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朱允炆为何不采用推恩令的办法来削藩呢？

朱允炆不用推恩令削藩，主要是因为明朝的藩王，压根就没有封国。

而且，朱允炆刚即位时手里掌控的力量，极为强大，完全可以让他直接来硬的，根本用不着他玩推恩。这种手段。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历史上一直有得国最正之说。因为朱元璋出身最低，早年做过和尚要过饭，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本事，打下了整个天下。所以相比历史上其他很多朝代，明朝的历史包袱是最轻的。

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除了要考虑很多国家大事需要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明朝以后的宗室政策。

古代天子家事既是国事。宗室政策的制定，将直接关系到以后很多年，这一点朱元璋还是明白的。不过至少在明朝刚建立的那十几年里，老朱还不用因为这个问题太发愁。因为老朱是白手起家，没有任何亲戚需要他分封。需要封王的，除了两个侄子和义子之外，都是自己的儿子。既然都是自己家的人，老朱自然也不用太早就思考这些事情了。

但是，到了洪武二十五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将这个问题直接推到了老朱面前。

太子朱标死了。

死在老朱之前。

对于朱标这个嫡长子，老朱是极为满意的，满意到之前从来没有任何后手。所以朱标一死，老朱儿子虽然多，但是却暂时没有能够替代朱标的人。

好在朱元璋活得还比较长，这时候再培养一位储君，倒也不是太难的问题。不过，朱元璋大概实在是太爱自己的这个大儿子，在经过一番考虑后，朱元璋竟然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跳过儿子这一辈，直接立朱标的儿子做储君。

所以最终，朱元璋选中了朱允炆。

但选择朱允炆做储君的话，又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朱允炆年龄实在太小，老朱选中他的时候，朱允炆才只有15岁。至于资历，更是浅薄如纸。

年龄小，没资历，如何能坐得稳皇位？如何能够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守住大明江山？

面对这个问题，朱元璋很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杀人、封王。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以大将蓝玉谋反为借口，发动蓝玉案。此案牵连超过一万五千人，朱元璋借此案对军方大下杀手，几乎将洪武年间所有开国武将，以及所有擅长进攻的将军，全部处死。老朱用自己的血腥手腕，让朱允炆无需再面对骄兵悍将的威胁。

然后，老朱又将自己的所有儿子，全部派到边疆上，去给孙子站岗放哨。在把儿子们派到边疆封王之前，老朱不是没想过未来地方藩王权力过大，从而威胁中央的可能。所以，老朱创造性地制定了一套和之前所有王朝，都截然不同的分封政策。

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简单来说，以前的很多王朝进行分封，都需要分出一块地方，交由藩王进行管理。这块地方，就是藩王的封国，封国内的军事、财政、政务管理等一切，都是由藩王自治的。藩王的封国，在整个大一统王朝当中，相对独立。

但是明朝的这套制度则截然不同，藩王确实封出去了，但是没有封国，没有自己的实际控制地盘。而且，朱元璋基本剥夺了藩王对地方财政的插手权力，藩王没有对地方百姓征税的权力，想要钱只能向中央要。另外，所有藩王所辖军队，只有自己的王府卫兵，规模在五千到三万之间。所有宗室，不得参与劳动，不得进入政治系统内管理国家。

最后，朱元璋又给朱允炆留下了过百万的常备军队，随时可以供他调遣，形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老朱才放心的撒手人寰，将大明的至高皇位，交给了朱允炆。

客观来说，老朱设计的这套藩王政策，近乎完美。

在老朱设计的这套制度下，藩王只能控制最多三万的常备军队。相比朱允炆控制的百万大军，实在微不足道。就算数位藩王联手谋反，所控制的军队在朱允炆面前，依然无需畏惧。朱允炆刚登基那会儿，明朝所有藩王手中的军队，全都加起来，都不到四十万。和朱允炆控制的精锐明军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而且，藩王没有财权，如果敢谋反，中央第一时间断掉财政支持。藩王手底下的军队，就会彻底没了军饷，没了补给。没有钱，还想造反？做梦吧！除了财权之外，藩王还不能染指地方政务，没有实际封国地盘。这种情况下，藩王还想造反，那无异于是在作死。

但是。

之所以说是近乎完美，肯定还是有其不足之处的。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当中，我们看到，这套制度，至少有两个缺点。

首先，是所谓的食禄而不治事。朱元璋禁止包括藩王在内的所有宗室，参与国家政务体系，甚至不允许他们劳动，完全就靠国家花钱养着。老朱这样做，一是怕未来自己的子孙后代，劳动的本事不行，再像自己当年那样去要饭，所以给子孙后代一个保障。二是怕这些宗室参与实际事务以后，分掉皇帝手里的权力。

这个法子，在明朝最初的一百年里，一点问题都没有。老朱儿子虽多，但以一个国家的力量，去养几十个王爷的衣食无忧，还是很轻松的。

但到了明朝晚期的时候，等到明朝宗室人数，已经达到几十万人的时候，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到了明朝末期，国家财政本就已经捉襟见肘，又需要花大量的财政，去养活这些不能参与劳动的朱家宗室成员。这就导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完全被钱这个字给拖垮了，想打仗想赈灾，但就是没有银子。

因为银子都拿去养那些宗室了。

明之亡，实亡于缺钱，这话其实一点都没错。

当然，这个弊病，还要很多年以后才能体现出来。老朱设计的这套制度，第二个缺点，就在于人。

如果在位的皇帝，实在没什么本事。就算坐拥百万大军，都打不过人家拥兵两三万的藩王呢？这种可能，好像怎么看都微乎其微。手握百万大军，背靠强盛的国家机器，打不过一个拥兵两三万、同时还没有财政支持的地方藩王，那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但正是这种微乎其微的可能，在朱元璋死后，成了现实。

