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四川地区有袍哥，袍哥是哪些人？袍哥怎么来的？

提到江湖这个词，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武侠小说中那些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刀光剑影，行侠仗义。说到民国时期的江湖，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青帮”和“洪门”。但是对于川渝一带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江湖是由“袍哥”所书写的。民国时期的“袍哥会”，与“青帮”、“洪门”并称为当时的民间三大帮会组织。其中，“袍哥会”的成员被大家称为“袍哥”。

“袍哥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秘密社团组织，其帮派精神，集会的利仪或规范，都深深地影响了川渝地区的精神文化，乃至川渝一带的方言。“袍哥会”与那些由地头蛇组成的黑帮势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民国时期，川渝一带曾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加入到了这一组织。他们中不仅有当地的知识分子、军队人士、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底层的农民、乞丐、苦力、做小生意的人等。他们在日常的交往中，使用隐语和暗号交流，并遵循一套自定的教义规则，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致身份认同的江湖联盟。

“袍哥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就被取缔的组织，已消失七十余年，虽然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却一直有它的传说。正是因为人们对“袍哥会”的真实面目缺乏了解，所以人们对“袍哥会”的传说编撰得越来越神化，以至于“袍哥会”早已失去了其原本的面目，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了解“袍哥会”， 是了解川渝地区近代社会的必修课。

关于“袍哥会”的起源，现无确考。大部分学者认为，“袍哥会”的前身是四川地区的哥老会。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关于哥老会的源头，根据对官书、档案等相关文史资料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哥老会系由川渝一带的“啯噜”演变而来。

川渝地区因明朝末年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清朝初年，清廷采取强制手段将其他省份的百姓移民至四川。到了乾隆后期，入川移民中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失去生活来源，成为游民。为了生存，他们便结成团伙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地区，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这些异姓结拜团体，被称为“啯噜”，其成员被称为“啯噜子”。 “啯噜”并无严密组织、章程，也无明确政治目标和信仰。

到了嘉庆年间，四川、湖北等地发生了白莲教起义。当时大批的“啯噜子”加入到起义军之中，有些“啯噜子”甚至还成为了起义军的主力和首领。比如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十月，四川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

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遭到了清廷的残酷镇压。但他们并未消亡，继续在各地活动，甚至不少人还渗入到清军与衙役之中。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一盘散沙是无法与官府对抗的。为了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加强内部的组织联系，他们逐步大量吸取早已传入四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信徒融为一家。到了清道光年间，逐渐发展成为了帮会组织“哥老会”。

“袍哥会”对自身的起源，也有一套自己的诠释。在“袍哥会”内部有一本堪为经典的书，叫《江湖海底》，又称之为《海底》、《金不换》。根据《海底》的说法，明末郑成功退到台湾后，将其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并于公元1661年在台湾金台山明远堂开山立堂，开始了秘密结盟，该组织被定名为“汉留”。为此，郑成功还写了一本《金台山实录》，里面详细规定了组织内部的规则，以及用来联络彼此的黑话。到清军攻克台湾的时候，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为了免于秘密被发现，就把这些早期的文献《金台山实录》封到了铁匣子里，沉到了海里。

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四川泸州永宁（今叙永）人郭永泰在福建游历的时候，从一户渔民的家里发现了此书，于是花了一千钱（大概一两银子）将此书买了下来。当时和这本书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枚玉石印章，其内容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郭永泰花十两银子把这个印章也买了下来。

哥老会成立的标志是开山堂，即一个哥老会独立组织的成立仪式。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郭永泰在四川永宁开荩忠山，始有山水香堂，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的印信相号召，标志着“哥老会”的诞生。同年，郭永泰把《金台山实录》整理印行。因为这本书是打捞自海底，被称之为《海底》。

天地会也有类似的故事，《海底》和郑成功有关系吗？学者作了很多的努力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资料，无法证实。或许是郭永泰根据天地会规则，自己编造出来的。天地会作为“反清复明”的组织，是清廷的重点打击对象，郭永泰借助于天地会在民间的影响力发展自己的同时，又想规避和天地会的关系，于是编造了这么一个说法。而把“哥老会”的历史和郑成功联系起来，即能提高“哥老会”的地位，又强调了“哥老会”是比天地会更正宗的反清组织。

郭永泰的故事表示了“袍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的。事实上，郭永泰的《海底》刊印以后，哥老会开始了四处开设山堂。除了郭永泰首开荩忠山外，还有李云久开青城山，彭立山开回龙山，颜鼎章开大峨山，李煜清开巍峰山，胡文翰开九成山，张联弟开华阳山，彭焕如开飞龙山，等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川渝地区几乎山堂林立。

