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为何盛行玄学？

自隋唐以降，文人雅士们在诗词歌赋中，常常描述魏晋名士。“田园之间，挥洒天地雨露。庙堂之上，舞尽魏晋风流。”惹得后人羡慕不已。而这些魏晋时期文人的风格，后来被鲁迅先生称为“魏晋风度”。

而所谓的“玄学”，就是魏晋风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除儒学之外唯一被定为官方的学问，其思潮持续至宋代，影响至今。

那么，什么是“玄学”呢？

比较正统的解释就是以老子《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法之妙”。用道家的“以无为本”，来诠释世上万物皆由无而派生。把此前盛行的儒家典籍以老庄注解，辩析名理。这就给人以空洞深奥的想像，就连当时玄学大佬王弼也如此解释：“玄，谓之深者也”。

具体来说，“玄学”视道家《老子》和《庄子》为玄宗，对儒家的《易经》、《论语》进行注解。一改自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儒道互黜”的文化格局，主张“祖述老庄”。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脱出来，以调合“自然”与“名教”为目的，用思辩的方法讨论万物存在的根据，试图探索出本末有无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玄学已不单单属于道家，也应该算一种朴素的哲学流派，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把儒道两家结合起来的哲学尝试，

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玄学”流派的具体表现为：

行为上荒诞不经，惊世骇俗。比

如王粲爱听驴叫，曹丕就率百官在他的葬礼上学驴长鸣。刘伶喜欢裸身于厅堂，以天地为屋，以房间为衣裳，等等。

言语上谈天地山水，谈梅兰竹菊，谈风花雪月，谈诗酒年华。但唯独不谈政治，不问国事。

在服饰方面不儒不道，不僧不俗，有时甚至着女装抹口红，完全打破世俗，颠覆时人三观。

在饮食方面，或噬酒如命，或药石充饥，或清淡茹素，或荤腥并受。

等等。他们解开一切束缚，从天而欲，洒脱自然，大胆探索万事万物与自身的联系，从而提升自我格调。正如阮籍所说的：“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尽情地享受着玄学文化所推崇的自然法则。

那么，王弼和何晏等为代表的清谈人士，为何放着现成的儒道不去遵从，而要独辟蹊径，开创玄学呢？

首先，要从当时的政治生态说起。

魏晋时期，时局动荡不安，朝代更迭频繁。每次新的政权推翻上届政权后，无不对官员和权贵们重新洗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就造成了一些人对个人理想和行为准则产生了迷惘，传统的思维模式受到了冲击。

司马炎篡魏后，先是实施以打压曹魏旧党为介口的高压政策，令士人噤若寒蝉。接着又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由于各个藩王都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以至于内乱平息之后，原来依附那些藩王的官员幕僚们，自然要遭到清洗。甚至有的人曾经和判王有过语言交流，或曾经有书信往来，都要受到蛛连。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最佳的选择莫过于远离政治，清静无为。这些人喝酒纵歌，托怀老庄，“以清谈为经济，以隐逸为高等”，追求一种“清峻通脱，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

其次，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变革，为玄学的产生营造了相应的土壞。

从东汉末年至两晋的两百多年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解体和三国纷争，儒家思想和两汉经学已逐渐失去了魅力。谶纬之学和三纲五常已让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感到厌倦，对“学以致用”产生了迷茫，开始寻求安身立命之地。老庄思想中的“清净无为”被风雅名士们加以培养，便很快在这种土壤中扎根。

门阀士族群体的形成，是“玄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看似放荡不羁的群体，在当时多是出身显赫，身份尊贵。比如领军人物何晏，祖父是汉末大将军何进，其本人是曹操的女婿。而王弼也出身世家大族，六世祖以下数人位列三公，家族逾百年隆望。兹后的阮籍、嵇康、王衍、乐广等，无不身出名门。

可以想象，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有这样一群特别具有号召力的名士，每天手执拂尘，着宽袍长衣，不问世事，时饮酒作赋，时抚琴高歌，让人何不羡慕，继而效仿！

久之，“玄学”之风漫延整个士族群体，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阶层。

魏晋时期为何盛行玄学？

“建安风骨”历来被很多人推崇，但殊不知在当时还有另一种同样以年号来命名的社会风习，叫做“正始遗音”。

“建安风骨”和“正始遗音”，这是当时并列的文学风貌。

“正始”是曹魏时期皇帝曹芳的年号，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对之后的一个阶段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那就是“玄学”兴盛的时代。

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开始逐渐归拢在“儒家”这一旗号之下，形成了真正的思想上的大一统。

