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知史通史，为什么还要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真的为大局着想还是为了一己私欲？

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是一对冤家，但是这两位可不是为了私人利益而争斗，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政治方针。私底下，其实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王安石是个改革派，一看就是留洋回来的洋学生，看什么旧的东西都不爽。而司马光则是驼着背的私塾先生，看什么新事物都要责备上两句。

你非要说他们谁错了，其实是不对的。要看放在什么时代来看问题。放到现在，改革派当然是完胜，这也是目前大多数人支持王安石的原因。可是放在一千年前的宋朝，支持司马光其实更多，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而且是那么大的变化。

王安石本身是没有出头之日的，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屁颠屁颠地跑去找宋仁宗，表示要变法，肯定能挣不少钱。

结果宋仁宗夸赞了王安石的水平和能力，但是变法这件事，不要再跟我提了，留给子孙后代们去搞好了。

吃了瘪的王安石并没有气馁，等到宋英宗上台以后，王安石又跑去申请变法，结果宋英宗这身体实在是让人无法言喻，可能变法刚启动他就得挂了，因此王安石又吃了瘪。

闷闷不乐的王安石，几乎都要放弃变法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宋神宗上台了。王安石鸡贼啊，早年就跟宋神宗结交，那时候宋神宗还是颍王。

宋神宗府上的韩维、孙永等人，全都是王安石忠实的粉丝，总是替王安石说好话，久而久之王安石就跟宋神宗成为了朋友。

这也算是押对了宝，宋神宗的思想深受王安石影响，王安石就跟个传销界大佬一样，把宋神宗忽悠得五体投地。

宋神宗上台以后，不久便将王安石任命为宰相。王安石厉害了，为了变法提拔了一帮愿意变法的人，其中很多是为了升迁嚷嚷着要变法的，其实变法是什么玩意儿，估计他们都不知道。

因此王安石根据自己的喜爱选拔官员，这让司马光这帮老臣很不爽。为此司马光就在朝堂上跟王安石吵吵了两句，结果就被王安石各种排挤。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宋史》

大道理我讲不过你，可是我手里有皇帝啊！在王安石的一番操作之下，口若悬河的司马光选择闭口不言，回家写书了，这一写就是19年时光。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肯定是好的，启用那些支持变法的官员，自然也有道理的。因为变法需要在各地实行，那就需要启用大量人员才行。

可是王安石在用人这一块，却犯了大错，只要喊着支持变法，那就是变法的拥护者吗？正如很多人喊着爱国，那么他们真的就很爱国吗？当然不是。

如果嘴巴上的口号管用的话，我们为啥还要签合同呢？人在江湖走，全靠一张嘴，显然王安石是听信了他们的那张嘴。

王安石任用的一帮人里，大多数都是投机分子，他们为了升官发财，什么都愿意干。王安石成了宋神宗的宠臣，那他们要想升迁，自然就得跟王安石混熟了。

其实真正懂变法的能有几个人呢？有几个倒是懂变法，比如说吕惠卿，虽然人品不咋地，可是人家懂变法。

结果吕惠卿在王安石下台以后，果断采取各种手段来抨击王安石，就是担心王安石上台以后，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这种人用来变法，你的变法还怎么成功呢？

王安石下台以后，宋神宗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实行变法，可惜由于两次放弃过变法，使得底下人不知道该不该实行变法，因此变法陷入了僵局。

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戩、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宋史》

王安石两次罢相，标志着宋朝朝令夕改的情况正式确立。这也是熙宁变法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连宋神宗这位虔诚的信徒最后都开始怀疑你了，你王安石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呢？

19年以后，司马光写书大成，成为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人物。而王安石变法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所以这个时候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发起了有力的攻击。

恰逢宋神宗挂了，他老妈高滔滔老太后开始执政。老人家都是怀旧派，高滔滔也不例外，她上台以后，将司马光扶植为宰相。

这下子王安石变法可就倒霉了，司马光上台以后，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所有条例，将整个变法的过程都给否定了。

