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感觉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这是为何?

他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 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但是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仁宗”

清山雅舍,畅谈历史。

前言

如题述,宋仁宗一生确实表现得“庸庸碌碌”,他的治下也确实是名臣云集,比如包拯、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狄青等等,个个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结果竟然都欢聚于仁宗的朝堂。相必,题主觉得这样很违和,似乎一个“庸碌”的君王与一个盛世是不相匹配的。我个人觉得,宋仁宗还是很了不起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之所以给人以名不副实的感觉,我想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大家心中好皇帝的概念太狭义了,二是大家也没有理解宋仁宗的“仁”到底指的是什么。

何为好皇帝

一说起“好皇帝”、“厉害的皇帝”,大家的脑海里相必早就被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给占满了,张口就来的不是朱元璋就是成吉思汗,一说康熙、雍正也是人尽皆知。为何呢?一方面,这些皇帝确实个个厉害,都是皇帝中的拔尖人物,但另一方面,也是影视作品渲染所致。那么大家长期被这些好皇帝们的雄才伟略、霸气四射给洗脑后,突然来了宋仁宗这么一个软弱而又好名声的皇帝,一下子就会让人很不适应。

其实,不是只有雄图伟业的君王才算是好皇帝,能够为政宽容、与民休养、从善如流、知人善任的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好皇帝,哪怕他只是一个守成之君,哪怕他的文治武功远不如历代先帝,但是在他的治理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经济能够稳定发展,国力能够日渐增强,政治能够越发清明,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哪怕是之前的厉害帝王们,也不一定能做到上述这四点,而宋仁宗做到了。

所以说他的“好”没有那么激烈壮阔,没有那么风劲雨疾,他是润物细无声的,他通过外交手段,在宋朝积弊,军事劣势的情况下,用赐不多的财帛给邻国的方法,阻断了北方争权难侵的动力源泉,使得辽宋两国边境四十年未动刀兵,为百姓换取了较长的和平生息环境,这是绝对的仁政。

宋仁宗的“仁”

大家对宋仁宗的印象是庸碌没霸气,但手下竟是名士干臣。我们说看一个朝代是否兴旺发达,你就去看朝中都有哪些大臣就基本能搞清楚大半。

所谓贤主在世,必然有贤臣云集相应。我们不要总是看结果,要逆向来看这个问题:一个王朝没有贤臣,是说天下没有贤臣吗?不是的,天下贤臣年年都有,但是帝王未必能用,帝王即使想用,若是德行不足,贤臣也未必愿意出仕相助。

好了,原理讲明白了,那么宋仁宗一朝的贤臣多还奇怪吗?因为宋仁宗的德行好啊,名声极佳,从善如流,广纳谏言。贤能之臣遇上这么好的老板,个个振奋鼓舞,放开手脚拼命地干。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的道理。就说包拯那刚直不阿的性子,换作别的朝代,恐怕早就被拿下冷藏了,也就是宋仁宗还唾面自干。所以,大家不要再搞反了,好像宋仁宗配不上这些贤臣,其实是宋仁宗足够有声望,贤臣们为他所吸引,虽肝脑涂地,亦要上报君恩。

结语

讲清楚了上述两点,想必题主应该对问题不再有困惑,宋仁宗既然能成为第一个以“仁”为谥的皇帝,古人自有一番评判标准,至少他在“仁”上的修为,古今第一,其他帝王皆有不如也。

宋仁宗,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感觉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这是为何?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宋仁宗无疑是个很“有名”的皇帝,他是第一个庙号的为“仁”皇帝,而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庙号的为仁的也不过是四个皇帝,乾隆皇帝晚年多次说,他一生就钦佩三位皇帝,一个是他祖父康熙,一个是李世民,还有一个就是宋仁宗了,但如果我们翻开史料仔细看一下话,评价一个皇帝的文治与武功宋仁宗都不具备和沾边,宋仁宗时代西夏正式开国,与西夏交战失败,缴纳岁币。就此北宋彻底失去了唯一的养马之地河套地区,与大辽发生纠纷结果是提升岁币。在文治上,文臣武将聚居一堂,可以说整个北宋的精华都聚集仁宗一朝。结果呢,“庆历”新政半途而废。狄青郁郁而终。总之,宋仁宗没有显示出一个皇帝应有的才干和政绩。那宋仁宗的“名声”咋来的呢?

