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的源头，是裴李岗文化，还是老官台文化？有什么依据？

仰韶文化，是中国分布地域最广的史前文化，主要的覆盖范围包括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等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文化代表。

仰韶文化是远古先民通过劳动，用磨制的石器在田间耕作，用独具匠心的制陶工艺做出的彩陶器，用家养或渔猎而来的动物大快朵颐所创造的生活方式。它在中国的历史上历经两千多年。

提到仰韶文化，安特生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安特生，瑞典人，杰出的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同时也是一名汉学家。1914年至1926年，安特生受聘于中国北洋政府，成为农商部的矿务顾问，他在中国期间，对中国做出了三大贡献：宣龙式铁矿床的发现、考古学和地质学的发展。

安特生在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期间，他的本职工作是调查和研究中国的地质环境和资源，他帮助中国先后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发现铁矿、煤矿等矿藏。在田野调查矿产资源的过程中，他经常会发现一些古人类遗留下的遗存，这也促使他逐渐将学术兴趣转移到考古学上。著名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就是安特生联合其他古生物专家发现的。

1920秋，隶属农商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刘长山到豫西一带收集古生物化石，他同时还是安特生的助手。当他来到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时，在村民家中发现了一些陶片和石器。村民告诉他这样的东西在村子周围有很多，果然他在村子周边又发现了一些残碎的陶片和石器。刘长山在仰韶村先后收集、购买了600余件陶片和石器，随后带回北京交给了安特生。看着眼前的这些陶片和石器，在听完刘长生关于仰韶村情况的介绍后，安特生预测仰韶村附近可能有石器时代遗址，他要亲自前往调查判断。

1921年4月，在刘长山的带领下，安特生一行五人来到河南渑池县。县知事胡毓藩安排同是瑞典人的县城西关基督教堂牧师史天泽担任翻译，住进了仰韶村大户王兆祺家中。他们在仰韶村的八天里，对村子的地貌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一些磨光彩陶碎片和石锛等石器。根据这些结果，安特生想对仰韶村进行一次科学的发掘。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给当时农商总长和地质调查所所长起草了一份发掘报告。当时的农商总长张国淦同意了安特生的发掘申请，并安排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具体负责操办此事。最终得到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又取得河南省政府的同意和渑池县政府的支持。

1921年10月，安特生在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刘长山、陈德广、白万玉、姚氏、张氏以及外籍专家步达生、师丹斯基等人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仰韶村，仍住进王兆祺的农家小院，开始对仰韶村进行正式发掘。这次发掘持续了36天，共发掘17个遗址点、10座墓葬，发现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层平均厚度达3米，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骨器。根据出土文物，安特生判断此地为中国远古文化遗存，并依照国际考古学惯例命名为“仰韶文化”。发掘结束后，他们还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立了一个小木牌，上书“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

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向全世界公布了仰韶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推翻了西方考古界关于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在这篇文章中，安特生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安特生之所以做出“中国文化西来说”这样的判断，是受美国考古学者庞贝利于1904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发掘安诺遗址的报告所影响。仰韶文化的主要特色就是彩陶文化，安特生发现土库曼安诺遗址出土器物和仰韶文化彩陶的花纹样式十分相像，便认为中国彩陶文化可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他又一时无法打通仰韶遗址与安诺遗址在文化传播上的地理链条关系。安特生认为，彩陶既然是从西方传入仰韶，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区留下传播遗迹，中国比仰韶文化更早的古文化应在黄河上游。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说，1923年5月，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他和助手从河南出发，经陕西彬县、长武，进入甘肃平凉。到达兰州后，他们制定出先前往青海考察的计划。他们在青海先后发现发掘了十里堡遗址、朱家寨遗址、罗汉堂遗址、卡约文化遗址。其中朱家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早期的一座聚落遗址，他们共发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随葬品，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仰韶村的一次重要发掘。该遗址的发掘成为安特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标志着他开始脱离地质行业，全力转向中国史前考古。

