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为什么为了情义擅夺兵符，杀死祖国的大将，而不尽忠呢？

这个问题犯了一个我们研究历史时经常出现的错误：就是典型的以后世的价值观去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忠君”在信陵君那个时代，还没有占据社会道义伦理价值表的最高点。因此，在信陵君这样的人眼里，“忠君”并不是第一位的，他信奉的人生信条是“从道而不从君”。

公元前260年，秦国与赵国打了一场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国四十万大军投降后白起坑杀。长平之战后，秦军乘胜派大军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团团围住，赵国的命运危在旦夕。

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是当时赵孝成王的叔父，也是赵国丞相。而平原君的夫人，正是魏国信陵君无忌的姐姐，魏安釐王的妹妹。平原君为了赵国的生死存亡费尽心机，不但亲自前往楚国求救，还让夫人不断派遣使者前往魏国求援。

魏国不但是平原君夫人的娘家，赵国与魏国同出于晋，本是一脉相连，当时又同样面对“虎狼之秦”的侵攻蚕食，可谓还唇齿相依、命运与共。

于是乎，魏安釐王马上派遣大将晋鄙领军十万去救赵国，魏军抵达邯郸南部的邺城后，在漳水前与秦军对峙。秦昭王看到魏军去救赵国，就派遣使者警告魏王：“我秦国灭赵国势在必行，各诸侯国胆敢有救援赵国者，待我灭赵以后，下一个就是你。”

魏安釐王这人胆识不足，一听秦国的恐吓，马上就吓尿了，立即派人前往前线，命令晋鄙停驻邺城，按兵不动以观望秦赵间战事形势的发展。

邯郸城被秦军围困将近九个月，赵国君臣上下一心抗秦。面对魏军停止不前，平原君对此催促进兵，信陵君也多次向魏王觐见，可魏王就是不为所动。

眼看亲姐无助哭泣、赵国将要绝援灭亡，魏国将陷入唇亡齿寒的境地，信陵君度量魏王最终不会接受自己的请求，悲愤感慨之下，豪情之中，不愿苟且偷生，决定以个人的可能之力，领门下宾客，发车骑百余乘，誓死奔赴邯郸，与赵国同死共亡。

后来，经候赢献计，先帮助魏王宠妃如姬手刃仇人，如姬感恩信陵君，不惜冒死为信陵君窃取了魏王的兵符。拿到兵符后，信陵君伪造了魏王文书前往前线，手下门客朱亥击杀了晋鄙后，宣布了“王命”和晋鄙的罪状。然后下令“父子俱在军中的，父亲归家；兄弟俱在军中的，兄长归家；独子一人的，归家奉养父母。”选得精兵八万人，誓师进军抗击秦军以救赵国。

以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起因经过。信陵君为何这样做？

于私，魏国平原夫人是信陵君的亲姐姐，而且姐夫信陵君与平原君也十分交好，眼看亲友受难而见死不救，实属不义。

于公，经过“长平之战”后，赵军主力被秦国消灭，天下已经没有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了。当时邯郸被秦军围困，赵国岌岌可危。在当时形势下，赵国又是阻止秦国吞并六国的最重要屏障，一旦赵国倒下了，魏国、韩国和燕国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后援和屏障，亡国也就指日可待了。如果魏、韩、燕三国归秦，楚国和齐国将面临秦军的战略包围，战不能胜，守不能保，最后六国都会走上被消灭的命运。这时候，救赵国就等于解救天下，相当于天下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信陵君的手里了。

咦，这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儿不妥。所谓君为臣纲，魏无忌违抗君王的命令而擅自行动，这是伦臣贼子的行为啊？

是啊，如果将信陵君换作是宋明的大儒，他敢违抗君命还“窃符救赵”？这样忤逆君主的事情，别说做了，他们想都不敢想。

那么问题来了，“窃符救赵”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信陵君不仅敢想，还付诸实践了？

原因在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大部分还处于西周分封制下的政治模式，是一种将政治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模式。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天子、诸侯跟卿大夫，既是亲戚，也是君臣，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

