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什么明朝朱元璋要对开国功臣进行诛杀？

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什么明朝朱元璋要对开国功臣进行诛杀？

开国君主诛杀功臣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刘邦和朱元璋。

刘邦坐上皇位后先后杀掉韩信、彭越、英布等诸侯王，就连樊哙、萧何都差点蒙受不白之冤。另一个就是朱元璋了，总的来讲，朱元璋和刘邦比较像，猜忌心极重，对属下毫无信任可言。

对比刘邦，朱元璋做得更绝，只要被朱元璋的疑心病盯上，那是必死无疑。抱着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朱元璋，杀掉了几乎所有功臣，其中还有很多人被牵连致死，而没有实际罪证。皇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是无数英雄好汉的目标所在，所以想要皇权稳固，夺取权臣、武将的权力这也无可厚非。

在建隆二年的一次酒会之上，赵匡胤心事重重地对众人道：

“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

赵匡胤表示他最近休息不太好，当皇帝还不如当一个节度使。

众人都很诧异，天子之位众望所归，难道还有不好的地方？赵匡胤继续道：

“众卿没有谋逆之心，但你们的属下可能会有人为了谋求富贵，再给你们来个黄袍加身，那该如何是好？”

众人这才明白赵匡胤的疑虑所在，石守信等将领连忙跪倒，恳求指条明路。

一通云山雾罩之后，赵匡胤才搬出对策，令众将领到地方安享富贵，摆脱束缚，于是乎众人接连请辞，禁军军权收回赵匡胤手中。宋太祖赵匡胤对此做得最为温和、得体，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废掉了手下诸位大将的军权，这才保证“黄袍加身”不再发生。

事实上，朱元璋同样可以这样做，以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朱元璋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明明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先例在，为什么朱元璋不学习，偏偏要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呢？

一、出身不同

战争是残酷的，生存是不易的，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同样有着种种压力和不幸，更何况生存在乱世的朱元璋。

自古至今，白手起家的开国之君很少，大多数都是有根基的。比如唐高宗李渊原本就是隋朝的皇亲，地位显贵，隋文帝杨坚原本也是北周的世家贵族。在这个世上要想出人头地真的很难，没有几代人的努力，单靠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毫无意义。

赵匡胤的高祖父赵朓在唐朝时，曾是永清、文安、幽都三县的县令，赵匡胤的曾祖父赵珽曾做到御史中丞，祖父赵敬做到了涿州刺史。赵匡胤的父亲同样优秀，去世后，后周追任为武清军节度使。

在五代乱世，赵家不仅有官可做还越做越高，之后赵匡胤游历四方，投奔了郭威帐下，从此走向正轨，一步步迈向皇帝的宝座。赵匡胤家庭环境和基础资源要比朱元璋高得多，当然赵匡胤本人也是极其优秀的，他在军中屡立战功，逐步升为为军中高级将领。赵匡胤虽处于乱世，但他是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长大的，这和朱元璋迥然不同。

帝王之中，要论身世的悲惨程度，朱元璋排在第二，估计没有人敢排第一。在暴元统治末期，百姓流离失所，官员贪墨横行，朱元璋出生在贫民家庭。父母兄弟相继惨死，只能乞讨为生，受尽了苦楚和悲凉，最后实在过不下去了，才投奔了义军。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极大，要分析一个的所作所为，那就得了解他的童年经历、家庭环境等等因素，出身不同导致性情不同。于是赵匡胤可以平常心来对待开国大臣，而朱元璋只能选择暴力解决。

二、秉性各异

赵宋从赵匡胤开始，君臣关系是相当和谐的。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他为赵宋天下立下大功，君臣二人不分彼此。赵匡胤性格温和、宽厚，经常出入大臣府邸。赵普也知道皇帝的这个习惯，所以经常在下班之后也不敢脱掉官服。

史料记载：

“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

一天夜晚，天空下起大雪，赵普以为皇帝不会来，不久之后却传来扣门声，原来是皇帝赵匡胤来串门。下着这么大的雪，赵普诚惶诚恐立马前去迎接，随后赵匡胤和赵普坐在堂中，喝着烧酒，吃着烤肉，并称赵普的夫人为嫂子。

