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之后继位的宋英宗历史真实情况怎样？

宋英宗赵曙是宋仁宗的养子，他在位的短短四年间，主要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跟嫡母皇太后曹氏母子失和，闹得不可开交；第二件事为了给生父濮王赵允让争一个名分，跟大臣们斗了十八个月，史称“濮议之争”。

按照古代礼法，赵曙被过继给宋仁宗为子，就应该跟生父赵允让割断了亲情。他与曹太后的失和，以及追认赵允让为“皇考”，都是违背礼法的“不孝”行为。有意思的是，后人对宋英宗的“不孝”相当宽容，甚至有人把这个责任算到了宋仁宗头上。

我们先从宋英宗与宋仁宗的关系说起。

宋太宗赵光义有九个儿子，其中第三子赵元侃（后改名赵恒），就是宋真宗，第四子赵元份被封商王。宋仁宗赵祯即宋真宗的独生子，赵允让是赵元份的次子，后被宋仁宗封濮王。

也就是说，宋英宗赵曙，是宋仁宗的堂兄弟赵允让的儿子。

老赵家因为遗传病的困扰，传宗接代是个大问题，要么不生，要么成活率极低。宋真宗生了六儿二女，最后只活下来一儿一女，所以宋仁宗成了独苗。

宋仁宗更倒霉，25岁了，膝下空空。对古人来说，这个年龄还不能当爸爸，基本被断定患了“不育症”。于是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把年仅3岁的赵曙接入宫中，交给曹皇后抚养。不过，那时候的赵曙，身份比较尴尬，他没有被正式立为皇子，仅仅是寄养宫中。

大概是赵曙的到来，给宋仁宗“冲喜”了，两年后，宋仁宗刹不住车，儿女接二连三地出生。第一个出生的是皇子赵昉，只可惜出生当天就夭折了。虽然如此，至少他摘掉了宋仁宗“不育”的帽子。

第二年，长公主福康出生，第三年，皇次子赵昕出生。小赵昕很健康，宋仁宗很欣慰。既然有了亲儿子，再将赵曙养在宫中就不合适了，于是，7岁的赵曙被送回濮王府中。

可惜小赵昕没福气，才两岁就夭折了。也就在当年，皇三子赵曦出生，与此同时，皇女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也算给了宋仁宗一丝安慰。

然而，赵曦跟赵昕一样，也在两岁那年夭折了，从此宋仁宗陷入无穷无尽的期盼中。宋仁宗一生有十三个女儿，只有这三个儿子，全部夭折。即便这十三个女儿，也夭折了八个。

可是宋仁宗不死心，在期盼中一直等待48岁。大臣们不干了，皇上，俺们不是怀疑你的能力，万一，俺说的是万一啊......宋仁宗脾气好，他憋红了脸，同意册立赵曙为皇子。

可就在此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濮王赵允让辞世，赵曙以给父亲守孝为名，坚决不肯入宫。宋仁宗顺水推舟：不是我不想立赵曙，人家给父亲守孝呢，你总不能逼人家马上脱了孝服穿红衣吧？

这一等，整整等了三年，赵曙守孝期也满了，宋仁宗也自觉凉快了，他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准备立赵曙为皇子。可是赵曙还是坚决不同意：皇帝年富力强，我不能这么做。

大臣们坚决请求赵曙做皇子，赵曙坚决不肯，宋仁宗三心二意，这场皇嗣“官司”，一扯扯了一年多。宋仁宗扒扒手指头，自己都52岁了，疾病隔三差五找上门，看来这辈子没福气抱儿子了。

终于，宋仁宗拿出最诚恳的态度，要求赵曙接受皇子的册封。嘉祐七年，赵曙经过十几遍的推辞，体会到了仁宗的真诚，点头答应了册封，移居清居殿，临行前特地叮嘱旧邸侍从：我的旧邸保持原样，等皇帝有了子嗣，我还要回来的。