1924年3月间，安特生在兰州从一个来自临兆县卖烟渣的小贩货摊上，发现了一件装着烟渣的破旧彩陶罐，获知小贩所带彩陶器来自临洮、宁定（今临夏州广河县）一带的洮河河谷，他决定将下一个考古目标转向洮河流域。在这里，安特生先后发现发掘了洮河东岸的灰咀遗址和辛店遗址，随后在临洮县城以南10公里的洮河西岸马家窑村发现了遗物丰富、规模宏大的马家窑遗址。这里彩陶器型丰富，打磨细腻，图案比仰韶村发现得更加绚丽，这让安特生感到十分震惊，他把马家窑遗址认定为甘肃仰韶文化。之后他又在当地传教士的帮助下，在临洮衙下集发现了以马鞍口素陶罐为特征的寺洼文化遗址。

在结束了临洮的考察之后，安特生一行沿着洮河一路北下，在宁定县首先发现了齐家坪遗址，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没有花纹的素陶，其中出土的大耳素陶罐与古希腊瓶子造型相似。安特生据此推断绚丽的马家窑彩陶应该晚于齐家文化，而马家窑彩陶比仰韶彩陶发达，更接近于西方彩陶。为了寻找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辛店文化的中间缺失环节，安特生继续他的西部之行，随后他们在官亭盆地的民和县马厂塬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然而在甘肃、青海地区，安特生却很少见到代表中原文化的陶鬲、陶鼎等器物，且当时中国并没有比仰韶彩陶更早的彩陶出土，而欧洲、中亚多有史前彩陶发掘。他结合考古发掘结果和自己的判断，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起源、分布、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将甘青地区的远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等六期，建立中国远古文化框架。由此又推断出以彩陶制作为代表的早期人类文明，是先从西亚、中亚传播到新疆、青海、甘肃地区，再逐渐传播到仰韶等中原地区，与中原既有的鬲、鼎制作技术相结合，最终发展出既有陶鬲、陶鼎又有彩陶的仰韶文化。

安特生据此完成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理论推断和“实物验证”，随后公开发表了他的观点，在世界上产生极大反响。“中国文化西来说”深深刺痛了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也更激发出他们通过考古资料重建中国远古史的热情。

1937年，中国自己培养的现代考古专家尹达（原名刘燿）经过分类研究，发现仰韶村遗址实际上包含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类型。尹达先生撰文指出，安特生对于各个遗址年代的推测自有重新估计的必要。此后，安特生本人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多次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

尹达

1943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原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随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等组织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研究，他几乎踏遍了安特生当年考古发掘过的每一处遗址，又在甘、青等地发现了百余处远古时期的文化遗址。

夏鼐先生于1945年5月在宁定县阳洼湾发掘了齐家文化时期三座墓葬，在其中的二号墓坑填土中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片，从而得出了齐家文化不可能早于仰韶文化的结论。彻底推翻了安特生关于甘肃青海史前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从中亚西来中转站的观点，这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新起点。

夏鼐先生还纠正了安特生把马家窑遗址认定为甘肃仰韶文化的观点，重新命名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从而确定了马家窑文化在中国史前考古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先生成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先后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他的学生石兴邦于1954-1957年对位于陕西西安市浐河东岸的半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根据考古结果得出了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结论，从而确立了仰韶文化早期类型的半坡文化。这也进一步说明仰韶文化的源头可能在陕西渭河流域一带。

1958年，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县城西南二公里的葛石乡和平村村民在深翻土地时，发现有古代器物，后经考古专家考核、证实，为史前文物。考古学者随即于1960、1961年跟进发掘，在李家村发现大量远古石器、彩陶，其中石器特征以磨制为主，打制次之，磨制的器物有石斧、石锛、石铲、砥砺器（即磨刀石）等，打制的石器主要是刮削器。陶器有陶罐、陶鼎、陶碗、陶盂及陶锉等，其中以圈足碗、三足器、平底钵以及扁平磨光双弧刃石铲等，最具有新石器时代文物的代表性。

1961年11月，陕西的考古人员在咸阳市长武县冉店乡下孟村西的台地上经过四次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特征的的方形圆角半地穴式房址、窖穴、陶窑、墓葬等。出土彩陶钵、陶罐、尖底瓶；石斧、刀、锛、凿、石球；骨铲、针、镞等。

