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普通话，大臣之间怎么交流沟通？

古代虽然没有普通话，却有河南官话，关中官话。在古代国都建在哪里，哪里的话就是‘普通话’。最常见的有：长安官话，洛邑官话，开封官话，北京官话，金陵官话等等。古代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有文化的，他们不管是哪里人，都见多识广，所以能听懂各地的方言。这不足为奇。

古代没有普通话，大臣之间怎么交流沟通？

很多人可能会想，古代没有普通话，大臣之间该怎么交流呢？不会都有文字吧？大家平时交流如果只用方言，根本就无法沟通，会造成多大的障碍呀！其实呢，这种问题只是人们的一种错觉。因为，普通话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的，换而言之，我们现在所谓的普通话，在古代也是存在的，只是那时候不叫普通话而曰“雅言”。只是不同的朝代，以不同地区的“语音”为标准罢了。

举例来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便以秦音为标准；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在唐代，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元朝以首都大都话为基础，制定《中原音韵》，作为标准音；在清代，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

古代，为了推广普通话，国家也是下了大力气的。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曾被南方沿海一带大臣们的口音折磨得够呛，那些大臣在上朝的时候说的话，让雍正听得是稀里糊涂。最后，他只能脸色一沉下了一道圣旨：“福建、广东等地，立即推广官话，否则，就别来当官了。”

1728年，一个福建官员许松佶进宫面圣。三十六岁的他，并非正经科举出身，而是一直跟随父亲，早早地远离家乡，在各地辗转。他惴惴不安地跪在阶下，深知像他这种非科举出身而入仕途的人往往是不受待见的，他们认为这是不入流的身份。但是，当皇帝看到他的履历后，却是十分高兴，对他的评价是“中上”。另外，雍正还赞许许松佶是个明白人、有出息的人，有趣的是，雍正对他最意味深长的评价却是：“不像一个福建人”。

“不像一个福建人”，这个评价，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其实，就源于他的“普通话”水平比较高。

其实，“普通话”的发展历程也折射了我们文化不断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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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普通话，大臣之间怎么交流沟通？

语言是每一个地区都相对比较稳定的交流工具。在每个地区官场都有着相应的交流语言，而且经过相应的碰撞磨合之后，会被当局固定下来。并在应用中不断取长补短，以期达到各人容汇贯通。这些官场的语言，基本上都是根据京城朝廷的言语特点，对各地方言进行磨合的。因而，不论何时，官场的语言交流总是畅通无阻的。到了清末明初，更是形成了以官话为基础的方言书面语，到了考取功名后或外出经商务工等时候，就十分方便了。原因主要是长江以南的官话除了没后鼻音，和发言有轻重之分外，其基础音还是一样的。现在，我国长江沿岸的方言，基本上就是由古代沿续下来的官话统一的，但都混和着各方言区的发音特点。

古代没有普通话，大臣之间怎么交流沟通？

普通话是1956年我国对国语的改称，国语则是民国对通用语言的称呼，而在封建社会，通用语言统称“官话”！现今有了普通话的概念，过去所说的官话也成了方言的代名词，总共分成八大体系，如中原官话、江淮官话等。古代官方指定通用语言就是朝廷所在地的方言，比如建都洛阳的，当然是以洛阳音为官话。这种标准语言的设定早在夏朝就有，历史学家将其定义为“夏言”。周朝时则称“雅言”，随着周礼以及春秋大礼的形成，雅言更是成为礼仪性质的硬性标准，也就是说官员的素质养成中必须要学会雅言！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没有沟通障碍了？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

当今社会中，很多人拽着一口“京腔”，用鄙视的眼神看着“外地人”，其实今天普通话还真不是北京方言发展来的，若追本溯源，中原官话体系才是今天普通话的演化基础，更具体的说是“洛阳读书音”。当然，这里并非指洛阳口语或者洛阳方言，而是洛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标准读书音。如《史记》所说，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处于洛阳区域，这里是标准汉字读音的发源地，雅言也是由此产生的。只不过不同时期的官话虽有一定继承性，但也因政权的变迁、定都的不同、人口的迁移等因素而不断变化。

而从整体汉语语法体系来看，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书》已与历代语法类似，说明古代文言语法至少在先秦时期已然形成，后来的官话语法与之差异不大。汉朝的官方通用语言为洛语，因夏商周至春秋战国这段时间里，以洛阳读书音为源头的雅言盛行，始皇帝虽统一六国，但受雅言影响巨大，且关中仍以中原为仰望，故在国语上仍守传统。汉承秦制，也未在语音上做出调整，秦汉两朝乃至西晋，都是以洛语为“正音”。所以某网红导游在西安讲解时，说秦汉皇帝一口陕北口音，着实有些嘲讽。

我国北方虽战乱不断，但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存在了很长时间，人口流动也多是北方这个大环境中的内部循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大规模北民南迁发生在永嘉之乱后，即西晋灭亡，东晋迁都于建康（南京）。这一次人口迁移称为衣冠南渡，主要是西晋贵族阶层南迁，部分北方人口随之南移定居。这一次南迁，为南方带去了中原的文化，其中不乏文人士子引领的衣冠制度，文章典籍造就的文化氛围，更不乏北方的语音标准——洛阳读书音。