从3岁到30岁，赵曙的皇子身份一波三折，他都被折磨“熟了”，既期盼又害怕。不过，这次的折磨没过太久，七个月后，宋仁宗驾崩了，赵曙继位登基。

然而，赵家精神病遗传史再次作妖，它缠上了赵曙。刚刚坐上龙椅一个月，宋英宗赵曙病倒了，时而清醒时而神志不清。曹太后被迫走向前台，垂帘听政。

麻烦的是，宋英宗的病不同于一般疾病，不发作的时候跟好人一样，发作起来就产生破坏力。他说的话办的事，你也搞不清楚，哪个是真心，哪个是不能作数的胡言乱语。

这样的主子很难伺候，宦官们开始讨厌宋英宗，他们不断在曹太后面前拨弄是非，慢慢地导致曹太后与赵曙，这对名义上的母子，矛盾重重。

历史上曹太后是有名的贤后，赵曙在蕃邸，也一直以仁孝著称，两个大好人，却不能共融。这其中除了日常鸡毛蒜皮的小事外，很可能暗含了权力之争。宋英宗神志不清的时候，只能由曹太后处理政务，稍一清醒，又去跟曹太后夺权。

曹太后的政治倾向，明显偏保守，年轻的宋英宗则想有所作为，改革仁宗朝留下的弊端，这恐怕也是二人矛盾的焦点。

最后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了，欧阳修和韩琦两位宰相，不得不周旋于两宫之间，开导劝谏，协调母子二人的矛盾。这段历史，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年后，宋英宗康复，曹太后归政。不久，韩琦就向宋英宗提出，给濮王上尊号问题。所谓上尊号，就是要给赵允让追谥皇帝的身份，恢复赵允让与赵曙的父子关系。

类似的事件，历史上还发生过两次，一次是汉哀帝，一次是嘉靖帝。这两次大礼仪之争，都历经数年，在朝中掀起惊涛骇浪，无数官员罢官丟职，甚至被处死。宋朝的这次“濮议之争”，也经历了18个月，一批官员把罢职。

一个名分有这么麻烦吗？很麻烦！古代的宗法制就类似于今天的宪法，它涉及到法统的传承规则，是社会和政权稳定的基本保证，虽不近人情，但符合现实需求。

按照宗法制，赵曙既然继承了宋仁宗的政治遗产，那你就得尽义务。什么义务？给人家当儿子，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人家“送饭吃”。而赵允让跟你赵曙不再是父子，所以，你只能管他叫“皇伯”。

所以，赵曙想称赵允让为“皇父”，是违背宗法制的，皇家嫡系一脉，会因为这次行为，遭到破坏。传统儒学认为，嫡系遭到挑战，必然导致众多的庶系觊觎皇位，从而威胁国家安全。

与韩琦一起，力挺赵允让为“皇父”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欧阳修。韩琦和欧阳修，都是名儒，他们为何公然破坏宗法制呢？

一方面过继斩亲制度确实不近人情，尤其对赵曙这位大孝子来说，他都已经替赵允让守孝三年了，怎么让他斩得了亲情？明朝“大礼仪之争”时，有人就提出了“继统”与“继位”的差别，肯定了“继位”不“继统”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韩琦和欧阳修有奉迎宋英宗的嫌疑，以期望获得信任，打击政敌。北宋从宋真宗开始，党争就越来越激烈，到宋仁宗时期，因为“庆历新政”，党争白热化。

韩琦和欧阳修，都是庆历新政的骨干，宋仁宗时期新政的失败，让他们意识到，皇权支持对新政的重要性。所以，“濮议之争”表面上是替死人争面子，其实是大臣们之间的权力游戏。

没人能想到，“濮议之争”最后以戏剧性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由于反对势力太强大，欧阳修灵机一动，这件事如果获得皇太后的点头，任何人都无话可说。可问题是，曹太后能同意赵允让，跟自己的丈夫平起平坐吗？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居然真的做到了，曹太后在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中，画上了自己的签押。至于曹太后为何同意签押，是个历史之谜。有人说她是在酒后被骗，稀里糊涂画押，也有说是身边的太监说服了她。

重新认回亲爹，宋英宗这个“违法行为”，居然被后世当作“孝行”，不由让人感慨，舆论其实掌握在少数士大夫手中，舌头往那边歪，都是道理。王夫之替宋英宗辩解说：

“濮王之薨，英宗尝执三年之丧矣。未为天子而父之，已为天子而不父，则始末不相应。而前之哀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则仁宗之过也。”

