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理政，他是如何做到不被架空，即使在最后仍然掌握着绝对实权的？

万历皇帝多年没有上朝，但是依然没有人能撼动他皇帝的宝座。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

万历皇帝最需要感谢张居正。万历首辅张居正进行了不少阔斧的改革，他扭转了财政危机，让国库变得充盈。

同时，他还解决了明朝在发展过程当中堆积的一系列问题，缓解了社会矛盾，很好地巩固了明朝的政权。张居正为万历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所以万历才没有把自己浪死。

说完了张居正，咱们再聊回朱翊钧。万历皇帝因立太子之事和内阁大臣们争执了数年，他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三十年没有上朝。

古文是非常考究的，这里用的是“简”，而不是“废”，说明万历皇帝只是不上朝，而没有不理政。

万历皇帝忽视了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在面对到国家大事的时候，他还是非常重视的，他虽然没有上朝，但是他会把大臣交到自己的身边，众人一起商讨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依然在处理朝政，他只不过换了个办公地点。

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这是民国史学家白寿彝对万历的评价，这个评价非常客观。

他说万历皇帝贪图美酒，金钱和女色。万历拥有亡国之君的通病，但是他要比那些亡国之君精明。他虽然没有上朝，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把权力分给其他人，要是他对权力分出去了，相信他很快就会被人推翻。

当然了，明朝的政治制度也为万历的懒政保驾护航。在万历执政时期，实行的是内外延制度。内延代表的是政府的运行，而外延代表的是皇帝的利益。

权力是固定的，而权力分摊到这些人身上，每个人掌控的实际权力是非常小的，而且内延和外延的利益相互冲突，所以他们经常各种争斗，万历皇帝只需要坐山观虎斗就好了。

当然，上述那些政策只是针对绝大多数朝臣，无论在哪个朝代，都不乏狼子野心之辈。乱臣贼子之所以没有推翻万历皇帝，不是他们不想，而是因为他们不敢。

当时锦衣卫是直属于皇帝的，他们负责对百官进行监察，如果有官员结党或者是意图谋反，万历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以便将各种阴谋扼杀在摇篮当中。当然，很多时候锦衣卫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们更多是起一种震慑的作用。

不过万历统治下的国家虽然没有发生混乱，王权也没有旁落，可当时的环境是奸臣当道，公理不存。表面上国家非常的繁荣，但朝廷内部已经腐朽不堪了。

正因如此，很多人都说万历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是他需要为明朝的灭亡负责。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理政，他是如何做到不被架空，即使在最后仍然掌握着绝对实权的？

根据我的记忆，万历皇帝隐藏深宫二十五年以后，再次面见群臣，是梃击案以后。

梃击案是当时明朝一件特别大的事，逼得万历皇帝不得不走出深宫面见群臣。其大体过程如下：

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要立郑贵妃所生的皇子朱常洵为太子，群臣和李太后坚持立皇长子朱常洛，因此引发“国本之争”，最后，万历皇帝理屈又势单力薄，只好低头，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郑贵妃虽然为儿子第一次夺嫡失败，可是她恃宠而骄，并不死心，搞出了“妖书案”，以致群臣对她的野心更加戒备。

多年以后，郑贵妃又暗中策划谋害太子朱常洛。郑贵妃跟自己的弟弟暗谋，让亲信太监将一个乡下人张差引入太子宫，并给张差一根梃棍，唆使张差见人就打，最后张差被太子宫太监制服。史称梃击案。

一开始，这个张差被判为疯癫，支持太子的百官，特别是内阁辅臣们自然不会罢休，让郑贵妃把这件事蒙混过去，他们明察暗审以后，发现最后的矛头指向了郑贵妃的弟弟和手下两个亲信太监。

于是上百件奏疏如雪花一般都涌向大内，万历皇帝包庇郑贵妃，将这些奏疏一概留中不发。

奏疏留中，就是留在大内，不发还群臣，而正常情况下，明朝皇帝是不能将大臣的奏疏留中的，要批红盖印以后，发还给臣子。

留中的事，以前确实发生过，比如万历皇帝的老爹隆庆皇帝曾经将大臣奏疏留中，遭到内阁首辅高拱的严厉批评。

万历皇帝少年时，国家大事外有张居正，内有冯保和李太后，所以万历皇帝不敢把奏疏留中，也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张居正一死，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就教给了万历皇帝将奏疏留中的偷懒办法，因此，万历帝养成了这种坏习惯。

万历帝这次把百余件奏疏留中，很明显在包庇郑贵妃，而群臣一点也不给皇帝面子，他们认为如果不严办这件事，会动摇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岂不是让郑贵妃得逞了？甚至群臣怀疑万历皇帝要废了太子朱常洛。

他们一边继续上疏万历帝，一边去游说太子站出来说话。可是呢，太子朱常洛因为自己是宫女所生，本来就不招万历皇帝喜欢，于是，不想惹事，要明哲保身。

万历皇帝看到这么多奏疏，里面证据确凿，也不能不动摇，从而怀疑郑贵妃真的要害太子，但是他又想包庇郑贵妃，因此，万历皇帝就跟太子朱常洛沟通了一下，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给群臣一个交代，又不连累郑贵妃。

