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假如知府上任途中遇害，其他人拿着他的官印能否蒙混过关？

古代没有人脸识别，也没有照片，一路山高路远，官员赴任途中遭遇不测也是常有的事，甚至有土匪拿着管印冒充知府走马上任。你还别说，土匪当了假知府却成了一代好官，但最后的下场有些悲惨。

明末清初，有个叫徐芳的人写了一本《诺皋广记》，里面就记载了土匪杀掉真知府，冒冲知府走马上任的故事。

话说，明末清初年间，天下大乱，盗贼四起，民不聊生。

就在这时，朝廷任命一个在朝廷做官的南京人，前往广东雷州担任知府。

南京到广州有多远？现在坐个飞机还得几个小时。但古代交通不便，只能乘马车或坐船。

几千公里的路程，走上几个月是很正常的事。遇到大乱年间，治安就更不稳定了，盗贼比往常又多了些，老百姓可怜为了活命，已经被逼到无路可走。

这个可怜的南京官员，在走马上任途中不幸遇到了盗贼，盗贼看他的穿着打扮不是普通百姓，一看就是当官的，于是群起而杀之，可怜这位官员还未上任，就一命呜呼了。

盗贼随后抢夺官员丢下的行李，本只想抢夺一些钱财，却有了意外发现。

官员的包袱里有公文和官服，原来是即将到广州雷州走马上任的知府。

不得不说，能当盗贼的胆子就是大，他们心想，反正公文上也没个照片，更没有人脸识别，何不拿着公文冒充知府去当官过把瘾。

说干就干！

几个盗贼分好工，选了一个最有智谋的人来充当假知府，其他人扮作随从，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前往雷州上任。

那时，没有照片，公文和官服就是最好的任职凭证。

于是，强盗几人，凭着公文和官服，顺利的在雷州当了知府。

你还别说，这几人虽是强盗，但都是民间老百姓出身，知道大众疾苦。当了知府后，竟然专替老百姓办事，惩治恶霸，扫黑除恶，很快将当地治理的井井有条。

一段时间后，雷州百姓高兴坏了，觉得这个知府真是个好官，替老百姓办事，为民做主，有的甚至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诺皋广记》里有记载：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

简单说，这几个盗贼扮了假知府后，还真为民办了不少好事。

但是知府毕竟是假的，他们心还是虚。

过了一阵儿，假知府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南京人进入雷州地界，也不允许百姓接待。

这道命令一下，老百姓整懵了，知府为啥不喜欢南京人？难道之前和南京人有过节？

猜测归猜测，老百姓觉得知府是个好官，既然不喜欢南京人就不喜欢吧，对老百姓也没啥损失。

假知府为啥不喜欢南京人？并非他真的不喜欢南京人，而是那个真知府就是南京人，他们怕南京来的人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但怕啥来啥，过了一阵儿，真知府的儿子到雷州来找父亲。