当然了赵匡胤来的目的是商议进攻太原的计划，但如此君臣做派也实在让人感动。赵匡胤以他的气度和仁厚赢得了天下，这也是为何宋朝能以“君臣共治”著称，实在令人佩服至极。

在明清两代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朱元璋更是不可能和臣子同席而坐。在朱元璋的心里，这天下就是他老朱家的，任何人如有异心，那就兵戈相向。

刘基是大明开国功臣，如果论功劳，排到前五位是没有问题的，而最后刘基只封了个诚意伯，食禄仅二百十四石。不是刘基犯过什么错，只是朱元璋没有容人之量，因为刘基太过聪明，且极其善于权谋，以前还在元朝当官，便被朱元璋视作威胁。

刘基何等聪明，主动放弃官位，为了让皇帝放心，还在皇城居住，就是为了让朱元璋放心，但最后刘基的死还是跟朱元璋有关系。胡惟庸毒害刘基应是事实，这很有可能是朱元璋授意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将才，有些人天生就是宰相的料，而有些人天生就是恶人，也许朱元璋受后天影响变得暴戾，但无法否认他天生的猜忌和残暴。

三、历史环境不同

后周太祖郭威、后周世宗柴荣是五代中少有的英明君主，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分崩离析的割据局面才开始有统一的迹象。大树底下好乘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走得更远，赵匡胤正是继承了后周的天下，也可以说后周为大宋的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赵匡胤篡位之后也没有为难后周皇室，不仅是杯酒释兵权，对待前世皇族的宽容也让赵匡胤的威信更高。

朱元璋的境遇则迥然不同，他不仅要面对元朝军队，还要和陈友谅、张士诚拼个你死我活，他的敌人一个比一个强大，走错一步满盘皆空。朱元璋的创业之路步履维艰，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父母的关怀，如果他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作支撑，他将无法走完这布满荆棘的征途。诛杀功臣可能就是朱元璋对这个世界的“报复”。

当然，朱元璋的文化水平是比不上赵匡胤的，甚至在夺天下的过程中，都没有系统的读过历史书，自然也就不清楚“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也或许他知道，只不过不想采取罢了。

在种种因素影响下，赵匡胤和朱元璋的行事作风相差甚远。是人就有两面性，污点不应被无限放大，功绩更不能被无故抹杀，赵匡胤和朱元璋无疑都是历代最杰出的君主。

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什么明朝朱元璋要对开国功臣进行诛杀？

这两件事儿没有可比性，宋太祖是针对唐后期至五代制度缺陷的改革，朱元璋是建立自己心中的乌托邦理想世界。二者除了维护统治的目标一致以外，原始阶级、思维方式、所处环境皆不一样，所以处理手段是具有很大差别的，朱元璋得杀戮人为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其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在建隆二年（961年），即北宋建立的第二年。赵匡胤在与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奖金喝酒时，对众人吐槽“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他以这种敲山震虎的言词，激众将领主动解除兵权，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过程。而这个时期的北宋政权并不稳定，北汉、契丹依旧是边患，且各地藩镇势力尚有坐观其变等待机会的威胁，赵匡胤没有杀功臣，特别是武将的动机，因为他们还要作为统一战争的先锋。所以赵匡胤的行为是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采用的手段是赵普建议的“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故而是夺兵权，而不杀之。

朱元璋杀功臣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太子朱标死亡时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此时间前后的杀人动机具有较大差别。在洪武四大案中，洪武二十五年之前以诛杀文臣为主，此后则以诛杀武将为主。其中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以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为出发点；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以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为出发点。虽然这三个案件涉及的无辜官员众多，但它体现了朱元璋欲建立理想社会的内心需求，同时也反应了大明王朝初期的制度律法不完善，可以将其看做是一个新兴王朝完善制度机制的必经之路。只不过朱元璋操之过急、罚之过重，导致了涉及范围较广、手段较为残忍的现实效果。

而在洪武二十五年之后，以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为开端，朱元璋展开了对武将功臣的清除行动，光此一个案件，凡涉及军事的官员被诛杀者约1.5万人，其中不乏重要将领与功臣，最终以《逆臣录》的形式公布于众，涉及一公、十三侯、二伯。在朱标死后被清除的名将包括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靖宁侯叶升、永平侯谢成。汤和因中风瘫痪逃过清算，公侯之列惟有耿炳文、郭英得以苟活。这二人能够苟活，也与朱元璋的认知有关，他在朱标去世之后诛杀武将，实际上是为朱允文扫除跋扈的军事将领，耿炳文的名言是“而功之在侯，犹猎之不能忘犬，犬之不能忘所自也”，自比皇帝身边的一条忠犬，也就会对新君俯首帖耳；郭英则与众功臣武将更是不同，他通读圣贤书，深谙为臣之道，少言谨慎，注重礼节，因此也没有遭到朱元璋的清除。（蓝玉剧照）