万历皇帝在隐藏深宫二十五年以后，第一次召见了群臣，他跟太子一起出现在群臣年前，父子二人装作父慈子孝的模样，告诉群臣，父亲没有废太子的意思，也不容许别人阴谋废除太子，儿子告诉群臣，我们父子关系好着呢，你们这些大臣别乱猜，都歇了吧。

看到没，父子二人压根就没提郑贵妃的事，就这样，万历皇帝把郑贵妃给保下来了。可是，郑贵妃保下来了，太子也没追究，那个在太子宫打人的张差，和指使他的人，就成了替罪羊。两个直接执行这件事的太监，被偷偷的做掉了。

群臣一看，万历这么护着郑贵妃，太子又不愿意追究，也没办法，之前牵扯这件事的太监被定了罪，弄死了，算是有个表面的结果，大家也就认了。

梃击案大体过程就是这样。就是这件事，群臣攻击到了万历的宠妃，又牵扯太子，群情激愤，万历皇帝才在二十五年后召见的群臣。

万历皇帝自万历十八年不再召见群臣，到万历四十三，整整二十五年没见过文武百官，不是三十年。

万历皇帝这么长时间，躲在深宫里，又是怎么掌握住朝廷的大权的呢？就是靠的奏疏制度！通过奏疏制度，皇帝见不见文武百官，都能一样处理国家大事。

这个奏疏制服，牵扯到朝廷内外两个机构，外就是内阁，内就是司礼监。

明朝的内阁，是皇帝的秘书处，负责票拟，所谓票拟，就是内阁的辅臣代替皇帝看文武百官的奏疏，看完以后，对于奏疏里大臣们奏报的事，写一个自己的建议，比如，兵部有人上疏说要打努尔哈赤，需要多少兵，多少钱，谁去带兵，内阁首辅就根据这件事写出自己的建议。这叫票拟。

票拟完以后，上交到皇帝那里御览，皇帝同意内阁的票拟，就批红盖章，然后内阁联合六部九卿去执行。皇帝不同意，就把票拟打回内阁，让内阁辅臣重新提建议。所谓批红，就是皇帝用毛笔沾了朱砂碾成的墨汁给票拟批示自己的意见，因为朱砂是红色的，所以叫批红，也叫朱批。

可是呢，明朝的皇帝，是越来越懒，越来越昏，他们自己觉得看不过来这么多奏疏和票拟，就让太监代替自己批红。明太祖朱元璋严禁明朝太监识字，明成祖就不管这一套，反而在皇宫设立内书馆，让翰林院学士进宫教太监识字，太监识字后就可以代替皇帝批红了。

负责批红的太监机构，叫司礼监，是明朝皇宫里最有权势的一个机构，一般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名，提督东厂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多名。排名第一的秉笔太监常常兼任东厂提督太监。

明朝皇帝有了奏疏制度和司礼监、内阁两个机构，即便不见文武百官，也能处理国家大事，牢牢掌握住国家的大权。因为百官的权力，都来自批红和盖印，没有皇帝的批红和盖印，你的想法和措施，就没有效力，就得不到执行。因此，明朝出了那么多乱政的太监，因为他们有批红和盖印的机会。

实际上，明朝的内阁没有实权，只有张居正时期有实权，倒是六部里的吏部尚书有点实权，因为吏部管朝廷的用人。

吏部尚书如果入了阁，往往就一手遮天，比如隆庆皇帝时期，高拱就是吏部尚书，入了阁以后，不是首辅权势却比当时的首辅还大。吏部尚书可以拉帮结派，指挥自己手底下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攻击对手，高拱就是这么把内阁里的对手都赶走，最后自己当上首辅的。

如果你是阁臣，又跟司礼监掌印太监关系特别好，那你将更加一手遮天，甚至握有实权。像张居正，为什么有实权？因为他是内阁首辅，又跟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同盟。

说实在的，如果皇帝不放权给掌印太监，你单单是个首辅，跟掌印太监关系再好也是没什么用的。比如嘉靖帝，他当政时，对太监们限制就比较严格，所以严嵩虽然把持朝政二十多年，仍然没什么实权。

明朝公认的唯一有实权的内阁首辅，只有张居正一个，他也是因缘际会，才有的实权，一是他跟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是同盟，二是李太后对他的支持，三是万历皇帝还没成年。

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就处置了冯保，从而独揽大权。万历皇帝通过奏疏制度和司礼监、内阁两个机构，即便二十五年不出皇宫，不朝会文武百官，一样牢牢地掌握住一切大权。

他不见文武百官，可是，天下的事，文武百官都会通过奏疏呈给他处理。他不批红，不盖印，下面的就没法执行，就算有人想执行，你总得有凭证，没凭证，没人听你的啊！这凭证就是皇帝的批红和盖章。

就像梃击案一样，群臣激愤，都想严惩张差和那两个太监，然而，万历皇帝把奏疏留中了，不批复，百官只能干着急，却使不上劲。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理政，他是如何做到不被架空，即使在最后仍然掌握着绝对实权的？

万历朝的明神宗朱翊钧，是史上特别令人瞩目的皇帝，也是明朝历史上最为奇葩的一位皇帝。

朱翊钧近三十年处于怠政状态，至少有二十八年基本不上朝，这一皇帝怠政“创举”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朱翊钧近三十年不愿意上朝，但他却能稳稳掌控皇权，这表明朱翊钧虽懒政怠政，但并非是一位昏庸无能的帝王，而是有他掌控皇权的帝王秘诀的。历史上，有的皇帝一旦不在朝中，皇权就丢了，比如，三国时曹魏第三位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便遭遇了司马懿父子搞政变，丢了皇帝位，相比较而言，明神宗朱翊钧是非常厉害的帝王。