成立哥老会组织被称为“开山堂”，该组织的总部称做“公口”，又叫“码头”。组织内部一般分为八个等级：大爷叫“龙头大爷”、“舵把子”；二爷基本是军事的角色；三爷主要管理内部事务；没有四爷这个角色，至于原因一说是当年陈近南在雅安开精忠山的时候，四爷背叛了，另一种说法是“四”和“死”谐音，不吉利；也没有七爷这个角色，原因是“七”和“截”近音，也是忌讳。

因此，上四排一般是指大爷、二爷、三爷和五爷，这其中的五爷又分为红旗五爷和黑旗五爷，黑旗五爷管外，红旗五爷管内。然后下四排就是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在《海底》这本书中，记载有口令、旗帜、排阵、会场布置等信息，袍哥开会或举行仪式会场呈四方形，人们是站在四方的。

关于“袍哥”名称的由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根据《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来的；第二种说法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第三种说法是当年关二爷被逼降曹之后，曹操赠予了关二爷很多金银财帛，而他仅仅只收了一件锦袍，穿上锦袍时还要用旧袍罩在外面。曹操问其原因，关二爷告诉曹操，旧袍是我大哥玄德所赐，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当然，无论哪种说法，“袍哥”都以讲豪侠、重义气、解衣推食、急人之急相号召，又以旧礼教的五伦八德为信条。

“袍哥”的组织形式属于横行组织，即所谓的“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其联络的聚点，最初称为“山头”、“香堂”，随着参加的会众日益增多，才由“山头”、“香堂”改为“码头”（又叫“公口”、“社”）。

“码头”分为五个堂口，即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宣）。参加五个堂口的人，性质分别不同。参加仁字旗的是旧社会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参加义字旗的是有钱的绅士商家；参加礼字旗的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至于智、信两堂的人，都是当时社会中“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

在“袍哥”的组织办法中，有些规定显得莫名其妙，如操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匠、搓背、理发、反串的男人等，按规定不能参加“袍哥”；还有盗窃的小偷，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袍哥”，按照他们的说法，抢劫对象是贪官污吏，属于“浑水袍哥”。

“袍哥会”之所以能在川渝地区大规模发展起来，和这一地区的基层百姓构成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期，朝廷对地方的治理主要依靠精英阶层，如乡绅等利用宗族的权力，还有就是保甲制度。清初的移民政策造就川渝地区的人员构成不同与其他地方，移民的流动性使得川渝地区的宗族势力十分薄弱，这就给“袍哥”组织与地方精英与保甲制度争夺地方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清咸丰、同治年间，适逢乱世，“袍哥”乘机在川渝地区扩大势力范围。

对于清廷来说，他们自然意识到“袍哥”组织带来的危害性，但是他们又束手无策。如果派遣军队去进剿，“袍哥”随即解散混迹于百姓中难以识辩，所以清廷对于四川帮会日盛的情势难以控制。当时的“袍哥”已经发展到了官僚阶层，可谓是无孔不入。清末重臣左宗棠曾感慨说：“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入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以至于有一种说法，川渝地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男子都与“袍哥会”有关系。拥有如此庞大全面的会众背景，“袍哥会”在川渝地区的兴旺可想而知。

“袍哥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清咸丰年间爆发的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李蓝农民起义，前后历时六年，起义军的的基本力量就是“袍哥会”。之后发生在川渝地区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其主力也是“袍哥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即大足教案的主力。

清朝末年，四川泸州的“袍哥大爷”佘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东渡日本，面见孙中山，成为坚定的同盟会员。回到四川后，他带领袍哥弟兄四处发动起义，意图建立反清复汉的新政权。数次起义，数次失败，最终不幸被俘，将要处以死刑。“袍哥会”的兄弟们为救大哥，先是前往衙门顶罪自首，后又筹谋法场劫走佘英。可惜，两次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佘英与兄弟先后赴死。但是他们的死并非毫无价值，一场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随之而来，最终实现了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目标。

佘英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川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反抗腐败的清朝政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袍哥会”是其中的主力。然而，一意孤行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

同盟会成员龙鸣剑、“袍哥大爷”秦载赓等人认清了斗争的形势，立即召开了各路“袍哥会”共同参与的“攒堂大会”。会议商定，一旦成都有变，各路英雄群起响应，共同反抗赵尔丰的残暴统治。“成都血案”发生的当夜，龙鸣剑翻越城墙，巧用水电报通知各路“袍哥”。一夜之间，成都城外遍地”袍哥”，赵尔丰的统治岌岌可危。清廷见赵尔丰的镇压兵力不足，便从武汉调动新军入川，想尽快平息这场骚乱。清廷怎么也不会想到，湖北新军前脚刚入川，武汉便爆发了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因此，“袍哥会”也算是终结满清政权的主要推手之一。