朱允炆登基后，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这些藩王。在这个问题上，朱允炆和朱元璋真的谈不上谁对谁错，只能说是立场问题。对于朱元璋来说，边疆站岗的都是自己的儿子，借他们八个胆子也不敢造反。但对于朱允炆来说，站岗的都是自己的叔叔，那是有可能和自己竞争皇位的！

削藩，势在必行。

问题是，该怎么削？

历史上最有名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削藩手段，就是汉武帝时期实行的推恩令。所谓推恩令，就是指藩王死后，长子继承王位，分到老爹原本封国最大的一部分。其他的儿子，爵位降一等，同时也有分老爹地盘的资格。这样的话，用不了几代人，原本强大的诸侯王国，就被自己的子孙给分没了。

但是，这个法子，朱允炆用不了！

因为明朝藩王，压根就没有封国！

非但没有封国，甚至连财权、治政权都没有。明朝的藩王，除了王位之外，就只有手里那两三万的王府亲卫。军队是不可能用推恩令去分割的，因为如果军队规模过小，在边境上各自为政的话。那藩王就再没有守卫边境的能力了，北方的敌人，顷刻之间就能打过来。

除此之外，汉武帝那会儿，汉朝各王国的实力还比较强，如果汉武帝来硬的，极有可能造成藩王们的联手反叛。一旦出现那个局面，汉武帝能不能打得过这些藩王，都是个问题。就算打得赢，汉朝也必然元气大伤。但朱允炆这会儿就不同了，所有藩王掌握的军队，加起来都远比及朱允炆掌握的力量，就算来硬的也没有任何问题。

当实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计谋和手腕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朱允炆登基后，便开始采取‘硬削藩’的政策。不过，要硬削藩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先削谁，后削谁？当时朱允炆身边的大臣们，也提出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先收拾个头大的，先把藩王当中实力最强的燕王、秦王等藩王收拾掉。解决了这几个手握重兵的王爷，其他的也就无所谓了。另一种则是先收拾有过错的王爷，这样在道义上能够占据一定优势。而且就算那些藩王发动叛乱，以当时朱允炆手里的力量，也完全不用害怕，直接打就是了。

朱允炆是个相对老实而且厚道的人，所以更加重视道义，于是就选了第二个方案。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第二个方案实施后，虽然朱允炆先后收拾了几个藩王，但却彻底激化了朝廷和藩王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削湘王朱柏的时候，朱柏因为害怕，直接自焚而死。

这下子，朱允炆不光没有在道义上占据什么上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道义，而且打草惊蛇，让几个势力最大的藩王，有了戒备之心。

既然你都已经准备来硬的了，那我就拼死一搏吧！

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在北京以‘为国靖难’之名，正式起兵，史称靖难之役。朱棣起兵之后，迅速干掉了北京地区所有朱允炆委派的官员，瞬间掌握了北京地区的治政权和财权。

当然，如果只是占据北京一地，想要打败坐拥全国的朱允炆，似乎仍是天方夜谭。但这个时候，老朱留下的另一个后招，开始发挥负面作用了。

当初老朱为了朱允炆不必面对那些骄兵悍将，所以几乎把明军当中，所有擅长进攻的将军，全部屠杀殆尽。这就导致靖难之役爆发后，朱允炆几乎无人可用。朱允炆本身不懂军事，更不懂如何任用军事人才。所以最后，朱允炆就任命了李景隆作为明军的统帅。

李景隆这个人，是当初开国六公爵之一的李文忠的儿子。虽然是名将之后，但李景隆的本事是真的不咋地，而且和朱棣私交过密。在和朱棣交战的过程中，屡战屡败。后来当朱棣打到南京城下的时候，负责守城的李景隆，更是直接开城投降，直接把朱允炆给卖了！

坐拥整个大明的朱允炆，之所以会败给朱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用人。

公元1402年，攻入南京城的朱棣，在南京皇宫中登基，史称明成祖。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朱允炆之所以不用推恩令，是因为推恩令根本不适用于当时明朝的局面，而且是一点用都没有。朱允炆会败，纯粹是因为他不会用人，和用不用推恩令没什么关系。

明朝朱允炆为何不采用推恩令的办法来削藩呢？

前127年，主父偃提出了著名的“推恩”之策：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也可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侯国的地位与县相当，隶属于郡而不隶属于原先的诸侯王国。

汉武帝采纳其策，发布“推恩令”。

此诏一下，诸侯王纷纷请分邑子弟，先后共分封诸侯国180多个。

如此，诸侯王国的土地迅速变小，不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了。

“不行黜埗而藩国自析”，推恩令果然是高招。

既然这么好使，为何建文帝不效仿呢？

先不说“推恩令”的内容。

任何政策要推行，前提是：能让对方服从你！

对方不服你，你推出任何政策都是没有意义的。

“众建诸侯以分其力”，是汉文帝时期贾谊就已经提出的。

然而，汉文帝时期，诸侯王实力尚强，汉文帝还不敢推出政策，只能视机而动，抓住机会将齐国一分为六，将来淮南国一分为三，重点打击最大的威胁，不敢同时惹“众怒”。

汉景帝时，继续找机会剥夺诸侯国的领地，结果激发了“七国之乱”，形势危险。

到汉武帝时期，诸侯王的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已经没有能够立刻与朝廷叫板的诸侯国了。