话说，他到了南京后，特别不受人待见，一听说他是南京人，老百姓都不准他留宿。

真知府的儿子很纳闷，为啥自己这么不受待见？一打听，原来是知府下了一道命令，不允许南京人踏入雷州地界。

这个儿子郁闷了，老爹为啥下这命令？难道当官后就忘了本，不认亲戚百姓了？

这儿子就多了个心眼儿，躲在街上等着知府路过，想一探究竟。

第2天，这个年轻人见到了知府，看了一眼，便大惊失色！心想，老爹咋变这样了？容貌和以前完全不同。

年轻人暗中打听，得知知府是假的，是冒名顶替的，于是到了上级单位报案，举报假知府。

上面派人经过审讯核实，确认知府是假冒的，并且已经将真知府杀死了。

于是，上面派人将假知府押送南京，斩首示众！

得知假知府死了，雷州百姓那个难过呀，虽然得知是假知府，且是强盗假扮的，但百姓感叹，强盗为官亦能如此贤能，还不如让他当真知府……

真知府虽不是强盗，但他们搜刮民脂民膏，有的简直比强盗还强盗！

这件事，在徐芳的《诺皋广记》里有详细记载，也侧面说明了，在民不聊生的年代，好人和坏人都是相对的，强盗也有善的一面，而当官的却不一定都是好官。

对于老百姓来说，强盗也好，官员也好，身份并不重要，只要能为民办事，就是好官。

虽然这件事有些讽刺，但也颇具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

1.徐芳《诺皋广记》

2.郭德纲《谋事》

清朝，假如知府上任途中遇害，其他人拿着他的官印能否蒙混过关？

清朝有个山匪还真办到了，拿着被他劫杀的官员的印信，愣是跑到安徽当了半年知府。

1664年（康熙三年），两榜进士郭世纯接到吏部命令，命他即刻启程前往安徽池州就任知府一职。

郭世纯，号昆池，原本是湖南石门县县令，后累迁升至京师六部郎官。清朝时京官日子不咋样，估计他也是走了不少门路，才得了这么一个外放安徽池州知府独挡一面的任命。

我们平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知府经常被太子王爷们欺负，但现实中这官其实不小。

知府又称四品黄堂，掌一府之地，上马管军军下马管民，清中期全国设府也才180多个，因此知府这官已勉强算是封疆大吏了。

话说这郭世纯接到任命后，喜不自胜，当即收拾行装带着家丁便向池州一路赶去。谁知半道上飞来横祸，被歹人给劫了，全家老少兼护卫六十余人被杀，只余下年轻貌美的老婆和襁褓中的幼儿得以存活。

《让子弹飞》剧照

知府夫人能活下来的原因大家都懂，压寨夫人嘛，山贼首领还白捡了一个儿子，不过人首领大人不在乎，怕是还欢喜得很。

可能是受到《西游记》中唐僧母亲被霸占那一段的启发，那山贼首领竟决定借郭知府的官凭去冒充上任，也不知该说他是脑子灵活还是胆大包天。

不久后首领就带着一众手下赶到了安徽，按照程序去巡抚衙门报到。

巡抚大人不知真假，只管验看官凭。

官凭当然是真的，盖有鲜红的吏部大印，上面估计还有些“面黄无须、才干卓异”一类的废话，这种描述自然无法看出人的真假，所以最终竟被首领等人蒙混过关，当上了池州的知府大人。

话说这首领上任后，当官居然是一把好手，深受当地豪绅赞誉。

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出事了。

“郭知府”收了这一年的钱粮，却一直不肯解送省城，这让安徽巡抚和布政使极为担心，二人一合计还以为是“郭知府”把银子给挪用甚至贪了，这让两位大人心急如焚。

很快巡抚大人就发出公文，质问“郭知府”何时能把银子给送到，“郭知府”见上官催促，便寻了个理由搪塞说钱粮乃是大事，不可轻率，待他忙完手上公事，就亲自将钱粮解送省城。

这家伙驻地在池州，而当时的安徽省府是安庆，两地之间就隔着一条长江而已，“郭知府”这么说好似也颇有道理。

不过巡抚和布政使二位还是不放心，又派出专人过江到池州查验，不久后查验的人回来报告，说银子都还在府库里，未做它用，省府的大佬们这才安心。

省府查验这一关“郭知府”算是过了，但很快他又遇上另一件事，令他和弟兄们的身份彻底暴露。

话说郭世纯升官后，消息很快便传回了他的家乡福建晋江，家中亲戚一听说他外放膏腴之地的知府，比他自己还高兴，紧接着一拨拨的亲戚开始从福建出发，到安庆去投奔郭知府。

谁知这些亲戚们一到池州，此后便再也没了消息，宛如人间蒸发一样，令郭知府家里的亲朋好友们很是疑惑，于是家里人便商量，派出郭知府的大舅子即郭夫人的亲大哥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大舅子得此重任，立刻马不停蹄赶赴池州，谁知他一进入池州地界，便碰上了“郭知府”的仪仗。

大舅子本来马上就要上去打招呼，就在此时那“郭知府”从轿中出来了，大舅子定睛一看，顿时发现此人并非他的妹夫。大舅子人还算机灵，立刻反应过来这其中怕是有蹊跷，一时也不敢贸然相认。