因李家村遗址和下孟村遗址类型在某些方面与龙山文化类似，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两处遗址晚于仰韶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后续发展。只有夏鼐先生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李家村遗址出土的圈足钵、直筒型三足器等独特器物，在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中也有发现，造型上存在前后传承的关系。

为了得到科学的确定结果，考古学者对李家村遗址的标本进行碳-14测定，首次测定的年代数据显示，李家村遗址年代要晚于仰韶文化。但是夏鼐先生认为检测标本可能有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发现，果然是一线人员在采集检测标本时将地层层位标错。经过再次检测，最终的结论是李家村文化年代早于仰韶文化，考古学者终于在中国大地找到了比仰韶文化更早的文化遗存。

在李家村文化遗址未发现之前，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只有属于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期文化还是一个缺环。因此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将陕西西乡县李家村遗址正式命名为“李家村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

中国的考古学者从未停止对中华早期文化的探索，随后又相继在河南省新郑市裴李岗村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存，在河北省武安市磁山发现裴李岗·磁山文化遗存，在陕西省渭南华州区老官台、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发现老官台文化遗存，年代断定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远远早于仰韶文化遗存。其中，以老官台文化与仰韶文化关系最近，成为仰韶文化的直接源头。

老官台文化因首先在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老官台遗址发现而得名，但老官台遗址出土的文物较为贫乏。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以后，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因此有学者将这种文化类型命名为“大地湾文化”。然而又有学者因大地湾遗址含有多种文化而主张以内涵单纯的临潼白家村遗址命名为“白家村文化”。关于该文化命名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考古学者通过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陕西渭南北刘遗址、陕西汉中西乡县李家村遗址、陕西汉中南郑县龙岗寺等遗址的地层研究，多次发现了老官台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大量的C-14测年数据也表明，老官台文化早于仰韶文化早期。

近年来，陕西临潼“零口遗存”的发现，填补了老官台文化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的缺环。“零口遗存” 堆积有老官台文化、半坡文化及半坡晚期文化等多种文化遗存，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古文化遗址。从一定意义上讲，它的发现可以促进陕西关中地区沉寂多年的仰韶文化的研究进程。

从文化内涵方面来说，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差别明显，应为两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是在老官台文化晚期的遗存中，有一些与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如圆形半地穴式房屋、仰身直肢葬等，陶器中的圜底钵、平底碗、折腹罐、细颈壶等。老官台文化陕西临潼白家遗址内发现有迄今为止最早的彩陶，而秦安大地湾遗址有丰富的彩陶遗存，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彩陶文化。这一切都表明，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是前后相继的两种文化，它们之间存在着承袭与发展的关系。

所以，仰韶文化是继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按时代顺序可以分为早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晚期仰韶文化半坡四期类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龙山文化被看做是仰韶文化的后续传承。

仰韶文化的源头，是裴李岗文化，还是老官台文化？有什么依据？

首先这个提问，问的很业余，仰韶文化不是铁板一块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由于各地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差异很大，所以对各地的仰韶文化划分的不同的类型。

如：

河南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

陕西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现在回到正题，仰韶文化的源头是谁？这个问题问的有毛病。纠正一下，应该这么问：陕西、河南的仰韶文化源头在哪儿？是老官台（现在叫大地湾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吗？

答曰：是的；

依据：看文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教授《先秦城邑考古》，附图；

陕西仰韶文化源头

陕西仰韶文化是半坡类型，其源头应该是甘青一带的大地湾文化（以前叫老官台文化），大地湾文化是一种位于甘青区，早于仰韶文化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甘肃、青海、陕西等地，文化层距今~8000年，大地湾上层（晚期）化层距今7000——约5000年，主要文化遗物为半坡和仰韶晚期陶片。

由此文化层叠加关系可知，大地湾文化是陕西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源头；而且，从已有大地湾/半坡类型遗址的分布年代来看，是大地湾文化东进，形成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河南仰韶文化的源头

河南仰韶文化类型很多，因为河南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地大物博，文化类型自然多；