可怜宋仁宗的政治遗产被赵曙继承，义务却被他甩锅，责任还要自己背，实在太倒霉了！

最好玩的是，获得了“皇”身份的赵允让，最终却没有享受到“皇”的待遇，他既没有获得皇帝的谥号，更没有庙号。也就是说，他没有获得到祖庙吃祭祀的饭票。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濮议之争”刚刚结束，宋英宗还来不及处理后续事宜，就驾崩了，他抢在亲爹之前，跑到祭庙吃祭祀去了！

宋英宗赵曙的驾崩，让“濮议之争”的成果，变成了烂尾工程！

宋仁宗之后继位的宋英宗历史真实情况怎样？

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

宋英宗赵曙(1032年- 1067年)，原名赵宗实，濮王赵允让之子，因宋仁宗无子，过继给宋仁宗为嗣，改名赵曙，是北宋第五位皇帝。

赵曙是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

苏辙《龙川别志 》载：“英宗皇帝，濮王十三子也，故本宫谓之十三使，母曰仙游县君任氏，或言幼时父兄不以为子弟数。”

他的母亲是濮王赵允让的侧室，赵曙是庶子，母家地位也不太显贵。小的时候，父亲、十二个哥哥都很漠视他。

宋仁宗无子，1035年，幼年的赵曙被仁宗接入皇宫，交给曹皇后(后来的曹太后)抚养，意欲用这种办法“招弟”。

两年之后，赵曙招来第一个弟弟，赵祯的长子出生。

不过，这个婴儿出生即夭折。

又过两年，赵曙招来第二个弟弟，取名赵昕。

赵昕出生之后，赵曙被送出宫，回归生父身边。

接着赵祯又有了第三个儿子，取名赵曦。

这样看来，赵曙似乎与皇位无缘了。

但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赵曦和赵昕先后夭折，由谁继承皇位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随着宋仁宗赵祯年纪越来越大，建储日渐成为朝臣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可是作为皇帝的赵祯却对此避而不谈，甚至重责要求建储的大臣范镇。

从赵祯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希望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希望嫔妃们能再为自己生出儿子来。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后宫中又有人怀孕，令赵祯失望的是，这次生的还是女儿。

这时赵祯已经四十八岁，生儿子的希望越来越小，朝臣们关于建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曾经被养育在宫中的赵曙，有着被选中的优势。

又拖了四年之后，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八月，赵祯终于下诏宣布赵曙为皇子。

值得注意的是，赵祯此时仍然留了一手，宣布赵曙为皇子，而不是立他做太子，一旦有了亲生儿子，赵曙还是会与皇位无缘。

皇子旨意已宣，但赵曙却不为所动，以生病为理由抗旨，拒绝搬到为皇子准备的居所去。

“使者往返数四，留禁门至四鼓，皇子终不至”。

王宫教授周孟阳到卧室问他：“你坚持称病，到底是为什么呢？”

赵曙回答说：“非敢邀福，以避祸也。”

周孟阳一语点破，说：“你现在不接受，假如能回去做藩王，就太平无事了吗？”

赵曙立刻起来说：“我没想到这一点。”

于是，赵曙立即迁居，并告诫舍人:"谨慎守好我的屋舍，皇上有了后嗣，我就回来。"

为仁宗和自己都留有退路。

嘉祐八年四月初一，宋仁宗驾崩。曹皇后招宰相韩琦翰林学士王珪等入，以皇子赵曙即皇帝位。

可看出，赵曙即位时，凶险异常，东平郡王赵允弼(宋仁宗赵祯堂弟)竟然直接出面争夺，宰相韩琦等有拥立之功。

四月初一日，皇子赵曙即皇帝位，就是宋英宗。

四月初四日晚，赵曙突然得病，“不知人，语言失序”。

四月初八日，是宋仁宗入殓的日子。

这一天赵曙病情加剧，在这庄重肃穆的场合，居然“号呼狂走，不能成礼”。

发病突然，但也有迹可循。

如果从四岁入宫时算起，赵曙已经当了二十七年的备用品。

如果从赵曦和赵昕夭折算起，赵曙也已经“备用”了二十年。

在赵曙的青少年岁月里，他必须压抑自己的天性，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表现出一种符合他的身份的姿态。

在有希望继承皇位，又可能无法继承皇位的情况下，赵曙的精神不可避免地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从前途不定的备用养子，到君临天下，又忽然想到宗室虎视眈眈，后宫杀机四伏，自己一切都无能为力，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一时崩溃也是最好的解脱。

赵曙即位之初，由于生病便由曹太后垂帘听政。

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赵曙的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

英宗也由于小时候进宫又被送出宫的心理阴影，当着所有文武大臣，说曹太后对他没有养育之恩。

这话一下子激怒太后，辛苦抚养，又扶上帝位，最后却这样说，换谁都会生气。

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先对曹太后说:"您侍候先帝仁宗这么多年，天下谁不知道您是一个又贤德、又宽厚、又仁慈、又通达的人，为什么现在会和儿子过不去呢?他是个病人，您不至于和他一般见识吧。难道您希望别人象议论天下其他继母那样议论您吗?"