较北宋之初，明朝同样具有统一战争的需求，一方面北元势力尚有复国之心，另一方面西南等地尚在北元残余的控制之下。所以朱元璋在洪武之初维护统治权威，重于文臣的制衡，且对武将具有军事征伐的依赖。另外，北宋之初面临的是藩镇割据威胁，中央政权急需牢牢抓住军事指挥权，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而明朝在吴政权建立时，就已经形成“大元帅府”的军事集权格局，并在明初顺利过渡为大都督府的最高军事机构，明朝廷对于军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更不存在地方截留财税的问题。所以明初与北宋初期的历史背景不同，造成朱元璋与赵匡胤的处理方式不同。

在初中历史课本中，常会提到阶级局限性，究竟什么是阶级局限性呢？我认为阶级并不能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但却能通过成长环境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导向。朱元璋和赵匡胤虽然都是帝王，但他们的原始阶级完全不同，因而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出现较大差异。

赵匡胤的父亲是后周检校司徒，开国男爵，禁军将领；其祖父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其曾祖是唐朝御史中丞。这样的家庭背景，既造就了赵匡胤的文化修养、军事基础，也造就了他的政治天赋。所以他能够在兵变中篡夺后周政权，兵变是一个非常检验能力的事情，搞不好则身首异处，更有甚者九族灭顶，历史上政变、兵变夺权者没有谁是庸才。赵匡胤的起点高，所以格局也就高，他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并没有产生流血冲突，和平解决是一个新兴政权最需要过渡手段。如果说杯酒释兵权带有威胁之意，那么随后安抚将领，许之产业、与之联姻，则体现一个政治家的圆滑。仕途无非两个追求，一为名、二为利，利有财权之分，赵匡胤夺得天下，功臣已杨名，惟有利益需要重新分配，赵匡胤便是予以财，夺其权，这种做人留一线的手段也更容易被接受，且是按照规则制度进行，没有法外之事，皆是众将自愿。

朱元璋则是放牛娃出身，父母在元末饥荒中去世，无依无靠的朱元璋只能出家当了和尚。这种经历使朱元璋极度痛恨元末的腐朽统治，在郭桓案中，他就提出了元末官员贪腐严重，赈灾款项多流入私人囊中，这无疑是联想到了父女的身亡就是贪腐所致。所以也导致了朱元璋对元朝归附的旧僚保有偏见，最明显的体现在刘伯温身上，“吾之子房”以伯爵封之。而到了大明王朝建立，朱元璋则力图建立一个吏治清明的理想社会，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思维，白手起家的他，需要维护这来之不易的江山，为此要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但他在惩治贪腐的问题上，没能控制好火候，这就是原始阶级内心深处对于贪腐的零容忍。在郭桓案中，朱元璋规定实贪60两白银以上的，查证后便“剥皮实草”，他甚至恢复了早已废除的酷刑来惩治“贪污”的官员。案件的扩大化导致明初积累的基层官僚纷纷坐罪，无疑是一种人才流失。（朱元璋之父剧照）

朱元璋的原始阶级局限性还表现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惩治。可能有人会说，一个皇帝法外用刑不是很正常么？其实在封建社会，皇权之所以会受到相权的约束，就是因为规章制度、法律条令规定了游戏规则，皇帝并非可以为所欲为。这也就是为何赵构杀岳飞，还要定下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封建社会法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对犯罪官员的缉拿、审问、议罪、定罪、判决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如“空印案”，大明律法并没有规定不可以在空账册上盖印，这充其量算是违反财税公务人员职业操守，却被朱元璋一句话任意治罪，牵连者都是培养多年的地方财政长官。由此可见，朱元璋并不是疑心过重，而是过往的遭遇使一个帝王拥有着脆弱的自尊心，他不愿意看到“空印”的欺骗，更不愿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没有一个监察官员向他反应。