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才能够提出“推恩令”，以制度、政策的方式，彻底解决问题。

同样，建文帝决心削藩之初，他也没有汉武帝那样的条件，立刻推出什么政策来削藩。

建文要削藩，本质上是：朱元璋为消除异姓将领的威胁，将军权转移到了藩王手中。

藩王的权力，是他皇爷爷以《皇明祖训》方式确立下来的。

初登大宝的建文，马上违背皇爷爷的祖训，直接推出政策来削藩，无论是大义名分上，还是实力上，都不具备条件！

“推恩令”，本质是将诸侯王国的土地、人口分割、削弱。

西汉的诸侯王国，其力量来源，就是土地、人口，其余的财富、军队等力量，都来援于土地、人口。

实行“推恩令”，每“推恩”一次，就削弱了诸侯国的土地、人口，自然能从根本上削弱诸侯王国了。

然而，明初藩王的力量来源却并非王国的土地、人口。

明代封藩之初，就确立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原则。

这种情况下，你采用西汉的方法来“推恩”，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明代藩王的主要威胁，简单直接，就是：军权过重！

各亲王都拥有亲王护卫兵，少者三千余人，多者万九千人，隶籍兵部。

此外，藩王对守镇兵，也拥有特殊的指挥权。

《皇明祖训》明确规定：王国的护卫兵听从王调遣。如果王国在险要之地，那么，在紧急情况下，守镇兵、护卫兵都要听从王调遣。调发王国内的军队时，必须有朝廷的御宝文书和王令旨。

因此，明初藩王的主要威胁，就是军权过重！

明初藩王的权力过重，本质上是朱元璋在铲除异姓将领时，将异姓将领的权力较到了朱家子弟手中。

所以，一定程度上，您甚至可以把藩王们看成是拥兵大将！

剥夺拥兵大将的权力，当然不是什么”推恩“能解决的，当然是要把兵权直接夺回来！

所以，明初要削藩，就是要削掉藩王的军权，西汉的”推恩令“对建文帝没有任何意义。

明初削藩的关键，当然不是着眼于土地、人口的”推恩“，而是直接削弱，乃至剥夺藩王的军事权。

所以，关键点有3个。

1、削减护卫。

护卫兵，是完全听从藩王调遣的军事力量，也是藩王用来弹压地方守镇兵的武力基础。

因此，剥夺护卫，是削藩最常见的招数。

2、迁徙藩王。

“险要之处，紧急之时”，藩王不仅可以调遣护卫兵，还可以直接调遣守镇兵。

因此，将藩王们调离“险要之处”，是剥夺藩王直接调遣守镇兵的关键。

然而，只要是处于前线的藩王，自然时时处于“险要之处，紧急之时”！

因此，将“塞王”迁徙到内地，是剥夺其军权的关键。，

3、摧毁燕王。

前面两条，都是制度层面的。

然而，对建文来说，燕王的威胁，已经超出制度层面了。

燕王自二十一岁就藩北平以来，已历二十年。其间，“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已经赢得了北平附近军民之心。

朱元璋去世前，表示：“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并确立代、辽、宁、谷诸塞王府的护卫兵及镇守北边将领，“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并单独面示燕王：“总率诸王，相机度实，用防边患，以安黎民”，将“攘外安内”的大权赋予了朱棣。

显然，此时的朱棣，地位已经凌驾诸王之上，超出了制度约束，已经构成了对建文帝的直接挑战！

所以，所谓削藩，其实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与燕王的矛盾！

不解决燕王，任何削藩举措都是虚头八脑没有意义的，而只要解决了燕王，其余都不是问题！

鉴于此，建文朝廷中，许多大臣都提出了削藩方略。

齐泰、卓敬的建议都是擒贼擒王+慢慢来。

齐泰指出：应该派大将戍开平，将燕王的部队都调到塞外，削去其他羽翼，缓缓图之。

卓敬则建议：机会不到不要贸然行动。行动的方向应当是将燕王徙封到南昌。

坦白地说，以燕王的文武雄才，这两个方法未必能够奏效，但确实能实实在在削弱燕王，给燕王带来麻烦。

黄子澄的建议则比较“迂回”：先弱后强。

先消灭燕王的同母弟周王及其他几个犯事的藩王，剪除燕王羽翼，再削夺燕王。

建文思之再三，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

建文采纳黄子澄的建议，迅速行动。

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五王被削：周王被废迁，代王被幽，岷王被废，湘王自焚，齐王被囚。

其中，除了代王外，其余四王，都驻内地，能力、实力都一般，对局势的影响及其有限。

然而，五王被削，不但打草惊蛇，引起了燕王的警惕，还给了燕王起兵的口实！

如此，燕王既确立了造反的决心，也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准备了！

而在削燕王过程中，建文也不得要领，打不到“七寸”。

建文削朱棣，立足点是人事任命。

建文下诏“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剥夺了朱棣对北平文武官吏的节制权。

随即，调兵遣将，对北平完成战略包围。

随后，削减燕王府护卫兵，将护卫调走，使燕王身边只剩下了张玉、朱能等800人。

最后，又安插奸细，监视朱棣。

看起来，朱棣已经被剥夺了力量。

但是···仅仅只是看起来而已。

朱棣在北平20年，长时间节制文武将吏，对北平周边军民的影响，不是你仅仅通过人事任免就可以消除的。

同时，你和朱棣玩间谍计···算是找错了对手。

最终，朱棣在准备妥当后，巧施妙计，铲除了谢贵等4人，乘夜夺取九门后，就迅速控制了北平的军队！

随即，朱棣以奉祖悬诛讨奸逆，“以清君侧之恶”为词，宣布“靖难”；并上书建文，指责朝廷任命奸臣及削夺五王之过，赚取大义名分。

削藩行动，直接演变成了靖难之役！

朱棣夺位后，示范了正确的削藩姿势。

首先，是安抚诸藩王。

朱棣夺位后，迅速施惠于诸藩王。

一来，造反夺权，需要安抚诸藩王，稳固形势。

二来，亲亲尊尊，是古代封建王朝稳固运行的基础，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会像建文一样露骨地削藩。

