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为何没有直接北伐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和袁世凯和谈？

原因很简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没有掌握效忠于革命的军队，没有实力北伐。

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加入共和，但这各个省份的最高官员根本不属于革命党，他们手下的军队也只听命于他们最好官员，这些人都想做个一方诸侯。

孙中山说是革命领导人，实际上下面各个省都是军阀主政，根本不会听他的，他手里也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

这时候要北伐，连军队都没有，只能妥协了，后来孙中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年了，才开始建立黄埔军校，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才有了后来的北伐战争。

辛亥革命为何没有直接北伐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和袁世凯和谈？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不是一个党，而是一个统称，是对当时所有立志于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者的一种统称。这些人除了在推翻满清政府问题上，是统一的主张外，他们的理想、政治追求、对革命的理解，完全是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

这就好比《鹿鼎记》里面的云南沐王府、天地会、吴三桂、噶尔丹，这几拨人都主张推翻清朝，但是推翻清朝之后呢？那就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了。就连沐王府和天地会这两拨人在关于支持谁继承明朝大统这件事上，都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

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只是看似很强而已，但其实四分五裂，没有战斗力。不能把当时的革命党与后来经过孙中山改造之后的国民党相提并论。

那么，这个所谓的“革命党”，在当时具体分了多少派呢？小的派别就不说了，就说当时的三大派：同盟会、光复会、以及各省的地方实力派。

先说同盟会。这个同盟会，就是后来国民党的前身。当时，同盟会也是个统称，其内部分了十几小圈子。比较有名的圈子有：兴中会、华兴会、文学社、共进会。

其中，兴中会和华兴会的宗旨类似，都是靠华侨捐款发动革命建立共和，主张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领导人包括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注意了，这两个小圈子才是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核心朋友圈。

↓兴中会、华兴会主要领导人

跟兴中会和华兴会相比，湖北、湖南的共进会跟他们的主张就有很大的分歧了。共进会不同意搞土地改革，有些政治追求跟孙中山的主张分歧很大，这是他们始终跟孙中山貌合神离的原因。（领导湖南起义的焦达峰就是共进会大佬）

文学社也是湖北的革命团体。当时的湖北还有一个日知社，领导人叫孙武（很多人以为孙武是孙中山的弟弟）。这个日知社偏重文斗，也就是写文章骂清政府；文学社就不一样了，属于军人革命团体，参与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几乎都是文学社的党员。

但是，这两个圈子跟孙中山的圈子也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比如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就跟孙中山有政治上的分歧。（蒋翊武一直怀疑孙中山的领导能力）

以上都是同盟会中的大圈子，还没算上当时全国各地那些号称自己是“同盟会”，但其实跟同盟会没有直接联系的热血青年和投机分子的团体，比如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熊克武。

试问，如此复杂的同盟会，又怎么可能有实力对抗袁世凯的北洋系呢？

再说光复会。早年时，光复会曾经加入过同盟会，但由于分歧，光复会后来退出了，单独搞革命。比如著名的徐锡麟、秋瑾便都是光复会的党员。

那么，光复会和同盟会有什么矛盾呢？用一句话说：就是除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政府外，这两拨人的政治主张完全尿不到一个壶里。

其中，最大的一个政治分歧就是同盟会主张推翻满清后，建立共和政府；但光复会对此不表赞同。光复会主张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光复会的骨干徐锡麟、陶成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帝王思想。

比如陶成章就说过：“革命就是造反，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还比如光复会的另一个骨干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也说到“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的观点。

很显然，一个主张共和制度，一个主张君主立宪制度，在革命宗旨的问题上，光复会与同盟会是严重对立的。

正是因为有这种分歧，所以在推翻清政府的过程中，同盟会和光复会是龌龊不断，双方恨对方的程度，胜过于恨清政府。辛亥革命后，光复会大佬陶成章怒斥同盟会窃取他们的胜利果实。然后，同盟会大佬陈其美便安排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

值得一提的是，陶成章被刺杀时，袁世凯还没有“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同盟会火急火燎的杀了人家的大佬，光复会又怎么可能跟同盟会一起对抗北洋系呢？