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初名赵受益,北宋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四十二年(1022年-1063年),是北宋在位最长的皇帝,也是北宋全盛时期。宋真宗赵恒第六子,母为李宸妃。嘉祐八年驾崩, 享年五十四岁。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为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葬于永昭陵。无子嗣。可以肯定地说,宋仁宗是北宋儒家和后世封建士大夫“吹嘘”出来的一个“样板”皇帝,是个模子。是希望皇帝按照士大夫树立的模范皇帝宋仁宗那样去学习和参考。但问题是太虚拟化,越往后越拔高,以后皇帝就越不到,而儒家士大夫又相信了自己宣扬。感慨再无宋仁宗。实际上真正有能力皇帝又瞧不起宋仁宗。在明朝时候,朱元璋问孙子朱允炆,他日为皇帝,以谁为卡楷模?朱允炆道:愿为宋仁宗。朱元璋骂道:你学宋仁宗,那是要失地赔款,与蛮族并驾齐驱吗啊?那些腐儒巴不得你是宋仁宗。他们才好肆意妄为,一番话语,也折射出一个道理,宋仁宗平庸。

宋仁宗年仅十三岁登基(而康熙十三年岁已经亲政)。早年是太后临朝听政,直到二十四岁才亲政。秉性宽厚是宋仁宗的特点。不弑杀是宋仁宗最值得后世赞誉的事情,至于说评价一个皇帝的文治武功宋仁宗做的都很一般。一个标准的守成之君,有小聪明没大智慧。实际上宋仁宗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有自知之明,显然,宋仁宗知道自己能力有多大,所以他才不折腾,完全放权。既然能力不行,那只有在“仁”和“忍”两方面拼命下功夫,表演来赢得稳固的统治,再就是不生边事。封建士大夫偏偏好这一口。宋仁宗和封建士大夫配合默契,各取所需。这才造就了宋仁宗的名声和地位。

宋仁宗在位和刚刚驾崩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名声。真正让宋仁宗名声鹊起是在宋哲宗登基以后,在王安石变法以后,新旧两党政治恶斗,势同水火党同伐异,这个时候,新旧两党都开始“宣传”和美化一个皇帝就是宋仁宗,提高宋仁宗的目的就是让皇帝“施仁政”内在原因就是对自己放手。让自己“胡作”而没有责任。更为确切地说,就是太平盛世,承平日久,封建士大夫需要皇帝有待,而北宋一朝,封建士大夫无疑就是最幸福的。北宋九个皇帝,如果仅就能力而言,宋仁宗不如太祖,太宗,也不如真宗和神宗,也就比英宗和徽钦二帝强一点罢了,宋仁宗是幸运的,敢上了一个好时候。在位四十二年,人才不可谓不盛,能征善战的武将也有,结果呢,范仲淹罢相。狄青活活屈死。国家财赋入敷不出。文治没有文景之治的财富,武功没有汉武帝的开疆辟土之功。实在是太一般了。

宋仁宗个人品德堪称皇帝里面第一位的,但问题是这个不当饭吃,没有实际意义。宋仁宗驾崩以后,国库空虚殆尽,军队不堪大用,已有亡国之兆了,如果不是宋神宗的变法、挽回了颓势,恐怕宋朝怕是在神宗手上就要亡了。实际上,宋仁宗就是一个被“吹嘘”的皇帝。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宋仁宗,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感觉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这是为何?

好的皇帝,就是应该像宋仁宗这样毫无存在感。历史上所谓勤政的皇帝,如隋炀帝和明朝的崇祯,都没啥好结果。

那么有人就问了,咱们公认的几个有作为的皇帝,譬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朱元璋、康熙这些皇帝,不都个个爱折腾么?咱还把他们当明君,这不是好结果么!

司马这就打个比方,如果你爷爷你爹积攒了亿万家产,到你这里,你就玩投资玩电影搞地产,使劲折腾——那就没人造你的反,也没人骂你,因为你有资本,而且这资本不是抢来的骗来的,就该是你的。

放在历史上,不就如此么?秦始皇能折腾,是因为他祖上几辈子都在积攒,从秦穆公一直积攒到秦孝公,而发生在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其实就是研究把这些积攒如何合理配置,发挥出最好的功效?当时七国都在干这个事,只是商鞅变法最为成功,把秦国的积攒发挥极致而已。

汉武帝能折腾,也是因为前任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都在不停地积攒国力,所以到了汉武一代,便可以对匈奴发起雷霆一击,顺便收拾了朝鲜、越南、大宛等一圈小国。他的这些功力,同样来自先辈的积累。