朱翊钧十岁即皇帝位，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继位初期，他勤学勤政，举日讲，御经筵，读经史，非常勤奋；在位之初的十年，他重用能臣，特别是信任和重用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全力支持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年—1600年），朱翊钧主持“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巩固了明朝疆土，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但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财力。

万历皇帝（剧照）

后来，朱翊钧变了，与他在位前期的治政方式大相径庭。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在张居正死去两年之后，朱翊钧便开始报复清算他的恩师、培养他成就帝业的张居正，他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斥责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皇帝，欺骗主上，忘恩负义，专权乱政，谋国不忠。并说本来想对他开棺戮尸，念他效劳多年，姑且免依法追究。其实，张居正死后已被抄家，张家老弱妇孺被困于府中，饿死十多人，原本，连张居正80岁的老母也不放过，后经大学士、首辅大臣申时行的请求，才留一处空宅和10顷田地让她有个居住之地。朱翊钧清算张居正既是对之前他受张居正约束、钳制的报复，也是在他亲政后以处置张居正来树立皇帝权威。

朱翊钧年少时是一位勤奋读者的皇帝，在位前十年执着于政事，可是，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年底开始，他开始沉湎于酒色，进入了怠政时期，他重用宦官，使其监理朝政。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派遣宦官充当矿监税使，赴各地掠夺民财，以供宫中挥霍淫乱，因而多次激起民众反抗。在他在位的晚年，因立嗣矛盾而酿成“国本”之争，致使党争加剧，留下严重后患。

朱翊钧怠政严重，致使朝政荒废，而内阁辅臣争斗不休，朝中各派党争不断，明廷财政危机，边防日弱，东北建州女真势力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廷征调精锐部队赶赴辽东想一举灭了努尔哈赤，但却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击溃，明军自此难敌女真军事势力。万历皇帝晚期使明王朝真正进入了衰败局势中。

明神宗朝服像

那么，万历皇帝为何长达二十八年不愿意上朝，但却能牢牢掌握皇权，避免自己被架空呢？

首先，朱翊钧亲政后不久，主持“万历三大征”之后，开始自傲懒政，通过谕旨处理军政大事，不上朝理政了。

朱翊钧继位之初，高拱是内阁首辅，当时主少国疑，高拱以才略自许，盛气凌人，欲专权擅政，极力想剥夺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权力，因此了被冯保视为死敌，后来，冯保当时的阁臣张居正联手，在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面前，告发高拱蔑视朱翊钧年少不能为人主，因而，在后宫陈太后等的支持下，除去高拱首辅之职，冯保得以稳掌内朝权力，而张居正成了首辅，掌管外庭。神宗帝支持张居正推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成就。

高拱临终前高拱写了《病榻遗言》，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以阴谋夺取首辅之位的经过，这对于促使神宗帝在张居正去世清算张居正起了重要作用，朱翊钧亲政后，开始放飞他自己，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神宗帝主持了“万历三大征”。

在“朝鲜之役”中，神宗帝先是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帮助抗击日军，之后，又以邢玠为蓟辽总督、以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集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及福建各处兵力，乘日本掌权者丰臣秀吉死时，在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等的配合下，击败日军指挥官小西行长等率领的军队，取得了援朝抗击日军的胜利。

在“宁夏之役”中，神宗帝派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为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及浙江之兵等，会同协同总督叶梦熊、宁夏重兵麻贵，击败了哱拜主谋，以东旸自称总兵，以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的宁夏叛军。

在“播州之役”中，神宗帝派兵部右侍郎李化龙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并巡抚四川，分兵八路征讨播州叛臣杨应龙，在总兵官刘綎、马孔英、吴广、童元镇、李应祥、陈璘等，以及贵州巡抚郭子章、湖广巡抚支可大的配合下，击败叛军，逼杨应龙自缢，捉捕了杨应龙之子杨朝栋。

神宗帝在朝鲜、西北、西南边疆的这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胜利，这使他志得意满，开始变得自满自傲，渐渐地懒于处理朝政。其实，在指挥“三大征”时，他就开始通过谕旨的形式向朝中文武大臣传递命令，而逐渐减少在朝中“召对”众臣。“万历三大征”之后，朱翊钧更自傲，更懒政了，他对于大臣们奏章的批复，越来越不感兴趣。在“播州之役”结束时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在奏章中就说：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

其次，万历朝中期，朝中党派林立，国本之争不休，使朱翊钧对朝臣非常失望，这使神宗怠政更严重。

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早在隆庆朝末期，朝中的党争就开始了，之后，朝中党派林立，派系之争日盛一日，朝中各派互相倾轧。当时，朝野形成了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派系名目众多，党争无休无止。

明朝党争

而当万历朝立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之后，“国本之争”便使朝中的党争愈演愈烈。当时，朝中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以祖制，朝中大臣大都主张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是，明神宗却不喜欢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而是更宠爱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但却受到朝中多数重臣以及慈圣皇太后的极力反对。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近15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才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