此后大舅子思来想去，决定先悄悄进入府衙问一问他的妹妹郭夫人，或许能知道答案。

于是这大舅子假扮成乞丐混进池州城，又隐藏身份应聘上了知府衙门挑水的挑夫，然后混入了府衙。

入府之后他果然碰上了郭夫人，但那郭夫人见到了他却不敢相认，而是悄悄摇手示意哥哥不要说话。大舅子一头雾水，但见妹妹如此，也不敢说什么，此后便出了府。

过了几日，又到了挑水的日子，这大舅子再次混了进去，这一次郭夫人偷偷交给他一封密信。大舅子见状，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带着信先退了出去。

出得府来，大舅子摊开信一看，立时便知道了前因后果，其人大恐，当即带着信去了巡抚衙门，揭露了山贼冒任池州知府的真相。

巡抚等人得知内情，又惊又怒，但一时却不敢轻举妄动。

史料上说巡抚等人是怕假知府等人狗急跳墙，毕竟假知府那些人掌握着池州一府武装，若是要硬来，双方怕是要兵戎相见。

不过我倒是觉得是省府等大佬不愿此事声张，毕竟山贼首领能冒任池州知府，他们这些人也是有重大责任的，若是事情败露京中怪罪下来，这帮人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巡抚等人最终决定“智取”。

不久后巡抚衙门给“郭知府”发了一封信，称安徽各县钱粮账目不清，听闻郭大人手下人才众多，希望郭大人能为省里分忧，派些人手帮省份到各县查查帐。

“郭知府”见信后深信不疑，于是将手下人两人一组，分别派到各县。而这时各县县令早已得到省府密令，一旦有池州来人，立刻逮捕归案。

在发出信后不久，巡抚等人又称有要事相商，请郭知府到省府一聚。“郭知府”此时仍未怀疑，按时赴宴，谁知他刚一踏进巡抚衙门，立时冲出大批精兵将他重重围困。

“郭知府”一见便知大势已去，束手就擒。之后据他交代，他和弟兄们原本只打算干到这一年的11月底，然后就会带着府库里收上来的8万两银子远走高飞，到时就谁也找不到他们了。

这件事记载于史料《清稗类钞》中，结尾我会附上部分原文，有兴趣的可以一观。

现在说说这件事的真实性如何。

据考证，历史上确有郭世纯其人，为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二甲进士，先后历任石门县令、六部郎官、池州知府等职，履历清晰。

不过奇怪的是，此人在池州知府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史料上再无任何记载，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这一点颇不寻常。

须知他出身为清初罕有的二甲进士，就算混得差到极点，一路升上来至少也是个一省布政使的职务。但他却在任池州知府之后突然消失，这表明他定是遭遇了不测之祸，否则此人绝不可能就此在官场上止步。

《石门县志》等史料中亦记载了郭世纯此人

综合这种种因素，基本可以证明《清稗类钞》记载的此事为真。至于为何《清史稿》上无记录，原因很可能如前文所说，当时的安徽巡抚及布政使等人为了不担责隐瞒了此事，朝廷不知道罢了。

当然也有可能朝廷多少听说了点风声，不过为了朝廷颜面，将这千古未有的冒任之事给压下去了，毕竟一地知府这等重要岗位被一山贼占据，说出去不但大失朝廷脸皮，还有他人效仿的危险在内，所以宁可按下，也万万不能走漏风声。

所以此事有八九成可能性为真，其实这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不发达，清廷组织上也不够严密，让人钻了空子罢了。

附《清稗类钞》部分原文：

康熙甲辰，池州守郭某领凭赴任，中途被盗劫，眷六十余皆歼焉，惟妻及幼子得生，盗竟掩为己之妻子矣……

未几而郭之乡人有往探郭者，每一人至，则迎入，潜杀之，无得出。其乡人在家者疑之，郭之妻兄乃往探，至，适守出行，遇之于途，则见舆中人非郭，大骇，即饰为丐状，诣府署，曰：“吾千里流落至此，府署日需水，愿供此以餬口。”乃担水至内衙，见其妹，妹摇手使勿言。

后日再进，则妹已密书一封投之，出视，则知郭已为盗杀，盗三十余人咸在署，乃密控县官及上台。

上台以人多，非可猝擒，闻其人多精算，乃阳谓之曰：“各县钱粮未明，闻汝署中人多能，可为我分其劳乎”曰：“可。”

