亡的人数高达185人。12月2日，长春首次出现感染者，很快波及奉天（今沈阳），继而传播到大连，“东三省府厅州县地方蔓延所及者六十六处”，“计奉天二十八处，吉林二十三处，黑龙江十五处”。另外还波及邻近东北的山东、直隶等省区。鼠疫在短短两个月内即遍及白山黑水，进而“挥师入关”。

鼠疫有多严重呢？整个鼠疫流行期间，傅家甸有5693人死亡，这个数字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假如每家有三口人，其中就有一个死掉。整个东三省，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全都人心惶惶。许多地方棺木销售一空，人死了都没有棺材可进，只能草草埋葬。1911年1月21日的《北华捷报》称：“中国北方感受到极大的惊恐，政治和商业几乎被完全忽略了。”在北京，“朝廷上下，朝夕戒备，如临大敌。”就连深居内宫的隆裕太后也下令宫禁。整个京城人心惶惶，就连外国人也不例外，“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以限制华人入内。”1911年，“德国皇太子，本定来华访皇室，以闹疫中止。”

灭顶之灾|晚清鼠疫:一只病旱獭,险些拉着东北陪葬

感染鼠疫的患者无一康复，“生死的状况无与伦比的惨烈”。“患者从被感染到死亡，期间是2小时到2天；而受感染的病人外表看起来十分健康，喜欢到街上游荡并宣称自己无病”，而抬到医院几小时后就死亡。传统的捕鼠、发放中药等防治措施几乎根本来不及发挥效力。一个男人从沈阳回到村里，生病而亡。家人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按照传统习俗进行埋葬。过了几天，全家7口人全部死去，仅仅剩下一名婴儿在刚刚死去的母亲身旁嚎啕大哭。邻居们帮忙埋葬了尸体，然后动手拿走了屋里的东西，衣服、被褥，甚至病人曾经坐过的垫子。随后几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感染上鼠疫，除了一名70多岁的老年妇女和3名婴儿，全村150人相继死去……

为了防止更多的人感染，最好的办法就是隔离。此时，不得不限制铁路运输了。民间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迅猛发展的疫情，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行为。

疫病本身就已令人头疼，日俄却趁机火上浇油。自鼠疫开始流行以后，日俄在各自控制区积极防疫的同时，不断指责中国政府的无能。俄国当局不但以哈尔滨的主人自居，对中国人进出严格限制；而且威胁中国政府，如果疫情继续发展，“将用军队保卫哈尔滨”。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向德国外交代表主张，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

日本人虽然没有俄国人表现得那么露骨，但是他们借口保护侨民，在沈阳设立防疫总局，在长春、铁岭、辽阳、安东、大连等地设立分局，处处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以至于连美国公使都认为他们纯属“招摇过市”。日本人所办的刊物公开宣称：“中国忽视消灭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应该被解除他对满洲的责任”。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人尽皆知，以至于有人议论，是日本人在井水里下毒，传播鼠疫。清洁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连工钱都涨了4倍。

灭顶之灾|晚清鼠疫:一只病旱獭,险些拉着东北陪葬

在重重压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邮传部联合办公，商议防疫办法。摄政王、军机处多次下令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等切实办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中央政府还于1910年12月25日，在内廷召开特别的防疫会议，由守卫大臣、内务府、民政部、邮传部、法部、陆军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参加研究防疫对策。各级防疫机构开始设立。

中西医联合起来，各尽所能。“中医用针炙，服牛黄、犀角凉血败毒等药，西医用泻盐加非精班松咽松打、鸦片酒、安的排林、金鸡纳霜、白兰地酒、毛地黄酒、马前委精酒、信石水等药。”在沈阳的传教士医生杰克逊奋不顾身地投入抗击鼠疫的战斗中，还没来得及开始他长期的救人和传教事业，以身殉职。他的同行克里斯蒂在写给国内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在通过死亡的阴暗峡谷，就我们所能看到的事实而论，这条峡谷是漫长的。在我们取得彻底的胜利之前，可能还有很多日子。……他正准备为他的终身事业奋斗11年，然而他在这里的工作时间只有两个月。人们可能会想，在工作开始之前，他就被带走了。但说他的终身事业都浓缩进最后的十天，他的死是他的事业中最伟大的部分，应该更为正确。”

灭顶之灾|晚清鼠疫:一只病旱獭,险些拉着东北陪葬

灭顶之灾|晚清鼠疫:一只病旱獭,险些拉着东北陪葬

杜德格尔·克里斯蒂记下总督锡良在英国领事馆为杰克逊举办葬礼之时的演讲——

“我们辜负了皇帝对我们的信任，倍觉惭愧：我们已经让可怕的瘟疫蹂躏了神圣的首都盛京。在灾难袭来的时候，大英帝国的国王陛下对每个国家都表现出同情，他的臣民，杰克逊医生，被他君主的精神所感动，以一种救世主的襟怀，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世界，在我们国家需要而请求帮助的时候，他，豪爽地答应了。

当我们在瘟疫肆虐的地方战斗的时候，他毅然前来帮助；在垂死者的呻吟声中，他挣扎着照顾那些罹难者。因劳累疲倦，瘟疫抓住了他，使其过早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任何办法都不能掩饰我们的忧伤，任何语言都没法表达我们的悲痛。

啊！杰克逊医生的在天之灵，我们代表满洲2000万人民恳求您代为求情，请上天结束这场瘟疫吧，那样我们就可以重新享受天伦之乐，高枕无忧。在活着的时候，您是个勇敢的人，现在，您是一位尊贵的神灵。高贵的神灵，您为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一直在帮助我们，那么就请永远保佑我们吧！”

救人，就是和时间赛跑。医生和警察一起参与到隔离工作中，甚至戴着罩上脸的头盔，包起头的帽子，戴着手套，仔细地进行检查和消毒。新年过去了，雪积得很深。大雪给出行带来了困难，阻止了人们走亲访友，反而有利于阻止疫病的传播。“当鼠疫仍在肆虐的时候，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重大行动。1911年4月，他们邀请各主要国家的医学专家在沈阳召开次会议，讨论预防此种传染病应该选择什么方法，以及如果鼠疫卷土重来，又应该采用何种便捷的手段来检测。先后有10个国家，33名代表应邀前来，其中绝大多数是俄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他们中间有数位知名人士，如加莱奥蒂教授（意大利）、札巴罗蒂尼教授（俄国）和北里柴三郎教授（日本）等。”

“在抗击鼠疫的斗争中，各个城市张贴的布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布告用最简单的日常用语解释了鼠疫的危险，鼠疫的传播，以及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此外，一种称为“鼠疫公告”的小型报纸每天发布官方消息，讲述鼠疫传播的案例，也起到了很好的知识普及作用。

在经历漫长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之后，鼠疫终于结束了。参与抗击鼠疫的传教士医生克里斯蒂苍老了许多，这是他生命中最为黑暗的日子。而事实上，自从在沈阳街道上出现第一个病人起，鼠疫仅仅持续了不到4个月时间。这次鼠疫的控制中，政府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各级专门化机构的设立、以警察为督导的防疫举措，都是以往政府所未曾见采用。清末新政开始创立了现代卫生警察制度，但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均比较不完善，而此次东北瘟疫使得这种卫生行政得以确立。现代防疫将社会个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当然，人们对西方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的接受也因此更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