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留名的汉武帝晚年为何要下罪己诏?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罪己诏
这是武帝在自己68岁的时候下的罪己诏。一个悔字道尽武帝晚年的心境。我每每读到此处,也不得不感慨,所谓英雄者,除了建立不世功勋,也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正。刘彻之功业无需赘言,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下罪己诏的皇帝,不愧是英雄! 汉武帝影视人物图
那么武帝如何狂悖而使天下愁苦?又如何伤害百姓,糜费天下的?我思考了很久这个问题,总结出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修建陵墓,耗资巨大。武帝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花费了53年的时间给自己修建陵墓。有数据统计,武帝的陵墓花费了汉朝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为了修一个陵墓如此劳民伤财,难以置信!
其二,连年征战,穷兵黩武。农民都被征兵了,无人种田,粮食产量减少,造成饿殍满地,流民四窜。战争造成的人口减少,特别是壮年劳动力的减少,更是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如此耗尽国力,而不懂得休养生息,于国于民都不是好事!
其三,与民争利,民不聊生。因战争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武帝将盐铁取消私营改为国营。同时加重人民赋税,使人民生活艰难,社会资源严重枯竭。如此不爱惜自己的人民,除了空消耗,国家还能拿什么来维持!
其四,蛊惑之乱,父子相残。武帝因听信谗言有人蛊惑自己,牵连杀害数万人,甚至连自己的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也因此丧命。由此造成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动荡,是汉武帝永远抹不去的伤痛。汉武帝茂陵
晚年的汉武帝在经历种种打击之后,终于如梦初醒,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后悔,于是下罪己诏昭告天下。并在罪己诏中改正自己的错误,所有的错误政策,全部作废。
一个人做了错事不要紧,重要的是知错能改。
千古留名的汉武帝晚年为何要下罪己诏?
公元前89年,68岁高龄的汉武帝,从长安来到新疆轮台,行程达2880多公里,所为何来?但绝对不是专为下“罪己诏”而去的,想想这数千里的路程就不难让人明白。事实上,就是想听听、想看看轮台的屯田事宜,好为远征西域做个准备。
当时,大农令桑弘羊与大臣田千秋等官员联名上书,建议汉武帝加大屯田力度,扩充轮台、渠犁等地的屯田规模,以保障西征大军的粮草所需。
对于汉武帝此行的目的,桑弘羊等人早已了然于胸。所以,当汉武帝一行来到轮台屯田之处,便针对巩固征讨西域的胜利成果,维护西域商路畅通等方面,充分准备了功课,那就是加大屯田的力度。
然而,汉武汉原本实施的征伐扩张的执政理念,却在此时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果断驳回桑弘羊建议,并将一直实施的征战扩张国策,调整为休养生息的内治国策。同时,下诏自责:“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史称《轮台罪己诏》,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帝王罪己诏。大意:由于自己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百姓的生存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心中甚感愧疚。所以,从现在起,将效仿文景之治,与民休息。
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出发之时,依旧坚守着自己征战扩张的执政理念。之所以会在到达轮台时,才提出了自己调整国策的理念,极有可能是其在长达数十日的路途中,思虑再三的结果。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汉帝武帝下定决心,调整治国方略的?
最重要的一条:社会动荡已起,国家危亡已显。
一是:汉武汉在位54年,修建茂陵的时间就长达53年。所耗人力、财力等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二是:全国赋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被用于宫廷改建、新建,巡游、求仙等私欲行为。
三是:由于征用大量壮年进行征战,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官民皆贫。
四是:税赋连年增加,百姓压力山大。
因此种种,国内出现大量百姓流亡,盗寇四处。纷纷发生百姓武装反抗官府的事件,而且连杀不禁。
据史料记载:仅关东一隅,一次性就曾出现过200万流民的现象;另有记载:“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意为:有些地方盗贼之多,已然截断了官府的交通要道,官民尽皆难以通行。同时,时有农民起义发生,社会秩序已显现极度动荡的状态,国家犹如浪潮中的小船,随时都处于危亡的关口。
为了解决匪患问题,汉武帝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秘密机构(如同明朝时的东厂),即:绣衣御史、绣衣直指、绣衣执法、直指绣衣使者等。可身穿绣衣,手持节杖和虎符,隐于民间,专门探听和平定各地武装叛乱以及农民起义。
可以说,汉武帝末年,社会秩序已经极度恶化。
所以,极有可能是因鉴于此,一向乾纲独断、固执己见的汉武帝才会进行深刻反思,最终做出自污其身、自损其名的“罪己诏”一事来。毕竟,江山大于个人荣辱。
此后,为表自己 “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决心,以及“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的悔过之意。随后,拜田千秋为丞相,并封其为富民侯,以彰显自己与民休养生息的决心。同时,汉武汉幡然省悟,遂将宫中方士尽皆赶出宫外,不再相信长不死之事,不再听信神仙一说。
天汉三年,再次发生匈奴入侵雁门关的边情。但是,此时全国处于修养生息的状态,已无兵可派。为此,汉武帝征发牢狱中的犯人,以参战可赎罪、立功可受爵为条件,令其抵抗匈奴大军。不曾想,这些上阵的犯人多为敢死之士,虽然战死人数高达六成以上,结果却是一战大败匈奴,胜利而还。
事后,有人将汉武帝同始皇帝进行比较,二人皆好奢华,皆好征战,皆好长生,但结果却是“秦亡,而汉兴”。之所以有此结果,皆因汉武帝晚年能够醒悟之故,能够将继承人汉昭帝托孤可用之人。
也因此“罪己诏”,不但全面调整了汉朝的治国方略,还使危亡关头的国家政权转危为安,更为之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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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留名的汉武帝晚年为何要下罪己诏?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在位时颁行推恩令,解决王国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人们的思想,北击匈奴,实现了西汉王朝的大一统。
公元前91年,公孙敬声被人告发用巫蛊咒武帝,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趁机陷害太子,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被迫自杀。清醒过来的武帝灭江充三族。
武帝统治时期,北击匈奴长年征战,虽取得了一些战争的胜利,但也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沉重的负担。加之,武帝晚年崇信方术以求长生,耗费无度,民生困苦,部分地区出现了动乱情况。
公元前90年,武帝命大将李广利出征匈奴,但李广利能力平庸,指挥失当、兵败降敌,数万汉军战死疆场。这是武帝北击匈奴以来巨大的军事挫折。李广利降匈奴一年后,也被杀祭神。
以上的种种,让汉武帝开始反思自己的政策。汉武帝在《轮台诏》中,深陈既往遣李广利北伐匈奴之悔,否定了部分臣子主张将战争继续升级的屯田轮台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最要紧的应当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指出安定生产的重要性。
千古留名的汉武帝晚年为何要下罪己诏?