赵尔丰与龙鸣剑

民国以来，“袍哥”中开始出现“职业袍哥”和“半职业袍哥”，其成员、职业也逐渐复杂化。“职业袍哥”一般专门从事袍哥活动，各堂各公口，从执事大爷当家管事到幺满十排，都有他们的身影，俗称“光棍”。“职业袍哥”的行为一般有例规，每日定时坐在公口茶馆，与兄弟伙碰头听消息，俗称“一个老鸦守一个滩”。 他们加入“袍哥会”的目的是解决生计问题，尽量增加收入，所以难免会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职业袍哥”也被称为“浑水袍哥”。

“半职业袍哥”也称为“清水袍哥”，一般拥有自己的事业，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必须依靠“袍哥”组织才能维持自己的事业，他们基本从事的都是合法活动；“浑水袍哥”大多以袍哥组织聚众为匪，他们大多聚集在偏远的乡镇，散则为民，聚则为匪。他们的头目被称为“老摇”或“边棚老板”。他们也分堂口，聚会称为“武堂子”。四川达州渠县的“袍哥”首领范绍增是“浑水袍哥”中名气最大的，少年时即入礼字袍哥，在绿林“拖棚子”。公元1919年爆发的“护国运动”中，率众投军。后来又投靠了第二国民革命军杨森部，官至师长，其部属多来自“浑水边棚”。

虽然“袍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却又为政府服务，地方上的许多事物也需要它来运转。于是“清水袍哥”便成了川渝地区乡村权力结构中的重要骨干，他们往往是作为地方乡绅，为自己的牟利的同时完成一些政府的职能任务。比如四川金堂县的“袍哥”首领贺松以低廉的价格承包了当地征收屠宰税、市场税等税的事务，然后再以高价转让出去。他还私设关卡，向过往的商贩征收布匹税，糖税等。即便政府拥有税务部门，但仍不得不借助贺松这样的“袍哥”来帮助他们完成包税任务。在“清水袍哥”的眼中，是瞧不起“浑水袍哥”的。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国民政府机构大量迁往四川，原本以长江中下游为主要活动区域的洪门、青帮组织也随之迁来，他们与川渝地区的本土帮会“袍哥”相互渗透，一些帮会中人便竭力宣扬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皆为郑成功首创之说，使得四川的“袍哥”组织状况变的更为复杂。

于是，“袍哥会”开始逐渐废止其经典《海底》中规定的仪式程序，改行新礼；同时，还放宽入会人等身份的禁限，可以自由新建“公口”，不受堂口限制，自由参加，不讲班辈，也不限堂口，组织总社，统一全堂”公口”等。一时间，“袍哥”组织泛滥，会众数量猛增，声势更加浩大。军政人员、党派头目、社团首脑、乡保长、富商士绅、教育文化人士及地痞无赖纷纷组成堂口，借“袍哥会”势力以自重。民国时期，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的张澜就是“大袍哥”。

国民政府眼见“袍哥会”的势力发展壮大，对自身的政权造成威胁。先后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两次以危及社会安定为由下令解散“袍哥会”，四川省政府也先后发出《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然而，对于那些地方官来说，仅仅只是照转而已，未敢认真执行，四川各地的“袍哥会”继续发展，以至于成为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工具。

对于抗战后期的四川来说，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组织。事实上，到了民国后期，“袍哥会”已成为各派地方势力的政治工具。无论在税捐承包、派系倾轧、甚至地方议员、省参议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的竞选中，“袍哥会”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公元1946年，重庆在选举第一届参议员时，参加竞选的人中就有五六十名来自“袍哥会”。其他的参选者感觉前途无望，于是花费重金去请求“袍哥”退出选举，但“袍哥”始终坚持“不为利所动”。据统计，四川省议员中的“袍哥”比例一度达90%。

与此同时，一些以混迹于乡镇的地痞恶棍、惯匪为主体的“浑水袍哥”，则渔肉乡里，欺凌善良，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甚至有些还沦为土匪，成为地方公害。解放后，这些乡镇“袍哥”还受到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利用，多数参加了反共武装暴乱。随着四川的全面解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工作的陆续开展，“袍哥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曾在川渝地区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会”最终解体。

解放后有人做过专门统计，整个川渝地区的“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总数曾达1700万，相当于当时四川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的大部分四川成年男子都与“袍哥会”有联系。“袍哥会”是时代的产物，在时代的变革中，已消亡七十余年。但是它对川渝地区的文化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川渝的方言中含有大量的“袍哥”暗语。至今，“袍哥人家，从不得拉稀摆带”的俗语还在川渝地区广为流传。

