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左宗棠，张之洞，谥号都是文襄？

曾国藩是清朝的文正公，李鸿章是慈禧的文忠公，张之洞是关系户们的文襄公，而左宗棠才是中华民族的文襄公。

清承明制，所以也喜欢在大臣去世后，给群臣搞一个谥号。因此基本上也是按照明朝的规格来搞的。

大臣里，文正这个谥号是最高级别，退而求其次就是文忠，再次便是文襄。这三种谥号一般都是大臣们特别想要得到的。

历史上著名的文正公有范文正公范仲淹，还有曾文正公曾国藩。可见想要得到文正这个谥号，一般人做不到。那么文忠和文襄呢？

文襄这个谥号，一般都授予担任过翰林学士的人，而且这个人还必须要立下过军功，也就是出将入相这个级别的人。

很多人不服气，认为左宗棠配不上一个文字，因为左宗棠这辈子没有考上过进士，一直都是举人身份。

即使后来慈禧赐了他一个进士出身，其实也只是荣誉称号。那些考上进士的人，一辈子都瞧不起左宗棠，因此当然更反对给左宗棠文襄的谥号。

可是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军、西北叛乱、收复新疆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这样的人怎能不给一个好的谥号呢？

因此给左宗棠文襄这个谥号，那是慈禧太后拍板的，谁也改变不了。有了慈禧的认可，那些没什么功劳的进士们，也只能闭嘴了。

毕竟左宗棠的文采也很高，虽然没考上进士，但是比那些进士的脑子要好用很多。而且人家的军功摆在这里，就算是文正公曾国藩也不得不叹服。

对我们后人来说，左宗棠那就更值得纪念了，因为他收复了新疆，保证了我们大中华的领土完整，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张之洞也是洋务运动中的名臣，而且他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而且是探花出身，进入了翰林院，符合了文襄这个谥号的文字，那么他后来的经历符合襄字吗？

很不好意思，张之洞能够拿得出手的军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他曾经平定了湖北天门、荆州的义和团运动，剿灭了自立军。可惜这些军功跟左宗棠比起来，基本可以忽略。

当然了，张之洞有张之洞的长处，他是个非常喜欢建学校和工厂的人。先后搞了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等等。

除了学堂他还搞工厂，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我们常常在电视里看到有人用汉阳造这种枪，其实就是张之洞的工厂里造出来的。

既然没有过于突出的军功，张之洞为啥还能得到文襄这个谥号呢？很简单，明面上不行，那就走后门呗！

要知道当时慈禧太后已经不在了，清王朝当家做主的是摄政王载沣。这哥们能力不行，所以必须要依靠身边的大臣们扶持。

当时主政的大臣，以孙家鼐为首，此外还有那桐、鹿传霖等人辅佐。其中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现在我们就能搞明白，为啥张之洞能搞来一个文襄的谥号了。

虽然武功上没有出色表现，可是文化水平比较高，而且也有一定功劳，再加上姐夫神助攻，张之洞得到文襄这个谥号，一点问题都没有。

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赏太子太傅。历蒙赐“寿”，颁赏御书及诸珍品，赐紫缰，紫禁城内坐二人暖轮，恩遇优渥。宣统元年，再疏乞病，温诏慰留。寻卒，年八十有二，赠太傅，谥文正。---《清史稿》

而且当时的老大孙家鼐也得到了文正的谥号，所以完全有可能是他们这一小撮人商量好了，各自捞个不错的谥号。毕竟孙家鼐和曾国藩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

虽说文忠排名在文襄前面，但是文襄获得的难度比文忠要高得多。文忠只需要表现出忠心就行了，可是文襄是必须要立下巨大军功才能得到的。

因此相比较之下，文襄的含金量，比文忠要高，仅次于文正。那么李鸿章获得文忠这个谥号，是否合适呢？

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首先李鸿章是进士出身，也在翰林院工作过，因此迈过了文这道坎。至于忠心，我认为他只有对慈禧太后忠心。

正是因为他对慈禧的忠心，慈禧才会将文忠的谥号给李鸿章。但是也仅限于此，因为李鸿章只对慈禧有忠心，却未必对整个清朝有忠心。

他在慈禧和光绪之间，选择了慈禧，成为了慈禧的铁杆粉丝。结果导致光绪始终没有权力，从而造成了清朝一直在慈禧手里衰败下去。

光绪未必可以把清朝带起飞，但是慈禧肯定是把清朝带入深渊了。所以说李鸿章一味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最终为葬送清王朝添砖加瓦，因此算不上是清朝的忠臣。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你获得了怎样的谥号，在你死后，群众们会从你生前的所作所为，给你合理公道的定论。