于是每县遣二人行，而密告其县令，各将此二人下之狱。乃以他事召伪守，至即缚之，鞫得实，库金凡八万两，满十一月即思逸去矣。

清朝，假如知府上任途中遇害，其他人拿着他的官印能否蒙混过关？

假如知府上任途中遇害，别人拿着他的印信，是可以蒙混过关的，只不过有点难而已。

知府属于从四品，按照清朝官员上任的制度来说：

• 可以携带家眷（凡是能做到知府的人其家眷也多是与自己门当户对的）20人，侍卫百名。
• 走马上任需携带吏部发的文书和腰牌（身份证，上面有人物简介和形象描述及面部特征），无需携带官印，官印是到任后与上任交接时才有的。
• 《清史稿·职官三》记载：“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白督、抚，允逎行。”知府上任沿途到达驿馆是允许设宴送行的。
• 清朝时期，凡是能就任知府的官员，要么是门生内眷、要么是才横清廉。而这两种的共同点就是熟人很多。
• 知府上任之后，需拜访自己的直属领导、地方驻扎的总兵，除此之外每年的要回京述职，需要面见皇帝讲述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及个人政绩。

所以，如果你要冒充知府上任的话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你要给你的家眷安排好，这点还是很容易的，毕竟在清朝时期，女人再是大户人家也是足不出户的，所以，你只需要按照人数酌情安排就行。侍卫么？全部杀掉，找100个临时的群演，但也要酌情训练一下。

其次，你需要和被杀知府的腰牌描述有共同点，特别是脸上有痣的，身材方面的，最起码要形容的灭有太大的差异。文书到没有什么，拿好就行。

再次，路上遇到送行的熟人官员，你可以避而不见，可称病也可称清廉。到任交接时，你要确认你的上一任不认识你，你还得有一定的文采，清朝很多人都是喷文言文的，大白话肯定不行。至于总兵、和你的上司完全不去拜访。也没啥，就是得罪人，他们可能会给你穿小鞋，真的到无所谓，假的本身就心虚，所以要处理好这之中的关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每年的述职，面见皇帝，没有理由推脱的，我也想不到好的办法。

综上而言，在清朝想要冒充知府这样的官员，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凡是没有绝对，但真的很难。

清朝，假如知府上任途中遇害，其他人拿着他的官印能否蒙混过关？

不要想美事，知府这一级别的官员，冒充不了的！

在清朝时期，知府是四品大员，这级别的官员，那是管辖一个省的封疆大吏，四品知府，就是一个省的最高长官，这样外放的知府，直接归清朝的皇帝管辖，在去上任的途中，这知府身边的亲兵，警卫随从，那都是上千人的队伍，这样强悍的护卫能力，知府在上任途中遇害的几率太小了。

这知府在上任途中，吃住大部分都住当地的县衙，或者是官家的驿站，普通人想见知府一面，那是难比登天，就更谈不上知府在途中会遇害了，古代是封建王朝，那等级观念森严，知府这样级别的官员，在出行的途中，如果感觉到了危险，可以对有威胁的人，格杀勿论。

就假如知府在上任途中遇害了，其他人拿到他的官印，要想冒名顶替，蒙混过关，那也是蒙混不了，因为知府不是小官员，那是堂堂四品官，认识知府的官员能少吗？

这古代官场，就算是知府，你想坐的稳，也要懂得什么是人情世故，什么是人际关系，所以这知府在下面高高在上，那也需要跟上面处好关系，跟上面的官员经常见面。

清朝时期的官员，那也有固定的考核制度，就是到了考核时期，就会让够级别的官员，参加考试，考核官员的政绩，考核官员的读书水平，这都需要官员亲自参加，这要是四品知府是假冒的，到了进京考核的日子，平级官员怎么可能会相互不认识？

清朝，假如知府上任途中遇害，其他人拿着他的官印能否蒙混过关？

很难，基本上很快就会露出马脚。

古代冒充官员上任这种事，在各种小说中屡见不鲜，比如《西游记》中，唐僧的父亲陈光蕊，就是在上任途中遭船夫刘洪杀害，之后刘洪冒名顶替就任江州，直到唐僧长大后才东窗事发。

