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雍正都发明了“告密”制度，两者有啥不同？

武则天与雍正都发明了“告密”制度，武则天的是“匦检制度”和“当面高密”，而雍正的是“秘密奏折”制度。

• “匦检制度”

面朝东的格子是青色的，求功名的人可以毛遂自荐；面朝南的格子是红色的，主要接受人们对朝政的意见；面朝西的格子是白色的，受理人们的申冤请求；面朝北的格子是黑色的，接受人们的告密。意见投进去之后就拿不出来了。

这个铜匦设计得相当周密，功能也齐全。武则天在谏官系统设置了一些新官位，叫做补阙和拾遗，让他们做知匦使，每天傍晚开匦箱，把意见汇总上报，不得延误。

看到这么个奇思妙想的玩意儿，大家也许会认为武则天还是一个发明家。其实设铜匦这个高明的主意，还真不是武则天想出来的，而是一个叫鱼保家的小伙子想出来的。这个鱼保家有点歪才，因为喜欢搞发明创造，还曾经帮造反的李敬业制造过兵器。李敬业失败之后呢，他就失业了，又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武则天了。

武则天拿到这个设计方案后太高兴了。那时候她还没有称帝，李敬业反叛刚刚结束，裴炎也才伏法不久，武则天正觉得天下人都在和自己作对呢。她非常想知道谁是潜藏的危险分子，但是她只有一双眼睛，哪里看得过来这么多人啊，现在有了这个意见箱，不就等于平白长出了千手千眼了吗？

武则天马上下令按照鱼保家的图纸制造，投入使用后不久，一封告密信就塞到了朝北的黑格子里。告什么呢？这封信密告鱼保家曾经给李敬业叛军制造兵器，杀伤官军甚众。鱼保家即刻伏诛，成为铜匦的第一个受害人，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鱼保家这个事情一出来，武则天和天下的野心家可是皆大欢喜啊。从武则天的角度讲呢，鱼保家这样隐藏的异己分子不是被抓出来了吗？匦检制度算是初见成效。从野心家的角度讲呢，原来告密真的有用啊！马上就能看到人头落地。

这些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野心小点儿的，就想通过告密把自己仇家的脑袋塞到铡刀下，野心大的呢，就想要把别人的乌纱帽戴在自己脑袋上。整个铜匦里塞进来的都是告密信，其他三个格子的意见箱几乎都被闲置起来了。

• 当面告密

匦检制度的铜匦放在朝堂里，什么样的人才能把意见塞进去啊？还不是那些朝廷里的官员，他们识文断字，又整天在那儿来来往往，塞进去很容易。

可是光有这个意见箱还不够，万一有外地老百姓想要告状，又没有进京的路费怎么办呀？或者，万一告密者不会写字呢？

这些武则天也想到了。她下令：

“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

——《资治通鉴》

什么意思呢？哪个老百姓要想告密，你就找你当地的基层长官，跟他说我要告密。这个长官绝对不允许质问说你想告谁的密，告哪方面的密，他什么都不能问。他能干什么呢？他必须立刻提供给你一匹高头大马，而且按照五品官的政治待遇，把你安安全全地护送到洛阳，让你去见武则天当面告密。

这样一来可就不得了了，不仅是谁都可以告密，而且告密的待遇还特别好。告密的人如果说的是事实，查有此事，怎么办？马上加官晋爵，赏！如果告完了，一查，没这回事怎么办？没这回事也不罚，还是把你平平安安地给送回家去。

这种只有赚没有赔的生意谁不想做呀，无数在正常制度下根本没有可能当官的野心家兴奋得不得了，马上，四面八方的告密者蜂拥而至，云集洛阳。

在清朝以前，地方的官员通过“奏章”向皇帝汇报工作，大部分奏章也都对官员公开。比如明朝，奏章先要提交内阁，然后由内阁再上奏给皇帝，所以奏章里写了什么内阁都知道。

清朝，除了继续使用公开的奏章，还广泛使用秘密的“奏折”。皇帝密折批谕，是清代另一种辅助决策方式。密折是题本、奏本以外的秘密奏折。起初是康熙朝部分亲近官员密陈官民动态的临时性奏闻方式。