解放前四川地区有袍哥，袍哥是哪些人？袍哥怎么来的？

袍哥组织非常出名的当属贺龙元帅，袍哥是哥老会这样的帮会组织在四川地区的称呼，晚清社会动荡，这样民间的秘密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他的组成人员主要是社会中下层人士，比如破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游民等。

四川袍哥各堂口设有内八堂、外八堂，内八堂是核心领导层，主持重大事务，按常例设12位大爷。外八堂由内八堂领导，有十个序列，称“十排”（十牌），当年贺龙是“十排老幺”。实际只有八牌，因为袍哥避忌四牌和七牌。

做袍哥大爷，一般都是当时当地有权有势的人物，为了维护财产和特殊利益而加入袍哥，平时给兄弟们小恩小惠，说几句公道话，给自己树立主持公道的形象。

渐渐袍哥大爷们威信很高，甚至知县也要礼敬他们三分。袍哥也是用仁义礼智信组成五堂，仁字号，义字号……。

袍哥也是有严厉的帮规，甚至对行礼和语言等琐碎都有规定，讲礼节，讲礼语比如：怪道昨夜灯花爆，却系来了大英豪。大弟迎驾来迟了，还望仁兄要凉高。这是欢迎语。袍哥在称对方码头时叫“贵龙码头”，自称“蔽码头”或“小码头”，称对方父母用“令尊大人”，“令堂”，……，更不可能容忍成员干土匪勾当，否则受到的惩罚相当严厉。袍哥的规定详细而服人，这有益于整个组织的发展，可惜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帮办红白喜事是袍哥的基本活动，很能收买人心，遇到贫苦人家，会给予金钱上帮助，遇到有钱人家，办事里外都帮打理的妥妥当当。

这个组织也时常开会：单刀会（纪念关公），中元会，团年会，茶会，月会，开香堂等。茶馆则是袍哥们公共活动中心。

清朝肯定是禁止袍哥活动的，而各地袍哥走货又要相互联系，所以就有了暗语。

结仇叫“结梁子”，报仇叫“拿梁子”，调解仇怨叫“搭台子”，双方和解叫“捞梁子”，招了口供叫“拉稀”，酒叫“烧冲子”或“火灵子”或“黄汤子”，肉叫“片子”，

作为民间团体在当时有它积极的一面，但是害群之马也很多。帮会组织里诞生了很多红色袍哥，也有出了不少无恶不作的匪徒。

1909年，17岁的贺龙，在湖北恩施用骡马运盐巴，经当地同盟会员又是袍哥首领唐伯义介绍，加入袍哥组织，与其他兄弟一起参与反清斗争。有一回贺龙被抓，袍哥舵把子邓渊如，变卖家产，买通官府，营救贺龙，全了袍哥的“义”。

贺龙常年在外奔波，与各码头袍哥大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都很喜欢这位“小老幺”。1911年，贺龙回老家与本县女子徐月饴结婚，贺龙有三个姐姐，三个姐夫都是袍哥组织的成员，大姐夫谷虎成了那一带的龙头大爷。一家人拉起了一支民团武装，声援辛亥革命。

1914年，留日青年陈图南到贺龙家乡发展“中华革命党”，贺龙用“贺云卿”的名字登记加入。1916年，贺龙带着袍哥兄弟，在石门县号召1千多农民，组成“湘西讨袁独立军”。从此，袍哥领袖兼革命党人的贺龙开始了戎马人生。

袍哥里走出来的优秀人士还有王伯高（解放前夕牺牲），徐茂森，杜重石等，他们中有人宁可牺牲性命，也不输气节。

当然组织中也有罪行累累的，比如绵阳大袍哥左汉章，此人从小家贫，但因为是家里独苗，父母娇惯他，少年时不爱读书，就爱和人称兄道弟，17岁经人介绍加入袍哥，20岁就带着200人的兄弟干起了土匪勾当。左汉章工于心计，喜怒不显于色，发展很快，民国时期，势力一度涉及十余县，招纳当地土匪头目，自成一袍哥体系，无恶不作。

可笑的是，此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惊吓而死，全国解放在即，他也知道自己末日来了，在家寝食难安，终日喃喃自语，最终因惊吓过度，一命呜呼了。

再介绍一位，重庆大袍哥石孝先，人称石三，从小就是个惹事生非的主，还弄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太年轻不能出山当大爷。父亲石青阳管不了他，就想着给他娶个凶悍的媳妇，期望能管住他。还真找到一个叫金渊女子，家里是做生意的。金渊很厉害，石三很怕她，但是金渊有两个不学无术的哥哥，每每石孝先要干一些勾当，就和金渊报备，和金二哥金三哥在一起。

