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及周作人两兄弟为何最终背道而驰？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

提起“鲁迅”，相信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发自肺腑地在这个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作为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和民主战士，他用自己犀利的笔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甚至于，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评价:

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数，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民族英雄。

或许您有所不知，本名是“周树人”的鲁迅还有两个弟弟，分别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作为三弟，周建人长期跟随大哥的步伐追求民主和进步，建国后出任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同时还长期担任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和主席的职务。

不过，我们今天要重点讲述的历史却是关于周作人的。问题来了，他为何会与自己的大哥鲁迅背道而驰甚至反目成仇？更沦为了可耻的汉奸和卖国贼？

关于周作人，虽然负面评价甚多，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著名作家郑振铎曾经这样表示:

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鲁迅先生和周作人无疑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如果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不难看出，虽然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但周作人在文化领域的成就依然不容小觑，甚至不在大哥鲁迅之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完全称得上是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和诗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周櫆寿，字星杓，笔名遐寿、岂明、仲密等，自号知堂、独应等。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世界语学会会长、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和新潮社主任编辑等职，因为后来在日伪政府任职而备受后世争议。

1885年，也就是光绪十一年，周作人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他的祖父名叫周福清，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任职期间遭到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弹劾而“原品休致”。他的父亲名叫周用吉，虽然饱读诗书但却科举不顺，最终因为科场舞弊被抓而革除了秀才功名，家道从此中落。

周家虽然败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然还是当地的富庶人家。为了能够光宗耀祖重现辉煌，周用吉高度重视三个儿子的学业，安排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一同在“三味书屋”接受旧学教育。

1905年，清廷为了顺应新形势的统治需求，慈禧太后同意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等重臣的奏请，下旨废除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受此影响，周作人从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后直接考取了官派留学日本的名额。

1906年，周作人和长兄鲁迅相伴前往日本，与另外几人合租了一所大房子，还在房东推荐下雇佣了一个名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孩打扫卫生。她是一个身材不高和脸型圆圆的普通人，但性格却非常直爽。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羽太信子觉得这几个中国青年都很有意思，尤其是年纪最小的周作人。他对于女性非常害羞，每次打招呼都会脸红，这反而激发了她的好感。

在东京法政大学，周作人不仅接触了大量的民主思潮和革命理论，更被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成就所折服。他先是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又变成了民主革命的支持者，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民主制才能拯救国家。

留学期间，周作人的大事全由长兄鲁迅做主，自己只是一门心思学习。但在生活上，他却开始逐渐依赖于羽太信子，真正爱上了这个日本女孩。

作为长兄，鲁迅亲自拜访了羽太信子的父母，从此确定了二人的恋爱关系。只不过，陷入爱河的他却从此不务正业，经常都会花前月下去游玩，有时还会逃课。

看到弟弟如此顽劣，鲁迅显得非常生气，几次痛骂都无济于事，气愤之下还第一次打了他。这件事，令周作人和羽太信子都非常不满，认为兄长是在实行封建家长制，也为日后的决裂埋下了隐患。

1909年，24岁的周作人迎娶了23岁的羽太信子，这对性格迥异的男女终于结成了夫妻。从此以后，本就有些缺乏判断和主见的他更加依赖于她，无论大事小情都言听计从。难怪，郑振铎会进行这样的评价:

日本妻子给了他太多不好的影响。

面对国内民主革命的如火如荼之势，周作人携妻子羽太信子回国居住，在绍兴当地担任了日文老师。同时，他还在绍兴教育会担任了文字编辑，将自己在国外的所学所见进行宣传。

1911年10月10日晚，趁着各地保路运动的不断进行，革命党人蒋翊武、孙武等人率领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得到了多个省份的纷纷响应。到了12月11日，已经脱离清廷独立的各省代表们齐聚在南京，共同商讨筹建新政权的事宜。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主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流共识。不过，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于封建势力的欺骗性，这场革命很不彻底，虽然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但国家还是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

在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下，不仅政局混乱不堪，而且社会动荡不宁。同时，“尊孔复古”的逆流也开始涌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的传播严重受阻。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作为思想进步的民主人士，周作人迅速成为了当时的焦点人物，还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新青年》。经蔡元培邀请，他们纷纷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使之成为了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和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同时，他明确使用了“吃人”二字，形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吃人的社会”，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石和方向。

1918年12月 ，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明确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这种主张，反映出他想通过文学将个人发展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具有相当的时代进步性。

在他们的大声疾呼下，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都成为了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参与到了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当中。在这种趋势下，新文化运动已经不再只是文人墨客的呼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1919年，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买了一处四合院，一共花费了3765块大洋。之后，他将母亲和三弟周建人以及自己的原配妻子朱安也接来居住。

由于二弟周作人从小就与自己的关系亲近，尽管此时已经成家立业了，但鲁迅还是欣然同意他和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也搬到四合院居住。于是，周家一大家子都其乐融融住在了一起。

在此之前，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直都很精明能干，《忘年交琐记》中还这样描述:“她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里里外外都操劳不停”。同时，作为名义上的大嫂，朱安也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

因此，鲁迅索性让弟媳妇羽太信子来管理家务，还将自己和周作人的所有工资都如数上交。之后，兄弟二人则心无旁骛地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奔走和呐喊。

1924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新任校长杨荫榆与政府勾结，强行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他的个人品行不检点，存在滥用经费和违规收费等问题，终于引起了全体学生的公愤，大家纷纷署名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

1924年5月，杨荫榆竟然借故开除了刘和珍和许广平等学生自治会代表，还以整修校舍为由勒令大批学生搬出学校。之后，他又变本加厉惩罚了许多反对自己的学生和班级，甚至指使军警殴打抗议的学生，史称“女师大事件”。