而从胡惟庸到蓝玉，这两个案件虽然被后世称为“胡蓝之狱”，但在出发点上完全不同。朱元璋的政治手段并不高明，在丞相的任用上是体现了派系制衡的帝王之道，但在人选上并未达到制衡的效果。自李善长、徐达退休，朱元璋先以汪广洋为左，杨宪为右，这是有意打压明初嚣张跋扈的淮西集团，因为汪广洋是个中立派，杨宪是倾向于浙东派。但此二人完全没有领会朱元璋的心意，杨宪先是将汪广洋弹劾至流放海南，自己升为左丞相，为了拉拢浙西势力，又大肆攻浙东派官僚，朱元璋策划的首次权力游戏以失败告终，失望的朱元璋直接处死了杨宪。之后，朱元璋开始筹划第二次权力的游戏，第一次制衡过于明显，为了“安抚”浙西官僚，又以胡惟庸为左相，但多疑的朱元璋还是召回汪广洋任右相，对胡惟庸加以牵制。汪广洋经过第一次的教训，再也不甘沦为棋子，故而不管不问，任由胡惟庸揽权，以致胡党遍布朝野，难以约束。（胡惟庸剧照）

在胡惟庸案的处理上，朱元璋有可能是为了搜集罪证而故意放纵，这一点倒是体现了政治家阴暗的一面。结局也确实达到了废除丞相制度的预期，但此案的扩大化，可以说是将大明王朝上层文官体系彻底清洗了一遍，甚至于十年之后，70余岁的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也难以善终。所以回看胡惟庸案，他又绝非朱元璋意图废相那么简单，这种不计政治后果的清洗，确实解决了现实问题，同样也动摇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根基，以至于建文一朝无人可用，只得以黄子澄、齐泰、李景隆这些奇葩顶起大梁。与其说朱元璋多疑弑杀，不如说他的政治韬晦没有修炼到极致，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原始阶级局限性的影响。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凡贫苦大众出身的君主，皆有两个极端，或是取得胜利后的安于享乐，或是夺得天下后的大杀功臣。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背后是制度体系的搭建。在中央上，建立新型枢密院制度，以正副枢密使掌调兵之权；又以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这三衙掌领兵之权，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核心，交出兵权就是为了到达收回兵权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内外相维”的政策，即将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城，一半戍守各地，这样就能达到内外相互节制，防止任何一部分发生叛乱。这还不够，赵匡胤又制定了兵将分离得政策，定期调动在京在外的所有禁军，是以京城禁军轮流调防地方为方式，称“更戍法”，以至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有效防止将领拥兵自重的现象。最后，制定了立而不设制度，将殿前司的首二帅和侍卫司的首三帅不再除授，以致侍卫司只余下马军和步军的统帅，而没有了原来统合两军的马步军统帅，即是将侍卫司分裂为二。这种在制度上将最高的五个职位空置不授，降低和分割了禁军统帅的职权，使军权服膺于王权。（北宋文人集团）

对于地方而言，杯酒释兵权于中央的蓝本，很好的适用于节度使的削弱。赵匡胤通过收回节度使兼领的州郡，直属中央，并由中央派出文官出任地方知州、知县，不受节度使节制。又于各路设转运使，尽揽地方财税，以防止节度使截留，这就达到以制度约束武将及地方军官的效果。赵匡胤的思路就是搭建框架，将旧弊套入游戏规则，逐步削弱，以至消除隐患。在草创之际，这无疑是最平稳的过渡，所以北宋初期的统一战争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未现捉襟见肘的现象，当然这与北宋的统一范围教小也有关系。

朱元璋则是更现实的帝王，他在百废待兴之际重用文臣，从钱粮财税到基建民生，都能实现较稳定的恢复。而当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提高，制度框架成型以后，文官的清理就顺理成章了。这个逻辑就是用人之际，一切都能睁只眼闭只眼，走上正轨以后，就要回过头整顿吏治，将理想世界里的害群之马一一清除。而在武将的清理上则平缓很多，因为北元势力一直存在，且在陆续解决西南、辽东等问题后，功勋武将们死的死，病的病。年轻将领又是朱元璋留给太子朱标国防储备，除了彻底消灭北元残余势力之外，朱元璋自撰的《祀灶文》表达过迁都关中的意图。迁都关中之地就更需要一批武人班底来守住国门了。所以朱标在世的时候，与其关系甚好的蓝玉备受宠信，其余开国武臣也是比较认可太子的。他们有能力驱除鞑虏千百里，就有能力以关中为根基继续北伐，更重要的是“九塞亲王”都被朱元璋安置在地方，老臣对他们能够起到震慑作用。