至于其它地方的革命团体和清廷官僚，比如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这帮人跟同盟会和光复会又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虽然说，1911年底的十八省会议，这些非同盟会和光复会的省份也派代表参加了，但如果是跟袁世凯对抗，这些人大概率的是不会支持孙中山的。毕竟他们只反清，并不反对袁世凯当总统。

说完了革命党的背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革命党在1912年的处境。

首先，革命党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其内部山头林立，互相攻讦，不仅没有统一的意志和领导，而且还相互仇杀。这群人别说联合了，就连是否跟袁世凯开战，其内部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

第二，革命党没有统一的军队。虽然南方十八省的整体战斗力很强，但是各省新军是各自为战，互不统属。如果一旦开战，下场必然跟后来的二次革命一样，只有孙中山的核心圈子会出兵。

第三，革命党不是一个阶级。同盟会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地方实力派大多都是旧官僚、大地主的代表。在地方实力派看来，袁世凯和他们的主张更契合，对同盟会的主张嗤之以鼻。

第四，革命党根本就没钱。武昌起义是湖北文学社那帮人发动的，随即得到了地方实力派和其它革命党的支持。在整个前期的斗争中，压根没兴中会和华兴会啥事，但最后坐上临时大总统宝座的却是兴中会的大佬孙中山。大家都给他捧场，他却没钱发红包。这自然就不会得到大家的真心支持了。

说完革命党，再说袁世凯。当时的北洋系统是以北洋六镇为班底，袁世凯是首脑，铁板一块的势力。兵力虽然不算多，但却胜在了战斗力彪悍和齐心协力。

咱不说袁世凯，我就说你是袁世凯，你在面对当时那帮乌合之众的革命党时，你会怎么对付他们？

很显然，肯定先是拉拢一部分革命党，再拉拢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孤立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同盟会，最后再武力威胁，不怕孙中山不答应自己。事实上，袁也是这样做的，历史也是这样进行的。

比如，湖北新军在黎元洪的带领下就跟袁世凯眉来眼去，后来还主动裁军；

比如，孙中山派汪精卫去跟袁世凯谈判，结果汪精卫对袁世凯也是眉来眼；（最积极劝孙中山让位的就是汪精卫）

比如，蔡锷在南北和谈后，接受了昭威将军的封号，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

大家是各怀志向、心怀鬼胎、同床异梦。孙中山到了最后，除了妥协，貌似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吧？

总的来说，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是一个脆弱的，充满漏洞的。缺少统一领导，缺少统一军队，并且还没能够发动群众的乌合之众。这些人虽然看似强大，但他们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袁世凯要跟这帮乌合之众和谈呢？

答案是——袁世凯也没钱。如果他有钱，他必然不会和谈。比如二次革命时，袁世凯跟五国银行借款，手里有钱，他就不谈了，直接武力剿灭了跟他较劲的国民党。

辛亥革命为何没有直接北伐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和袁世凯和谈？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紧接着国内数十个省份都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投靠革命军一边。在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革命形势仿佛一片看好。可是，当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没有选择直接北伐推翻清政府统治，却与袁世凯和谈，其中有很多原因：

清末时候的革命党，说是党派，其实是一些立志于推翻满清政府势力的总称更合理一些。因为当时革命党的成分复杂，派系林立，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行动纲领。

当时，在革命党中的光复会、同盟会、地方实力派是三大派系。在同盟会里，有着华兴会、兴中会、共进会、文学社等这些派系。这些派系中，观点也是不一致。如华兴会和兴中会提倡五权分立与三民主义，共进会目标就是反对土地改革，同盟会提倡推翻满清政权建立共和政府，光复会主张恢复汉室，建立由汉人统治的国家政权。可以看到，革命党内部派系在对革命宗旨问题上，都是对立的。

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虽然由各个独立的省份派代表来构成。但是，大部分省份都宣告自主独立，不由革命党所控制。各个省份的实力派大多数是大地主和旧官僚势力的代表。在这些省份的实力派代表看来，大地主出身的袁世凯更能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

当时，革命党遇到尴尬境遇就是没外援和没钱。当1911年底，孙中山回国的时候，国内流言他携带了巨款。孙中山却回答道：“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虽然孙中山带回是革命精神，但是革命的军费开支，革命政权的运转等各方面都需要巨额资金的资助。可是，当时投靠革命党的南方省份都是各自为政，盐税、关税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欧美各国也不愿意借款支持革命，新生的民国财政资金可谓是非常匮乏。南京临时政府运作有限的经费，都还是由华侨募捐而来。