因此，在西周社会秩序中周天子具有双重身份：从宗法制的角度讲，他是大家庭的族长；从国家的层面讲，他又是天下的共主。

这样的秩序中，家族统治与君权统治其实是混为一体的。所以，周天子无法成为一个独裁者，充其量只能说他是个仲裁者。因为，周天子的中央权力往往比诸侯还弱，更多的情况是象征性的。相比于周天子，地方上的各路诸侯和他们的卿大夫常常会有非常大的权力，以致于他们对自己的封地拥有独立的自主权，不接受天子的支配。

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都开始称王，并且为了独裁统治都进行了变法。然而，除了秦国的商鞅变法比较成功，并开始在秦国实行郡县官僚政治外，其他诸侯国依然保持着分封制体系下的宗法结构。

宗法社会中，自上至下逐级行使权力，自下至上逐层恪尽义务，正所谓“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诸侯管不了贵族、大夫手下养的门客，以致于君臣之间的关系比较独立，才会出现人才在各个诸侯国之间不断“跳槽”的戏码。

信陵君作为有名的战国四君子，动不动就“门客三千”，你想，他得有多少封土，有多大的势力啊。因此，信陵君敢做出“窃符救赵”这样的事情，有“从道不从君”的想法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忠君”在什么时候又跟“报国”混为一体，甚至成为了“报国”的前提呢？

在周代这样的一种宗法制社会组织结构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是相当微弱的。如果诸侯不听周天子的征调，周天子往往是无可奈何的；大夫如果不服诸侯国君的命令，诸侯国君往往也是无能为力。

维护宗法社会的秩序，需要所有人都有的共同的自觉，如果有不自觉的人称王称霸，他又没有及时受到惩治，那么其他人就会有样学样，称王的人自然就会多了起来。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所谓的“礼崩乐坏”。

归根结底，"礼崩乐坏"是因为西周的封建制度到了春秋战国年代无法维持了，为了结束分裂实现大一统，秦国灭掉六国后推行了自己的“郡县制”官僚制度，从此，中国开启了中央集权政治。

我们前面提到过，西周之所以能维持封建大一统，靠的是血缘关系。周天子的家族统治与君权统治是一体的。但是，血缘关系再亲也熬不过时间啊，俗话说得好“一代亲，二代旁，三代就拉倒”，随着时间推移，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早就淡如水了。这时候，作为家族族长的周天子，君权也就不稳固了。

当君权控制不住分封的诸侯，血缘关系也就罩不住地缘关系了。于是，出现了春秋诸侯争霸，诸侯间相互吞并，最后形成了几个大诸侯国。这时候，不但是诸侯不听周天子的，就连诸侯国有实力的卿大夫都想自己当国君（三家分晋），最后诸侯又开始称王，天下就彻底乱了。

在经过春秋战国的500多年乱世之后，有谁想要再次实现天下的大一统，就必须要换一种社会组织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周秦之变”：各国的思想家纷纷出来建议君主改革，采用新的土地制度、管理制度来统治国家。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说，周秦变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打破一个个之前宗法社会下的封建土围子，编户齐民，实行郡县制，打造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地方官员的中央集权式官僚体系，权力一竿子插到底，这样就能有效地组织和动员基层社会，重新实现统一。

而提倡进行如此改革的，就是法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

周秦之变的改革之后，深入到基层的行政组织取代了地方宗族势力，官僚制则逐渐取代了之前家族世袭的制度。秦国推行的郡县制，两千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正所谓，“两千年来，皆秦制也”。

制度的改变，导致权力向中央、皇权集中，中国古代历史的君臣关系也就开始了大转向，由共治模式转向主从模式。

当然，这种大的变革推行起来不能太快，毕竟八百年的传统不是说变就能变的，步子迈大了容易造成强烈的社会反弹。更何况，各地的制度风俗均不一样，应该让变革在时间中慢慢沉淀。秦朝就是没考虑这些，结果二世而亡。汉朝的统治者吸收了秦朝的教训后，知道自己手中的牌不足以完全控制整个帝国，所以没有急于求成，实施了郡国双轨制。

因此，汉初的君臣关系还保留些周代的底色。但是，从汉武帝开始，君臣关系就彻底逆转了。

从汉代董仲舒为汉武帝献上了“天人三策”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们开始彻底向皇权投降。“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纲常伦理，成为了主导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此，“忠”的地位直线上升，成为了伦常之首。儒生教导众生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却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从此，只知唯唯诺诺地侍奉其主，不再去分辨是非善恶。