金渊也控制不住了，父亲又把他送黄埔军校去，是黄埔第三期学员，没毕业就被学校开除了，之后父亲又把他送意大利留学3年多，直到父亲病逝才回重庆。

石孝先利用父亲的背景，把持着袍哥界，目中无人，蒋介石没办法把他秘密放在公馆里“读书”。

1949年，重庆解放，石孝先吓得肺病发作，咳血不止，解放前半个月他还搞了个10万人游行，他一直在想会不会杀他。结果重庆解放第三天，石孝先大吐血而亡，“徒子徒孙”还想给他大办丧事，结果被压下去，石孝先和普通人一样下葬。

从以上正反两面可以看出，袍哥虽然组织结构复杂，论资排辈严苛，但是无法真正约束组织内成员的行为。

在中共的宣传影响下，很多袍哥都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袍哥的一般成员自行回家参加工作，不予追究，对于参加反革命的头目严惩不贷。

对于袍哥，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诞生的组织，我们还是更多看到他们中很多人，不怕牺牲投身抗战中，不少人为国捐躯。

解放前四川地区有袍哥，袍哥是哪些人？袍哥怎么来的？

平阳狐狸，回答问题。

“风紧，扯乎！”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江湖黑话，而最懂江湖黑话和绿林切口的当属四川人。四川人不但懂还能说，而且天天说年年说。

比如出卖朋友叫“点水”，鼓励加油叫“扎起”，折了面子叫“臊皮”，无法无天叫“天棒”，共同承担叫“打平伙”，遵守规矩叫“落教”，闯荡江湖叫“操社会”。这些曾经的江湖黑话和绿林切口，如今已成为四川话的一部分，人人都能说，这是四川话的一大特点。

所以但凡到了四川重庆一带，你会经常听到朋友之间互相“扎起”，亲戚之间经常“打平伙”。老一辈教导小一辈时，你也会听到什么“狗日的天棒娃儿”，“不落教的东西”，“小小年纪操什么社会”。

四川人讲四川话，四川话中多黑话。当然这并非因为四川人喜欢“操社会”，都是“不落教”的“天棒”，这些语言习惯的形成与 100 年前流行于四川重庆一带的袍哥组织有关。

袍哥从何而来，说法不一！有说是以前川渝地区打家劫舍的强盗，有说是天地会的分支，无法考证。

无论是打家劫舍还是反清复明，都是刀头舔血的勾当，杀头的买卖，自然都是秘密进行。加之入会者多为底层百姓，自然难以留下足够多的确凿史料，无法追究其缘由，也在情理之中。

《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师傅陈近南为天地会的总舵主，天下一等一的英雄，“平生不见陈近南，自称英雄也枉然”嘛。天地会“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天地会与四川袍哥乃至哥老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团浆糊。

清朝嘉庆年间发生的白莲教大起义，袍哥便深度参与其中。白莲教起义失败后，连同袍哥在内的民间组织遭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为了求存，袍哥不得不借用白莲教、天地会等成熟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经验，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这是袍哥形成的一种说法。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遍及大江南北的哥老会是天地会的分支和变种，而在四川地区的哥老会成员则称为袍哥，这是袍哥的另一种说法，二者之间在相互独立，相互从属，还是在相互融合中共同发展，不得而知。

袍哥的源流无法考证，但活跃在晚清民国的社会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清末的各种反清斗争中，无论是四川的保路运动还是辛亥革命，到处都能见到四川袍哥的身影。抗日战争时期， 350 万川军出川抗日，中间也不乏四川袍哥。

四川袍哥与中国古代民间其他的秘密社团相比，有一系列极为显著的特点。

一是参与的广泛性。上至士绅商贾，下至平民百姓，军队官府还是流氓强盗，无所不包。

据统计，解放前四川有 1,700 万袍哥， 10 个四川人中便有 4 个是袍哥。这种广泛的参与性和社会基础，使得袍哥内部的江湖语言体系广泛地融入到四川方言中，这是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

同时，袍哥组织尊奉武圣关公，讲义气，重交情，为朋友两肋插刀，一呼百应。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川渝地区的民众性格，即所谓的“袍哥精神”。若去中国足球在成都或重庆的体育场，那山呼海啸般的声浪，便可见一斑。

解放后，政府取缔一切会道门，所有帮会组织集体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青帮洪门天地会还是四川袍哥，都是如此。

《诗经》有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又道“袍”同“胞”，故称“袍哥”。这么看来，原本江湖气十足的四川袍哥，似乎又多了一丝温情默默的人情味。

解放前四川地区有袍哥，袍哥是哪些人？袍哥怎么来的？

袍哥就是哥老会，是清代前期形成，延续到民国时期的一个民间秘密组织，民国末年逐步消亡。哥老会的最初目标是反清复明，不断经营吸纳下，各类组织广泛，成员众多，清末民国时期就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