谢邀!“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我捡讨。是帝王表达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也是笼络人心,增加凝聚力的一剂良药。
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用词谦谦,“深陈既往派李广利北伐匈奴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并且表示当今最迫切的是实行“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打算不再穷兵黩武。让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
并且,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准备转变治国方针:将“武治”天下,转变为“文治”天下,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候”,以明休息,同富养民也。
最明显的是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否决了“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认为不应该每口人增加三十钱的税赋,这是要迫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的呀!
另外,罪己诏中也否决了“有的大臣要求派兵到轮台屯田”的提议,认为轮台离车师有一千多里,没必要派兵去西域屯田,是劳民伤财之举。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罢遣方士,并于其后下《轮台诏》,否决大臣呈上的去轮台屯田的这些措施,是汉武帝晚年改变他的施政方针,对外停止战争转为”守文”的治国路线。
现在看起来,这个转变是极其正确的。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当了54年皇帝,期间攘夷拓土,东并朝鲜,南定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国威远扬,奠定了汉朝疆域,并且首开丝绸之路,首开太学,首创年号。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他穷兵黩武,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又有巫蛊之祸、贰师将军李广利无可奈何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此时下了“轮台罪己诏”稳住了政局,转变了国策,使汉政权得以巩固和振兴。
千古留名的汉武帝晚年为何要下罪己诏?
谢悟空!“罪己诏"原名叫《轮台诏》,是汉武帝在公元前89年对桑弘羊等旨在扩大战争屯田轮台建议的否决诏。
该诏汉武帝对自己多年来屡屡发动战争,给国家和老百姓造成困难和痛苦表示忏悔,认为当今政事,最重要的应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把发展农业生产,确保改善老百姓生活和国内稳定放在当务之急。
汉武帝晚年,经历了巫蛊的祸乱,在这场祸乱中,由于他沉迷于长生不老,偏听偏信江充等人的蛊惑,错杀太子和许多无辜之人,给朝廷和汉武帝本人造成了家毁人亡的痛苦,痛定思痛,他不断反思自己一生,深感内疚和不安,尤其在发动对匈奴人的战争上,不能顾及国家安危和人民疾苦,特别是他访问和视察了功烈乡,看到当年跟随他攻打匈奴军队的有功之人,几十年后,仍然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这对汉武帝打击太大,他认为自己对不起大家,用他本人的话说,再这样打下去还了得?
出于对往事的反思,汉武帝断然否定了意在不断升级战争的屯田轮台计划,指出今后工作重点应从打仗转移到发展农业生产改善老百姓生活上。
《轮台诏》反映了汉武帝晚年思想的无比清醒和重大改变,在《轮台诏》中,汉武帝对自己的问题和错误向天下作了检讨和悔过,故《轮台诏》又称“罪己诏"。同时,在《轮台诏》中,汉武帝又阐明了今后国家工作重点发生转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轮台诏》又是确保西汉王朝得一延续百年的的政治保证。
更重要的是,《轮台诏》更体现了汉武帝宽广的胸怀,造就了汉武帝千古一帝的美名,检讨过错和失误,这不是任何帝王都能轻易做到的,历史上仅有汉武帝一人做到了。
千古留名的汉武帝晚年为何要下罪己诏?
历史上对汉武帝的评价褒贬不一,对《轮台罪己诏》的真实意图也是莫衷一是。在《资治通鉴》中, 司马光引述了班固对汉武帝的高度评价,其中就说到了:“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意思是汉武帝既雄才大略又爱护百姓,他的仁德与《诗经》和《尚书》中所称赞的古帝王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但是紧跟着班固的评价,司马光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意思是汉武帝对内对外都是穷奢极欲,耗尽全天下的力量来满足一己私欲,在位末期天下动荡不安,整个汉朝因他而衰退,汉武帝实在是与秦始皇一模一样的暴君!
对于汉武帝不同的评价,自然也会对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有着不同的解读。
有的人认为,汉武帝是彻底悔过了,他是看到了自己平生“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以至于天下疲敝,盗贼四起的现状,决定转变策略,停止对外战争,开始对内“守文”以安定天下,这也正是“昭宣中兴”得以发生的基础。
也有的人认为,即便是颁布了罪己诏书,汉武帝依然是那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他的一切选择都有着坚定的目标,对内“守文”只是权宜之计,一旦休养生息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再次兴兵诛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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