如《胡汉民自传》记载，胡汉民当时是孙中山的秘书长，在安徽前线告急的时候，无粮无饷，恳求南京临时政府拨军饷。当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大笔一挥，在批示单子写着拨款二十万银元救急。但是，胡汉民拿着批示的单子到财政部要钱的时候，才发现国库只有十枚银元了。

军队方面，当时南方各个省份起义的军队都是装备落后，没有统一管属，战斗力都是低于北洋新军。南京临时政府无论在军事、财政、行政等各方面，都管不了各个省份。各省的新军都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团结和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外国势力对中国也是虎视眈眈，随时找借口干涉当时中国的革命。

所以，在当时条件下，能选择和谈是最好的事情。毕竟，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经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千疮百孔，经不起全面内战的消耗。袁世凯当时是清朝政府的代表，有着强大的、现代化军事装备力量北洋新军。如果袁世凯下定决心和南方革命党拼命作战，受罪不仅仅是老百姓，还有着孙中山为代表的的同盟会。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也计划分六路北伐，却由于内部矛盾和严重经济困难，以及袁世凯政治、军事的双重压力，再加上国际上的孤立和无援助，最终使北伐也归为泡影。

在袁世凯一方面，乃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实权人物。他为称帝早做好了一切安排与准备。之前，他实施的振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政策，也为他获得工商界的广泛支持与立宪派的大力用户。最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武装力量——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训练的军队，在某种意义来说是它的“私家军”，只听任将的命令，不听从君主的命令。这样，袁世凯确立了在国家军事中的霸权地位。

袁世凯也掌握着当时中国的至高权力。在1901年开始的八年时间内，国家统治阶层的权威人物，如荣禄、李鸿章、慈禧、刘绅一、张之洞等人都先后去世，政治权力产生了一种真空，这利于袁世凯趁机而入。可以说，这时候清王朝的中央政府权力已经被架空。

武昌起义之后，原先被清政府朝廷排挤和在家赋闲的袁世凯重新主持国家大局，代替奕劻登上了清政府朝廷的内阁总理大臣这个位置。这时候，袁世凯就策划了当皇帝的计划，他在战场上向南方革命军施压。

当时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意识到新生的共和制度内忧外患，如果能充分利用当时强大的袁世凯力量，能够用比较小的代价解决共和制度面临一切尴尬困境，能完成一部分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孙中山对于强大势力为背景的袁世凯，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如他说的：

“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的确，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袁世凯是获得国内外各种力量肯定，稳定时局的最好人选。所以，孙中山多次通电袁世凯，以让位为条件，以获得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位，借此实现革命的目标。

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也宣告结束。在两日之后，孙中山也履行了自己事先的承诺，向参议院正式辞了大总统这一职务。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在推翻清朝的时候，也想着维系清朝既有国家版图的问题。清政府的倒台，意味着原有属于非汉人的居住区，如新疆、西藏、蒙古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也要脱离中国的版土。如当时蒙古在沙俄的支持下，蠢蠢欲动闹独立，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势力的猖狂。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党人最初口号是“驱除鞑虏”，到后来变为维护国家统一的“五族共和”原因。

在1911-1912年，在袁世凯和革命党的南北议和的时候，孙中山通电各省的同盟会人士北伐，但是没多少派系支持他。主要是当时，一些有先见之明的革命人士也想着北伐不成功的军事和政治成本问题。这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士也想到，如果孙中山国民政府的北伐不成功，清政府没有被推翻，就会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整个中国就分为南北两大板块，这个局面也是任何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

最为重要是，当时英、美、德、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很害怕革命党胜利之后不愿意做他们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于是，纷纷对革命党人施加不少压力，希望革命党人与清政府达成协议，也告诉孙中山“中国战争继续下去，将会危及外人的安全和利益。”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孙中山也愿意答应与袁世凯和谈的要求。

对于袁世凯的阴谋，孙中山也有所认识。在南北和议时候，他也收到了很多反映袁世凯一方面假装与革命党和谈，一方面发动对革命党进攻的电文，也领教了袁世凯投机分子两面派的政治手腕。