也就是说，因为思想文化与社会变革直接的不完全对应，政治上由秦实现大一统，而思想上的统一在汉代才逐渐完成。

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魏晋玄学的出现就是一次在“儒家”为主导的大背景下，老庄思想的一次反弹。

但是，这次反弹并不是老庄等学说挑战儒家的主导地位，而是老庄等思想大规模融入儒家的过程。

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些精擅玄学的名士文人，本身就是儒家学者，他们没有抛弃自己的根底。

汉末三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昏聩的“桓”、“灵”两朝，又陷入了半个多世纪的战火。这期间长时间处于战乱，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的状态里。

曹操、刘备、孙权这种雄踞一方、三分天下的霸主同样如此，每一个都是从群雄环伺的境况中逐渐完成自身势力的收拢与沉淀，南征北战与残酷厮杀是他们都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连他们都如此，更别说那些四处流离的普通人了。

这时候的一些士人对于现实社会产生了厌恶的情绪，有一些人因为自身无意于仕途，有一些人因为“九品中正”等的原因无法进入仕途，他们在现实社会里都需要一个发泄的地方。

物质生活上的不如意，那么就转入精神世界的耕耘，这是文人历来的习惯。

现实社会中所遭受的无奈，在精神世界里同样存在，那就是“儒家”思想中一些比较严苛的条框，让这些文人们不敢逾越。

那么，如何来打破这一现状呢？就需要另一种思想的介入，其地位既不能太逊于儒家，又不能像“法家”一样和儒家唱对台戏，这就是老庄思想在当时尤为受到重视的原因。

于是，一些文人提出了一些在当时反响很大的口号：

这些人认为，“礼法”等规矩是为普通人而设置的，不能用来约束那些“放浪形骸”的名士。

这些口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践行这种观念的人本身必须是无害于社会的名士，同时也必须承认“礼法”在现实社会里的合理性。

当统一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上层社会的统治者没有精力去约束这些有强号召力的名士的时候，只要这些人不反对自己的政策，那怕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也可以容忍。

所以，我们看到嵇康等人在最初活得比较潇洒，但是孔融、祢衡等人就死得极为凄惨。

而到了天下逐渐一统的时候，也就是魏晋之交，思想上的统一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

这些之前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文人，因为有很高的社会名气，不能直接进行弹压，那么就会留给他们一个选择。

嵇康等人继续以较为激烈的态度不合作，那么就只能被处死；而另一些人言论就变得稍微温和一些，开始研究一些对社会无益也无害的“玄学”思想。

比如，求仙问道、世界起源，甚至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心态，放浪形骸的做派，这些都是没有威胁的做法。

可以想见，当社会上很多人都在遵循儒家的“规矩”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在精神上打破了这一枷锁，遨游于一片虽然虚无但非常自我的天地中，自然是让人艳羡的。

于是，很多出身于名门贵族的“士人”也开始了这种模仿，有一些是真的喜欢，也有一些是为了博取名声，但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

说得直接一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不懂一点别人看不懂的“玄学”，都没有资格称作“名士”，这样的人是无法在上层社会立足的。

这样一来，无论是真的喜好“玄学”，还是装模作样地喜好“玄学”，都要表现出超然物外的状态，人手一个拂尘，大谈特谈虚无缥缈的内容，还要四处挥舞，不时长啸。

这其中有人是为了“逃世”，但更多的是为了博名。

那么，当一个时代都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名士”的标识，那么无论是真的认同还是虚伪的做派，在外在的表现上都会采取一致的行动，那就是模仿与推崇。

于是，“玄学”在一段时间里极为盛行，各种名士之间的互相辩难，甚至登台高论，就层出不穷。一时间如“皇帝的新衣”一样，没有人敢出来反对。

但是，这一时间也不长，毕竟虚无空洞的内容没有长久的生命力，所以其衰也迅，逐渐就被新的思想所取代了。

“玄学”虽然是一种思想，但形诸文字的内容都可以当做文学来看待，无论是记录“玄学”思想本身的内容，还是记录这一思想流变的内容。

众所周知，文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对于一种文学风格来说，必然会有相似的承继关系。

“玄学”在最初的阶段就是来自于“游仙”文学。

“游仙”，顾名思义，就是在讲一些神仙潇洒漫游等内容的诗歌，如果从源头上讲可以追溯到屈原楚辞的时代。

但这种追溯明显和后来的秦汉时代的“游仙”文学相差甚远，所以玄学所承继的“游仙”文化应该是秦汉以来的一些内容。

汉大赋当中因为要进行铺陈，经常会使用一些夸张的手法，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神仙的描绘，将它们写得或飞天遁地，或光怪陆离。这在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当中一样可以看到很浓重的色彩。