王安石得知这个消息，几乎被活活气死了。但是没办法，现在是司马光当权的时候，你王安石当权的时候，还不是把司马光弄去写书了吗？

这叫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王朝的政令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司马光这是报私仇吗？显然不是，因为他从始至终，都很反对变法。

尤其是他在编写了《资治通鉴》以后，对变法的事情更加深恶痛绝。这是两个人之间政治立场上的差别，绝对不是个人私仇。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私交，其实一直都很不错。当年他们俩和韩维、吕公著合称为嘉祐四友，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敬佩，其实我们在史书上也是可以找到痕迹的。

比如说宋神宗当年询问王安石，司马光这个人怎么样的时候，王安石竖起了大拇指，认为司马光是世间少有的忠臣，反过来宋神宗又问司马光，王安石怎么样的时候，司马光如出一辙地表示钦佩。

这两个人从来不会在个人问题上去贬低对方，这就是吕惠卿这一类人永远都追赶不上他们的重要原因。当然了，现代人对司马光放弃从西夏收复的那些土地，一直耿耿于怀，其实也情有可原。估计当时司马光实在是老糊涂了，毕竟当年他就死了，可见已经老朽了。

参考资料：《宋史》

司马光知史通史，为什么还要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真的为大局着想还是为了一己私欲？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是治理国家的理念和政见不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人，他少年时期就喜欢学习读书，记忆力惊人。王安石考进中进士后担任了知县。他上任后兴修水利，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贷粮食给农民，只收很低的利息，等庄稼收获后再偿还。当地老百姓们因此获得了很多便利，官府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当时宋朝的制度上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王安石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曾经向宋仁宗上万言书，要求改革。但是宋仁宗刚刚经过庆历新政的失败，没有理会王安石。

王安石和韩维关系非常的好，宋神宗当时还是颖王，韩维是颖王府的官员。韩维每次和颖王讨论问题，受到称赞时总是说：*这些不时我的见解，而是王安石告诉我的*。王安石这个名字在颖王的心里扎了根。颖王即位（宋神宗）不久，就把王安石调入朝廷。

宋神宗和王安石经过多次深入的交谈，觉得王安石提出的：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是当务之急，势在必行。于是就提拔王安石为宰相，主持变法。王安石任命吕惠卿为自己的助手，先后制定出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方田税法等法令，统称新法。又任命40多人为提举官，把他们分派到各地推行新法。

王安石变法后，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上书列举了新法的危害。朝廷让他在朝堂上和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辩论。司马光把吕惠卿驳得是无话可说。

司马光受到宰相王安石的排斥，干脆闭门写书。司马光精通历史，他决心写一部历史书出来，作为帝王的历史教科书。宋神宗虽然部赞成司马光的政治见解，但对他写书还是很支持。司马光花了19年时间才把书稿写完，呈给宋神宗看。宋神宗看完非常的满意，将书名定为《资治通鉴》，就是可以当成镜子来看待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意思。

宋神宗去世后，朝廷见司马光威望很高，就任命他为宰相。司马光上台后，就把新法全部废除了。王安石听说自己的新法被废除后，气得说不出话来，很快就病死了。

司马光知史通史，为什么还要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真的为大局着想还是为了一己私欲？

各个代表的社会利益不同，司马光代表的是既得利益，王安石代表的是没利益的那波人，两派互相攻击。都没有大局。都是各个势力的代表人物。

司马光知史通史，为什么还要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真的为大局着想还是为了一己私欲？

司马光:你那是利国利民吗？你是与民夺利！你下贱！

这就是司马光的核心思想，他就是看不起王安石的变法，就是认为王安石搞的是桑弘羊的那一套，就是与民争利，就是为了取悦君王的欢心而剥削百姓。

司马光有错吗？他就是不想重蹈覆辙，他有什么错？难道王安石就一定是对的？在这一件事上我并不认为司马光有错，反而错在王安石。真正为大局着想的是司马光，而为一己私欲的是王安石。至于为什么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原因有二：其一、王安石变法有问题；其二、司马光不愿重蹈覆辙。