随即，徙封塞王。

镇大宁的宁王，镇宣府的谷王，镇广宁的辽王，三位与朱棣同为守塞藩王，实力较强。

朱棣先后将三王迁徙到南昌、长沙、荆州，使其离开“险要之处，紧要之时”，实力大减，得到控制。

如此，北方塞外驻军的指挥权，完全操于朱棣一人之手，再无塞王可威胁朝廷了。

随后，朱棣又削废五王。

与建文帝一样，朱棣也削废了有劣迹、过失的藩王，既绝除后患，又警戒诸藩。

岷王、代王、齐王、肃王、周王，悉数被夺护卫，有的仅剩下几十人护卫，有的直接被废为庶人，又的被逮捕。

削废五王的动作，朱棣放在了最后一步，此时，形势已完全在掌握，稳操胜券，而当初建文却以此为第一个动作，招致大难，相比之下，高下立见。

汉武帝时，经文景的连续打击，能够挑战皇权的诸侯王国悉数被击败，但其他诸侯王国依然占有大量的土地、人口，构成隐患。汉武帝通过推行“推恩令”，从根本上削弱诸侯王国的实力，化解其威胁，一切都在点子上，效果自然很好。

建文帝时，藩王的实力并非来源于土地、人口，“推恩令”解决不了问题。

就时机而言，当时的燕王地位在诸王之上，是建文的直接竞争对手，不解决燕王，任何削藩动作都没有意义。

建文帝却“先弱后强”，打草惊蛇，动作虽多，却都没有打在关键处，反而给了朱棣充分准备和起兵口实，最终一败涂地。

朱棣夺位后，分步骤实施削藩之策，先通过徙封削弱威胁最大的藩王，然后再通过削废等方式削弱藩王，从而基本上消灭了藩王对皇权的威胁，其成熟程度远胜建文。

所有的策略，能否奏效，关键在能否打在点子上！

不盲目效仿古人，不急躁大意，看准目标，分清步骤，步步为营，才能取胜。

明朝朱允炆为何不采用推恩令的办法来削藩呢？

建文皇帝朱允炆为何不用“推恩令”来削藩？其实很简单，因为汉朝的钥匙打不开明朝的锁。

对于六百年前的那场“靖难战争”，为数众多的“事后诸葛亮”经常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建文帝为什么这么愚蠢？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推恩令”他为何不用呢？

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大概率比今天的你我是要聪明得多的人物。你一个后世小白都能想到的计策，这些人精会想不到？真正的原因是明朝的藩王无恩可推，你让朝廷怎么用“推恩令”？

西汉初年，为了制约和平衡开国功臣的势力，太祖刘邦大封宗室，期望他们能起到藩屏皇室的作用。当年的诸侯王，是真真正正的“国王”，因为确实有自己的封国。诸侯国领土广阔，不但有军队，还可以自己铸币、收税。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功臣们虽然翻不起什么浪花，诸侯王们却渐渐尾大不掉，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汉景帝刘启即位后，采取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开始谋划削藩。当时以太祖之侄吴王刘濞为首，以“清君侧”的名义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公开反叛。

这场叛乱虽然最终被朝廷平定，诸侯国的势力也遭到了极大地削弱。但毕竟还有未曾参与叛乱的诸侯王，乃至于在平叛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宗室，如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如何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藩王们对于朝廷的威胁呢？

汉武帝刘彻剧照

• 何为“推恩令”？

刘启驾崩后，其子刘彻即位，身为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接受朝臣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

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因此强者恒强。但是主父偃的“推恩令”一出，诸侯王的庶子也得以受封为列侯，王国被分出若干侯国。而一旦某位列侯犯事或绝嗣，封国就会被朝廷收回。在这样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王国由于土地和税收不断减少，实力越来越弱，无力继续供养规模庞大的王国军队。

就这样，通过“推恩令”这一阳谋，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被降到了最低。

• “推恩令”为什么能成功？

之所以诸侯王们对于朝廷的阳谋无力反抗，主要要几个原因。

其一在于双方的实力对比。“七国之乱”被平定，极大的打击了诸侯王的气焰。以武力对抗朝廷，被证明是一条死路。因此面对皇帝使出的“温水煮青蛙”的策略，诸侯王们也只能选择接受。

其二在于朝廷巧妙地利用了诸侯王内部嫡长子与庶子间的矛盾。人心都是贪婪的，嫡长子一家独大，必然会引起其他儿子的嫉妒。凭什么大家都是父王的儿子，就你可以吃独食？因此哪怕知道“推恩令”是个阳谋，只要自己利益得到保证，王国利益算什么？

马皇后与朱元璋剧照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面临的形势和当年的刘邦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是功臣集团势力庞大，一样是皇室力量薄弱不堪。因此老朱一面认同开国之初宗室力量不足，有可能导致王朝二世而亡。一面又吸取西汉和西晋的教训，对于藩王“分封而不锡土”。换句话说，虽然有秦王、晋王、燕王的称号，但实际上秦国、晋国、燕国并没有真正的国土。