康熙能折腾,也是建立在多尔衮、顺治时代的积累之上,其实说起来是有些黑暗的——因为大清国之所以能得江山,是因为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这些带路党,尤其是吴三桂,真的是为大清国卖了一条老命——但康熙一上来,便抄灭了三藩,这个事情的实质,其实就是先放狗咬死羊,然后先杀羊再烹狗。

所以你看,这些个爱折腾的明君,他们的雄才伟略,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拍胸脯说大话,那基本上就跟战国时代自我膨胀而灭亡的宋国差不多了。

而这些爱折腾的明君之后,接班的皇帝,不懂得立即收敛的话,情况一般就会不可收拾,如秦二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相对而言,汉武帝的后继者、康熙皇帝的后继者,就知道什么是收放自如。

同样的事,当代也是如此,朝鲜战争为什么只打一半,而不是一口气把敌人赶下来,除了敌人实力较强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刚刚经历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人民需要休息,国家也需要休息啊!后来打越南,为什么也只打一半,而不是彻底地大打?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刚刚从十年动乱中摆脱出来,百业待兴,太需要休养生息了。

道理放在宋仁宗这边,也是一样的。仁宗之前,三个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依据宰相赵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致力于统一全国,先后灭亡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宋太宗即位后,先迫使吴越王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附。而后亲征太原,灭北汉。但两次攻辽,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都遭到失败。随后的宋真宗,更是遭遇辽人入侵,签订澶渊之盟。

所以你看,宋仁宗和我们之前讲的汉武帝、康熙帝不同的就是,他的前任并没有在积攒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上做到位,也就是说,宋仁宗手里,并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没有真正如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军事人才。

那么宋仁宗手里有什么呢?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人,他们更大的长处,是治政,而不是用兵。所以宋仁宗用他们搞发展,让大宋富起来,这事就干得很好。可是你要让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带着兵马横扫四方,灭西夏,亡契丹——呵呵,老实说,那你就跟做梦差不多了(当然具体分析北宋为什么不能灭夏辽,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里篇幅有限,就不讲了)。

宋仁宗的特点,就在于有什么牌就打什么牌,能文决不武,能搞经济决不玩政治,所以他一点都不折腾,也就是题中所讲的庸庸碌碌,出名的反而是范仲淹这些人。

这样的皇帝真的好啊!因为他是真正的顺其自然,符合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真理。这样的皇帝,一是对国家有利,二是对人民有利,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无为,马屁党不好拍马,追求功名的人也无法拿人头来获取自己的沙场功名,如此而已!

正因如此,《宋史》对这样一个皇帝的评价是:“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也正因如此,辽国的耶律洪基,听说宋仁宗死的消息,立马嚎啕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没错,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和平都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要以为和平久了,就嚷嚷着要打仗,你以为打仗是过家家么?打仗是要死很多人的,你愿意死么?你家人愿意你死么?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宋仁宗的价值,其实超越了秦皇汉武——当然,肯定有人拒绝这份认同,因为他们喜欢想象广阔的领土多么豪迈——国土辽阔不辽阔跟你有关系么?你家才几平米,房贷都还清了么?他们还想象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人多么英武——子弹炮弹毒气弹打过来的时候你还英武不?

和平,真的很可贵!当然,如果外敌入侵,我们也毫无疑问会起来抗击侵略,但地图党的胡思乱想,我想说:一边玩去!甚至我还可以断定,一旦真有事,这些平日子吹牛皮装豪迈的公子哥们,一定缩入无底洞,叫你无处寻——他们,吃亏的事是从来不干的。

宋仁宗,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感觉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这是为何?

宋仁宗统治时期,出过非常多有名的大臣。可以说,整个宋朝最重要最贤明的大臣,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宋仁宗时期。或者,中国古代最重要最贤明的大臣中,宋仁宗的手下占据了半壁江山。

(宋仁宗剧照)

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大臣呢?咱们不妨列举一下。

政治方面有:范仲淹、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张方平、吕公著、曾公亮……

文学方面有: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晏殊、张先、柳永、苏舜钦、梅尧臣……

书画方面有:黄庭坚、米芾、蔡襄、范宽、许道宁、郭熙、燕文贵……

经学方面有:孙奭、刘敞……

理学方面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吕大临……

哲学方面有:胡瑗、孙复、石介……

科学方面有:沈括、毕昇……

对于这种盛世图景,苏轼曾赞叹道:“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明代的大哲学家李贽也赞叹道:“鉅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说起来,如果比名气的话,宋仁宗在名气上,甚至根本就比不上他的很多大臣。那么,为什么宋仁宗时期,会出现那么多名气超过宋仁宗的大臣呢?