可能当时的人不敢评论，这是咱们传统习惯。但是后人一定会给出相应的答案，所以别以为张之洞和左宗棠都谥号文襄，就能够真正站在同一个高度。

就好像孙家鼐和曾国藩都谥号文正，孙家鼐就能达到曾国藩那个高度一样，简直就是自欺欺人。

参考资料：《清史稿》

为什么左宗棠，张之洞，谥号都是文襄？

慈禧还活着的时候，对赐谥基本延续了清廷的规矩，很慎重，因为这不仅关系上意，而且是盖棺定论。换句话说，赐谥是皇上对一个大臣最后的评价，属于最权威的论定，此事不仅关乎朝廷体统、死者荣辱，而且与子孙前程也紧密相连，因此随意不得。

依照清廷的谥法，最难得的是“文正”，此为特谥，照例不准拟呈。晚清时候，曾国藩因为拯救了清廷江山社稷，居功至伟，最终得了一个“文正”，这在无形中也为晚清“文正”之谥立了一个标杆，除非能和曾国藩并肩，否则趁早别想，所以，即便是后来的李鸿章、荣禄，也够不上“文正”，只能退而求此次，得“文忠”之谥。

虽说“文忠”比不过“文正”，但是也很难得。有清一朝，有个传统，汉人重“文忠”，旗人重文靖，死后要想得到“文忠”之谥，一要是朝中数一数二的重臣，二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李鸿章、荣禄都是忠心耿耿的后党，尤其是李鸿章，无怨无悔地为慈禧背了很多锅，办了很多事，所以慈禧最后赐了他一个“文忠”，算是比较公道的。

“文襄”看似比“文忠”要低一个档次，但要论难得的程度，它可是在“文忠”之上。“文忠”没有硬杠子，“文襄”有，非有大武功不能得此谥，咸丰更有特旨，有大武功而未竟成者，亦不能得“文襄”。

有清一朝，不算左宗棠、张之洞，谥“文襄”者只有十一人，并且都是完全够格，达标的。

都有哪些人呢？

自福康安之后，勤保平川楚教匪，明亮平大小金川，长龄定张格尔，等等。

左宗棠得“文襄”，适合吗？

左宗棠活着的时候，曾自认为得不到“文”谥，因为清廷有定例，一般情况下，只有被点了翰林或者授大学士的朝中重臣方可获谥“文”，左宗棠虽然后来被授东阁大学士，但他有硬伤，科举没中过进士，只是个举人，严格地说，他“文”的含金量不高。

左宗棠觉得，他最终可能得个“忠介”的谥号。

但是左宗棠死后，慈禧还是赐了他“文襄”之谥，因为左宗棠平定西域，收复新疆的功劳太大了，论武功，他不比曾国藩逊色。

对待国家名器，慈禧还是敬畏、珍视的，不该给的坚决不给，该给的不含糊。

但张之洞得“文襄”就是另一番情况了，最主要的一点，他这谥号不是从慈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摄政王载沣手里拿到的。

其实，从张之洞得“文襄”那一天起，世人就议论纷纷，认为他配不上“文襄”之谥。

因为从武功这个标准看，张之洞一生能拿得出的只有在两广总督任上，调兵遣将，供应粮草之功，但很明显，他的这份功劳离大武功而竟成太远了。

既然如此，他怎么就得到了“文襄”之谥呢？

张之洞对功名看的极重，晚清官场的许多人认为，此谥是他生前积极运作的结果。

平心而论，张之洞最应该得的是“文敏”或者“文勤”，但张之洞认为此两谥矮化了他，他不比李鸿章差，跟李鸿章应该在同一个层次。

但论忠心，慈禧虽然是张之洞的官场恩人，但比起李鸿章之忠，他差远了，所以弄一个“文忠”，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此盯上了“文襄”。

晚清官场有一种看法，如果慈禧还活着，张之洞想得“文襄”，慈禧恐怕不会给他。

从这一点讲，张之洞是幸运的，因为自慈禧死后，清廷在那帮少不更事的王爷手里，方方面面已经不成体统了。

简单说，国家名器已经沦落为廉价的政治道具了。

《清会典》有定例：“谥嫔妃及王大臣赐谥者，皆由大学士酌拟，奏请钧定。”