一：王安石变法有问题

1：拍脑袋政策

一颗药在研制过程中，科学家最先考虑的是无毒，其次是有效。同样，一项政策在颁布之前，政治家最先考虑的是不会有问题，其次是有效。在一项政策出台之前都会需要一些人反复开会研究，然后找一个地方试点改革，看看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效果后才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王安石变法有没有试点改革？有没有反复研究？没有，王安石变法就是拍脑袋政策。王安石三言两语忽悠住了宋神宗，然后就直接上马全国范围内的改革。结果就出现问题了，政策被扭曲，变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我们要知道秦国当年没有足够多的储备干部，统一六国后强行改革，结果直接崩了。王安石就是犯了同样的问题，没有试点改革、没有储备干部、没有应对危机的准备，变法彻底崩盘。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句话一针见血，但凡王安石吸取一点教训，他都不会失败。

2：政策实施时初衷被扭曲

青苗法：初衷是提供一项低息贷款，解决老百姓“青黄不济”的问题。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初衷被扭曲，青苗法成为地主套利的工具，地主用两分利息贷款，然后转手五分放出去，两还给朝廷，剩下三分与官家三七开。

这一点不是我随便瞎扯的，这是有依据的，史书记载：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这种套利是非常常见的，不过最可怕的是强行“抄家”。朝廷规定2分利，但是地方上却是5分利，而且还是强行摊派给那些不需要贷款的人，到期之后强行抄家，敛夺民财。

而且不止这一项，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政策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比如市易法。初衷是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农”，是均衡市场物价的一项政策，但是却演变成“囤货居奇”的奸商，导致大量中小商户破产，百姓深受其害。

3：变法带来的危害

王安石变法带来了什么？朝廷每年赚千万两，皇帝能多娶几个老婆，王安石的官位又能往上升两个台阶。但是无数百姓跌落“债务陷阱”，沦为赤贫、流民，因此就有了著名的《北宋流民图》。大量的中小商户破产，无数百姓沦为流民，社会危机加重，皇帝不得不罢黜王安石。

我们要时刻注意一点，罢黜王安石并不是司马光搞的鬼，而是宋神宗亲自罢黜的。为什么？因为天下流民四起，再不解决问题，那就会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自宋神宗以后，历朝历代无不抨击王安石祸国殃民。抨击的有错吗？老百姓饿肚子是不是他王安石搞的？不要说什么王安石初衷是好的，如果他初衷是好的就应该听取司马光的建议，谨慎改革。

他为了解决宋朝财政危机，为了讨好皇帝，一拍脑袋就决定改革，如此鲁莽的行为估计匹夫都不一定能干出来，但是他王安石干出来了。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如此鲁莽，草草改革带来的结局一定是草草收场，鲁莽的王安石最终付出了代价-含恨下台、众叛亲离。

二：司马光不愿重蹈覆辙

司马光是非常熟悉历史的，《资治通鉴》就是司马光写的，他在历史领域的造诣十分深，因此他一眼就看穿了王安石。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叫嚣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和桑弘羊在汉武帝面前叫嚣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有区别吗？没区别，都是打着利国利民的口号来剥削百姓。

宋神宗年纪小，读书少，容易被忽悠。但是司马光可不一样，司马光“以史为鉴”，他可不容易忽悠。他和王安石的个人关系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两个人的政见不同。司马光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规矩，大家都按照规矩来，那就不会有问题。春秋时期大家都不守规矩，结果“礼崩乐坏”，周朝没了。

王安石搞了一堆政策，司马光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怎么让官员守规矩？就比如青苗法，王安石规定是收2分利，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5分利，怎么办？司马光强调的就是先治官吏，让官吏守规矩，那么即使是坏政策也能改为好政策。但是如果官吏不守规矩，那么好政策也会变成坏政策。如果按照王安石的变法，那么宋朝很有可能步汉武的覆辙，引发社会危机，所以司马光坚决反对变法。