雍正朝“秘密奏折”正式形成制度。拥有上奏密折资格的官员，包括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及少数朝廷亲近大臣。皇帝对密折大都用朱笔批语，称为“朱批谕旨”。通过密折批谕，皇帝可以和少数内外文武大员秘密商讨地方及朝廷大政，考察、整饰吏治，了解官民动态。密折批谕全过程，不经过军机处和内阁，加快了宫廷决策效率。

例如，雍正帝在给苏州织造李秉忠中的朱批中写道：

苏州地当孔道，为四方辐辏之所，其来往官员暨经过商贾，或遇有关系之事，亦应留心体访，明白密奏以闻。

——《雍正朱批谕旨》

因此，地方官获许向天子上奏，既被授予了极大的特权，也被强加了沉重的义务。若是忽视了这个义务，就会被雍正帝督促，甚至遭受斥责。

雍正帝向地方官僚广泛地索取奏折，但不仅仅是拿来而已，他将奏折一封接一封地读完，在读后随手用朱笔批示训谕。

圣治，雍正八年七月甲戌上谕中云：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案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如部中之有司员、笔帖式、书吏多人掌管册籍、翻阅条规、稽查原委也。朕不过据一时之见，随到随批，大抵其中教诲之旨居多。

——《世宗圣训》卷七

• 首先，二者的告密制度实施的范围不同

武则天的“匦检制度”设在朝堂上，实施的范围是群臣。而当面告密，就将实施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的百姓。

雍正皇帝的“秘密奏折”制度，实施的范围只包括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及少数朝廷亲近大臣。

• 其次，二者行使告密制度的目的不一样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皇帝，太颠覆传统了。当时的大多数官员都是受儒家教育成长起来的，而儒家学说的两大观点都对武则天当皇帝不利，一个是强调忠君，一个是反对女人干政。

从忠君这个角度说，武则天手下的官僚都是在李唐王朝成长起来的，自然有忠实于李唐王朝的义务。从反对女人干政这个角度讲，以一个男人的身份侍奉女主，也让不少的官僚羞愤交加，毕竟那时候还没有女强人这一说，女上司更是闻所未闻。

这样一些传统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所以武则天虽然没少笼络大臣，但是大臣中间始终有一部分人无法接受她的武周政权。更重要的是，许多她亲手提拔上来、视为心腹的大臣也不买她的账，像李敬业叛乱、裴炎逼宫，一个个最为严重的打击竟然都来自自己人，这让武则天非常紧张。

因此，武则天实施告密制度，有两个表面上目的：首先，可以利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造声势，形成对官员的震慑力；其次，可以从这些人里挑出她想要的刑侦人才。因为有人告密就得有人审讯啊，得为自己挑选一些司法干部了——为她进一步实施酷吏政策做人才储备。

当然，武则天的最终目的是，打击李唐宗亲，和朝堂上反对她的人。

而雍正实施“秘密奏折”制度，就是为了控制群臣。

通过奏折，他可以向不同的官员询问同一件事情，比如各地的灾情、粮价、某些官员的行径。被询问的官员因为不知道其他人会如何向皇帝汇报，所以他们谁也不敢向雍正撒谎，这样雍正就把各地的官员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这样一来，大清皇帝的权力能不稳吗？