根据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训》，明代亲王岁禄一万石。长子袭封亲王，其余诸子封郡王。首封郡王岁禄两千石，郡王长子袭封郡王，岁禄降为一千石。其余诸子封镇国将军，岁禄一千石。镇国将军诸子降封辅国将军，岁禄八百石。此后每代由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一直降封到奉国中尉为止，岁禄的递减幅度分别为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和二百石。

同时明初亲王虽然有三护卫的直属部队，人数可达数万人，但粮饷是由朝廷供应，亲王本人并无能力供养如此规模的军队。换句话说，无论是秦王、晋王还是燕王也好，基本相当于常驻西安、太原和北平的大号武将。这些人虽然身份尊贵，甚至可以节制本省军事，但本质上并没有自身造血能力，一切后勤补给完全依赖于朝廷。

如此一来亲王既无国土可分，所生诸子的岁禄又由朝廷全额承担，这“推恩令”往哪儿推呢？

燕王朱棣剧照

亲王戍边，毕竟只是开国初年的权宜之计。一旦王朝根基稳固，必然会收回亲王们手上的军权，这是历史的趋势。从这一点来说，朱允炆的动机不错，错就错在过于冒进。

亲王们毕竟都是太祖之子，削藩的同时至少给叔父们留一条活路吧？像五叔周王被囚于云南，七叔齐王被囚于南京，十三叔代王被囚于大同，十八叔岷王被囚于漳州，甚至十二叔湘王被逼自杀，这也太狠了一点吧？

既然没有退路，那干脆起兵一搏，想必这就是燕王朱棣的原始想法。以区区一隅对抗大一统朝廷，历朝历代都没有成功的案例，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燕王殿下何况如此自寻死路呢？

实际上朱允炆本不需要如此残酷地对待他的叔父们。朱棣在起兵之初上书朝廷的时候，就提出了非常合理的处理方式。那就是诸王有小过，降敕戒谕。若有大过，则削其护卫。

（建文）元年七月癸酉朔，上书于朝曰：...橚、槫、柏、桂、楩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虽其皆有愆过，未闻不轨之图。重可裁减护卫，轻可赐敕诫励。则朝廷于厚亲之仁，惩过之义，两尽其美矣。—《明太宗实录卷二》

换句话说，亲王们对朝廷最大的威胁无非是直属的三护卫官军而已，把这个威胁解除也就是了，为何不给人留活路呢？事实上朱棣靖难成功之后就是如此处理诸王的，意图谋反的齐王、谷王废为庶人，有严重过错的代王、岷王、周王则削其护卫。这样既达到了削藩的目的，又给了兄弟们活路。

结语：“推恩令”固然是一个很好的削藩方法，但是产生于特定的年代和背景。因此汉朝的成功经验，无法在明朝简单复制。建文君臣之所以如此急不可耐，一来是过高地估计了藩王和朝廷之间的实力差距。二来辅佐朱允炆的文官集团实在是太痛恨太祖朱元璋了，他们恨不得把洪武皇帝的政策痕迹一股脑全部抹去。

可惜老朱虽然杀人无数，毕竟有遗惠于百姓。建文君臣急于扬文抑武，同时得罪了宗室和武勋两大支柱集团，最终的失败也是在情理之中。

明朝朱允炆为何不采用推恩令的办法来削藩呢？

首先西汉武帝朝的“推恩令”根本不适合在明朝推行。

我们先来看看主父偃“推恩令”的内容:“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推恩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它具体的实施方法就是将诸侯王的封国各分为若干国，让诸侯王的子孙依次分享封土，直至地尽为止，同时若封土广大而子孙少的人，就先虚建国号，日后待其子孙生后再行分封。

如此，实施“推恩令”的前提就是要有封地。但显然明朝的藩王不满足这个条件。虽然明朝同西汉一样行“分封制”，但汉初行的是裂土封王，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中是有着绝对的权力的，可任免官吏，可自由征税，可自由征兵，总之在封地中他就是唯一的王，封地一切事务都由他说了算。而明朝虽也实行分封制，但却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即分封爵位却不赏赐土地，给予爵位却不管理百姓，享受俸禄却不处理事务，也就是明朝的藩王是没有封地的，而且没有治理权，更没有征税权。

想想看，明朝的藩王连封地都没有，你让朱允炆去拿什么去推行“推恩令”呢？难道是先给藩王封地，之后再去推行吗？这怎么可能呢？

当然，当年朱允炆欲行削藩之时，的确有人跟他提过希望效仿主父偃的“推恩令”，大臣高巍曾言“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 ，就是不要效仿晁错的武力削藩，而应该效仿主父偃的“推恩令”，即在不引起国家内乱，又不引起藩王大规模反抗的原则上行削藩之事。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巩固新生的大明王朝，他在借鉴历代分封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建立起了一套不同以往任何朝代的“藩封制度”。自1370年开始，朱元璋就先后将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要地，给予他们兵权，让他们替明朝开疆扩土，同时拱卫朱姓天下。

在当时，每位藩王都拥有着数量不等的亲卫护卫军，少则千余人，多则上万人，且还拥有“ 提兵专制”之权，即可直接调动地方上的军队，如庆王朱栴就有左、右、中三护卫，并管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事务，马步军士都由庆王负责训练，并随时听候调遣。