(宋朝大臣剧照)

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根本的原因,正在于宋仁宗的“仁”字上。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仁宗”是不多见的。真正被称为“仁宗”的,只有六个:宋仁宗赵祯、西夏仁宗李仁孝、西辽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清仁宗永琰。不过,虽然有六个“仁宗”,真正名副其实的,其实只有宋仁宗赵祯和明仁宗朱高炽两个。西夏和西辽属于少数民族国家,评价标准不一样。元朝和清朝的两个“仁宗”,说起来并不算“仁”。同时,就算仅剩两个“仁宗”,明仁宗朱高炽也不太有资格,因为他仅仅当了10个月的皇帝。这么短的时间,显然不太能够说明问题。

由此可见,真正有资格被称为“仁宗”的,就只有宋仁宗。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被称为“仁宗”的皇帝很少呢?

这是因为,封建社会是皇权社会。皇权社会本质上是独裁社会,它要求皇权必须绝对强大,就是说,皇帝要有绝对的权威。所有的大臣,都必须服从皇帝的统治,听从皇帝的安排。皇权制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而加强中央集权,除了削减地方权力以外,就是削减朝中大臣的权力。

中国古代对宰相的使用,就能够集中体现出大臣权力的减弱,以及皇权的加强。秦汉的时候,宰相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宰相有时候权力比皇帝还大,而且秦汉时期,还会不断地出现权臣。这些权臣都非常有名,很多甚至直接威胁着皇位的稳定。

不过到了隋唐以后,皇帝渐渐地增加了宰相的数量。因为增加了宰相的数量,也就相当于给宰相分权了。除了增加宰相数量,设置左右宰相以外,宋朝的时候,还专门设置参知政事。本来已经有副宰相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又是副宰相,这样宰相的数量就更多了。

(宋朝名臣包拯)

到了明清时期,从朱元璋开始,干脆就取消了宰相的职位。只设置内阁。内阁并不是宰相,他们只是直接执行皇帝命令的部门,他们没有任何敢于独自商议及处理朝政的权力。

而一个皇帝之所以被称为“仁宗”,就在于他会把更多的权力让给大臣。他会更多地和大臣们商量着办事情,不会独断专行。

宋仁宗被称为仁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历史上曾记载,宋仁宗想要给他的爱妃张贵妃的大伯封一个官,而且还并不是很重要的官。同时,张贵妃的这个大伯也并非没有能力。但是大臣们因为觉得这是宋仁宗在搞裙带关系,因此,群起而攻之,极力反对。像包拯这样的大臣,由于在宋仁宗面前极力争辩,甚至还把口水都喷在了宋仁宗的脸上。

这种情况,在其他朝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其他朝代,皇帝想封哪个大臣,就封哪个大臣,哪里会征求大臣的意见。因为所有征求大臣意见的做法,就相当于是和大臣分权,这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作为一个大臣,最重要的做法,就是揣摩圣意。揣测皇帝在想什么,然后去迎合他。

当然了,宋仁宗还有其他很多关心老百姓,关心手下的事情,比如害怕别人责备没带水的太监,于是就忍住口渴不喝水。想喝羊汤但怕御厨辛苦,于是也忍着不喝。

不过最主要的“仁”,还就体现在和大臣分权上。

和大臣分权,因此就很突出大臣的地位。这样一来,大臣的名气,就变得比作为皇帝的仁宗更大了。

(参考资料:《宋史》等)

宋仁宗,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感觉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这是为何?

中国历史上的24个王朝,完成全国性统一的王朝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

其中有四个朝代,都有至少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

人们熟悉的是:西汉:汉武帝,唐:唐玄宗、清:康熙和乾隆。

其共同特点是:存在感非常强,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强悍之巅。

北宋同样拥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

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

这个人叫赵祯,庙号“宋仁宗”。

宋仁宗,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

说到宋仁宗,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仁宗”。

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

提起这些皇帝,人们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

人文、科技、金融,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也有令人向往的成就。

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宽厚: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

嘉佑六年(1057),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用这些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简直“大逆不道”。

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

仁宗却认为人:“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

张尧佐是依着张贵妃恩宠任此要职,包拯一闹,仁宗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

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

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

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

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

审慎 :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

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积重难返,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兵6万。仁宗犹豫不决:他担心,裁兵一时爽,兵变火葬场,多出来的6万人如何处置?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

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复与文彦博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给他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拍板。

何况,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则起义(仁宗朝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就是文彦博轻松平掉的,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气之一。

最终,裁员任务顺利完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

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百姓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

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开打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意想不到的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

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

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

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但“岁币”一直被视为宋仁宗妥协大辽的屈辱。

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

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

克制: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

仁宗道: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们众口一词:何不传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当时考虑,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没有夜供烧羊的先例啊!