洛阳读书音与古吴语相结合，就形成了雅言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金陵雅音，整个东晋乃至南朝都是以洛阳雅音、金陵雅音作为官方通用语言的。隋朝完成统一后，编撰了一部汉语官话读音标准——《切韵》，这里确定的读音就是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再结合隋朝出自关陇的地域背景，将关陇方言融合为一体的汉语发音。唐朝的《刊谬补缺切韵》、宋朝的《大宋重修广韵》也都是以此为基础拟订的官话。所以秦汉的皇帝没有关陇腔，隋唐的皇帝于情于理都会带有关陇腔。

隋唐虽出关陇，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有东迁洛阳的举动，语言发音上自然不会彻底关陇化，宋朝建都开封后，与关中联系渐行渐远，自然是更加去关陇化。开封又属中原发音体系，所以洛阳读书音依旧是雷打不动的官话，但此时的发音已经有变化，因民族融合的缘故，周边少数民族的语言元素也融入汉音之中。到了元朝建立后，蒙古语成为国语，汉语成了“区域内共同语言”，此时的统治者对汉语发音并无过多研究，只是按照历代标准为标杆，因此宋朝时的汴洛口音仍为通用语言，大臣说一句“咦，弄啥嘞”，这也正常！

由于古代少数民族对汉人的崇拜，很多时候游牧民族南侵后，也会学习汉人语言以及发音，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迁都洛阳后禁说胡语，而是令全国都说“中！中！中！”而蒙古人政权虽习汉文化，但民族特色保留的较为彻底，蒙古语的地位是在汉语之上的，《蒙古音韵》中的注解，也多是为汉文翻译蒙古文而服务的。但经历过宋朝的文化大繁荣，以及开放的执政态度，之乎者也的标准官话已经不是唯一的主流。世俗文化的兴起已经奠定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些词汇，其中为元曲做韵的《中原音韵》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朱元璋虽然起于江淮，但前面说过北民南迁给南方语音带来的变化，加之明朝建立前的民族融合，江淮官话已经成了纯正的“中原之音”。因此明朝定都南京后，虽以南京话为官话，但金陵雅音早已成体系，与古吴语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明初的淮西官员、浙东官员、北方元朝旧臣们沟通起来也没什么障碍，但有个特色就是人人都得学着说南京话！由于朱元璋是个不拘小节的农家子弟，所以洪武时期朱元璋口谕下的圣旨都以白话记录，不合礼仪，故而明朝也颁布了《洪武正韵》。以洛阳读书音与金陵雅音相结合，取古存今，较完备的将古音跟时音结合起来，弥补了元朝正音的空缺。

永乐迁都北京后，南方士人、官员又都涌入北京，据说有40万南人北迁，因此南北口音在此碰撞融合，大致就形成了今天的国语口音。但明朝的特色是两都并重，南京官话至始至终都保持着主流地位，北京官话也畅行于朝堂之上，这两种口音的正音地位一直延续至民国。此间有一争议，就是清朝是以满语为国语，在清初确实如此，但清朝入关后便积极学习汉族文化，顺治帝就是一个汉化改革的表率。所以北京俚语中确实吸收了一些满语词汇，但对官话口语的影响却极小极小，反倒是满语不断受汉语影响，清初甚至将南京腔、北京腔都作为官话标准。

而清朝与明朝不同，并无南方情节，所以定都北京对于北京官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南京官话逐渐被摒弃。雍正八年（1730）清朝设立正音馆，正式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官话；这里的北京音就是当年永乐迁都时，北平话与南京官话融合的发音，并融入了少许音译的满语词汇。所以有些人看过溥仪的演说视频后，就说溥仪的普通话不标准，人家其实说的就是清朝正经八百的“普通话”，只不过有一股南方腔调罢了！

北洋政府时期也对官话进行过考究，这个主要是针对清朝末年的“国语编审委员会”，北洋政府请了一批文人投票，但南方文人居多，所以投票结果是以北京音为主，但要兼顾南北的读音新标准，称“老国音”。由于政治等因素，老国音与北京音的争论至此展开，直到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发《国音常用字汇》，大力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新国音”（现在讲的普通话），北京音才正式确立国语地位！

综上，历朝历代都不存在沟通问题，因为官员的素质养成最基本的就有官话发音的学习，不仅如此，公文的语法、格式也都有要求，与今天公务员的要求没什么区别。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官话发音的标准设立，长久以来，洛阳读书音是今天普通话的本源，无论政权、人口南移还是北迁，始终都脱不开洛阳读书音的基本体系，今天的北京话也是从古至今不断演变的结果。这就像我国传统文化一样，主线是儒家思想的精华，百家之精髓不断融入，只会丰富文化内涵，不会改变文化的根本。

古代没有普通话，大臣之间怎么交流沟通？

有官话

古代没有普通话，大臣之间怎么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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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普通话，大臣之间怎么样交流沟通。

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作为大臣们上朝办公进行交流。

一、“雅言”，所谓雅言也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普通话的前身，因为普通话的形成就是官场上的交流，文化人之间的沟通，久而久之便有了较为统一的吐字和发音。历朝历代也就这样沿袭而承继。

二、“官话”，即由朝廷定制较为规范的交流语言，凡为官为臣之人士须得学习这一规定的官话。

因为能为官为士之人大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奔向仕途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学习这些将来必用的官话。封建社会有几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老百姓能用“知乎者也”这么文邹邹的说话打交道，就是他们没有系统的学习官话。

三、以地域方言为基准，作为官方语言。

各朝各代大概率上语言沟通交流都以定都城的地区语言为官方语言，慢慢地也就形成一种惯例。

以上仅是我个人的一点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