关于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迹，明朝大学者唐顺之曾经在《信陵君救赵论》中有过论述：

“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以兵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他先是从六国救亡的角度，肯定了信陵君“窃符救赵”有功而无罪。赵魏两国唇齿相依，援救赵国，其实就是保卫魏国，也就是保卫六国。如果以历史最终的结果而论，信陵君“窃符救赵”，使得秦国吞并六国的时间推迟了将近四十年，让魏安釐王免于在活着的时候沦为阶下囚，让大梁不至于早成废墟。

然而，《信陵君救赵论》中唐顺之又笔锋一转，以君臣论的角度，指责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行为专重人际间恩信，而无视君主的权力威望，是人臣植党，背公卖恩。

“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

我们都知道，明代开始，中国的政治走向了君主高度极权化，这就是犯了文章开头所说的错误：用后世的价值观去衡量战国纷争时代的君臣关系。如果非要对此事做出评论，应该多听听信陵君同时代人的评价。

与信陵君的同时代的荀子在他的《臣道》中称，信陵君是国君之宝，是社稷之臣，是明君之所尊厚的拂臣。

荀子说，君主不是圣贤，会谋错事，做错事，在危及到国家社稷的时候，能够救亡存危，解救国难的人只有四种人，谏、争、辅、拂四臣：

• 所谓谏臣，就是劝谏君主之臣。谏臣以礼劝谏君主，用则留，不用则去；
• 争臣，就是死争之臣。争臣以生死强谏君主，用则生，不用则死；辅臣，就是辅弼之臣。
• 辅臣能够与人合谋同力，并率领群臣强力匡正国君，国君虽然不会高兴，却不能不接受，国家的祸患因此会得以解除，最终得到君尊国安的结果；
• 拂臣，顾名思义，就是拂弼之臣。拂臣抗拒君王的命令，窃取君王的权力，纠正君王的错误，安定国家于危难之时，解除君王于失政之辱，最终大利于国家社稷。

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赵魏唇亡齿寒，六国势微的大局已经非常明朗，魏王虽然派出晋鄙率十万大军抵达赵国境内，中途却畏惧狐疑，导致魏军鼠首两端，时局陷于非常危险之境地。常规办法已经无法挽回，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人用非常手段行非常之事，问题才能解决。

因此，信陵君在这紧要关头选择当了拂臣，窃符救赵。虽然他拂逆了魏王的权力和意志，却解救可六国的危难，安定了国家社稷。在那个时代，臣道的根本，是从道不从君，国家社稷在先，君主帝王在后。信陵君先谏争，无效后选择拂行，违逆君意然后立功。功成之后，他知道回魏国会遭到魏王的问罪，在手握魏国精锐的情况下，本可回国取魏王而代之。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遣军归还给魏王，自己则客居赵国政治流亡。

信陵君的行为，是不顾个人生死，对国家忠诚无畏，至于大公无私，可谓通于臣道之极致，臻于四臣之峰巅。

拂臣之行，已经抵达了臣道的极限，用拂弼的方式虽然能挽救国家社稷于危难，但它却动摇了君王统治的根基，也断绝了继续为人臣的后路。信陵君身处战国乱世，得门客之助，高游侠之行，明智地选择了客居赵国的流亡生活，既是高风亮节，也是拂臣的善终。

然而，纵观战国之后的中国历史，想做拂臣就实在太难了。在集权政治体系下，拂臣的结局肯定是险恶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皇帝能够容忍拂臣，拂臣出现之日，就是君王危殆之时。

试想一下，当年于谦在北京城上，喊出那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拒绝英宗进城是多么令人震撼；再回忆抗战时期，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多么血气方刚？

然而，拂臣以君臣俱伤的非常手段，拯救国家社稷于万难之中，不论事后成败与否，都失去了在同一君王下共生的天地。这，或许就是拂臣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明英宗复辟、蒋介石恢复自由之日，就是拂臣的宿命轮回之时。

信陵君为什么为了情义擅夺兵符，杀死祖国的大将，而不尽忠呢？

信陵君魏无忌和赵国平原君是铁杆朋友，更何况他姐还是赵国国君夫人，所以，当赵遭遇敌人攻击时，他先劝魏王出兵，但魏王不允。实无办法，他只能窃取兵符，带兵解了赵国之围。其实这对魏国也有好处，因为唇亡齿寒吗。所以魏王最后也原谅了他，并继续委以重任！