而诗歌中，“游仙诗”也是盛行一时的诗歌体裁，曹操的诗歌中就有大量的这一类作品。

“游仙”、“咏仙”、“慕仙”成为了最为主要的思想内涵，这与后来以讲述玄学为主要的文学作品中追求精神自由的内涵极为接近。

这一类的思想加上庄子《逍遥游》等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无所待”，在当时就出现了“玄言诗”这一类别。

虽然枯涩平淡，但却极为契合当时社会的风貌，也表露了这批文人的精神追求。

而“玄言诗”等文学体裁对于社会的意义实在不高，也有违“诗言志”传统。这些推崇玄学的士人虽然追求精神的自由，但骨子里还是儒家文人，所以自然就不能太过于离经叛道。

于是，改善“玄言”作品的枯涩乏味，倾注更多的志趣进入其中，就诞生了“山水诗”这一体裁。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东晋玄学家孙绰，其诗歌以“山水”来谈“玄学”的例证数不胜数，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气的。

从“游仙”继承而来的对“玄学”的追捧，到了以“山水”为依托的文学创作，“玄学”这一枯涩乏味的文学风貌也就逐渐退出了文坛。

“魏晋玄学”虽然盛行一时，但这个时间真的不长，昙花一现而已，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这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所出现的一次文学上的尝试活动，战乱的频仍与厌世情绪的滋生，让一批文人试图在精神上达到超脱。

但其“空谈”的弊病一直被后世所警惕，所以即使后来出现了同样的社会环境，文人虽然艳羡当时的精神自由，但也不会再走“玄学”的旧路。

魏晋时期为何盛行玄学？

1、魏晋名士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古文经学代之而起。同时由于选举名实不符，欺世盗名、贿赂公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2、此后汉朝士人，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朝廷为理想品格。士人忠于社稷的心态，是非常普遍而真实的。那时的士人，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是一体的，有一种亲近感”，以维护、巩固这个政权为自己的职责，为之献谋，为之筹划，为之辛劳，也为之忧虑。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汉哀帝宠幸男宠董贤，王嘉上书极谏，惹怒哀帝，而被治罪。当狱卒凌辱他的时候，他喟然叹息，他说自己罪当死：“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而对于地方治理，则竭忠尽智，立足于“以礼义化民”。光武时的桂阳太守卫飒，整治桂阳郡，“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为私；附和上级，以求得上级的赏识，是为私，于己之士途诚然有益，而循吏之着眼点，则在为国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不敢窃天官以私己。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士人，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哺育而成长，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外戚宦官“窃取朝政，临逼主上。淆乱君臣之义”，使得士人痛心疾首，无比愤慨。士人争相进谏，上书陈词，然而他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乐恢上书要求抑制窦宪权柄，以改变君臣失序的状况，然而不仅没有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后被窦宪指使州郡官吏胁迫服药自杀。安帝时宦官专权，杨震数次上疏，未能奏效，后被遣归乡里，在半路饮鸩自杀。杨震在当时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动：“道路皆为陨涕”。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对于士人心理来说，无疑是极大地挫伤。他们反对宦官外戚，本意是维护朝纲，完全是忠于皇权，一心一意维护儒家道统和大一统的朝廷，但这个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已经完全腐败，所以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黄老思想也开始兴起，如王充的《论衡》便公开反对神学的目的论，名法思想开始产生影响。

3、而士族社会对个性自由与封建秩序的双重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表现为魏晋精神世界中“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主题。建安时期，曹氏为首的建安名士们思想极为混杂，他们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校练名理，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而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大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少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魏晋时期为何盛行玄学？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魏晋名士的谈玄论道，中国人非常喜欢谈一点玄理，而这些玄谈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来自魏晋。有时候闲来无事翻书，看《世说新语》，总是喜欢魏晋名士那种不同于常理的作风，其实这些名士的玄谈与他们的故事一样总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玄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甚至有时候我想魏晋之后的隐士、高士其实都在学习魏晋名士的东西。之前看木心的书，他说《世说新语》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这句话很有见解。

而作为魏晋名士的象征，玄学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流行呢？玄学的兴起一定离不开这时的社会环境，魏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即使是如今的影视剧也很少涉及这段时期的历史，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段时间的资料保留下来的不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段历史其实很难讲。