在朱标去世之后，这个人事设想宣告破产。朱标是朱元璋坚定不移的继承人，为他请了博学多识的宋濂做老师，在外征战时常令其监国。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这样的监国体系里，朱标“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加之为人仁厚，得到诸多朝内老臣的拥护。而朱标的离世，标志着之前打下的基础全部覆灭，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储君辅政体系也在顷刻间失去意义。朱标的儿子朱允文天生柔弱，他驾驭不了朱元璋留给朱标的文武班底，但朱家的江山还要传承，朱元璋也只想到了清理位高权重的大臣，却未想到九塞亲王的威胁。所以历史的发展不是杀戮能够控制的，他从思维方式上就出现了偏差，亲王镇边的构建是制度的弊端，并不是人的威胁。同样，他对削弱权臣的思维定格在杀戮，却没有像赵匡胤那样研究出制约的体系。

综上所述，朱元璋与赵匡胤各有各的特色，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朱元璋也不可能像赵匡胤一样杯酒释兵权，更没有必要这样做。而至于杀戮功臣，原始阶级是思维方式的驱动，兔死狗烹是永恒的定律，但在朱元璋身上还带有对理想世界的幻想，以至于杀戮的范围之广。太子朱标的去世导致人事设想落空，为了给朱允文提供更安全的政治环境，朱元璋已不在乎明王朝是否能开疆扩土，而是更加在意朱家的江山能否传承百代。

参考史料：《明史纪事本末》、《明太祖实录》、《明史》、《宋史》

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什么明朝朱元璋要对开国功臣进行诛杀？

这与两个人的出身，经历，性格，心态有关系:

赵匡胤为涿郡人，于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 他出身军人家庭，高祖赵朓，在唐朝官至幽都（今北京）县令；曾祖赵珽，于唐朝任御史中丞；祖父赵敬，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赵匡胤为赵弘殷次子。赵匡胤可以说用和平手段当上皇帝，他出身较好，虽然随郭威和柴荣征战，都是中级军官，太残酷的内斗没有经历，性格特征并不突出，心态不分化，从前朝及五代十国之乱象中吸取教训，武力可以取得政权，也是乱政夺权的根源，国家需要文治，人民需休养生息，重文轻武由此而生，既然文治重要，解决问题也要文明些！

反观朱元璋，祖宗八代农民，生活在社会底层，经过多方艰苦奋斗打拚出江山，有极强自卑和自大的双重性格，从他统治明王朝时期的事例看，他不仅杀功臣，对吏治方面也下狠手，因为以他的出身，经历而言，打出的江山，比别人难千万倍，所以他倍加珍惜，万分小心，时刻防范功臣宿将乱他的政权、夺他的政权，由此可见:他严励或残酷才算正常！否則不是他了！

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什么明朝朱元璋要对开国功臣进行诛杀？

这二人都是通过武力夺的皇位，然而当他们开始对开国功臣进行整治时，国家时局和背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赵匡胤，他是通过禅让的方式夺的皇位，政权更迭属于和平演变。赵匡胤称帝后，周边还有许多国家还没有平定，自己国内也还未稳定。还需要多外征战，对内整顿。而且，赵匡胤的文臣武将又有后周老臣和新兴贵族，各方面势力都要平衡，他才能坐稳皇位。此时的我赵匡胤好的是对军队的掌控权，同时更需要文臣武将的安稳，才能让大宋在当时的情况下，站稳脚跟，因此，和平的让军权回收是最好的方法。朱元璋当时的情况是，他的文臣武将基本都是跟随他南征北讨，推翻元朝后的股肱之臣。有军功，有根基，更有非凡的能力。朱元璋收拾开国功臣时时，整个明朝基本已经平定下来，周边其他势力基本已经没有威胁或已经被消灭，国家基本进入大一统。朱元璋考虑的是子孙后代的事，他最怕的是他去世后，臣强主弱，新皇震不住功臣，导致著名王朝陷入被动，因而索性一了百了，用残暴的手段，解决百年之忧。

