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和荡寇志你相信那个最接近历史真相？

毫无疑问，《水浒传》更接近历史真相，而《荡寇志》只是对历史史实的断章取义。为什么是这样？

《荡寇志》反《水浒传》，基本违背了史实

先说说《荡寇志》这部清代文人余万春是怎样创作这部小说的。余万春，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早年丧母，长期居住在父亲任所，两次参与镇压瑶民的民变。因感时局动荡，对民间造反而深恶痛绝。但是，他又是个水浒迷，从而拿水泊梁山与当时的民变相对照，也就产生了反感宋江梁山聚义，也坚决反对朝廷对这些“反贼”进行招安，而必须予以剿灭，绳之以法的思想倾向。为抑制《水浒传》的流传，花了二十二年时间，写成了这部反水浒小说。

由此，可以看出，余万春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而不是以史实为依据来进行创作的，《荡寇志》就是一部虚构小说。余万春以个人主张，只是截取了张叔夜战败并擒获宋江三十六人这一半截历史，无中生有的将梁山一百单八将逐一剿灭，并最终押上刑场吃了绞刑。

这部书的底本依据是金圣叹删改的贯华堂七十回本，其第一回便是第七十一回，开头部分重述了金圣叹所塞进去“梁山泊好汉惊恶梦”的情节，开始了张叔夜率领雷部神将征伐梁山的故事。

《宋史·张叔夜》传确是有宋江在海州遭遇伏击，船只被张叔夜派兵烧毁，断了后路，战斗中，宋江副手被擒，然后率领全伙投降的记载。但是，据与张叔夜同时代，也是张叔夜走得很近的朋友李若水的《捕盗偶成》所说，宋江被擒后，立即投降，朝廷也下了诏书，赦免了罪行。然后，“三十六人同拜爵”，宋江等三十六人不但没有被杀，反倒受到了朝廷的封赏。

金圣叹对此非常不满，一刀将《水浒传》拦腰斩断，以一场恶梦结束了梁山故事。而余万春更是变本加厉，虚构了梁山好汉被张叔夜剿灭的过程，在梁山泊附近将一百单八将杀的杀，捉的捉，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这是纯粹的瞎编，宋江与张叔夜交战，是在海州而不是在梁山泊。海州就是现今的江苏连云港，历史上的宋江早就从梁山转战出来，根本不可能是《荡寇志》所写的那样。

《水浒传》的主要创作蓝本是《大宋宣和遗事》

《大宋宣和遗事》是一部笔记体历史，属于野史一类。据说是南宋人写的，也有说是元朝人写的。不管怎样，这部笔记体历史很多地方能够与正史印证，与南宋初期史学家王称所撰的《东都事略·徽宗纪》也可以相互佐证。施耐庵根据历史史料，对宋江起义进行了再创作，以宋元话本的形式，讲了一个可读性非常强的故事。从《水浒传》中，完全可以找到诸多与历史相吻合的细节。

宋江起义确实是大宋宣和年间发生的历史真实事件，梁山泊中，有三十六人是被《大宋宣和遗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所记录的，有名有姓，基本上能与梁山三十六天罡对应。

宋江后来的确被朝廷招安，《宋史·徽宗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可见，张叔夜是招降宋江，而非擒杀。这一点，李若水的诗也讲到过，“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就是《宋史》中记载的宋江被招降这件事。

施耐庵的《水浒传》基本忠于史实，而余万春则是裁掉大部分历史，只采用了张叔夜在海州与宋江交战的一个战斗场面，便横生出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说，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

《水浒传》版本与历史真实

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后，导致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梁山好汉们的结局了。后来，有许多续书，各自介绍了梁山故事的结局。其中，现在最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有很多故事都是后来加进去的。最明显的两个故事，就是征田虎和打王庆。这两段大约二十回书，在现今能够看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容与堂本《水浒传》中根本就没有。

那么，宗于最早以及最完整的容与堂本的现行本《水浒传》，是否真的就是万历年间刻本的原貌呢？有一大半是，有一部分不是。为什么这么讲？

绿野老道通过书中宋江的几首诗词，以及施耐庵前七十回本伏线和相关史料，做过现在刊印的《水浒传》的版本辨析。认为，梁山好汉排座次到征辽故事之间，有后人明显插入内容的痕迹。而征方腊过后，宋江等人的结局，也是被改写过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水浒传》“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这回书，就会发现，宋江并不是被毒死的，而是死于靖康之难前的一场朝廷叛乱，做了宋徽宗的殉葬品。这一点，本人有具体文章进行分析，在此不赘述。

据王称《东都事略》所载，宋江确实参与了镇压南方起义的行动，大致是张叔夜部将折可存部队的一支。镇压了方腊后，宋江受到了封爵，这也能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中找到答案。