还有，明末清初时有一本叫做《虞初新志》的小说，也记录了类似的一个故事。

说是一个要前往广东雷州上任的知府，途中遭到山贼打劫，并惨遭杀害，而这伙山贼拿着他的公文官印，堂而皇之地来到雷州，然后就此上任。

并且，山贼在雷州前后足足当了快一年的知府，期间竟无人发现他们是假冒的。

直到那个被害的官员亲属前来探亲，才发现这知府压根就不是自己的亲戚，因此赶紧举报，最终将这伙山贼成功缉拿。

不过，上述两个故事，均是出自于小说之中，那么在真正的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冒名顶替官员上任的事情呢？

答案是有，不仅有假冒官员的，甚至还有假冒皇帝的。

元朝至元年间，也就是元惠宗在位时期，河南有个叫做范孟瑞的人，当时他原本担任元廷官府的一个小吏，但由于郁郁不得志，加上看不惯元朝官吏碌碌无为的作为，因此心中积攒了不少愤慨。

某次，他酒醉之后，在家中墙壁上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袖里屠龙斩蛟手，埋没青锋二十春。”---范孟瑞

写完这首诗后，他就下定决心，要豁出去这条命，杀掉元朝那些只知道贪贿，却丝毫不作为的官员。

因此，他次日就找来自己的几个好友，几人一合计，详细布置了行动计划。

当时，他们几个人利用范孟瑞夜里在衙门当值的机会，穿上事先准备好的官服，拿着伪造的“腰牌”以及假圣旨，以钦差的身份，顺利的进入到了行省衙门公堂之上。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范孟瑞等人堪称“影帝”级别的表演就开始了。

先是范孟瑞前去将正在举行宴会，且喝得酩酊大醉的当地行省官员找来，说是京城来了圣旨，要这些官员赶紧去接旨。

之后，等待这些官员到齐之后，假冒钦差的人便命他们跪下，开始宣读所谓的圣旨，当然，这圣旨的内容都是范孟瑞提前编好的，并且为了拖延时间，范孟瑞是能编的多啰嗦就有多啰嗦。

而下面的官员，本身就喝的有点迷迷糊糊，加上当时范孟瑞等人表演的确实逼真，因此也就不疑有他，服服帖帖地趴在地上，听着钦差大人宣读圣旨。

而就在这个时候，范孟瑞连同其他同伴，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铁骨朵”（元朝时的兵器，类似于铁锤，不过上面带有尖刺），从官员背后鱼贯而出，然后一个接一个将跪在地上的元朝官员接连锤杀。

据史料记载，当晚范孟瑞击杀的元朝官员，有十个之多，官职最高的是时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的月禄帖木儿，另外还包括河南行省的左丞、郎中、汴梁路总管等。

可以说，范孟瑞这是把当时河南行省的高官给一锅端了。

而在锤杀了这些高官后，范孟瑞并没有逃走，而是开启了更为“魔幻”的过程，他以元惠宗的名义，自封自己为河南都元帅，紧接着，他又以行省的名义，将河南各路衙门的元朝官员纷纷召至省城，而这些官员抵达后，均被范孟瑞一一击杀。

一直到了几个月后，元朝朝廷才知道河南地方上出了这么一件大事，赶紧派重兵前去围剿，而范孟瑞以及其同伴，最终也因为不敌被扑杀。

“至元五年，开封杞县人范孟瑞反，伪造帝旨，杀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左丞等，已而捕诛之。”---《元史》

这个事情，记录在《元史》之中，说明了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而纵观整个事件，范孟瑞仅凭几个人，就将元朝的河南行省搅得天翻地覆，还杀了大批元朝官员，不得不说，这个范孟瑞胆子是真够大的。

当然，范孟瑞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也是有原因的，元朝对于地方上的控制能力一直就很差，加上其行政机构腐化，地方官员的管理系统极不完善，这才给了范孟瑞等人机会。

若是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能力较强的话，那么范孟瑞就很难成功。

除了上述这个冒充官员的例子之外，在离我们较近的大清朝，还曾经发生过一次冒充皇帝的事情。

清光绪二十五年，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光绪皇帝被慈禧囚禁在瀛台，虽说被囚禁了，但是民间对于这位勇敢支持变法的年轻皇帝充满了同情。