在已故武侠文学家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韦小宝的师傅陈近南，就是一个反清复明秘密组织的大头领。而这个陈近南，不是金庸随意虚构的人物，在历史上确有其人。

1661年，郑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创立了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陈近南就是被派到四川一带发展秘密会员的头领，在雅安开“精忠山”，哥老会因此从天地会系统中派生，势力最终超过了天地会。到了晚清时期，四川地区的袍哥一度非常广泛，所谓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就是说的哥老会流传广泛，几乎人人踊跃参与。

据说，整个民国时期，全四川地区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袍哥或者有袍哥背景。到了1930年代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川西平原，几乎所有的乡长、保甲长都是袍哥的成员。关于袍哥的数量，我们可以根据1947年燕京大学的一位社会学系学生的调查，她说70%的成年男子都是袍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袍哥？可能与四川的历史分不开。

张献忠屠蜀后，湖广填四川，相较于江浙一带的宗族势力，移民的到来令四川宗族势力相对薄弱，那么民众依靠谁呢，只能依靠这些秘密组织了。所以老百姓一般打官司评理的时候都不找县衙，一般都找袍哥组织。另外，四川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处于大西南，属于统治的末端，加上交通不便，很容易造成武装割据，有一句话叫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长期的动荡，民众只有依靠秘密的地下组织来保护自己。

袍哥会还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文化，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分布于各个底层职业，三教九流，行行都有，也有的是土匪。

袍哥也有不少江湖暗号，用于鉴别身份。比如，两个袍哥成员在茶馆接头，摆茶碗阵是必备技能。茶壶怎么摆，茶壶倒多少水，怎么移动都很有讲究，如果摆错了，就很不得了，会引来杀身之祸。 袍哥的会规与奖惩制度相当严格残酷，大哥具有处置权。袍哥小弟们做错事就要受罚，一种惩罚叫做“扑前刀”，就是把三把刀埋在地里，刀尖朝上，做错事就自觉扑过去自杀；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滚肉球，非常残忍，就是一个木板上，钉上钉子，钉尖朝上，受罚者在上面打滚，直到最终皮开肉绽，如果伤及脏腑，就会流血而亡。 清末时期，四川保路运动兴起，许多袍哥首领就参与，并取得了一定成功。在辛亥革命中，袍哥也投机打牌，对于推翻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过，从民国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风俗的开化，法制的健全，民众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袍哥逐步消失在历史中，成为一个过去的历史记忆。

解放前四川地区有袍哥，袍哥是哪些人？袍哥怎么来的？

袍者，长袍也，这是针对短衫而言。短衫一般是指苦力，穿长袍的人自然是社会上有头有脸，又有些江湖气息的人，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漂白后的商人。在四川的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两种解释大致相同。

在当时的四川地区，袍哥组织却是一只家喻户晓，令人闻而生畏并且在之后的革命事业中起到过很大影响的队伍。袍哥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是指很干脆，一言九鼎。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袍哥，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亦正亦邪的一群人。

因之前欣赏过吴天明导演执导的电影《变脸》，电影带有川渝地区浓厚的江湖色彩，多有提及“袍哥”这一元素，饶有兴趣，故查阅资料细究一二。

何谓袍哥？《诗经》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或曰：“异姓如同胞，见面称哥弟，取‘胞’‘袍’谐音之义。”意即只要加入袍哥组织，就能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与共的兄弟。

在四川，人们习惯把民间帮会哥老会的组织成员称为袍哥，而加入哥老会又叫“烧袍哥”、“嗨袍哥”。李子峰的《海底》指出：“哥老会或称哥弟会，亦为天地会一支，其成立在乾隆年间。同治时，平定粤乱以后，湘勇撤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各团体，于是哥老会之势力始盛。”

哥老会势力的最盛地方，在四川、两粤、两湖等省，扬子江沿岸各省次之，其他各省，没有一处不有其会员。实际上，袍哥源于巴蜀移民社会，是近现代社会失序的产物。从清代至民国，巴蜀社会处于混乱无治状态，哥老会这种江湖帮派组织应运而生，并广泛渗透于巴蜀社会各个角落。作为巴蜀隐秘社会，袍哥的活动受到官府的镇压，其开山立堂等活动多秘密进行。

清同治年间，四川宜宾王霭廷曾在外地参加哥老会组织“金华山”，回乡后秘密建立“真戎山”，直到光绪末年，袍哥的各项会事才在一些地方逐渐受到政府允许。据《宜宾县志》记载:“至光绪后期(约1906年后），经府、县默许，宜宾城及府属各地哥老会转为公开活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会党工作，在他的指示下，四川同盟会积极联合袍哥，“在川西，同盟会设立‘汉流改良自治会’，以罗致群众，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袍哥组织创立之后，“由于民族矛盾激烈，广大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排满情绪，而哥老的各项活动又能和广大的群众相结合”，所以袍哥组织得到迅猛发展，开山设堂遍及贵州、云南、甘肃、湖南、广东等省，尤以四川开山最多，“各省汉留之盛，莫过于四川”。