• 最后，二者的告密制度的历史影响

武则天开启的告密制度，形成了酷吏政治。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

首先它严重破坏了司法制度。唐代号称律令制社会，武周王朝的司法体系承自唐朝，本来也很完备，但是在酷吏横行的时代，原来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原则都成了一纸空文，无法再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次，酷吏政治也破坏了人心。君臣之间互相猜忌，大臣为了自保，只能装聋作哑，苟且偷生。当时的宰相苏味道有一句名言，说别人要是问你问题，绝不能正面回答，要模模糊糊地回答。可即是不可，不可即是可，凡事无可无不可，所以就留下来一个成语叫做“模棱两可”。连宰相整天说话做事都似是而非，公事还能办好吗？所以在武则天手下虽然有不少很能干的大臣，但是再也找不到魏徵那样的直臣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酷吏对于武则天的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般来说，如果是开国皇帝，必然都有自己的佐命功臣；如果是女主执政，又都会有外戚帮忙。武则天既是女人又是开国皇帝，可是她既没有佐命功臣也没有得力的外戚，而她遇到的阻力又那么大，怎么办呢？只能是任用酷吏了。通过让酷吏杀一批人来震慑天下，武则天迅速地稳定了统治，国家没有发生更大规模的动乱。

酷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横行霸道，但是，他们行使的主要是监察司法权，而不是行政权。影响最大的酷吏周兴、来俊臣，都没有当过宰相，因此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左右国家政局，这使得酷吏的危害被降到最低。即便是在司法领域里，酷吏打击的对象也主要是可能对武则天构成威胁的中高级官员，基层社会受到的震动不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会整体的平稳发展。

更重要的是，从任用酷吏到结束酷吏统治，武则天始终把握着政治进程。她深知，酷吏固然是开创和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但是要坐稳江山，绝不能仅凭暴力威慑。

所以，从武则天后期，到李氏宗族恢复大唐后，中国古代历史的政治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然而，雍正的“秘密奏折”制度就不一样了。

我们都知道，官僚有官僚的体制，官员们必须逐级汇报，保持上下系统一丝不乱的秩序。但是雍正帝令作为地方的总督、巡抚属员的布按二司、道员、知府直属于自己，令他们呈递奏折，这就难免会导致官僚组织体系的紊乱。

奏折制度非常有利于皇帝控制群臣。因为雍正皇帝的良知加上有力管控，使吏治变好了，老百姓的税负下降，国库存银比康熙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不但为后来所谓的乾隆盛世打下了经济基础，也给大清朝续了命。平民百姓尝到了甜头，觉得独裁统治也不错，看起来雍正的初衷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但雍正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独裁统治要靠官僚阶层去做具体推行才能实现，而官僚借此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成为特权阶层，以此获得私利。所以在独裁制中，皇帝和官僚阶层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雍正的打压，与这种客观逻辑之间存在矛盾。他活着的时候，可以凭借超人的精力实现全面管控，相当于自己把地方官的活儿都干了，官员只能忍气吞声。而他一旦去世，新继位的皇帝精力有限，就不得不求助于官僚阶层，那么后者长期积累的不满就借机爆发出来，逼着朝廷采取新政策。

因此，从乾隆时期开始，腐败越来越严重，清朝的垮台也在所难免了。更要命的是，雍正创建的这种制度，使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其实在清代初期，学者黄宗羲已经指出了君主制的危害，认为其专制就是在“敲剥天下之骨髓”，是榨取百姓利益的制度。他认为要遏制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增加大臣的权力、广泛吸收士人参加政治活动来实现，实际上是民主思想的萌芽。

高度的皇权专制，扼杀了民主思想的萌芽的一切可能。

独裁专制本质上的落后，不会因为一个皇帝有善意而改变，它最终会把国家带到沟里面，并且将短痛变为长痛。近代中国最终不仅遭遇内忧，更同时面临外患，这个双重悲剧的结局就是证明。尽管这并非雍正所愿，但从长远的结果去看，他施行的确实是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

武则天与雍正都发明了“告密”制度，两者有啥不同？

一、武则天的密匦。

作为一种制度，它当初被很认真地看待。每个密匦，都有专人负责，定期取出里面的东西，交给专门负责的御史。但有意思的是，密匦本身，并没有要人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的意思。

当初的密匦是一个方形的盒子，四面颜色不同，各有名称。

东面叫延恩匦，“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意思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才干，但现在被埋没了，可以投匦自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投上一份自我吹捧的简历，期待得到一份offer。