张之洞死时，清廷内阁都有哪些人呢？

以孙家鼐居首，其次为世绩、那桐、荣庆、鹿传霖。鹿传霖为张之洞至亲，如果由他提议谥张之洞为文襄，世绩、那桐必有意见。

那怎么办呢？

想帮张之洞完成夙愿的那帮人，盯住了孙家鼐。那时候，孙家鼐已去日无多，想到自己的身后之名，自然乐得为张之洞开个先例。

说白了就是孙家鼐把张之洞当成了一个台阶，今日我帮你谥“文襄”，来日我自然就能帮自己谥“文正”。

孙家鼐后来的确谥“文正”，世人对此皆是摇头叹息，孙家鼐作为首辅，毫无功业，《清史稿》本传仅得七百余字，除去陈述履历，谈其为人外，生平事业，三四行就说完了。

说白了，他就是个伴食宰相，结果谥了“文正”，宣统朝名器泛滥可见一斑。

而这正是末世的一大征兆。

为什么左宗棠，张之洞，谥号都是文襄？

谥号指的是古代对君王、诸侯、大臣、后妃、权贵、学者甚至僧道等角色的人物死后的一种称号，为的是对亡者生平的功过、品行做出评定。据考古研究谥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估计周穆王前后普及，我们熟知的有诸葛武侯、韩文公、岳武穆。帝王的谥号一般是有礼官来评定的，臣子的谥号则是有朝廷赐予，也是一种相互评价的表现吧。古代唐以前谥号主要是以两个字为主，也有非主流的一个字、三个字的谥号，在唐以前谥号的评定还显得比较的客观，但唐宋时期谥号逐渐的成为了帝王的一种彰显虚荣心的工具，并且过分的主观评定大臣的谥号，客观性远不如庙号，字数也是远远超出三个字的数量，也是这个原因所以那时候的谥号主词可能是任意一个具有褒贬含义的字。明清之后谥号评定的方法基本上已经固定了下来。

根据谥号是对亡者评价的基础，谥号和我们对人的评价一样有褒、平、贬之分，用好理解的说法就是夸赞、平平无奇、批评。宋朝重文轻武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文”字的谥号在宋朝是荣誉性非常高的，也垫定了后面两朝对“文”字谥号的偏执，如明成祖的谥号全程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可以明确的是“文”谥号是褒谥。清朝时期一品大臣去世后会向皇帝请示是否授予谥号，一品以下除非特例不如是不给的，。能用“文”字的是要有翰林、大学士的身份才能用，清朝关于文字的谥号有文正、文忠、文襄、文恭、文成、文简、文端、文勤、文敏等。这里面文正是最难获得的，清朝只有八个人或的这个谥号，曾国潘在列；文忠是其次，清朝有十个人左右获得；随后就是文襄了。

文襄是属于美谥，获得文襄的谥号并不简单，除了达到“文”字谥的要求以外，还要满足有军功的要求。即便不是清朝，对于谥号常用字也不是随便给的，文字适用的条件很多，但也说明它的规制很高，相比之下襄字适用的条件就比较少，只限定于开疆拓土上阵有功，或其他的事情有大功的并性格刚烈，威严德行大家都服他。那么张之洞、左宗棠二人是否满足这些条件呢？

张之洞最大的官职是体仁阁大学士，虽然大学士不是实职，但妥妥的一品官职，直接满足授与谥号和清朝对谥号“文”字的规格。至于军功就比较扑朔了，张之洞没有亲自上过前线战场，他却是慈禧扶持起来抗衡湘军、淮军的重要人物。而且张之洞在任的时候创建了水师学堂、陆师学堂、铁厂、兵工厂，在湖广总督任内时将湖北军队改编为类似德国军制的新式陆军，之后还参与了多次剿灭叛乱的策划安排，算下来总有他的功劳的，加上他的地位混个“襄”字还是不算乱用的。左宗棠和张之洞同为晚晴四大名臣之一，他是当时的东阁楼大学士，“文”字也用得，军功就不用多说，为清廷平陕甘之乱、收复西部领土，他还是湘军重要的核心人物，“襄”字用的绝对比张之洞还合适。

结语：清朝的“文”字谥号还算没有泛滥，不过文襄的谥号也不仅左宗棠、张之洞，有名气点的像福康安、洪承畴、于敏中都用的文襄的谥号，还有长龄、黄廷桂、明亮、李志芳、靳辅、舒赫德等清朝的大臣都用的此谥号。至于左宗棠、张之洞配不配享有这种赞誉型的褒谥，真的就看个人看法了，至少在清朝当时的册封这个谥号的人是认可的。