因此，光绪皇帝的任何消息都极为令人关注，此为背景。

而与此同时在湖北武昌，有一个官员要出租一处房子，当时有一老一少前来租住，老者为仆，少年者为主，官员最开始也不疑有他，商定价格后便出租于二人。

但不久后，官员便发现这主仆二人有诸多不对劲的地方。

第一，二人深居简出，这倒是没什么，但老仆每日送餐给少年人时，均行大礼跪送各种食品用物。

另外，老仆自称“奴才”，而称呼少年人则为“圣上”，并且说话均是一口京腔。

还有，二人生活极其奢侈，同时少年人经常拿出一方印章，而那个出租房屋的官员无意间看到，印章上刻有“御玺之宝”四个篆字。

在这种情况下，这名官员就心里犯嘀咕，难道眼前这二人莫非真的是光绪皇帝不成？但不对啊，光绪皇帝不是被囚禁了吗？

但官员后来自己一琢磨，说不定光绪皇帝偷偷逃出来了，由于担心被抓回去，这才微服简从，租住在他的房子里。

而有了这种想法后，官员又与自己的熟人朋友说起此事，而一传十十传百，到了后来，“光绪皇帝已到武昌”的消息，基本上传遍了整个武昌，甚至不久后，整个武汉三镇乃至湖北，都知道了这件事。

消息被传开后，就有不少级别稍高的官员前来确认，其中有几个曾经在京城见过光绪的官员，也发现这个少年人在长相上确实与光绪相似，因此，就更加认定了其真的是光绪。

这样一来，整个湖北炸开了锅，当时就有大大小小不少官员前去叩拜，送礼献宝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甚至在当时，民间还流传出一说说法，说是光绪皇帝逃出京城来到武昌，是想借助武昌地方官员的力量东山再起，而不少人对这种说法均表示深信不疑。

不仅是普通人信以为真，就连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差点信以为真，但等到他赶去向所谓的光绪请安时，才发现这眼前的光绪是个冒牌货。

张之洞怎么发现的呢？很简单，他去请安时，假光绪直呼其名，这明显不合规矩，因此张之洞就起了疑心，但他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抓紧联系京城中的同僚，一番询问之后，才知道光绪皇帝依然被关在瀛台。

最终，张之洞派人将这两个冒牌货缉拿，一番审问之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个少年人曾是一名八旗伶人，他自幼唱戏，又经常出入宫廷，因此见过光绪皇帝，也知道自己和光绪长得有些相像，而那个老仆人确实是个太监，曾担任过宫中司库一职，在光绪被囚禁后，这二人碰到了一起，一番合计之下，一场瞒天过海的假冒皇帝事件就此上演。

而他们假冒皇帝的目的，也并不涉及什么政治阴谋，单纯就是想骗吃骗喝，然后捞一笔钱后远走高飞。

最终，这二人在审讯明白后，验明正身，被判处斩立决。

从这个例子中就能看出，古代受限于通讯、摄像等技术的落后，就让一些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比如上文中这个敢冒充光绪的人，就是仗着很少人见过光绪，同时自己又和光绪有几分相像，这才敢堂而皇之的冒充皇帝的。

但还是那句话，这种骗术，顶多骗得了一时，但却骗不了一世，只要有人一核对，马上就会露出马脚。

因此回到问题本身，要想在古代拿着官员的官印，寻思着蒙混过关的话，基本上是很难成功的，除了会被知情人认出来是个冒牌货之外，古代的朝廷和官府，早就对这种事有诸多的防范举措和办法。

首先，官员要去上任，都会有一整套相关手续。

这个手续之后，最基本的两样就是官员的委任状和身份证明，而这两样东西，也不是随便一张纸写上去的那样简单。

比如身份证明，身份证明上注明了上任官员的姓名、籍贯、年龄以及体貌特征等，当然这些都可以伪造，但是上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吏部盖的印章，只有有印章的身份证明，才算是真实有效。