事件发生后，鲁迅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主张，还公开质疑校长杨荫榆的过激之举。不仅如此，他还联络了沈尹默和钱玄同等人在《京报》发表声明，鼓励学生们不畏强权，继续发表自己的爱国主张。

作为弟弟，周作人全力支持自己的兄长，也全力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诉求。甚至于，他还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会员，竭尽全力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提防任何暴力事件发生。

就在工作中默契配合的同时，兄弟二人却在生活上出现了裂痕，最终上升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原来，随着生活日益安逸，羽太信子变得养尊处优起来，对于物质的追求与日俱增，吃穿用度都追求最好。据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中这样记载:

家中雇有管家和多名仆人，整桌的饭菜刚做好就退回厨房不要，派头比祖父做京官时还要大。

而对于羽太信子，许广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曾经这样总结这个女人:

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

当时，鲁迅每月的工资大约在300大洋左右，而且授课费和稿费也有200大洋左右，而周作人的工资和稿费也不会低于400大洋。也就是说，周家两兄弟每月收入在900大洋左右。

可是，如此不菲的经济收入都不能满足羽太信子的花费，每月下旬日子都会过得紧巴巴。作为大伯和事实上的家长，鲁迅只能婉言劝说弟弟和弟媳要量入为出，不能再这样奢靡挥霍了。

谁知，这件事竟然成为周作人和鲁迅翻脸的导火索。向来都惧内的他，不仅没有听从兄长的劝导，反而在妻子的煽动下写了一封绝交信，实在令人气愤不已！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归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

在1923年7月，周作人将这封信交给自己的兄长后怒容而去，甚至都没有在信中叫一声“哥哥”。对此，鲁迅非常伤心难过，没想到自己一手带大的弟弟竟然如此不明是非，但为了避免关系更加恶化还是搬出了自己买的房子。

作为兄长，鲁迅一直都在等待周作人回心转意，直到1926年时才彻底死心。原来，他在回旧院子取东西时竟然遭到了羽太信子的当面辱骂，气得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从此以后，兄弟之间彻底分道扬镳，而且还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鲁迅成为了“国家的脊梁”，而周作人却成为了“国家的败类”，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悍然发起了侵华战争，东北数千万同胞沦为了亡国奴。期间，举国上下都在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都在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周作人也显得非常激动。

周作人虽然多次号召政府抗击日寇，号召全体军民收复失地。但是，面对妻子羽太信子的“开导劝解”，他竟然改变了自己的抗战主张，还提出以“文化交流的和平方式”去消除两国纷争。

面对社会各界的痛斥，周作人起初还有些羞愧，可后来就习以为常了。甚至于，就连日本妻子将四合院门前的“周宅”换成“羽太寓”都没有意见，简直怂到家了！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因为肺结核过世，整个中国都轰动了。闻讯后，前去吊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就连极少露面的宋庆龄也第一时间亲临现场进行致哀。

三天以后，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运往万国公墓安葬，沿途有数万民众自发送行。其中，抬棺者多达16人，分别是巴金、肖乾、聂绀弩、黄源、胡风、欧阳山、萧军、周文、鹿地亘、曹白、靳以、陈白尘、黎烈文、孟十还、张天翼和吴朗西；扶灵者多达8人，分别是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茅盾和胡风等人。

作为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竟然对长兄过世无动于衷！不仅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上海去吊唁，甚至就连任何的表示都没有，简直是冰冷至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面对日军攻势，北平已经岌岌可危，大多爱国文人和青年学生都选择南下，但周作人却悄悄地留了下来。

北平沦陷后，周作人一开始还算保留了些许骨气，并没有向日本和伪政府投降。不过，随着生活质量下降，他那个日本妻子又不干了，天天在家辱骂。

1938年2月初，周作人第一次接受了日伪邀请，公开出席了所谓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开后，许多朋友和学生都劝他早日南下，甚至即将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都向他发出了聘书。

周作人也萌生过南下的想法，但很快就被羽太信子所呵斥。于是，他在1939年1月乖乖出任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正式接受了日伪提供的职位。

做汉奸说简单也简单，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尊严和脸面就荡然无存了。于是，周作人又相继接受了其余的汉奸职务，比如伪政府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和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

周作人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汉奸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多次获得日伪表彰。而且，他还带团前往日本参加会议，更抽空参拜了靖国神社，慰问了受伤的日军士兵，实在是无耻！无耻！

日本投降以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还在审判席上大言不惭地狡辩:

我并非是想当官，只是想用国学来抵抗奴化。

1946年，高等法院判处他周作人14年有期徒刑，在胡适等人的连番运作下才被改判为10年刑期。直到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时，他才被作为文化名流代表而特赦出狱，曾经试图前往台湾但未能成行。

1949年8月，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平生活，还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进行忏悔，终于进入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外文翻译。不过，由于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抬不起头做人。

1962年4月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似乎找到了些许的自我，除了翻译以外，偶尔还会写写画画，直到1967年因病而亡。由于生前作孽，他死后也没有得到侄子周海婴（鲁迅之子）的原谅，除了儿子周丰一和女儿周静子以外，几乎没有人关注丧事。@文史不假

鲁迅及周作人两兄弟为何最终背道而驰？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

鲁迅与周作人的决裂到现在来说都还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在没有新的证据出来之前进行猜测是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但这件事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却是肯定的。其实这件事过去了那么久，他们两人都不愿意说出原因来。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多追究了。周作人后来把他和鲁迅决裂时写的日记小心地剪掉了一二行字，又用其他的纸填补回去。从中也可见他实在不想别人从他所写出来的东西里面去推测他们兄弟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但能够让一个性情平和的人发那么大的火气，这和他妻子的怂恿挑拨离间肯定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