但是，当时孙中山对限制袁世凯权力，维护共和的革命目标实现是充满了信心。他相信，当时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是一种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如果袁世凯真心赞成共和制度，力求统一中国，那么多年奋斗的革命目标也达成。如果袁世凯背叛中华民国实现共和制的宗旨，恢复帝制，那就是袁世凯失信于民。当袁世凯没有民心，扳倒袁世凯总比推翻顽固的清政府朝廷容易许多。

所以，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几个月，颁布了许多法令法规，建立了各项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制度。尤其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对防止袁世凯专制和独裁发挥一种“紧箍咒”的道路。当时，孙中山也提出自己让位必需要有条件的，如临时政府只能设立在南京，袁世凯必需在南京受任，必需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章。

当时，孙中山和革命派就认为，通过这些措施和今后的努力，能够约束袁世凯的权力，使国家走上共和国的轨道，革命的目标由此能够真正实现。当然，历史的车轮并没有根据孙中山和革命派设想的方向来运行，袁世凯的政治手段和野心也超越了革命党人事先的预想，革命目标的实现比他想象的曲折与复杂很多。当革命党希望建立的共和制度，在袁世凯和后来北洋军阀践踏的时候，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依然重新战斗，为着实现革命理想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至国共合作，发起国民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为何没有直接北伐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和袁世凯和谈？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紧接着数十个省份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投靠革命军。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革命形势看似一片大好，实际上却是全国上下三股势力暗流涌动。一、 南京政府：

清末的革命党，称之为一切立志于推翻满清政府势力的总称更为合理，成分复杂、派系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

清末同盟会、光复会、地方实力派是当时三大派系，而同盟会内部又分为兴中会、华兴会、文学社、共进会等派系。

兴中会和华兴会主张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共进会反对搞土地改革；盟会主张推翻满清后，建立共和政府，光复会主张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在革命宗旨的问题上，革命党内部都严重对立。

南京临时政府虽由全国已经独立的省份代表组成，但因大部分地区都是自主宣布独立，并不在革命党控制之下，各地方实力派大多都是旧官僚、大地主的代表，在地方实力派看来，袁世凯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革命党没钱、没军队、没外援，南京临时政府无论是财政、行政、还是军事，都管不到各省，各省新军是各自为战，互不统属，一点经费还是华侨募捐而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计划分六路北伐，但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内部矛盾，及来自袁世凯军事、政治的双重压力和国际的孤立无援，使得北伐最终成为泡影。

袁世凯早已未雨绸缪，做好了安排，振兴经济的改革和政治改革让他得了广大工商界的支持和立宪派的拥护；一手训练的北洋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袁世凯的“私家军”，只听将令，不从君令，确立了自己军事的霸权地位；垄断国家外交权力，赢得了西方列强的信任；自1901年起的8年内，国家权威人物李鸿章、刘坤一，荣禄、光绪、慈禧，张之洞先后死亡，政治权力产生真空，袁世凯趁机而入，这时候的清王朝中央政府已经被架空。

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家赋闲的袁世凯重新主持大局，接替奕劻成为了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湖广总督，为了换取谈判筹码，他在与南方议和的同时又在在战场上向南方施压。孙中山在面临财政、军事双重压力之下，孙中山只能以让位为条件换取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

自1870年起，清王朝进行改革，但结果却使得地方督抚在军事、财政、工业、经济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后来又将外交权力移交给地方督抚，从而导中央政府对经济、军事、外交、工业等均逐渐无力掌控，地方督抚的权力急剧膨胀。

清廷内部争论同样极为激烈，庆亲王奕劻收了袁世凯两百万银元的巨资贿赂，力主溥仪退位。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极力反对共和制度，组织成立宗社党，企图暗杀袁世凯，两派力量如同水火，各国驻华公使也支持清帝逊位。