为什么左宗棠，张之洞，谥号都是文襄？

清朝大学士基本“文”字开头，相传左宗棠谥号是许庚身提名、慈禧裁定；据记载张之洞是临到跟前被改动。

谥号是给一个人的评价，从明朝开始，评定的整个程序是礼部请旨要求给予谥号，然后由吏部、兵部考核过往行绩，再由礼部根据行绩划定上中下三等，最后送翰林院，由翰林院拟定谥号，这个前几天关于钱学森按古代规矩能给什么谥号专门说过，就不再重复。

到了清朝，程序简化了些，按《大清会典》记载，大臣的谥号是“由大学士酌拟奏请钦定”，《会典事例》又补充了下，文武大臣谥号用两个字，这点基本和明朝同一作法。当然这个奏请的不止一个谥号，小王看到要拟定数个由皇帝来勾选一个，与现在给领导汇报工作做选择题一样。

另外，二品以下无谥，比明朝的三品以下无提高了一些，除特殊情况外。左宗棠官至东阁大学士，正一品；张之洞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正一品。所以，两人皆有奏请谥号的资格。

清朝的《旧典备征》中，记载了如下图的说法。

通读第一句，有不认识的可留言，所以这两人第一个开头必然“文”字。那第二字能用什么？

从《清会典》记录的范围七十一个字看，数量太多就不一一列举，小王发现仅“隐”“愍”两个字不好，属于上中下三等中的下等，其他都是上中等。至于常说的“文正”在清代基本到了最高等级，上图也可以看出一般不拟，除非皇帝发话。

而甲胄有劳曰襄，辟地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也就是在清朝，“文襄”两字多授予学士背景的，同时又有军功的大臣。

左宗棠

在《慈禧全传》里曾写到，左宗棠奉旨督办闽海军务，但没多久就病死了。结果初次拟定谥号时，提了“文忠”这个谥号，还包含另外三个带“忠”字的谥号，但慈禧没同意，认为“忠”字不够。内阁中书许庚身提出了“文襄”，这也是基于左宗棠的军功，但又提醒慈禧，咸丰三年后，文武大臣或军营积劳病故或阵死亡而武功未成者，都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左宗棠能不能用“文襄”还得慈禧圣裁。

慈禧又听了往年定“文襄”的人员，综合考虑了一下，认为左宗棠可以评定此谥号。小王认为是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并推动新疆置省一事上，能算的开疆扩土，所以辟地有德曰襄。当然，注意一点的是，《慈禧全传》是小说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史料，只能参考一下，许多网上抄袭的只说故事，并不考证指出出自哪纯属无脑搬运。

张之洞

在清朝史料笔记《蕉廊脞录》中，曾记载关于张之洞的谥号拟定情况，当时谥号已拟定为特谥文忠或文正。

结果在死前写的遗摺提到了一句话，就是上图中第二行所说，触到某位亲王之忌，然后临时改谥文襄，当时慈禧已死，载沣把持实权，多半载沣敲定张之洞的评定结果。

这个有点不同于左宗棠，如果谥号文正改文襄，那绝对是降格处理，文正在清朝是顶格谥号；如果文忠，可能差别就是微微降了。

所以，这也是我开头一个写的相传、一个写的据记载的原因，仅供参考。

为什么左宗棠，张之洞，谥号都是文襄？

对于晚清名大臣的谥号，坊间有谚云：李文忠不如林文忠，张文襄不敌左文襄。

李鸿章与林则徐死后都谥文忠，可李鸿章一生的事迹和表现与林则徐比起来差距大了。单就品质上论，林则徐一生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而李鸿章却“最会做官”，任人唯亲、贪污腐败、推诿卸责、敷衍误国。

张之洞文治可圈点，洋务有功，办实业贡献颇大，但与“襄”字几不治边，名不符实。左侯平粤匪，剿捻子，定陕甘回乱，特别是收复新疆，有大功于国家，可与历代名将媲美，谥“文襄”不但无可厚非而且还显委屈。

为什么左宗棠，张之洞，谥号都是文襄？

谥号基本上是历朝历代对大臣的盖棺定论，清代的谥号是有严格划分的！非翰林出身大学士职务不能谥文字，文正最尊贵(清代只有八位大臣谥文正)其次是文忠(李鸿章荣禄皆谥文忠)，在以后是文恭，文成，文端；然后是文襄，文襄是指有赞襄军功的文臣，后来也用于又独立统帅完成军功的文臣！“左文襄不是进士出身，张文襄自号知兵”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