他们又对赵曙说:"自古以来，天下贤明的君主不计其数，人们为什么唯独称颂舜为大孝子?难道其他人都不孝顺?当然不是。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父母作的不好而子女依然孝敬有加，那才值得称道啊。过去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您还不清楚?您只管尽您作人子的孝心，相信太后一定不会亏待了您。"

在大家的劝解下，两宫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赵曙病体恢复，曹太后撤帘还政。

但濮议之争，也就是他亲身父亲的名分怎么定，彻底打破了宋英宗和曹太后辛苦维持的关系。

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宰相韩琦等人提议让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名分问题。

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是仁宗堂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

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

他们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

百官对此反应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针锋相对。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称濮王为皇考，也就是父亲，将置皇太后于尴尬的境地。

太后闻讯，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

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

王珪、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团结。

韩琦、欧阳修等宰执们考虑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拥戴英宗，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这场论战持续长达十八个月，最终以曹太后的妥协结束。

英宗自亲政起，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

期间边境太平，没有和别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鉴于仁宗以来的弊政，英宗向执政宰辅们提出了裁救积弊的问题。

下诏将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加以延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冗官"现象给财政造成的压力。

为广纳人才、为国选贤，英宗命宰执大臣推荐德才之士以充馆职。

英宗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整理，命司马光设局专修《资治通鉴》。

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

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并调宦官进行服务。

英宗的支持，极大改善了司马光修史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坚实后盾。

司马光为报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花在《资治通鉴》的编纂上。

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因病驾崩于福宁殿，享年36岁。

英宗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也有政治抱负，但英年早逝，不及施展。

机会与挑战留给了他的儿子、后世之君宋神宗。

宋仁宗之后继位的宋英宗历史真实情况怎样？

宋仁宗曾生有三子，皆幼年天亡，自庆历三年皇三子赵曦死后所育皆为女儿。于是群臣向仁宗建议领养宗室为继嗣，但都遭到宋仁宗的拒绝。继嗣之事，遂成为仁宗朝后期的重要政事至和三年(同年改嘉祐元年，1056年)元旦，正进行大朝会，仁宗突然发病，神志失常，直到二月中オ病愈。

其间宰相文彦博曾向仁宗建议以宗室为嗣，仁宗表示同意，但不久仁宗病愈，事遂中止。此后范镇再请仁宗建嗣，宰执文彦博、富弼、王尧臣，以及御史包拯等多人也不断提出建嗣事，都被拒绝。直至嘉祐六年十月，年已五十二岁的仁宗，终于同意建嗣。而实际立皇子，已是次年八月。真宗弟商王赵元份幼子濮王赵允让的十三子赵宗实，四岁时曾养于宫中，后以仁宗生子而归王府，这时年已三十二岁，被立为皇子，改名曙。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末，仁宗暴病卒。四月初一，皇子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尊仁宗皇后曹氏为皇太后。

英宗即位后数日即病，以致宋仁宗大殓时，英宗“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宰相等向曹太后奏报后，下诏“请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务。英宗病重时，语言行动多有错乱，往往触忤曹太后，使曹太后不堪忍受，加上内侍等离间，甚至还有人暗中劝曹太后废英宗，另立新帝。

曹太后遂将英宗病中的过失及失当的言词，书以告宰相韩琦。还曾向宰相韩琦“忽问汉有昌邑王事如何”，以后又派中使送密札给韩琦，其中“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日后韩琦朝时，曹“太后鸣咽流涕”，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废立之意非常明显。韩琦居中调解，说英宗病中的行为不必在意，请太后宽容。