但是，福王朱常洵却迟迟不离京去就任藩王。当时，明神宗特别偏爱贵妃郑氏，因而也特别宠爱福王朱常洵，朱常洵没有能当上太子，便坚持其王府庄田要达到四万顷，才肯出京就藩。而为了能否给足四万顷庄田，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李太后病逝，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此比较稳固。

立储之争和福王庄田之争让明神宗对大臣非常反感，也使朝中的党争加剧，明王朝的朝中政治力量出现了半撕裂的状态，明神宗既失望、厌烦，又郁闷、慵懒，对上朝非常厌恶。

而福王出京去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著名的“梃击案”，使朝中的政局更乱，党争更严重了。

当日傍晚，有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突然在宫中出现，持棍乱打太子朱常洛。起初，皇太子也以为“梃击案”幕后必有主使者，一些朝臣也怀疑是郑贵妃搞的鬼，郑贵妃却一再指天发誓，与她无关。朱翊钧见案情已涉及他所宠爱的郑贵妃，而且，长期以来，朝中大臣一直议论神宗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最后涉及到他自己，于是，他亲自为“梃击案”定性，判张差为“疯癫奸徒”，下旨毋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将张差处斩，并杀了与案情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五月月二十八日，明神宗一反常态，在他怠政二十五年之后，首次召见大臣，宣布其定案指令，草草将案情结了。可是，“梃击案”所存在的质疑一直未能解，后来，“梃击案”与“红丸案”“移宫案”成了万历、泰昌年间的三大疑案。

“梃击案”引起了朝局的争论，而且，大臣们一直有疑问，各派系也借机打击对方，案情差点儿就波及至郑贵妃和明神宗，有造成明神宗与皇太子矛盾的趋势，这让明神宗非常烦恼，对朝中大臣更失望了，因而，也使他更不愿意上朝。

“梃击案”前，初入内阁的廷臣根本就不知道皇帝长相是怎样的，当时，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四位重臣对朝中政事忧心如焚，但他们见不到皇帝，无计可施，只能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时间。朝臣不见皇帝上朝，也无心于朝政。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朝中各部司空虚，诸正式荒废，皇上深居二十余年，未曾一次召见大臣，天下有陆沉之忧。”（参看[清]张廷玉：《明史·神宗本纪》）

明神宗被朝中党争弄烦了，被立储之争弄得很失望，对立朱常洛为太子不满意，他对朝政越来越不感兴趣，索性不上朝了。

再次，明神宗沉溺于酒色，贪恋财货，身体越来越差，这让他更不愿意上朝。

立储之争后，明神宗近三十年不上朝，他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遊，不祭祀祖庙，不召见大臣，基经常不批阅奏章，他身居于深宫，迷恋于淫乐，以酒解忧解烦。此外，朱翊钧特别贪财，可能是由于贪权贪财，想满足挥霍需要，他是明朝皇帝中，最酷爱聚财敛财的一位皇帝。其实，在他亲政后不久，他便查抄了张居正、冯保、张居正等的家产，而没有将所抄查的财物放入国库，而是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他自己支配；此外，他还特令他的亲信宦官，到外面去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将掠夺钱财收入宫中。

朝鲜使臣李恒福曾认为神宗穷奢极欲，评价他说：“穷极侈靡，以龙脑沉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又督珠市，尽纳其珠，择其大颗，络为障子。又遣太监采珠于外，南方贡以珠，其重四两，天下所贡无于此。此外大者不过三四钱，取之不遗余力，长安市上龙脑。”（[韩]李恒福《燕行录全集》卷8《朝天纪闻》）

如此用心于酒色淫乐，敛财挥霍的皇帝，当然不喜欢上朝去面对那些忙着党争的朝臣，加上他身体越来越差，更没有精力上朝了。

明神宗酒色过度，致使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年），当时才二十四岁的明神宗，曾传谕内阁说他“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大胆指出其“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又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不难看出，神宗的身体状况确实是每况愈下。这也是他长期不上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说，认为神宗皇帝有肌肉萎缩的腿疾，怕经常上朝让朝中众臣轻视他，所以，长期不上朝。

首先，张居正死后，朝中再无强势的权臣，无法对明神宗行使皇权进行牵制。

高拱、张居正之后，万历朝有了十位内阁首辅，但都没有能出现像张居正那样强势的首辅，张四维任首辅不到一年，便丁忧去了；申时行任首辅八年左右的时间；王家屏在首辅位置上只待了半年多； 赵志皋任首辅不不到一年；王锡爵也差不多，当首辅就一年多时间；赵志皋在首辅位置上时间稍长点，但也当了六年多的时间就去世了；沈一贯当了近五年的首辅，算是干得比较久的；朱赓只当了两年的首辅；李廷机在首辅任上待了近四年；叶向高在首辅任上待了不到两年；方从哲在首辅任上待的时间较长，达八年时间。从万历朝十位首辅的任期时间来看，便能明白，张居正之后，只有申时行和方从哲在首辅任上待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其他大臣当首辅的时间都不长。万历朝频繁换内阁首辅，这也是明神宗为牢牢掌控朝权而采用的帝王权谋。走马灯式地更换首辅，使每一任的首辅都没有机会在朝中强大的势力圈子，自然也就无力架空明神宗。