因为首先这是一个政治迫害非常严重的时代，而魏晋士人抛开两汉发展的经学不谈，改去崇尚玄学，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避祸”，躲避政治上的灾祸。所以他们从之前流行的品评人物，一个个的都改去钻研“玄之又玄”的老庄哲学其实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

因为“明理之学”与社会现实始终有很大的距离。

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玄谈材料”非常多的时代，魏晋时佛教其实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再加上之前儒学的基础与此时盛行的道家思想，魏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三教合流”的现象。

而读过佛经的人都知道，佛学的内容用来进行“玄谈”非常的合适，特别是那些高妙的名词与概念，比如东晋时六家七宗争论的“般若性空”等等。

所以魏晋玄学的盛行，一方面要感谢这个时代三教思想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政治因素也是魏晋名士们选择玄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魏晋时期为何盛行玄学？

在中国学术史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其时对社会意识起主导作用者,仍系经学。正如吕思勉先生指出:“世皆称晋、南北朝为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世,其实不然。”吕先生主要是以当时经学传授的情况和“儒生兼通道、释之学者,此时实不胜枚举”。实际上确实如此，其一,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主导学说,并非所谓的玄学;其二,魏晋经学的主角是易学,魏晋时代为孔子之后易学的高峰。

一、玄学实际上形成于南北朝时期，魏晋仅是萌芽期

尽管“贵无”、“崇有”等玄学中主要学说的产生流行,都发生在魏晋之间,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这是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这也就是说,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并没有称之为“玄学”这样的学问,也没有被时人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玄学或玄学家云云，至少是南北朝以后人们的概念。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魏晋时的另一种情况:“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

二、魏、晋两朝承续着汉代的遗风仍尊儒学（经学）

魏、晋两朝承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着浓厚的经学氛围。曹魏政权虽以法治著名,但也十分崇儒。曹丕称帝后,即尊孔子为“素王”,下诏“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并“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给孔子以空前的尊崇。魏帝曹芳正始二年(241年)“春二月,帝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说明尊孔在曹魏不是偶尔的现象。建立西晋的“河内司马氏虽不及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之累代三公,但亦家世二千石,其为东汉中晚以后之儒家大族无疑”。值得指出的是,现存当时提倡尊儒的一篇力作是桓范的《政要论》。桓氏在文中主张“约以礼义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宣扬“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要承周公、孔子而“阐弘大德,述明圣教”等等。而这位堪称儒者的桓范正是因为忠于曹氏被司马懿所杀,可见当时是否为儒家并非是曹氏与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分界线。其时之门阀亦“原是东汉儒家大族之子孙”,他们当然对提倡经学不遗余力,于是“儒家政治理想之书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为圣经,而西晋以后复更成为国法矣。”在这种气氛下,人皆以学经为荣为利,社会上亦以此著名的不在少数。如魏晋时期被称为“文贞先生”的范平有三子“并以儒学至大官”,其孙范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三、所谓的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仅是当时士大夫中的少数

此外,那些后人所谓的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仅是当时士大夫中的少数,更不用说是社会中的少数了。经学在两汉时期通过与谶纬的结合和与阴阳五行说的结合,随着三纲五常说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说流衍而深入民间,弥漫于整个社会。在这一点上,魏晋与两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就魏晋时期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而言,它的主要色彩是儒家的,而不是道家的或释家的,后者因为西晋“时禁晋人在沙门”,致使“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更不用说在三国时代了。而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意识之上,上层的主导学说也应该是经学,而不是所谓的玄学。

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建康鸡笼山设立四学之时,玄学和儒学也不在一个档次上。《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云:“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在这里,玄学与史学、文学一样,都属于“艺术”之学,皆次于儒学,不能和儒学分庭抗礼。

四、结语

从上述情况来看,尤其是我们本着魏晋时人的角度来看,魏晋的经学是十分兴旺发达的,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谈玄的流行,虽然在南北朝以降往往被视为另起一学,即使如此,它也对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其从所谓僵化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而依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和主导学说

魏晋时期为何盛行玄学？

以正道治人的学问即儒学，至建安丶正始间已经沒有脸面；晋初开始以孝治天下，八王之乱把孝也给端了。治国无学，治人有术，稽康丶吕安之流不也保不住脑袋？渐渐地，人们发现，现实生活不能随便扯，云天雾罩扯闲蛋吧。玄，众妙之门，玄学的名从《老子》来的。可是真地扯起来，宇宙之无限，人生之短暂，秋叶何以黄，春草何由绿；人靠精丶气丶神什么活着，二石散能不能真地延寿……都扯到《庄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