而委任状就更复杂了，史料记载，各个朝代的委任状均有不同，比如唐朝时的官员委任状，是采用金花五色绫纸做成的，而宋代时，则采用的是丝织花绫。

也就是说，委任状的纸张材质和样式，每个朝代均有不同，这些东西要真是想要伪造，就会费很大劲。

此外，古代官员上任，还会携带另一种凭证，叫做鱼符，也有叫做龟符、兔符的，根据形状不同，名字也就不同。

这些符扣，上面也刻有官员的一些个人信息，此外，官员级别不同，制作符扣的材质也不尽相同。

比如宋朝时，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是用金子做的，而三品到五品之间，则是用银子打造，更低的便是铜制。

不管是还有吏部印章的身份证明，还是用特殊材质做成的委任状，以及各式各样的符扣，这些都是古代识别官员身份的一种物品，正是通过这些东西，地方上才能知道这个官员是真是假。

当然，如果碰上那种官员被歹人所害，其随身带着的能证明自己身份的物品，自然就落到了歹人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拿着官员物品的歹人，能不能蒙混过关，顶替那个被害官员而上任呢？

答案是不太可能，因为中央朝廷对此也有相应的防范措施。

首先第一种防范措施，就是“花押”制度。

所谓花押，说得简单点就是古代官员的个性签名，毕竟每个人写自己的名字时，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和习惯来写，这样就形成了旁人难以临摹的字体。

而这种制度，最早起源于魏晋时期，到了唐朝时，成为文人墨客之间写信时独特的个人信约标记，而真正用于验证官员身份还是在元朝。

并且，当时的花押已经发展为不再固定写自己的名字，而是写一些自己熟悉、喜欢的词或者字，比如“大吉”、“乐安”等。

同时在写的时候，加上每个人自创的行文格式，有些写成长方形，有些写得比较圆润，总之就是按照自己所想而来。

写好之后，刻成印章，然后再盖到委任状之类的文书上，等到了上任之地，拿出委任状，同时再当面写出和委任状上所盖花押一模一样的字体，这才算身份被验证。

说白了，这种方式就是通过验证笔迹来确定官员身份真伪的一种方式。

而到了清朝时，花押制度再度升级，为了防止某些官员的笔迹被有心人得知后临摹，因此清朝朝廷出台了相关规定。

比如最有代表性的一条就是，对于凡是出现在公文上的花押，每一年年末都要重新再写，同时呈报相关部门，然后新花押便在新的一年开始使用。

这样一来，就杜绝了一些人在学会官员笔迹后，冒名顶替的情况发生。

所以，假设有个歹人杀了清朝的一个官员，拿走了他的上任文书，但他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到了上任之地，写不出来和花押一模一样的字体，而写不出来自然也就露馅了。

此外，以清代为例，一般在科举考试结束后，一甲中的前三名，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会马上安排官职，其他高中的，一部分会被选入翰林院。

而没有进入翰林院的，就会先走候补流程，也就是等待有实缺时赴任。

不仅是这些进士，包括一些已经是候补的官员，都会在吏部的统一调配下，根据个人能力、资质分配到某省乃至地方。

而在这些被分配的官员上任之前，他们都会先到省会报道，这个时候，省里的督抚等官员也会跟他们见面，双方进行了解和认识。

这样一来，如果这个官员，在去地方的某个州或者某个县上任途中被歹人所杀，即便是这个歹人侥幸蒙骗了地方上接待的官员，但他总归日后要去省里办差，或者是迎接省会官员下来视察。

而一旦被曾经见过那个官员的人看到，同样纸包不住火。

像前文提到的《虞初新志》中那个假冒知府，就是在上任之后，对于省里要求他押粮交库的指令，说什么都不愿意执行，找各种理由推脱，反正就是都不去省里。

毕竟他也知道，自己一旦去了，那马上就会被揭穿。

总之就是，古代虽说没有现代这种身份识别的高科技，但若是假冒官员上任，即便是能蒙得了一时，但早晚还是会露馅的。

综上所述，不管是在清朝，还是在其他朝代，如果一个知府在上任途中被害，其他人要是想拿着他的官印、委任状等文书蒙混过关的可能性并不高，古代对于官员到任时的交接以及身份验证都有一系列制度，比如流传许久的花押等，这些都是证明官员真伪的一种方式，因此，要想假冒一个官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即便是侥幸蒙混过关，但早晚会露出马脚。