其次，明神宗贪色、贪酒、贪财，但他更贪权，始终“魁柄独持”。

明神宗是明朝皇帝中最是操权有术的帝王，他后期虽怠政昏暗，但并非昏庸，他虽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但在使用帝王权术方面，他并不与朱元璋、朱棣逊色。

万历中期之后，明神宗虽然不上朝，但是，他把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内朝，他绝不允许宦官专权，也不允许后宫或外戚干政，他看似不理朝政，但却牢牢把控着政权；在外庭，他任凭朝中各派系在党争中吵闹，而他却从中制衡，牢牢控制朝局，不允许有严嵩、张居正这样权臣出现；此外，平常朝政他不理不睬，但事关军国大事，他是不会放权的，是不会让别人来替他做决策的。比如，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等，他积极做出反应，并亲自做出决策，一点儿敢忽略，他以冷静而精明的方式，控制着朝局。

再次，明神宗防止太监专权，却又能很有效地利用太监来控制朝政，他是明朝很能用太监又能抑制太监的帝王。

虽然万历不上朝，但对于朝中事务，明神宗都能通过太监了解到，太监们会将朝政政务传达给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也会通过太监们将自己的决策传达给大臣，让他们去传令给阁臣去执行。明神宗就是以这种“谕旨”的方式来掌控朝政的。他很能用太监又能抑制太监。

比如，明神宗清除了掌管内朝的太监冯保之后，便开始重用张宏、张诚与张鲸等。冯保被斥逐之后，张宏继任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而张鲸任掌东厂太监，兼掌内府供用库。张宏是一位很忠诚很有责任心的太监，他见神宗左右内侍以财货蛊惑皇上心性，便绝食数日，以致饿死，他以死来劝谏神宗，神宗对他的死非常痛惜，命人把张宏安葬于阜城门外迎祥寺侧。

张宏死后，张诚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掌东厂太监张鲸名位虽在张诚之下，权力却凌驾于张诚之上，他纵容亲信邢尚智，招权纳贿，但因掌管着东厂与内府供用库，内阁辅臣对他颇为忌惮，可是，张鲸肆无忌惮，敛财太过分，这引来了谏官们的弹劾，首辅申时行奉旨对他训斥，张鲸不惧首辅，这让明神宗感到张鲸的权力欲太大了，因而，将其罢斥。

之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东厂及内官监，其权力比张鲸更大，张诚权力大了，心思胆量也大了，他向皇上规谏，引经据典，或暗地讥骂，无所顾忌，他自以为查抄张居正家产有功，得到神宗的宠爱，便肆无忌惮，他还开始培养小太监，并与外戚武清侯结为姻亲，这便超越了神宗所能容忍的界限，他因此也被神宗罢斥了。明神宗绝不允许再有像冯保那样的太监出现。

明神宗所需要的是陈矩那样的太监。陈矩是明朝少有的善心忠诚的太监。他于1598年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掌管东厂，此时，陈矩的权势很大，但他却秉持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原则，不忘祖宗法度，遵循圣贤道理，他善待犯人，避免酿成冤案。他敢于直言劝谏明神宗，尽力想让神宗避免有失德之处。

陈矩有时还会为大臣说法，劝谏明神宗，比如，大学士沈鲤上书建议修改矿税制度，这损坏神宗的利益，使神宗非常愤怒，陈矩便帮着沈鲤进言，阻止神宗对沈鲤的处置。再如，参知政事姜士昌上书谏言，指出神宗的过失，因此而触怒了神宗，神宗欲杖打姜士昌，陈矩认为姜士昌的谏言乃是尽其职责，极力劝阻神宗，神宗这才免了姜士昌的罪。

明神宗既能使用太监又能制约太监，充分利用太监来辅佐他掌控朝政，所以，自明神宗亲政之后，虽然他长期怠政，但从未出现大权旁落的状况。

《明史》评价说：“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并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是很有道理的。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理政，他是如何做到不被架空，即使在最后仍然掌握着绝对实权的？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但是掌握着实权这事其实很好理解。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马云天天东北西跑，一年也不会有几天在阿里巴巴总部待上几天，可阿里同样赚钱，马云之所能离开，是因为他下面有副总裁，有经理，有主管，有人事部门，有考核制度。而明朝一样，史料上称，明朝是封建社会制度最完善的，以至于清朝直接照搬，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佩服得五体投地，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朱元璋监督机构（督察院）与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建立，使得君主高度集权，而宰相职位的废除，奏章成为了皇帝的唯一专权。外有监察机构与锦衣卫监视百官，内有奏章专权披红，行驶政务联系。。这样的制度下，百官不敢乱，也乱不起来，而废除宰相，奏章直接变成皇帝的专权之后，更是无碍，而“万历的三大征”便是明神宗幕后操作的。

说起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主要的原因就是躲避大臣们的口水。万历10岁登基，在位时间长达48年。万历刚登基的时候，由李太后，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万历在位前十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称“万历中兴”。

因为继位时间过早，万历早年一直在太后与大臣的操控之下执政，幸福指数特别低，但是万历不气馁，同样学习，随着知识的增多，开始变得寡言少语，甚至看起来可欺。郑贵妃还老是嘲笑他“像老太太”

因为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建立了言官制度，目的就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进谏，以便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保障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永固。朱元璋的《祖训》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祖训》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受到处罚，言官们以此为恃，有恃无恐。