后又对英宗说明利害关系“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报，然既非天属之亲，愿加意承奉，便自无事”的。于是“帝(英宗)大悟，自是亦不复言太后短矣”8，两宫的关系得到缓解，一场废立皇帝的危机终于平安渡过。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愈。宰相韩琦乘机单独向曹太后表示辞相出任地方官，意在促使曹太后还政于英宗。当曹太后表示愿意还政后，韩琦又追问何时，曹太后并未回答，只是“遽起”，韩琦即“厉声命仪鸾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微见太后衣也”。英宗才得以亲政。曹太后撤帘还政于英宗，是朝廷大事，韩琦事前未与其他执政大臣商议而独断专行，遂引起柩密使富弼的不满。

英宗亲政的次日，即向执政们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早已无意于改革的富弼竟以“恐须以渐厘改”来搪塞，并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意见。宰相韩琦在随后不久，又提出尊奉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夫妇的礼遇问题，而将英宗提出的改革要求置之不顾。其后讨论尊奉濮王礼遇(史称“濮议”)之事，遂成为英宗朝君臣的主要“政事”，直至治平三年正月方始定议，而崇奉事宜议论一直延续到九月。其间群臣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攻击，引起不和，正常政事实际上已处于半停滞状态。

宋英宗时期，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对官员进行考核的“磨勘”制度作了些调整。治平三年九月初，“帝欲去官冗之患”，要求制定改进措施。“冗官之患”由来已久，自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正月，诏令官员每满三年进行磨勘，实际上是不论有无政绩、过失，到时一律晋升官称。

由于实行“官”(官称)与“差遣”(职务)分离的制度，而俸禄主要依官称领取，以致有些官员在家等待派遣职务期间，照样领取相应官称的俸禄，甚至满了年也同样再升官称。加上“任子”及经考试等进入官员行列的人员大增，致使五十年间，官员已增加了约十倍，然而职位有限，不少官员因而无法派遣职务，但仍坐领俸禄。

这次改革主要是延长了磨勘的年限，对所升官称也作了限制，不能无限止地升遣官称。一般文官改三年一次为四年一次磨勘，“至前行郎中(吏、兵部郎中，从六品)止”;而待制以上改为六年一次磨勘，“至谏议大夫(从四品)止”等，以减缓官员升迁官称的速度，并对中高级官称的定额作了限制，以达到减少政府俸禄支出的目的。

二是对后代影响巨大的科举制度的改革。同年十月，诏“令礼部三岁一贡举”，“三年大比”的规定遂为后世所遵行，直至近代取消科举制度。

宋自建国，奉行五代旧制，每年都进行科举考试，后来又不定期举行，有时数年不进行，又或连考数年，再后又间行隔年考次，没有规律。起初录取的进士及诸科人员相当少，因而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的人数很有限，最初每次总共一二十人到太祖末年，每次也只有一百多人。但自宋太宗夺取帝位的次年，可能是为了争取士人对他的支持，一次科举录取的各类人员竟达五百多人，以后每次科举录取的人数都较多，尤其是隔年考试的年份，更会增加录取的人数。因而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的人数大增，这也是造成冗官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次改革对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作了限制，并减少了录取的名额，即“于未行间岁之法以前，率四分取三分。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土之数”。也即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录取的总人数不超过六百人，以达到减轻由“冗官”的俸禄给国家财政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有利于澄清吏治。

但是，时隔不久，宋英宗又开始生病，其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英宗的病情日益严重，到同年十二月下句已不能说话，只能写字表意。三十五岁的英宗虽已久病，仍不愿立太子，只是病重后不得已而立长子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册礼定于次年正月十九日进行。

治平四年正月上旬，宋英宗病死，尚未进行册礼的太子赵项即位，时年二十，是为宋神宗。

宋仁宗之后继位的宋英宗历史真实情况怎样？

宋英宗，宋仁宗堂兄赵允让之十三子，三岁时被宋仁宗接入皇宫，赐名赵宗实，交曹皇后抚养。宋仁宗在三个儿子先后夭折后，立其为皇太子，改名赵曙。

1063年3月，宋仁宗崩，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尊曹皇后为皇太后并请她垂帘听政。因太监挑拨，两宫顿生嫌隙，在韩琦与欧阳修极力劝谏下，病愈的宋英宗亲政，曹太后撤帘归政。