信陵君为什么为了情义擅夺兵符，杀死祖国的大将，而不尽忠呢？

只能说尽忠的方式不一样！窃符救赵的意义远远大于杀死祖国大将，这是舍小义取大义！

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件事，发生在周赧王五十七年，即公元前258年，当时属战国末期，秦国吞并六国日亟，战争进行得频繁而激烈。公元前260年，在长平之战中，秦国大破赵军，坑杀赵降卒40万。秦又乘胜进围赵国首都邯郸，企图一举灭赵，再进一步吞并韩、魏、楚、燕、齐等国，完成统一中国的计划。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特别是赵国首都被围甚急，诸侯都被秦国的兵威所慑，不敢援助。

魏国是赵国的近邻，又是姻亲之国，所以赵国只得向魏国求援。就魏国来说，唇亡齿寒，救邻即自救，存赵就是存魏，赵亡魏也将随之灭亡。信陵君认识了这一点，才不惜冒险犯难，窃符救赵，抗击秦兵；终于，信陵君挫败了敌人的图谋，保障了两国的安全。

信陵君斩杀自己国家的大将，实在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毕竟如果坐视赵国被灭，魏国马上也会紧随其后，这必定会加速秦国统一六国的脚步！

信陵君的故事也启示着我们，分析事情，要考虑大小存亡，有舍有得，关键时刻更要快刀斩乱麻，雷厉风行！

信陵君为什么为了情义擅夺兵符，杀死祖国的大将，而不尽忠呢？

信陵君为什么为了情义擅夺兵符，杀死祖国的大将，而不尽忠呢？

信陵君魏无忌窃符救赵，不是为了情义，而正是为了魏国，属于尽忠。

赵与秦争夺上党，中了秦的离间之计，撤廉颇立赵括为将，大败于秦。国力逐渐变弱。再两年，秦围困赵都邯郸。

赵国丞相平原君赵胜（信陵君的姐夫）求救于魏国，魏安釐王（信陵君哥哥）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前去救赵。秦威胁魏王：赵迟早是灭的，如果你帮忙了，下一个就是你。魏王害怕，就让部队驻扎观望。

赵胜就督促信陵君尽快出兵，但魏王不肯。

信陵君多次催促魏王出兵，但魏王惧怕秦威，不肯出兵。信陵君就组织门下宾客3000，打造战车100辆准备去帮助赵国，以牺牲自己来唤醒魏王。

门下一宾客建议偷魏王虎符，前去调动部队攻击秦军。因信陵君曾有恩于魏王的宠妾，央求她偷符，并顺利获取虎符。

信陵君去前线用虎符收了将军晋鄙的军权，但将军晋鄙看出猫腻，拒绝交出兵权，被信陵君门客杀死。

信陵君将10万部队精简8万，攻击秦军，秦军大败，赵都得到保护。

赵得救，信陵君魏无忌不敢回魏国，于是在赵留下来待了10多年。至秦攻魏时，才回魏国，获上将军，联合5国大败秦军。其后秦使用离间，魏王取缔其上将军，后伤于酒色而死。

信陵君为什么为了情义擅夺兵符，杀死祖国的大将，而不尽忠呢？

对国家忠还是对国君忠

信陵君窃兵符救赵国，难道仅仅是为了情义。

唇亡齿寒的道理也不用多说了，如果赵国被秦国覆灭，那么魏国能得到什么，失去了牵制秦国的盟友，将直面秦国的打击。

所以在信陵君看来，救赵国其实就是在救魏国。

当然魏国的国君未必这么看？

于是这就是引出了一个问题，忠于国家是否等于忠于国君。这到底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

信陵君为什么为了情义擅夺兵符，杀死祖国的大将，而不尽忠呢？

我不赞同这个问法。

信陵君之所以杀自家将领，是因为这个将领只听从魏王指挥，而魏王在援赵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要知道，在经历长平大败和秦军长期攻打后，赵国已经处于接近崩溃的地步了，可以说形势万分危急，无奈之下，信陵君才会“窃符救赵”。毕竟，唇亡齿寒，这个道理信陵君是再明白不过了。

所以，信陵君这样做，不是对魏国的不忠，恰恰是大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