可以说明初的藩王虽没有汉初诸侯王那样的权力，但就是凭借着其手握的“ 提兵专制”之权，再加上他天潢贵胄的身份，他足以操控地方的军政事务。因此，明初的藩王还是对中央有着较大的威胁的。也就是如此，高巍提出的效仿主父偃的“推恩令”，其用意就是想要削弱藩王手握的兵权，就算此时不能将其兵权全部剥夺，也要剥夺他一部分的权力。

此外，在高巍提出要效仿主父偃的“推恩令”时，户部右侍郎卓敬还额外补充了一点，他建议“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籓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就是在削弱藩王手中权力的同时，还要进行“异地分封”，即原来在北方的藩王子嗣，在册封时要将其改封在南方；原来在南方的藩王子嗣，在册封时要将其改封在北方。

卓敬提出的这个计策用意很简单，那就是削弱藩王对地方的影响力，从而瓦解藩王对于地方的干扰与控制。试想，以藩王的势力和影响力，如果让他和他的子嗣长期待在某个地方，他势必会逐渐掌控住此地，这样就等于成了他们的封地。如此，如果是只让藩王在一个地方待一代，让他们势必不能对此地造成多大的影响力，毕竟下代藩王的藩地可是要换到别的地方去的。

可以说高巍和卓敬所提出的削藩之策不可谓不毒，完全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如果当时朱允炆能够接受这个计策，即缓慢的行削藩之策，不动用武力，而是用皇权来逼迫地方藩王就范，让他们没有动武的理由，同时再推行“异地分封”，让藩王失去对于地方的掌控力。如此，只要能够实施下去，不出一代，明朝的藩王将永远没有可能再对中央政府造成任何的威胁，因为藩王已无根基可言。

此外，卓敬在提出“异地分封”之策时，还特别提醒朱允炆，他说道:“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意思就是燕王朱棣这人颇有智慧，雄才大略，很像朱元璋，同时他的藩地北平又是显要之处，且兵强马壮，自金、元开始就为兵家重地。如此，朱允炆如果一定要削藩就一定要先削燕王朱棣，要先把他改封到南昌，这样一旦有变，朝廷就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朱棣。

显然卓敬早就看出了对朱允炆削藩威胁最大的是哪个藩王，就是朱棣。如此，他早早就建议到朱允炆要削藩就要先削朱棣，只有这样，其他藩王才不敢再对朱允炆的削藩有任何的不满。当时如果朱允炆哪怕是不采纳卓敬的“异动分封”，而仅仅只是采纳卓敬的先削朱棣的策略，朱允炆削藩也不会失败，更别说失去帝位。试想，如果将燕王朱棣改封南昌，朱棣对于地方的掌控力将荡然无存，同时南昌又处于南方，朱允炆只需调配周边的兵马就可牢牢困死他，如此，朱棣就只能成为笼中的小鸟，任由朝廷随意宰割。

而一旦朱棣被控制，其他藩王必定不敢有任何的异动，如此朱允炆的削藩必定可成。

只是可惜，朱允炆最终还是没能接受他们二人所提出的削藩之策，他采用的却是黄子澄和齐泰所提出的最下策的武力削藩的策略，并还是黄子澄所提出的“先弱后强”这个最最下策的武力削藩，即“先干掉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动燕王”。

只得说朱允炆真的是一个长在蜜罐里的皇长孙，他真的是毫无治国经验，按理说当时高巍和卓敬提出的削藩之策是最为稳妥的，只要是一个稍微会治国的皇帝，他都知道该怎么选。可是可笑的是，毫无治国经验的朱允炆最终还是选了同样毫无理政经验的一介书生黄子澄所提出的最最下策的“先弱后强”之策。

那这里或许很多人不明白，为何朱允炆一定要选择这个在外人看起来就是最最下策的“先弱后强”之策呢？

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二点原因:

第一、黄子澄的缘故。黄子澄这人对朱允炆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可以说朱允炆对其是言听计从，黄子澄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而黄子澄这人向来就是一个书呆子，自视甚高，他一直都认为“藩王很弱，朝廷很强”，只要朝廷派兵前往地方，藩王就会一触即溃，朝廷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年还是皇长孙的朱允炆就曾向黄子澄求教过削藩一事，黄子澄是这样说的:“诸王仅有护兵，只能自守，倘若有变，可以以六师监之，谁能抵挡？汉朝七国不可谓不强，最后还是灭亡了。大小强弱之势不同，而顺逆之理更相异啊！”，意思就是藩王手中只有亲卫，他们只能自守，即使他们造反，只要朝廷的大军前往镇压，他们拿什么来抵抗？汉朝七国之乱时，七国不是很强吗？可是最后不还是被汉廷给灭了吗？ 所以地方藩王不足为虑，只需用武力逼迫他们削藩即可。

也正是如此，在之后朱允炆进行削藩之时，在黄子澄的影响下，及长期被黄子澄灌输的“敌强我弱”的思想下，最终是让朱允炆选择了最下策的武力削藩。

第二、朱允炆太急。其实在我们看来，卓敬和高巍所提出的削藩之策是最为稳妥的，也是最有效的。但是这个计策见效的时间实在是太慢了，毕竟要削权，又要改封，之后还要等老藩王死去，新藩王登基，然后再削权，再改封，起码要经过两轮，这个计策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而这起码得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时间。