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什么明朝朱元璋要对开国功臣进行诛杀？

谢邀!历代开国统治者在建立新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都会清洗一批功臣，从而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但是从历朝历代的清洗方式来看，还是有所不同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型就是通过血腥的方式对功臣进行杀戮，例如刘邦、朱元璋，第二类型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诱导有功之臣自动放弃权力，给以丰厚的财富，颐养天年，例如赵匡胤。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大部分开国统治者都倾向杀戮的方式，这种方式粗暴简单，而且能够铲草除根，永绝后患。而第二种方式比较温柔，这就需要统治者的智慧和权谋，处理的好，大家都好，处理不好的话，则后患无穷。现在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赵匡胤和朱元璋对待功臣的方式和原因。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加强皇权，而朱元璋则通过诛杀功臣加强皇权

宋朝的建立者是赵匡胤，他本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手握兵权，公元960年，赵匡胤趁后周幼主年少没有亲政，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成为宋太祖，得到政权的赵匡胤，整天忧心自身皇位得来不正，为如何避免被属下也来次“黄袍加身”愁眉不展，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要求高级将领交出兵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被视为宽和典范。

而朱元璋建立明朝没有多久，就开始采取大肆屠杀功臣，明初洪武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这每个案件都牵连甚广，很多涉案者或诛杀或流放判狱，很多跟朱元璋闯天下的功臣几乎屠杀殆尽，像李善长、刘基、胡惟庸、蓝玉、冯胜等，到朱元璋去世的时候，仅留下汤和一位开国功臣了，其结果是建文帝镇压朱棣的造反，竟然无大将可派。

朱元璋对开国功臣诛杀的原因分析

其一、主要是为了确保大明千秋万世考虑，大家都知道，朱元璋从一个乞丐做到万人之上的皇帝，中间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好不容易做到的皇位，肯定不能轻易丢掉，而且还要保证自己的子子孙孙统治大明万年不倒。这些跟朱元璋打拼过的功臣，个个手握重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些大将开始骄横跋扈，目无法纪，这些朱元璋都看在眼里，如果不采取措施，日后就是尾大不掉的祸患，所以，朱元璋必须要对这些开国功臣下手，杀戮虽然残暴，但是也是最有效的。

其二、朱元璋自身的性格问题，他自尊心太强，好猜忌，极端残暴，缺少宽容，这些性格特点应该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小时候的朱元璋生活贫困，吃了上顿没下顿，遭人歧视，经历很多社会阴暗的一面，这些都会对他的性格养成有决定性的因素。

结尾

“狡兔死，走狗烹“，统治者都会为了自己的皇位，不择手段，铲除功臣，只不过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为千古美谈，而朱元璋大杀开国功臣，后世争议不断，落得个暴君名声。

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什么明朝朱元璋要对开国功臣进行诛杀？

在中国历史中，对开国功臣诛杀的案例屡见不鲜。比如汉高祖刘邦，在登上帝位之后就想方设法的除掉了韩信。无独有偶，到了明朝，朱元璋也对开国功臣进行了诛杀。有人要问为什么赵匡胤可以杯酒释兵权，而朱元璋却要用暴力与鲜血解决问题呢？

主要是两人的身份背景、性格不同。

朱元璋从小过惯了苦日子，放牛、当乞丐、要饭，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他都做过了。参军过后，朱元璋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到最后手握兵权，这其中的苦辣与辛酸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得到。因为深知得到手的不易，朱元璋才会更加的珍惜。一路摸爬滚打走过来，朱元璋的心性早就磨得像一把尖刃一般，他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与其整日忧心忡忡，不如一次性给个痛快，斩草除根，免除后患。

而赵匡胤本来就是军中将领，和他一同起兵的都是心腹兄弟，人称义社十兄弟。所以，赵匡胤的处理方法相对柔和一些，都是故交兄弟，他也不想血光四溅。一开始的时候，赵匡胤认为这些老兄弟根本不可能叛变，后来是赵普进言，虽然这些人不太可能造反，但他们的手下如果想要富贵，会不会再来一次陈桥驿黄袍加身呢？赵匡胤因此才下了决心，来了一次杯酒释兵权，解除了老兄弟们的军权。

杯酒释兵权也好、诛杀功臣也好，两人解决问题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本质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中央集权，都是为了手中的那张龙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