南面叫招谏匦，“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意思是人们对于时政和政策有所建言，有所匡救，投进去。

西面叫伸冤匦，“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

北面的叫通玄匦，“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意思是有想表达对女皇爱戴之情，进赋献颂者。

平民百姓随时可以投密，只要有证据，就可以直接告诉地方官员自己要去洛阳告密，地方官没有权力问告密者要说什么事情，但是必须立即给要前去洛阳告密的人派马车，每个地方驿站要按照五品官的待遇招待告密者，到了洛阳之后政府负责告密者的住宿问题，只需要等武则天召见就行了。

如此看来，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初步设想是很好的，约摸是开通了舆情渠道，有助于民情上达。

二、雍正皇帝的密折。

清帝的密折，此事起于康熙时，即大员外放时，皇帝送他一个盒子，盒上有锁，钥匙嘛，皇上与大臣一人一把。到了地方，可把重要的事情写在白纸上，封于盒内，不走寻常驿站，而由其亲信、家人送到宫中。皇帝看过，御笔亲批，退回大臣处。整个过程中，就只有两人知道。确实做到了极为秘密。

到了雍正时代，他将此事扩大化，可密折奏事的大臣多了不少。据专家们统计，在他一朝，前后有1200余人。比起康熙后期多过十倍。

官员王云锦喜好打叶子牌（类似于麻将风格的一种娱乐游戏）。一天，他与朋友在家中打牌，几轮之后却发现少了一张牌，怎么找也找不到，于是无奈只得放弃。

第二天，王云锦上朝完毕，雍正将他召见过去，很随意的问他昨天都干了些什么，王云锦就把打牌和丢牌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雍正帝听后句句实话，于是掏出一枚牌，恰恰就是王云锦丢的那一枚，王云锦顿时满脸冷汗。

密折制度可以让文武百官互相监视，提供方方面面的情报，雍正帝对这一制度十分偏爱。但这一制度也让大臣们担惊受怕，害怕如果知情不报会被处以失察的罪名，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日常紧张的神经时时紧绷。

从这里似乎看出武则天与雍正帝对于告密制度的不同：前者意在知民，后者意在制官。

武则天与雍正都发明了“告密”制度，两者有啥不同？

武则天与雍正帝都发明了“告密”制度，同为“告密”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发明“告密”制度的目的是武则天与雍正帝之间最大的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呢？武则天之所以设置“铜簋”最大的目的并不是给人说话的机会，而是借此寻找异己者的小辫子！这件事发生在武则天称帝前夕，为了铲除心向李唐和反对自己称帝的异己势力，武则天急需动手的理由和执行者。

唐初虽然已经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但旧的门阀制度并没有被彻底打破，关陇世家子弟依然活跃在朝堂之上。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和家族的切身利益，加之长期政治联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指望他们“狗咬狗”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武则天想到了“民意”。普通老百姓、基层官吏与关陇世家、朝臣没有什么利益关联，只有他们敢出这个头、能出这个头。更重要的是，武则天还增加了利益驱动，举报者会获得奖赏、甚至直接出仕为官。在利益的驱动之下，为了迎合武则天，刻意诬陷武则天政治对手者不在少数，而这正是武则天想要的，她需要的就是这些“理由”。

与此同时，这些通过“告密”入仕的人在朝中缺乏根基，他们想要往上爬就必须依靠武则天，自然便成了武则天咬人的恶犬。武则天一举两得，既获得了清除异己的理由，又获得了清除异己的帮凶！

雍正帝发明“密折制度”目的则单纯得多，他更多地是为了加强皇权。以往臣下的奏折递交给皇帝，中间程序太多，不仅容易泄密，而且还可能被权臣或有心之人扣押、不上报。与此同时，经手者过多使得上奏者根本不敢说什么私密之事。