如此，这对于刚登基，又急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朱允炆来说，这么长的时间绝对是朱允炆所不能等待的，而后再加上他身边最重要的谋士黄子澄、齐泰等人也都想快点做出一些能够“名留青史”的政绩，如此在朱允炆、黄子澄、齐泰等当时最上层的统治阶级都不愿意等那么长的时间，都不愿意冷水煮青蛙的情况下，在都自认为藩王都是好对付的，只要中央派大军就能击溃他们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抛弃了最为稳妥的“异地改封”的削藩之策。

如此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最终朱允炆放弃了高巍和卓敬所提出的最为稳妥的削藩之策，改而去使用最最下策的“先弱后强”的武力削藩，并最终也让一个本不可能会失败的削藩行为功亏一篑，朱允炆也黯然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帝位拱手让于他人。

明朝朱允炆为何不采用推恩令的办法来削藩呢？

所谓推恩令，是指汉武帝为了削弱藩国，巩固中央集权，下旨要求各个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和税收分给所有儿子的诏令。

实行推恩令前，西汉藩国土地和税收只传国王的一个嫡子，其余的儿子无利可分。而实行推恩后，诸子都有地、税可分。

由于推恩令是一项对诸侯王庶子和无利可分的嫡子有利的政策，所以推恩令在藩国的落实情况非常顺利。而通过落实，诸侯国最终被拆得四分五裂，由若干个强国变成几十个小国。这些小国因为实力弱，对中央不再具有威胁，最终也被武帝逐一收拾。

应该说，西汉能完成中央集权，推恩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了明朝建文帝时期，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与御史韩郁曾经上书，恳请建文帝效仿当年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错削夺之谋。也就是建议朱允炆实行推恩令，别搞强行削藩之举，导致昔日西汉七国之乱的祸事重演。

不过建文帝没理会他们的建议。至于没理会的原因，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来，建文帝当时很自信。他早就憋着劲想要收拾他的那些叔叔们了，他有削藩这个念头不是一天两天。从他本人的主观意愿上来说，他就不想把这事和平解决。毕竟他的权柄优势极大，削藩的资本很足。

他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自己会输，自己有“飞龙骑脸”的优势，怎么可能会输呢？

二来，明初实行推恩令，作用也不大，朱允炆深知这一点。

西汉推行推恩令有三个前提，一是汉景帝打赢了七国之乱，中央威信很大；二是汉代藩王的权力过大。当时的藩王不仅有军队，而且还有封国的治理权和征税权，实际上就是独立的国家；三是当时的遗产分配制度不合理。（遗产分配制度是中央制定的，其实部分藩王也不满这种制度）

而相比之下，明朝就没有这些前提了。

首先，朱允炆只是众藩王的侄子，他在叔叔们的眼里，固然有皇威，但威信不足。

其次，明朝的藩王没有封地，没有藩国的治理权，只对土地有所有权以及对土地的产出有支配权，没有在土地上任命官员和直接收税的权利。比如说朱元璋让朱棣当燕王，是让他到燕地负责戍边，只有打仗的时候才管军队，不打仗的时候就回家抱孩子。除了他自己的亲兵卫队外，其他兵马还是归朝廷指挥。这种权力远不如西汉早期的诸侯王。

第三，明朝藩王的儿子都有继承权。朱元璋怕朱家子孙受苦，就规定亲王嫡子可以继承亲王位，庶子封郡王。郡王的嫡子继承郡王位，庶子封镇国将军，相当于正一品。再往下依次类推，最低的一级是奉国中尉，年俸两百石，相当于从四品官员的年俸禄。老实说，这个待遇不低了。

所以说，明朝如果实行推恩令，实际效果其实不大。毕竟藩王只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产出支配权，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卫队和俸禄，难道要分这个吗？亦或者说，难道要分他们的战时兵权吗？如果连这给都分了，那谁来负责戍边呢？

当然，削藩还是要削的，藩王节制边地军队过久，容易在边军中树立起威信，导致边地军队唯藩王之命是从，不听皇帝命令。所以建文帝最终选择了削藩，而且是强行削藩。

明朝朱允炆为何不采用推恩令的办法来削藩呢？

建文削藩至今被看做一场闹剧，其引发的“靖难之役”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历史走向，所以也就有噱头令后人探讨，诸如朱标不死，朱棣是否敢发动兵变，再如建文为何不效仿汉朝的“推恩令”。其实就算建文再无大才，有史为鉴，抄作业能不会吗？之所以“推恩令”不能效仿，是因为明朝的藩王和汉朝的藩王是有天壤之别的。

在谈及藩王之别的时候，必须讲清楚差别的根本在于何处，简单概括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初中课本就介绍过这个基本的唯物论。放在历史维度里，我们就可以从社会形态来解释汉明的差异。总体上，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的社会形态，第一阶段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即卿大夫政治形态；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即士族地主政治形态；第三阶段是五代十国至宋元明清时期，即庶族地主政治形态。

这里有人不禁会问，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经济基础有何关系？其实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具有很强的私有属性，简单的一句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倒挂的，从而也就决定了社会形态，或者可以说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完全代表了社会形态。

这三个阶段的分封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抛开封建社会，分封制最早要追溯到西周时期，是以著名的“井田制”为基础，这个井田就是“王土”，王土作为生产资料，分封给王室、功臣，从而有了诸侯国。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日渐失去对诸侯的掌控力，导致诸侯争霸的后果。而诸侯争霸的核心又是土地和人口的抢夺，这也意味着井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逐渐兴起。本来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分封制是上层建筑，但通过上述介绍，是否就能感受到二者之间的“倒挂”现象了？