随着制度实行的时间越来越长，就开始变味了，言官制度，变成了换取名气的途径，面对“软弱可欺”的明神宗，每天的上朝变成了口水战。

我们都知道解决问题开会讨论，并不是人越多越好，只要关键人物到场就好，因此万历皇帝为了避免口水，开始了无为而治。遇到大事情需要讨论时，只需将相关一小部分人叫来议事即可。而“万历三大征”（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便是这样完成的。而日常事务，走奏章即可。

不过随着万历的皇帝的年纪越来越大，也开始荒于政事，又无像张居正这样的人可以督导，明朝开始走向衰落。历史记载中，把万历年作为明朝开始走向灭亡的起点。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理政，他是如何做到不被架空，即使在最后仍然掌握着绝对实权的？

万历将近三十年不上朝，有的大臣在朝廷当了一辈子的官，连万历的面都没有见过。按道理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万历应该被群臣架空才对，可为什么群臣迟迟架空不了万历？

自从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六月去世，处理朝政的大权就正式交到万历的手上。在此之前，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一直认为万历年幼，所以将处理朝政的大权托付给张居正。

但其实当时的万历已经不年幼，张居正去世的时候，万历已经十九岁。

李太后信任张居正，并不是跟野史中传闻的一样，与张居正有着暧昧关系，而是张居正靠谱。在张居正掌权期间，明朝的国力蒸蒸日上，边境安稳，国库富足，史称“万历中兴”。

试想一下，哪一个母亲不希望有一个人替自己的儿子把脏活累活都干完了，自己的儿子在接着干，这难道不是更加轻松吗？当时的李太后有很大的可能就是抱着这种想法。

明朝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当时的所有人看来，万历将会成为一代明君。

万历的父亲隆庆，爷爷嘉靖都是属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国家在这种人的手中，哪里会有发展的前途，最多只能够原地踏步。

而万历则不同，自从他继位的第一天起，他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动力，每天上班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拼了命的处理朝政，尽量争取今天的事情今天办完。

有的时候甚至三更半夜还将大臣叫到皇宫探讨工作问题。每逢灾年基层官员收不上税，万历基本上都会大手一挥，干脆不要收了。

如果就此发展下去，明朝将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但从万历十四年十一月起，万历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是头脑发热，就是身体虚弱，总而言之，上班是有一天没一天的。

大臣们认为万历的身体是真的有问题了，再等上一段时间就应该能够恢复了，不成想这一等就是长达将近三十年。

自从万历十五年开始，万历就干脆不上朝，整天躲在宫中，而能够与万历见面的大臣，也从一开始的所有大臣，变成为只有内阁的大臣。

万历十四年末到万历十五年初，到底发生了什么，致使万历这位一贯勤勉的皇帝变得偎慵堕懒，史书上根本没有任何记载，而在此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征兆。

有的人说万历是沉迷于酒色，有的人说万历是受到嘉靖的影响，有的人说万历的天性如此，以上的说法听起来都不怎么靠谱，一个人的性格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变，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遭遇到了非常大的挫折。

这个挫折应该就是驼背。

经过考古学家复原万历尸骨得出的结论，万历的身高大致在一米六四左右，最重要的是万历生前是一个驼背。堂堂一个帝王，驼着个背上朝，这哪里还要什么面子。

万历很有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决定不上朝。

明朝皇帝的权力大过之前任何一个朝代皇帝的权力，这主要是取决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以“三寸布衣”打天下，深之天下的来之不易，于是大刀阔斧的开展集权运动，每天睡觉的时候想的是如何集权，吃饭的时候想的也是如何集权。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亲手解决掉了传承上千年的丞相制度，还解决掉了统领天下兵马的大都督府，将原本一个大都督府分成五个。

群臣当中对皇帝威胁最大的就是丞相，因为丞相有着几乎与皇帝相同的权力，那就是批阅奏折，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够私自调动官员，私自处置官员。

而随着丞相的消失，皇帝的位置基本上已经能够屹立不倒，在当时能够对皇帝造成威胁的只有藩王。

而恰好是藩王解决掉了朱元璋钦定的继承人朱允炆的政权，这个藩王就是燕王朱棣。

朱棣造反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不满朱允炆削藩。不满朱允炆削藩的朱棣造反成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也学着朱允炆削藩。

将天下藩王的兵权全部撤除掉，就连护卫也是能撤除多少，就撤除多少，个别倒霉的直接被贬为庶人。这样藩王对皇帝也没有了威胁。

朱棣虽然开设了内阁，其中内阁首辅的性质在外人看来等同于丞相，但实际上与丞相有着天差地别。

内阁首辅没有任何的权力替皇帝做决定，虽然能够批阅奏折，但需要皇帝盖章才能够实行的下去，如果没有皇帝的盖章，就是废纸一张。

有的人或许会想到一个问题，朱棣的孙子朱曕基不是将盖章的权力送到了太监部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手中吗？的确是这样。

如果说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太监进行联合，那么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太监不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了吗？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但是纵观万历一朝，什么时候出现过有名的太监？万历虽然不上朝，但不代表万历蠢，万历正是知道自己不上朝，所以才将盖章的权力死死的拿在自己的手上，凌驾于群臣之上。