先后有方安澜开“蓬莱山”，郭禹钦开“华严山”，李云九开“青城山”，郭永泰开“荩忠山”，彭立山开“回龙山”，彭焕如开“飞龙山”，颜鼎章开“大峨山”，胡文翰开“九成山”，张联弟开“华阳山”，李煜华开“巍峰山”，黄华成开“大宝山”等等。这些开山者及袍哥组织，都与清兵发生过多次壮烈战斗，给满清王朝以很大打击。

到清末民初，袍哥势力得到进一步壮大。“即四川省会一区，仁字旗公口，就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礼义两堂不与焉。至各乡区各保，与夫临路之腰店，靡不设有公口，招待往来者，目不睱接。故民间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之谣”，足见袍哥人数之众，势力之大。

清王朝倒台后，袍哥的政治目的已达，袍哥组织逐渐演化为社会团体，在全国各地正式公开开山立堂，设立公（堂）口。特别是抗战时期，各省“汉留”除在沦陷区秘密活动外，大部分都集中在川、黔、陕、甘、青、宁等地公开活动。

四川的袍哥发展尤为迅猛，各地纷纷开山设堂，建立袍哥组织。主要计有：广汉侯少煊、郫县钟次方、灌县董如松、绵竹赵竹三、什邡马昆山、简阳刘惠安、大邑刘文彩、威远周兴武、潼南陈南平、大足王公辅、荣昌张烈武、江津周化成、合江夏之时、合川杨作兰等。

重庆作为抗战陪都，袍哥组织更是码头林立，堂口众多，其中的袍哥组织计有：

（1）仁字总社，负责人张永隆、田德胜、石孝先。虽名为总社，其实对其它区县仁字袍哥没有约束力，且内部矛盾重重，很不统一。

（2）义字总社，以杨绍轩、冯什竹为社长，陈兰亭为名誉社长。总社下又分孝义社、义联社等。

（3）礼字总社，以何占云为社长，范绍增为名誉社长。各地设礼渝分社。

（4）智字总社，负责人穆珊和等。加入的人不多，各地有分社。

在巴蜀近现代史上，反洋教斗争、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中，袍哥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后来进入军队时，就如同水浒传中，朝廷对梁山好汉的招安，袍哥从地方势力转换为政府军队，开始得到正规组织和训练。其实袍哥队伍里不乏很会打仗的人，政府一面拉拢他们，一面也是在吸引有勇有谋的优秀人才充实壮大军队。然而，袍哥绝对不算是军阀，甚至连指挥中心权利也没有。

旧中国的四川袍哥充盈于各地各阶层。从组织势力和人数来讲，四川袍哥在全国的秘密社会组织中都是比较少有的。到1949年，成都和重庆是袍哥组织最发达的地方。公口、分社和支社在成都就有一千多个。虽然重庆的袍哥组织比较少，有五百多个；但是重庆的职业袍哥却达到将近十万人。

四川保路风潮与辛亥革命中，袍哥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四川袍哥转入公开活动，在四川，“省会一区，仁字旗公口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礼、义两堂不与焉。至乡、区各保，与夫临路之腰站，靡不保有公口，招待往来者，目不暇给。”当时的巴蜀宛若袍哥王国。民国时期，虽然袍哥被多次限制、取缔，但还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在四川军阀争战中，袍哥渗透于军队，并在民国政府党、政、军组织结构之中都有发展，形成其独特的社会力量。

哥老会发展到后期，在所谓“袍哥要操亮，必须把官当”的口号下，加紧与国民党省县乡各级党、政、军、警相结合，四川的基层政权几乎为哥老会的头目所包揽。基层的市息、斗口、屠宰税等，均由当地的袍哥堂口承包。地方上的恶霸、土匪、烟帮、赌场和妓院老板莫不与袍哥有牵连。四川的革命党势力远不及反动势力强大，经常遭到镇压和破坏。

广大群众生存艰难，政治上又得不到伸张，急需一个能拯救他们出苦难的力量。袍哥的口号便是劫富济贫，反对贪官污吏和反动统治者，提倡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对参加的人进行保护或免受欺压。这些正符合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

袍哥在其发展中，也曾作为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工具。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种帮派组织被镇压、取缔而最终退出巴蜀社会的历史舞台。

袍哥作为秘密社会组成部分，其成员良莠不齐，根据袍哥社会行为与社会性能分为“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