另外，对于司马光，王安石本人给出了一个高度评价：“司马君，实君子人也！”由此可见，司马光并不是只为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大局着想，不想重蹈覆辙。

司马光知史通史，为什么还要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真的为大局着想还是为了一己私欲？

其实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他的《与介甫书》。

那段历史距离现在已近千年，太多的品评与分析早已把真正的史实弄得面目全非，然而无论如何，当事人的话总不会有太多出入。

在这封信中，司马光总结了王安石的两大毛病：一是用心太过，二是自信太盛。说实话这还算比较好听，如果换成贬义词，那就是胡乱折腾还刚愎自用。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王安石有用人而不察居高而不访有错而不该的骄傲自满心态。

从一些史实上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这一点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而且值得思考的是，一直到清末，王安石变法都是被人所诟病的，直到搞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了自己的目的才开始推崇他的，后来孙中山又天了一把火，王安石就好像孙悟空一样终于从五指山下被释放了出来。

没人能够否定变法的初衷，就连司马光也不否认，但是他不赞成司马光的做事风格：皇帝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却刚愎自用不察不问，这不是欺世盗名吗？

王安石开始在地方上的时候是有些政绩，后来被人吹上了天，以至于当时天下百姓都认为，王安石要么不出山，一出山就能让大宋成为一流强国，整个世界都美好了。

正所谓盛名之下，必有言过其实。所以我认为王安石是个有一套的思想家，却不是很好的实干家；或者说白了，就起能力而言，驾驭几个州郡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要他驾驭整个国家，他还不到火候。

司马光知史通史，为什么还要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真的为大局着想还是为了一己私欲？

直接上结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大局，而并非是一己私欲。同时，司马光反对变法也不是纯粹为了反对而反对。司马光有着自己一整套治国理政的逻辑，甚至在政治目的上跟王安石是相同的，只是手段上与王安石有异。

下面就简单聊一聊司马光与王安石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本质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统治阶级的一次自我调整。从王安石以及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的动机，以及变法的实践来看，本次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巩固和加强大宋统治。

所以，王安石变法不会考虑或者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一个比较权威的观点是，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写道：“在（王安石）各种新法推行了十多年之后，佃农、半自耕农以至部分自耕农农的生活情况，几乎没有比变法以前得到改善”、“各地仍陆续爆发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农民起义事件，正是各地劳苦大众对新法做出的最明确的评价和表态”。

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上看，王安石变法不可能维护底层民众利益。相反，其变法不仅增加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且加强了对底层的控制（如保甲法）。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与王安石是一致的，司马光也不会考虑底层的利益，他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大宋的统治。虽然，司马光说过“民疲而不恤，则聚为盗贼”之类的话，但他的出发点是担心“国家有垒卵之危”，而并非体恤底层大众之苦。

在当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于彼此的评价是“趋向虽殊,大归则同”。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目的大体一致。所以，问题就来了。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及反对变法中的那些内容呢？

自太祖登登基到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大宋已立国109年，各种政治弊端都开始显现。比较公认的三大冗，是冗官、冗兵、冗费。当时，但凡有抱负的士人官僚，都认为必须解决这三大问题。惟其如此，大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下去。王安石和司马光也不例外。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解决三大冗的方式不一致。司马光注重传统，比较中庸；而王安石则比较激进，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故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另外，王安石重法治，而司马光重人治。

司马光对于大宋的弊端的认知以及解决方案，并没有超越同代其他官僚。他认识到了朝局的问题所在，但又不像王安石那样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他只强调从人治的角度，慢慢改变弊端，加强大宋统治。但具体怎么办，他并没有落地的方案。

而王安石则不同，他从法治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虽然有些新政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导致与预期相反的后果。但毕竟，王安石有着自圆其说的逻辑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石是主动变法的一方，而司马光仅仅是在王安石推出的新政中找错误和不足。具体而言，从三冗的角度看，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新政有以下不同的意见。