说简单点没有盖章权的群臣，永远都只是打工的，难不成打工的还想架空老板？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实就算掌握了内阁首辅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都成不了皇帝，只能够逞一时的威风，九千岁魏忠贤就是如此。

皇帝的手中有兵权，而你哪来的兵权？没有兵权？靠什么发动政变，靠什么统治。

在正常人看来，皇帝不上朝对国家肯定只有弊没有利，但在万历一朝而言，这句话就是一句废话。万历不上朝的弊端很明显，那就是国家有一部分的政府部门瘫痪，没有人工作。

万历一朝，曾一度出现国家要职无人担任的情况。就比如万历三十四年，内阁空无一人；万历三十一年，南、北二京的六部出现空缺三分之一官员；而在基层一个县令当成两个县令来用都是常见的事情。

皇帝不上朝，官员自然想要在朝廷结党营私，形成一股足以影响皇帝的势力，这也就导致了万历年间，朝廷出现了众多的党派，就比如东林党、昆党、浙党、齐党。

各种党派之间谁都不服谁，进行争斗，而这一争起来，就忘记了国家大义，民族大义，凡事只以个人利益当先，从而导致国家灭亡。

明史曰：“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仔细一看，万历不上朝，对于国家也有着一定的利。必须要清楚一点，资本主义的萌芽不是在洪武之治、永乐之治、仁宣之治、而是在万历年间产生的。

封建社会的规定不是一般的多，出去逛街，要管，穿衣服，要管，写什么书，要管。总而言之，就是什么都要管，只为你老老实实的在一个地方当愚民。

而到了万历年间，由于地方的衙门都没有人工作，百姓自然也没有人管，这样一来社会一下子就变得开放。

百姓不再害怕出远门不开证明被抓去充军，想走多远就走多远，于是一大批的农民冲进城市，到处给别人打工。

在家的书生兴致一来，反正也没人管，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于是诞生了市井文化的著名读物“金瓶梅”。

这个人见那个人穿的衣服好看，那个人见这个人穿的衣服好看，之前碍于规定不敢穿，而现在都没人管了，哪里还有什么规定，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就算裸奔都没人管。

封建社会的教条在万历年间算是彻底废了，就连孔子、孟子都被人拉出来抨击，三纲五常也就是空气。无论是男人、女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青楼妓院到处丛生，女人嫁了再离，离了再嫁，百姓想干嘛就干嘛。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不产生资本主义都不行。

靠着百姓的自由发展，虽然说国家的高层政治混乱，但是底层却经济繁荣，而且文化灿烂，写艳情小说的人一大堆。

结语

万历年间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对于国家而言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国家所征的税基本上都来自于田地，不管经济多发达，都与国家无关，有资本主义，与没有资本主义都一样，所以这并不能为万历的懒政辩解。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理政，他是如何做到不被架空，即使在最后仍然掌握着绝对实权的？

明朝的万历皇帝是一个比较奇葩的皇帝，这个哥们就是不怎么爱上朝。而且不光不爱上朝甚至连皇帝应该从事的一些基本岗位职责也不干了，例如：祭祀、拜天、春耕开耕仪式等等。总之就是：万历朝的大臣们除了内阁和司礼监的那几位以外，其他人几乎是见不到皇帝的。

万历一度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上朝，期间唯一的一次出来处理业务就是：梃击案。这个案子是明末三大悬案之一，也是一个万历不得不出面处理的案子。

这个案子很简单：一个叫做张差的人拿着一根棍子居然要去“刺杀”当时的太子。后来当然被抓住了，然后就开始了审讯。这个案子的焦点只有两个：一是，这哥们是怎么进到戒备森严的皇宫的；二是，到底是谁幕后主使这件事的。

这个案子的本质就是万历朝著名的：“国本之争”。这个事情也简单，当时的热门人选是两个：

一个是万历的皇长子朱常洛；

另外一个就是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

围绕到底立谁的问题，朝廷中的两派是互不相让、吵得是不死不休。说白了所谓的国本之争，还是利益之争、道义之争、规则之争而已。

了解了国本之争之后，大家一定判断出了梃击案的幕后主使是谁了吧？

对头，就是万历最爱的那个郑贵妃了。没办法郑贵妃的儿子想当太子，于是乎，郑贵妃必须要除掉太子。不过这个手段也是够搞笑的，居然雇了一个二愣子、居然拿的凶器是根棍子，郑贵妃的智商真的不高。

梃击案发生以后，万历虽然出面处理了这个事情。可是也是采用“和稀泥”的处理法，没办法郑贵妃是万历的最爱，总不能把郑贵妃给杀了吧！处理的结果就更加简单了：直接把持棍企图杀人的张差给咔嚓了，其余的就不再问了，然后宣布结案。

说了这么多铺垫我们一起来进入主题，一起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万历为什么就从此“君王不上朝”了呢？二是，万历几十年不上朝为啥就没有人出来彻底的架空他呢？

如果说起工作最认真、最努力、最勤劳的明朝皇帝的话，那么就一定是朱元璋同志了。这哥们每天都没日没夜地干活、不让他干活还不行，为了多干活甚至把丞相的位子都给取消了（胡惟庸案）。