如豫北是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其源头是磁山文化；

豫中是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豫西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其源头是中原本土的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距今8000-9000年，迄今，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已达100余处，分布在河南境内的40多个县、市。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契刻符号）

贾湖遗址最重要的发现除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外，还有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推翻了“中国笛子西来说”和“七声音阶外来说”。

同时，发现了蚕丝蛋白残留物，将中国丝绸出现的考古学证据提前近4000年，证实了中国是首个发明蚕丝和利用蚕丝的国家，对于丝绸发展史的研究起到关键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贾湖遗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附图：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许宏《先秦城邑考古》

新石器时代文化家谱如上，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

仰韶文化的源头，是裴李岗文化，还是老官台文化？有什么依据？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发源于八千年前渭河源头的大地湾文化，而大地湾文化沿着渭河向东发展，在东方有老官台和裴李岗彩陶文化。虽然中原的裴李岗文化也比较早，但不是主流，仰韶文化的主流还是渭河流域。

仰韶文化的源头，是裴李岗文化，还是老官台文化？有什么依据？

最早对仰韶文化来源问题进行实质性研究的是苏秉琦先生，他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已经注意到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下层与仰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80年代以后，年代早于半坡类型的遗存在渭河流域有较多新的发现，经过正式发掘的地点有秦安大地湾、临潼白家村、渭南北刘、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等处，有的研究者又将它们重新命名为“大地湾文化”或“白家村文化”，从而进一步确认了它与同地区仰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苏秉琦先生1981年在讨论姜寨遗址发掘意义时说，仰韶文化一期的代表遗存有2个：秦安大地湾一期和宝鸡北首岭一期。他是将当时所知前半坡遗存都划归仰韶早期。几年之后的1986年，在不同的场合，苏先生都讲到前仰韶问题。在兰州的“大地湾会”上，他明确表示赞同将大地湾一期作为前仰韶看待，认为同类遗存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苏秉琦先生曾特别提及北首岭遗址底层或许代表中心区典型的“前仰韶”文化遗存，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仰韶最近的渊源。

几乎与此同时，在河北和河南地区也发现了一批早于后岗类型仰韶文化的遗存，这就是很快确认的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它们与同地区的“仰韶文化”也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陕西和河南两大区域内，传统上认识的仰韶文化并不是只有一个来源。学术界在为这些新发现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一种多源现象开始令研究者迷惑不解，一些为仰韶文化释源的研究成了当时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安志敏先生说：“从发展的序列上来看，裴李岗和磁山两个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同时它们的某些因素又见于仰韶文化的早期遗存中，这就为仰韶文化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论证。不过仰韶文化同以裴李岗、磁山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关系，究竟是直接承袭，还是交错存在而互有影响？豫、晋、陕交界地区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其文化面貌与裴李岗、磁山有无不同，至少目前还不够清楚。”安先生当时是将一般认定的“老官台”和“北首岭下层”遗存归纳为仰韶文化的“北首岭类型”，所以当时它不能明确指出豫、晋、陕一带仰韶文化的起源是怎样的。没有多久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肯定了这种关系，说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都“属于仰韶文化的先驱”，这应当指的就是渊源。他还特别强调“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主要遗存，它继承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他在紧接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则明确指出：“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主要遗存，它继承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下接龙山文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显示中原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他在这里明确说明磁山和裴李岗文化是整个仰韶文化的渊源所在。后来安先生又以他原来命名的北首岭类型为基础，提出了“大地湾文化”的命名，并且将它与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相提并论，都归入早期新石器文化范畴，不再作为仰韶文化看待，认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代表着中原地区三种较早的遗存，同时又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巩启明先生也说，在仰韶文化分布地域内，陆续发现了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直接脱胎于这三种早期新石器文化，它是在这三种文化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老官台等三种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无论是从事实上或理论上都解决了仰韶文化的渊源问题”。严文明先生1984年写成《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回顾了考古学界探讨仰韶文化源头的过程，指出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都在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年代早，文化因素也多有接近之处，“所以仰韶文化是继承这两个文化而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