（一）冗官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以冗增冗”

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上下官员不到1万人，到宋神宗元熙年间的变法前夕，统计的官员人数约2.5万人，60年间增加了约3倍。如果加上“台寺之小吏”之类的编外人员，那么增加的官吏人数就远远不止3倍了。庞大的官僚，给大宋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一是，国家养官吏的成本日渐增加，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第二是，造成了人浮于事，机构尾大不掉，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的窘境。

所以，当时很多士大夫都奔走呼号，认为整顿官僚机构、澄汰冗官是“当世之务，莫急于此”。而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知道这种冗沉的官僚机构的危害。

但奇怪的是，王安石的新政，并没有把整顿吏治作为重点，方面，而是持增设机构能减少费用的观点（“增创官司，所以省费”）。不知道这是否跟现代社会所谓的为了提高效率，而不断增加信息化部门，进而创设了很多新的岗位是相同的考虑。

王安石的这种做法，司马光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他指责王安石创设新机构的做法是用冗余代替冗余（“设官则以冗增冗”）。这大概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冗官方面的分歧。

（二）冗兵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募兵制”

大宋的冗兵，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提到：“北宋采取募兵及养兵政策，国家还需要不断招募新兵，但旧兵又不退役。于是，国家的军队越来越庞大。就拿禁军来说，宋太祖开国时只有20万，太宗时增加至66万，仁宗时增加至125万。这么庞大的军队，对外没有什么战斗力，但对内却是寻衅滋事的好角色。国家财政要负担如此巨额的军队开销，其负担可想而知”。

所以，到宋神宗之时，朝廷内外普遍认为，目前冗兵问题已经导致国力无法承受的地步了（“今宫冗兵多，民力不勘”）。而司马光主张“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但他对于目前的北宋的兵制没有改变的想法。

王安石则不然，他不光想精简军队，更重要的是想改变兵制，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激烈反对。王安石以《保甲法》位手段，试图推行兵农和一的制度。但这在当时很难推行下去，其中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是，那一百多万的禁军怎么处理？弄不好就会发生兵变。而司马光批评《保甲法》让农民舍弃耕桑，而专事战争，如此会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第二个分歧点。

（三）冗兵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仅开源不节流”

我们后世人都说大宋繁华，那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能说明。但大宋的冗费也差不多是历朝之最了。由于崇尚奢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是很平常的事。

因此，当时有不少士大夫都反对奢华之风，呼吁减少国家开支。宋神宗登基之后，不少大臣都劝说皇帝：“财用者，生民之命，为国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实难“。

而司马光更是厉行节俭的拥趸，他强调 “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侧身克己，痛自节约”。同时提出“节用之道，必自贵近始”，也就是主张从皇帝及皇亲贵戚、士大夫阶层带头做到躬行节俭。

但从人性的角度看，司马光的主张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人性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没有监督惩罚机制的约束下，仅仅靠提倡和呼吁，是无法达到效果的。

或许王安石认识到了这部分，他的主张就跟司马光完全不同。为此，二人还在御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司马光认为“方今国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费，不能复振。”王安石却认为“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司马光反驳：“善理财者，不过浚民之膏血耳。”

他们的观点大意是，司马光主张厉行节俭（也就是节流），但王安石认为节俭并非当务之急，如果能增加财政收入，那么国家何愁不富（也就是开源）。但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谓的开源本质上是搜刮民脂民膏，增加民众负担。

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但实际上都无法解决冗费的问题。前文已经说过，司马光仅仅提倡节俭无法有效制约奢靡之风。而王安石所说的增加国家财政，在实践中也会困难重重。一方面的确存在司马光所说的加重民众负担的嫌疑（增加财政收入最直接的就是加税，如此一定会加重民众负担）；另一方面，增加的收入到底能有多少能流入中央政府？

因此，在冗费的解决方案上，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