宋英宗重用贤臣，广纳人才，裁减冗官，发展生产，重视文化。他令司马光设局专修《资治通鉴》，不余遗力予以支持。

宋英宗满打满算只当了五年皇帝即“以忧勤损寿”，但观其一生，可算有为之君。

宋仁宗之后继位的宋英宗历史真实情况怎样？

我认为，仁宗之后的英宗，虽然在位只有五年时间，但是却还是大宋比较好的五年！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英宗

政治上，他继续任用仁宗时期的改革派大臣！韩琦、富弼等人在仁宗一朝是为国家砥柱，甚至英宗继位也是由于他们努力的结果，在政治上英宗主张改革前朝弊端积病，努力创新作为；整顿吏治，杜绝官员不作为、徇私舞弊的现象；选拔人才，为自己的政治改革注入新鲜血液！

韩琦

文化上，英宗非常重视书籍编写，他以曾祖父“太平天子”赵光义编写《太平预览》等书为榜样，大力推动书籍编纂和撰写工作！为此，他命司马光专修《资治通鉴》，同时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允许工作人员使用馆阁书籍，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常用的笔墨等物赐给编辑人员，另外专项拨款、派遣官宦带水果糕点为工作人员服务！司马光为了感谢英宗的信任，在仁宗“新旧党争”期间，特意在洛阳花了多年，完成了伟大的《资治通鉴》撰写工作！

资治通鉴

经济上，这一时期不管是农业，还是商业、手工业，都处于高速发展期，大宋王朝市场繁荣，物流昌盛！酒、茶、瓷器、盐铁等代表国家命运的物资依然以高速运转的姿态，在商家、权贵、百姓手上运转！“京城四水”依旧发挥它们不可替代的作用，将中华物盛洒向四方，将外族风流带进汴梁！

总之，英宗短短一朝，但是承上启下，不管是政治、文化、经济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我们今天依旧在学习大宋文明，研究《资治通鉴》，这也许是英宗对我们最好的回馈！

宋仁宗之后继位的宋英宗历史真实情况怎样？

宋英宗朝政治的有为

英宗虽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仁宗暴亡，医官应当负有责任，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英宗逐出皇宫，送边远州县编管。其他一些医官，唯恐也遭贬谪，便在英宗面前求情，说：“先皇起初吃这两人开的药还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医官所能及。”英宗正色道：“我听说这两个人都是由两府推荐的？”左右道：“正是。”英宗便道：“如这样，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决吧。”众医官一听，都吓得魂飞魄散，暗暗惊叹新皇帝的精明与果断。

显然，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滥施仁政的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

　　更重要的是，英宗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力图进行一些改革。一次，英宗问欧阳修，近日屡有天灾，言事者多称是因为朝廷不能进贤任能，不知这是为何。欧阳修回答，近年进贤之路的确太窄，他自己也常常与韩琦讨论此事。

可见欧阳修是有备而来，乘机进行劝谏。英宗很是惊讶，忙问道，此话怎讲？中书经常推荐一些人，他不是也大都加意任用了吗？显然英宗对自己的用人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欧阳修却指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自陛下亲政以来，自己和韩琦、富弼有感皇恩，精心挑选内外官员，而陛下也用人不疑，这是过去所不能比的，但所选之人多为擅长于钱粮刑名的强干之才，并非文学之士。欧阳修的这番话，先对英宗的知人善任大加褒赞，转而指出了以前所选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

英宗听罢深有所悟，决定广泛招揽人才。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20人以应馆阁之职，英宗令均予召试。韩琦等人开始还认为选的人太多，英宗道：“我既然要你们举荐，为的就是从中选贤，岂能嫌多？”从中可见英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迫切心情。他对以前旧的选任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甚至走得比当时劝说英宗力图改作的欧阳修等人还要远，还要快。

　　不仅如此，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治平元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英宗，英宗对此大加赞赏。治平三年，司马光依据《史记》，参以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即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司马光继续编下去，等书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

他还同意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特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崇文院是北宋的国家图书馆，下设秘阁与三馆，三馆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这些都是皇家藏书之处。秘阁所藏尤为精品，有从三馆中挑选出的万卷珍本书以及皇帝收藏的古玩和墨迹。龙图阁、天章阁是太宗、真宗的纪念馆，所藏除二人的真迹、文集外，还有图书、典籍等重要文物。

不仅如此，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并调宦官进行服务。英宗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光编修史书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英宗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空有一番抱负无从施展。不过，这却给他的儿子神宗留下了机会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