辛亥革命为何没有直接北伐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和袁世凯和谈？

与袁世凯和谈，然后让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这是辛亥革命的最好结果。

不这么办呢？

不这么办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而大概率的结果是革命失败。

革命党实力不够，打不过清政府和袁世凯，所以只能采取和谈的手段。

但实力不够，只是一个原因，或者说是原因的一个方面。革命党实力的确不够，那太平天国的实力够吗？

一伙从广西大山里冲出来的农民，打遍南中国、废了大清半条命。如果没有地方的湘军和淮军，大清连半条命都不会剩。

而革命党的意志、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把控，怎么也要比洪秀全这些人更胜一筹。

所以，革命党实力不够或力量不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甚至，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

因为革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前期一定是破坏，而破坏之后则一定是建设。问题是建设这个环节，革命党要怎么完成。

革命党的民国政府，能不能完全取代大清，实现对整个中国的统治？这是一个比革命还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是革命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清朝皇帝，至少有三重法统身份。所以，要取代清朝，革命党就必须全盘接住这三重法统。

所谓法统，简单说就是孔子所谓的“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用现代话语来说，法统是一个国家最为基本的政治共识，而国家的全部政治活动都要建立在这个基本共识之上。

才三岁的溥仪，为什么能够统治大清的中原地区？

因为君主主权，所以法统归皇帝。溥仪是大清皇帝，所以溥仪能够统治中原地区。大清帝国在中原地区的全部政治活动，都要从溥仪这个三岁小皇帝扩展出来。

所以，皇帝是大清的第一重法统身份。

满人入关时，大清自带“嫁妆”。这个“嫁妆”就是东北的满人地区和草原的蒙古地区。东北和内蒙古的庞大领土，不是满清入关之后开拓出来的，而是入关前自带的。

这一片属于草原世界。

公元1632年，皇太极联合蒙古诸部落打败林丹汗；公元1634年，林丹汗染天花去世；公元1635年，林丹汗的家人投降满清，交出大元的传国玉玺。

到这个时候，皇太极成为满清两大族群的霸主，然后在1636年正式建立大清帝国。漠南蒙古以及东北满洲的草原世界，归于一统。

1690年，大清第一次打败准噶尔，把统治疆域扩张到外蒙古，完全征服了北部草原。

1720年，再一次打败准噶尔，把西藏纳入统治范围，实现了对雪域高原的征服。

1750年，彻底灭掉准噶尔汗国，把西域纳入统治范围。乾隆说西域是汉唐故土，现在重新回归，这叫故土回归，于是赐名“新疆”。

对于草原世界，皇帝的法统身份，已经不管用了。因为皇帝属于儒家，而草原世界不是儒家世界。

中原的皇帝从未在草原世界、雪域高原建立过事实上的统治。原因就是草原只认大汗而高原只认活佛。

所以，这就需要重新确立法统。

通过与蒙古科尔沁部的联姻，通过对草原世界的攻战杀伐，满清皇帝接手了黄金家族的法统身份。

大清皇帝对草原称大汗。然后，以大汗为基本共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在草原世界建立了有效统治。

所以，大汗是大清的第二重法统身份。

对于西藏呢？

雪域高原输出信仰，即藏传佛教，在精神上驯化了蒙古草原。

草原牧民可以自由移动，但游牧半径被寺庙限制住了。到这个时候，大清才能借助中原的财富能力，在草原世界建立事实上的统治。

所以，康熙说“一座庙胜十万兵”。这是一个高原、草原以及中原等三个板块互相碰撞出来的结果。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控制雪域高原。

控制西藏，无论是皇帝还是大汗，全不管用。因为雪域高原只认活佛，不认皇帝、也不认大汗。这时候，还需要重新讲故事。

于是，大清皇帝又有了新的称谓，即文殊菩萨转世。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转世，大清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

所以，文殊菩萨转世，就是大清第三重法统身份。

因此，革命党要取代大清，在中原没问题，杀了皇帝、赶跑皇帝，然后以大总统、议会和宪法，就可以取代皇帝这个法统了。

但问题是：革命党能够对草原世界和雪域高原的法统呢？民国大总统，能成为大可汗、能成为文殊菩萨转世吗？

如果不能，那么，不仅草原与高原无法统治，就是之间的西域地区，也就没法统治。

关于这个问题，革命党内部也发生过争论。

革命之初，革命党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因为革命主要爆发于中原的汉人地区。所以，赶走满清异族皇帝，比革命的理念和主义，更有号召力。