要是开了这个头,后世子孙就有可能一辈一辈传下去,这今后不知夜里要杀多少只羊啊!

不要以为仁宗真的简单是因为“祖制”而节欲。

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

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

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很牛X的话: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宋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

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

仁宗道:“你们不信?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

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

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

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

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

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宋仁宗,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感觉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这是为何?

中国历史上的24个王朝,完成全国性统一的王朝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

这其中有四个朝代,都有至少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

我们更加熟悉的是:西汉——汉武帝、唐——唐玄宗、清——康熙和乾隆。

其共同特点是:存在感非常强,一提到某王朝,大家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强悍之巅,称之为名震寰宇也不为过。

北宋同样拥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你第一时间会想起谁?

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

这个人叫赵祯,庙号“宋仁宗”。

宋仁宗迥异于其他朝代那几位皇帝:他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

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

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仁宗”。

事实上,皇帝堆儿里,庙号仁宗的都跟伟大扯不上关系。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

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

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发动玄武门之变,同室操戈的李世民,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

人文、科技、金融,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难。

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1. 宽厚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简直“大逆不道”。

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

“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

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

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把闷火撒在张贵妃头上,他对张贵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同时任命四职)!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

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唐太宗节俭爱民,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

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唐太宗写了《贞观政要》,宋仁宗就写了《洪范政鉴》。

唐太宗擅长飞白,宋仁宗就苦练飞白;唐太宗沉迷丹药,宋仁宗没有。

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杀此田舍汉”,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可是真没动过此念,“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面子”,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骨子”。

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

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

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

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

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2. 审慎

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积重难返,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兵6万,仁宗犹豫不决——他担心,裁兵一时爽,兵变火葬场,多出来的6万人如何处置?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

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复与文彦博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给他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拍板。

何况,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则起义(仁宗朝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就是文彦博轻松平掉的,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气之一。

最终,裁员任务顺利完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

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

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什么人喜欢战争?想靠战争获利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的人。

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

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但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了不起?“岁币”一直被视为宋仁宗妥协大辽的屈辱。

但是,假如宋仁宗宁愿背负屈辱也要践行他的理念,这样的人古今有多少?

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

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

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就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

3. 克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昨晚贪图美色用力过猛了,就婉劝皇上别那么玩命。

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们众口一词:何不传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当时考虑,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没有夜供烧羊的先例啊!

要是开了这个头,后世子孙就有可能一辈一辈传下去,这今后不知夜里要杀多少只羊啊!还是拉倒吧!

不要以为仁宗真的简单是因为“祖制”而节欲。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

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

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X的话: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

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仁宗笑道:“你们不信?好吧,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这次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

发薪时,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

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

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

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

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

“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

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么回应的?“许之。”

两个故事相似,但结局大不同。

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随后被免职。宋仁宗却最终采纳了王贽的意见。

很显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晚清的立宪派一直想说服清廷“虚君立宪”,终究失败,如果将满清转换成宋仁宗时代,“虚君立宪”的转型,又将是一副何等气象?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实事求是地说,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

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然而,我们不得不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皇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被大书特书?更加遗憾的是,为何这种更符合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没有流传到后世?

事实上,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无法兼容,朝代之初的治理理念必然被碾压。

因此,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也仅仅有汉文帝、宋仁宗等极少数几位将这种道家思想贯彻到底。

同理,尽管在宋朝这样一个拥有宽松环境的时代,宋仁宗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传统制度的“人治”本质,必然导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将无法常继。

道家古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就这样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着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这微弱的火花,最贴近现代文明中的保守主义思想。

宽容、审慎、克制等关键词,就是保守主义的基本要素。

宋仁宗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主要因为他选则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

古代中国有儒道法三大“思潮”,而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诞生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想等数十种思潮,思潮的博弈,推动着历史的深度变迁。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