西周的分封对象是王族，功臣以及帝王后代，整个社会则是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的等级结构，所以到了春秋后期，能够参与到土地兼并（开垦私田）的当然是卿大夫阶层，他们是各诸侯国的政治中坚，是春秋时期的贵族，也是封建社会开启后的第一批地主。战国七雄就是兼并战争下，卿大夫与诸侯政治联盟的产物。

但西周的井田从某种程度上讲，带有“国有”性质，而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化就令诸侯国产生了担忧，诸侯王族寄希望将卿大夫的封地变为“食邑”，收回军权与治理权，这就诞生了郡县制。这个时期的封地代表着经济利益，诸侯国要收回治理权和军事驻守权，这就是我们说的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的局面。

秦始皇一扫六合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国家，因此郡县制必然要做到极致。而项羽推翻秦朝后，仍旧保持着贵族思想，所以他又将天下一一划分，自己还划在了开阔的大平原上。刘邦再次建立大一统国家后，他面临的也是分封与集权的问题，集权的秦朝失败了，分封的项羽也失败了，所以刘邦就将二者结合，再次实行了分封与郡县结合的行政结构，即“郡国制”。

汉初，刘邦面对拼凑起来的诸侯势力和亡秦后的六国背景，需要维持政权的稳定性，因此采取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以分封同姓子弟的方式，调和异姓诸侯王与郡国制的两极偏差。楚汉争霸时，刘邦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王。称帝后，又分封同姓子弟九王，这种分封就必须给与藩王一定的财政、军事自主权，否则无法达到牵制维稳的作用，所以汉朝的藩王分封的不是“食邑”，而是实打实的“王国”。

面对这样的局面，汉王朝必然要进行削藩，只不过晁错提出的削藩过于激进，景帝直接拿掉了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的土地，这可是诸侯王的命根子，诸侯国必然会与汉庭拼命，于是有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息后，汉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继续推行文帝时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先后分封了诸皇子为诸侯王；并取消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改由中央任免官员治理封国，裁去诸侯国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这样一来，诸侯王失去了自治权，且要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财权也被大大削弱，这就为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奠定了基础。

“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史记》

推恩令的核心就在于土地问题，虽然诸侯王的权利一步步削弱，但土地还是世袭享用的。推恩令则是令列候刮分世袭诸侯王的封地，也就是原来诸侯王的一支世袭封地，推恩令后，变成诸侯王的多支都会封为列候。王国分成若干侯国，依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封地大的王国被分成封地较小的侯国，这个过程直接导致了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汉朝朝廷不用贬斥诸侯王，就使大的王国自己分崩离析，诸侯王由于内部受到封爵的恩惠，明知是削，又不得不受恩（原先无资格继承王爵的子嗣支持推恩），所以这个政策也被称为史上最强“阳谋”。

前文说了，明朝时期的社会形态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卿大夫政治形态，还是士族地主政治形态，都蕴含着政治团体掌控生产资料的迫切愿望，可以统一视为贵族地主。而庶族地主是底层工商业者、佃户、军士等群体，通过财富积累形成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他们与贵族地主的区别在于不再按爵位、品级和族姓，而是以占有土地的多少为主。对于政权来说，庶族地主不要求参与政治，他们又是无数个小的势力个体，对政权的威胁不大，所以并不影响政府集权。反过来说，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的顶峰就在于庶族地主的兴起，生产资料只会通过税收滋养国家，不会通过政治影响政府施政。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诸子于各省各府，盖仿汉、晋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参酌之，外以壮藩卫，而实无事权。其有才者，如燕、晋诸王，或统兵以镇边塞，然不为例。其分封内地者，不过设三护卫，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清史稿》

这个社会形态就是明朝藩王设置的大背景，所以明朝的分封是“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国家不会将生产资料分封给藩王，就更不用说治理权、财政自主权了。明朝诸王不领土地人口，地方的行政大权还在于朝廷。建文削藩的核心也就不在于土地，而是在于藩王手中的兵权，即诸王三护卫。

明朝藩王在战时会成为地方军事长官，这一点是对中央政权最大的威胁，如宁王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但要说土地和人口，朱棣算是强藩了，他也只拥有北平城和燕王府。秦、代、肃、辽、庆、谷、安这几大塞王都是这种情况，内地藩王则在军事上较弱，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几乎可忽略不计。

朱柏行宫遗址

但建文削藩却从内藩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之内，连削五王，或废为庶人或禁锢，甚至逼得湘王朱柏自焚。内藩没什么威胁还被逼死，塞藩坐拥强兵，怎能不生反心。建文削藩的关键在于削弱兵权，抓住最强的一棍打死，再削弱藩就会减少阻力，这才是正解。如当时户部侍郎卓敬建议将朱棣由北平改封南昌，这个策略反而在朱棣称帝后广泛使用，史称“塞王内迁”，可惜的是为建文提出这个策略卓敬，被朱棣诛灭了三族。若建文采纳了卓敬之策，令朱棣失去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北平，失去燕山三护卫，江西都司，南昌府能有几个指挥使追随朱棣靖难？

朱允炆画像

综上所述，明朝与西汉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因此分封藩王的性质也完全不同，西汉以土地为核心，明朝以军权为核心，两个朝代削藩的重点都不一样，又怎么能“抄作业”呢？推恩令固然是史上最强阳谋，但在明朝无土藩王的身上是毫无用处的，建文削藩的失败就在于先易后难，给了强藩反应的机会。而作为“事后诸葛亮”的我们，也能给出“指点”，或者内迁塞王，瓦解洪武时期就逐渐形成的地方军事共同体；或者直接军事接管燕、宁二藩的边塞重镇，其余赛王的兵权就不难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