清水袍哥一般有固定职业，且多由当地有权有钱有势的官僚士绅组成，在民众中有一定声望，常为民众主持公道。据1949年印的《四川帮会调查》显示:“清水袍哥大多是有正当职业的，社会地位较高的，是比较‘奉公守法，讲义知礼’的人，其中工商业者、开明士绅、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居多，只有个别下九流分子。浑水(混)袍哥多从事不正当职业，成份比较复杂，恶霸、土匪、强盗，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都为非作歹，其中主要是职业土匪。”

“清水”袍哥一般扮演着巴蜀近现代民间社会的重要角色，扶危济困，维持社会秩序等。“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不同:“清水者皆有恒业，官绅子弟，亦有侧其间者，不过藉以联络征逐。浑水者则杀人越货，直是盗贼，然不敢入城。城内皆清水一种，豪霸者有之，从无抢劫不轨之举。”

“浑水”袍哥一般是一些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土匪，常遭到民众的鄙弃。晚清至民国时期四川土匪猖獗，这与“浑水”袍哥有重要关系，这对巴蜀近现代社会以及巴蜀民众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川曾流行如下民谣:“仁号一绅二粮，义号买卖客商，礼号又流行如下民谣:“仁号一绅二粮，义号买卖客商，礼号又偷又抢，智号尽是扯帮，信号擦背卖唱。”

由此可见当时巴蜀“清水”袍哥、“浑水”袍哥成员身份、地位、性质良莠不齐的情状。事实上，袍哥在近现代巴蜀社会的真实情形，以及这种“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的社会性能划分也许要复杂得多，他们的角色常相互转化:“清水的‘金带皮’袍哥，即金指钱，皮有面子，这种人把钱挥霍完了，或无面子了，被浑水兄弟伙一拉，就去干抢劫、贩毒、窝赃等事，自己变成浑水袍哥。而浑水袍哥抢劫、贩毒、窝赃发了财，或拉队伍作军官，有的买田买房，在家闲居，成了地方上的士绅、工商业者、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另立公口，摇身一变为清水袍哥，不再参加土匪活动。”

不同于清水袍哥，浑水袍哥则是以打家劫舍、“关圈拉肥”等土匪行为为主的袍哥组织，他们多继承了袍哥前身的匪性，“始乎赌博，卒乎窃劫”“以盗窃为武差事，赌博为文差事”。浑水袍哥实际上是土匪袍哥。浑水袍哥成分比较复杂，大多属于礼字公口，多从事不正当职业，恶霸、土匪、强盗，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为非作歹，其中主要是职业土匪。晚清民国时期，巴蜀之地土匪猖獗，民间俗称“棒老二”多为浑水袍哥。

袍哥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产物，从十七世纪中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中叶消亡，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历史。袍哥是明末清初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条件下产生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以会党为组织形式，以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为主体的民间秘密团体。

它具有封建性、秘密性和特殊性。其早期是一个政治性组织，民国以后逐渐转化为经济性的黑社会组织。

解放前四川地区有袍哥，袍哥是哪些人？袍哥怎么来的？

袍哥是民末清初成立的民间组织。宗旨是反清复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就成了公开的民间组织。民国袍哥始鼎盛起来。袍哥的成分复杂，可以说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上至军警宪特下到贩夫走卒。像《》哈儿师长》的樊哈儿就是袍哥，他拉队伍时，兄弟伙都来给他扎起。

旧时的场镇就有个袍哥舵爷。我听母亲说大舅舅也是袍哥。但他的辈分不高 ，是那场镇的老幺（就是帮有钱人打杂的），每逢地主收租他就去帮人家刨谷子。听说舅舅的心有点黑，借出的谷子就把量斗刨得平平的，收租时那量斗却堆得满满的。外公听乡邻说了，就跳起脚去骂舅舅，舅舅冒火竟然向外公动手。媳妇儿镇上的老人说原来镇上也有袍哥。

镇上袍哥管事的，一天到晚都坐茶馆里喝茶，镇上有啥搁不平的事就来找他理论搁平。若是事情搁平了，事主就得拿钱请客，酒桌上由袍哥大爷主持让冲突两家握手言和。原来坐图书馆，看过一本关于袍哥的书，袍哥开始是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袍哥组织才公开了，三教九流的人都可以加入，没有背景的人加入袍哥就是找个靠山。

四川的袍哥比较鼎盛。基本上每个场镇都有袍哥，袍哥的主事者多半是有钱人，因为有钱才有势嘛。像《哈儿师长》里的樊哈儿，本来是某场镇的街头青年，但他的交际较广泛；一旦拉起队伍，他的那些袍哥兄弟伙就来了。该剧对袍哥的描写基本写实，“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至于说吃麻将之类就是诙谐搞笑了。谢谢题主的提问。

残阳余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