“密折制度”出现之后，上奏者直接与皇帝对接，既少掉了中间层泄密和干预的环节，因为一对一，上奏者只对皇帝负责，自然什么话都敢说，张三贪污了、李四弄权了……清朝的密折发现到巅峰时，甚至张家少了一只鸡、李家生了一个娃这样的事都有人上奏给皇帝。如此一来，拥有密折奏事权的大臣都成了皇帝的耳目。更重要的是，群臣之间都不知道其他人跟皇帝说了什么，无形之间也增加了群臣之间的不信任、减少了结党的可能性，一举多得。

“告密”制度针对的对象不同也是武则天与雍正帝之间的一个巨大区别。武则天的这一制度对所有人开放，无论官民，皆可上书言事。当然，主要还是针对民，正是因为官不可用，武则天才想到了民，不是吗？

雍正帝的密折制度完全不同，他的对象是官，而且是拥有一定级别和权力的官员。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给皇帝上密折的，只有皇帝需要的人，在皇帝的授权下才有资格密折奏事。

武则天和雍正帝采取的方式自然也是不同的，武则天是开放包容式的，你有什么都可以说，武则天负责筛选，选出对自己有用的上书并加以利用。

雍正帝则是小范围、有选择性的，他首先要确定给谁密折奏事的权力，然后这些人才可以密折奏事。在限定了人员范围之后，雍正帝无形中省去了许多无用功。之后，密折奏事便成了皇帝与大臣交流的平台，实际上就类似于现在的微信、QQ了，先加人、后聊天，只不过时间上延迟了一些。而武则天的方式则更类似于早年间流行的“聊天室”，谁都可以进、谁都可以说话、说什么都行，只能靠武则天自己去选择谁的话有用。

武则天的“告密”制度是有着严重功利目的的，她仅仅是为了给清除异己寻找理由和帮凶，在达到目的之后，武则天便果断停止了这一制度。

雍正帝则是将密折奏事发扬光大、制度化了。此后，密折奏事成了常态，成了皇帝与大臣之间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成了皇帝了解民情的重要途径。同时，密折奏事也成了皇帝用以让群臣之间相互牵制的一个重要手段。于是，密折制度被长期保留了，直到清亡一直存在。

最后顺带说一下，“密折制度”并不是雍正帝发明的，实际上在雍正之前就已经有类似形势存在，如曹寅与康熙帝之间有有很多类似的通信。只不过，雍正帝将其制度化了，形成了完备的“密折制度”。武则天的所谓“告密”制度，仅仅是一种临时的政治斗争手段而已，自然不会长期保留。

武则天与雍正都发明了“告密”制度，两者有啥不同？

首先，题主我先给您说两个概念，一个是上访，一个是告密。虽然在字面上有相近之处，但在本质上却又大不相同。上访是出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访是出于正义；告密是出于自己一相情愿的私欲膨胀，告密出于邪恶。

我们伟大的女皇武则天为了巩固夺之不易的大周江山，创造并发明了人类社会中特殊的比较先进的一种“告密方式”――上访。上访是群众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外来侵犯，在人微言轻、求助无路、苦告无门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它应得到政府的提倡和国家法律的保护，是我国民情民意民心上达中央高层的最成功的绿色通道。

密折制度是清朝雍正皇帝发明的最好的执政制度。密折制度就是秘密向他奏请机密。其范围是---原则是副部级以上高官都可专折密奏，一旦封疆大吏失宠，就会失去这一特权，底层小官如蒙圣眷，也能得到此特权。密折的内容---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所不可。诸如朝廷、地方政事的利弊，中央、地方官员的勤懒；顶头上司谁公谁私，下属谁优谁劣；军营是否纪律严明，气候是否风调雨顺；老百姓的生计如何，风俗是否淳朴等等。甚至米价、菜价、冤案、奇事，悉可风闻入告，不必真知灼见。只要有可调查的线索就行，但不作为立案的依据，是非曲直最终由雍正判断，错了也没关系。密折的功效---使部分基层官员和副部级以上领导，都成为了雍正的耳目，这些耳目撒遍全国

所以说，二者发明的“告密”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