清朝，假如知府上任途中遇害，其他人拿着他的官印能否蒙混过关？

先说答案：能蒙混过关。在这个没有摄像技术、没有照片的年代，这是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

先说一个真实案例：光绪时期，湖北省出了一个官场奇闻，刚刚上任的道员夏宗彝被人给告发了，而告他人就是他的婶母。在状纸上婶母指责他冒名顶替，将本属堂兄弟的官位据为己有，也就是说夏宗彝根本不具备做官的资格。这说明清朝冒名顶替上任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这件案虽不复杂，但很棘手。因为夏宗彝刚从浙江调任湖北，所以湖北的按察使衙门将此案推给了浙江。事实上，婶母曾在浙江告发过夏宗彝，浙江巡抚怕此案牵连自己，也就一直拖着不办。可是这位婶母颇有远见，她还将状纸送往了都察院。

这样一来，夏宗彝的案子就非办不可了，真相不久大白于天下：原来夏宗彝的本来姓名叫夏祖彝。夏宗彝是他的堂兄，袭了“县丞”一职，应试中了举人，后来又花钱捐了个知县，而夏祖彝向来是以布衣身份给堂兄夏宗彝当师爷，因此对官场也很熟悉。

货真价实的夏宗彝实授了知县后，兴冲冲地江苏报到，可是命运不济，没等到江苏便染病身亡了。夏祖彝闻讯后，马上建议说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就此半途而废岂不可惜，倒不如由他来冒名顶替，前往赴任，不仅可以追回全部损失，今后连夏宗彝留下的孤儿寡母也有照应。

大家一合计，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便悄悄地将夏宗彝给埋了，让夏祖彝前赴去江苏赴任。倒是夏宗彝的遗孀因为痛伤丈夫之实亡而名存，不久也忧郁而死。只留下夏宗彝的母亲和他的几个子女。

师爷出身的夏祖彝上任后，对于处理政务自然是得心应手。此后也不断接济婶母，不想他此后官运亨通，一得意忘便忘形。婶母想要跟着他到任上享享清福，他不肯迎养；侄儿要钱办婚事，他也不予理睬，这下子惹火了婶母一家，于是便一纸诉状将他告到按擦使衙门。

这样的案情真要查起来并不难，最终夏祖彝被革职成为了庶人，幸好他在任上积累了不少人脉，上下疏通关系，结果从轻发落，只是免掉了官职了事。

这起案例引发出一个问题，清代官员的任免难道没有凭证吗，新官上任需要办理哪些必备的手续呢？

早在西周时，天子任官是有一个受任仪式的，朝廷要写成简册，当众宣布，叫做“册命”；秦汉时，受官的同时发给印绶，哪些地方上的官前去上任时，都要从皇帝那儿亲手接过铜印。此后各朝，就将这个程序简化了，把印绶的交接改在了衙门里进行。

唐宋时有规定，县令一级的官员到了地方上以后，都要给皇帝上表谢恩。明清时，这道手续也免了，改成了当面谢恩或是集体谢恩，也就是趁皇帝集体召见他们时磕个头就算完事。

清代的地方官上任既没有印绶怎么证明自己就是赴任官呢？凭证自然也是有的，一是吏部的委任书，二是身份证。前者指明某人授某职，后者证明持证人就是某人。

夏祖彝之所以能冒名顶替代人赴任，问题就出在身份证这个漏洞上。我们现在的身份证是很难造价的，而那会既没有摄影技术也没有高科技，这张代表官员身份的证明上只是简单地描述该官员的体貌特征，如高矮胖搜，或是有疤无疤等。

这样的描述显然不够全面，也不足以证明持证人的身份，也就是说假如和身份证上描述的大致不差，就可以持证上岗。在《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了一张官员身份证，内容就是简单的六个字：“身中、面白、无须”。照着这个描述，在一百个人中就能找到一大波，因此夏祖彝冒名顶替一事的发生就非常合理了。其实，在清代的二百多年时间里，类似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尤其是晚清时期更是常态，这或许也是清代官员任命时最大的一个漏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