朱元璋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很简单：

一是，这哥们精力旺盛、属于超人级的选手；

二是，天下是他打的知道得来不容易，所以倍加珍惜；

三是，如果让别人干活的话，害怕大权旁落了。

不过朱元璋是朱元璋，他的子孙们可不是超人、可没有这个工作热情。除了万历以外，很多明朝皇帝都是很少上朝的，例如：万历的爷爷嘉靖帝，这哥们一天到晚忙着炼丹也是很少上朝的；万历的孙子朱由校更是如此，甚至把朝廷里面工作全部交给了魏大公公处理了。

估计朱元璋看到他的子孙是这样一种工作态度的话，会从棺材里面爬出来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万历属于年纪轻轻就继承了大位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爷爷活得太长了又太折腾了，他爹即位的时候也就年纪很大、身体又不好了。只当了几年皇帝就撒手人寰了。

万历一开始即位的时候，其实跟没即位差不多，因为此时出现了一个猛人：张居正。这哥们与万历他妈关系很好、与司礼监管事冯保又是兄弟，于是乎，大明朝实际上是张居正说了算的。张居正就不用多介绍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

这样的局面持续了十年之久，一直到张居正的死亡为止。这一时期的万历那是很不爽了，因为张居正实在是太过于强势了，于是，万历在张居正死了以后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斗。

万历十年的时候，万历终于可以亲政了，因为张居正终于死了。一开始的时候万历是一个为数不多的皇帝，他对内坚持张居正时期的各项变革措施。大明朝一时间变得是蒸蒸日上了起来，史称《万历中兴》。

不过好景不长，这样的励精图治只过了四年，万历十四年的时候，这哥们就开始消极怠工了。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的消极怠工一下，可是在三大征结束之后万历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那么为什么万历皇帝突然就开始不上朝、开始彻底地消极怠工模式了呢？我们来一起探究一下其背后深刻的原因：

万历自己给出的原因是：身体出现了问题

当时万历给自己不上朝的理由很简单：说自己身体重病、患有足疾，不方便上朝。

万历皇帝曾在不上朝期间向大臣解释自己“腰痛腿软、行 立不便”，考古学家在他的墓穴中发现他的尸骨右腿比左腿明显要短，说明他身体上的原因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一个托辞而已。试想一下，如果是朱元璋的话别说是腿不方便了、就是爬也要爬去上朝的。

我们来看看，万历不上朝的根本原因吧：

万历十年也就是万历能够说了算的时候，朝廷里面出了一件大事情：该立谁为太子的事情。也就是著名的“国本之争”。

一般涉及到立储的问题都是封建王朝最大的事情了，这里面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例如：大臣的站队问题、后宫的争宠问题、外戚的夺权的问题。没办法，皇帝才是最重要的，万一站错了队的话别说荣华富贵了，就是命都保不住。

可是万历碰到了一个无解的难题，前面说过了当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满朝大臣一致推选的皇长子朱常洛、一个是万历最爱的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

当然了，万历肯定是钟爱福王的，理由很简单：爱屋及乌、喜欢郑贵妃那就一定会喜欢她的儿子。

可是大臣们居然都不同意万历的选择，理由一大堆无非是：立长不立幼、皇长子天资聪慧、甚至还搬出了天命所归等等。

郑贵妃这边就一招：枕边风或者是梨花带雨的哭诉。万历每天一上朝就不得不面对这样艰难的选择，双方互不相让、让万历是左右为难。时间一长本来干活积极性就不高的万历就更加烦躁了。

按照行话叫做：我惹不起还躲不起了，于是乎，万历就开始闭门谢客、闭而不见大臣了。说到底就是：万历为了逃避这一道无法选择的选择题，而采取的绝招——逃避。

当然对于万历不上朝还有各种各样的推测，例如：沉迷于后宫美色、逆反心理（张居正和她老妈天天让他做一个贤君、他偏要反着来）等等。

这个问题其实回答起来非常的简单：一是，不上朝不代表不干活、不代表不干事、不管事；二是，明朝特殊的模式决定了：明朝皇帝是很难被彻底架空的。

万历确实有长达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上朝了，很多大臣基本都不认识这个皇帝，也有很多人写奏疏批斗万历的这个行为。

可是万历的反应很简单：没有反应就是最好的反应，你们爱咋地咋地，我就是不上朝。

可是不上朝就代表万历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干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皇帝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权力的安全性，要是什么都不管的话，估计自己的小命都难保了。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出现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

万历对于一些大事、要事还是会出面快速处理的，例如：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

这就表明了一个问题：万历不上朝只是不想管小事、不想听那没完没了的关于立太子的争论而已。当真的出现影响到大明朝稳定、大位稳定的大事情出现以后，万历还是会出面处理的。

这就是万历不上朝而没有被彻底架空的主要原因之一，说白了就是：万历只不过是在幕后干活而已或者说透过内阁来干活。

万历没有被彻底架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大明朝特殊的治理模式了。

朱元璋时期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可是这个岗位职责并没有永久的废除。朱元璋是超人、爱干活，可以一个人把皇帝和丞相的活都干了。可是他的子孙们可不行、可没有这样的觉悟和精力。于是乎，一个比丞相更加厉害的岗位出现了——内阁。

明朝中期以后基本就稳定了治理模式了：皇帝、司礼监、内阁三权合作或者制衡的模式了。只要其中的两个合作一下完全可以架空另外一方，例如：张居正和司礼监合作，万历就没啥事干了；朱由校和魏公公合作，那么内阁也就成了摆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