《荡寇志》反不了《水浒传》

以《荡寇志》反《水浒传》，连余万春自己都没有做到。虽然，他承接金圣叹七十回本往下写，但对于金老所表达梁山好汉的忠义，余万春也是一概否决，说是：“既为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这一点，貌似读懂了施耐庵的“曲笔深意”。但是，余万春并没有完全执行自己这个创作思路，很多地方自相矛盾。比如，余万春写到了被高俅逼走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

王进复出于《荡寇志》，是雷部三十六将中的“辅帝雷府雷部总兵使者”，应当是一个正面人物。在攻打梁山二关时，遇到守将豹子头林冲。这二人大战三百回合后，王进见赢不了林冲，便破口大骂。这一场骂简直超越历史上所有的泼妇无赖，不堪入耳。有人认为，余万春这是正话反说，把雷部神将中的部分人写得很不堪，以此暗中赞颂梁山好汉。

对此，我并不如此认为。余万春骨子里是反水浒，反民变，也是反对招安这些强盗，必灭之而后快的。但是，因为他心里对梁山好汉有崇敬之心，笔底还是流露出这样的真实情感。但这种情感并不能成为其作品的主题，也不能改变《荡寇志》的反水浒本质。也可以说，余万春文学创作功力远不及施耐庵，不能很好的控制自我，也不能把控每一个细节，使之为主题服务。

同样，遭遇到王进、林冲受高俅陷害命运的剿灭梁山的主将陈希真、陈丽卿父女，反出东京，做了猿臂山上的草寇。他们通过落草造反，聚集人马，壮大势力，寻找机会等候朝廷招安。这样的构思完全没有跳出《水浒传》，大有模仿的嫌疑。因而，《荡寇志》想反水浒，但余万春能力不够，没有做到。

《水浒传》基本忠于历史真实，人物、架构、情节、语言从容写来，无不裕如。施耐庵有底气，以基本史实说话，有理有据，不畏反击和攻讦。而《荡寇志》断章取义，毫无历史依据，只能按照施耐庵的思路，生硬的编造了一段故事，自然也就很难站得住脚了。

更为重要的是，《水浒传》早已深入人心，尽管有很多读懂之人，对梁山好汉进行了批判性的辨析。但是，这是理性的一分为二，既承认梁山好汉有英雄气概，也反对他们杀人放火、劫道越货、滥杀无辜、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的不道义行为。这样的价值取向，绝不是《荡寇志》所能颠覆的。所以，这部书并没有广为流传，反倒遭到了历代学者和读者的猛烈抨击。《水浒传》则经历无数风雨，岿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水浒传和荡寇志你相信那个最接近历史真相？

《荡寇志》是一部反《水浒传》，要说谁更接近历史，实际上从结果上来看《荡寇志》更符合历史，因为历史上的梁山起义确实是被张叔夜剿灭，并擒获了36个匪首。而《水浒传》中的他们则是接受招安，然后剿灭了方腊，所以单纯的说符合历史，《荡寇志》是符合历史的，只是过程上《荡寇志》是基于《水浒传》的胡说八道。

《荡寇志》塑造出了陈希真父女，云天彪父子，以及徐槐，张叔夜父子，召析、哈兰生等民团势力，这里面除了张叔夜之外，全部都是胡说八道的人物。

至于《水浒传》中，至少宋江，鲁达，武松，史斌（史进）杨志，关胜这些人物则是真是存在的。所以在这点上，《水浒传》倒是更胜一筹。

我一直觉得《水浒传》并非一本介绍好汉的书，而是一本讲述如何造反的书，怪不得历史上从明朝开始就有很长时间将其列入禁书。《水浒传》中的人物们一个又一个都算是特点鲜明，他们有的是市井小民，有的是朝廷罪犯，有的是江湖亡命，有的是朝廷降将，有的则是豪强劣绅，整个《水浒传》前大半部分都在讲述他们这108个人是怎么聚在一起的，后面的部分则是在讲述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招安。

有道是“杀人放火金腰带”。宋朝的官选择方式是通过科举，而考不上科举的人就会有些歪脑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想到造反，然后被朝廷招安，继而成为官。很多读者不明白宋江何德何能能够让穆弘，李俊，张横这样的地方豪强，江洋大盗，拦江江贼死心塌地，实际上就是这些不可能进入体制内的人从宋江身上看到了希望。

《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看懂了《水浒传》的真相，于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水浒传》中的英雄全都弄成了小人。但是他为了探讨《水浒传》中人希望招安的事实，结果让自己说过的话自相矛盾。俞万春在开篇的时候说“真忠义必不做强盗”，结果他为了证明这一点，塑造出个真忠义的陈希真，然后让这个陈希真也落了草。宋江攻城略地，陈希真一样攻城略地，结果宋江是假忠义，陈希真是真忠义，逻辑双标，让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