既然是这个口号，那就需要界定一下谁是鞑虏？

鞑虏自然是少数民族，在当时主要是满清。所以，章太炎的主张，成为革命的选择。

按照章太炎的设计，中国人只应该包括接受儒家文化的人。所以，革命之后的中国，主要包括中原的汉人地区、朝鲜、越南以及半个缅甸。至于，满蒙回臧的草原地区、高原地区以及西域地区，则悉听尊便。

当时，以杨度为首的一派人，强烈反对章太炎的观点。按照章太炎的设计，革命胜利了就意味着东北被日本瓜分、蒙古和新疆被沙俄瓜分、西藏则被英国瓜分。而其他没有分到好处的列强，则一定会觊觎中原地区。到那时候，中原还不定被分成几块。如果是这个结果，那革命还有什么意义？革命成功了，然后中国却没了。

于是，杨度认为中国人绝不等于汉族，而是大清治下的所有人。因此，大清这个基本盘不能变。既然是这样，那杨度这一派就认为没必要搞革命，咱们搞君主立宪最合适。

因为革命党只看到了大清的皇帝法统身份，却没有看到大清在草原世界和雪域高演的法统身份。彻底干掉大清皇帝，那蒙古、新疆和西藏也就完全没法统治了。

杨度的主张，想得比较长远。

但革命之初，肯定是章太炎的主张更有鼓动性。所以，辛亥革命以及之前的一系列革命，都是按照章太炎的设计脚本去操作的。

但是，等革命成功了，革命党立即反映了过来，还是杨度说得对。

于是，《临时约法》规定要建立汉、满、蒙、回、臧的“五族共和”。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的革命党试图通过一纸宪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接手大清的三重法统身份。

在当时，别说三重法统，就是一重法统都成问题。

革命形势烽火燎原，大清关内18省有13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和山东5省还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

但是，只要袁世凯拥护大清皇帝，那这五个省就是一个拳头。

而其他13省却各自为战，完全无法跟这一个拳头抗衡。同时，革命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各地军政府各怀鬼胎。

1912年1月1日，中国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也通过了《临时约法》。但临时政府和《临时约法》根本控制不住各独立省份。

也就是说，革命之后到民国临时政府，连大清帝国的皇帝法统身份都接不住。简单说，大清皇帝直接跑路，然后把整个帝国直接丢给革命党，革命党不仅接不住满蒙回臧地区，甚至连关内18省也搞不定。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大清皇帝宣布退位。

《临时约法》构成民国政府的一个法统，起码已经有17个省的代表在约法上签了字。

而《清帝退位诏书》则构成另外一个法统，就是大清皇帝不仅把中原地区正式移交给民国政府，而且还把把东北、蒙古、西藏以及新疆交给了民国政府。

第一个法统是打下来的，第二个法统只能谈下来。因为打跑大清皇帝、打死大清皇帝，都不能获得关于草原和高原的法统。

但，谁去谈？

革命党对大清皇帝、对满清政府，完全是一种必除之而后快的心态。所以，根本没法谈。

这时候，袁世凯这个中间人的作用就发挥了出来。

他是汉人，同时还首鼠两端，跟革命党眉来眼去。他是内阁总理大臣，同时手握重兵，跟大清皇帝存在信任基础。

于是，也就时势造英雄了。

在当时，袁世凯不仅能逼清帝退位，而且还能逼清帝签下退位诏书。有了这个退位诏书，民国政府才能获得大清皇帝的全部法统身份，进而接手大清的全部政治遗产。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就是当时中国的最强军事存在，是大清手中的唯一王牌，甚至很可能是革命党难以战胜的力量。但袁世凯所处的位置，比他手中的军队还重要。

所以，选择与袁世凯和谈，在当时，是革命党的最佳选择。否则，孙中山也不可能轻易让出大总统的位置。

辛亥革命为何没有直接北伐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和袁世凯和谈？

武昌起义胜利的第一枪打响之后，内地十八个省中十三个省相继宣告独立，其实，这些巡抚或是总督的独立一点也不意外。早在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南方各省的“东南互保”事件中就能够看到南方各省对清廷已经是离心离德，再加上武昌起义中南方革命党的推波助澜，给了各省当家人独立的口实，其实他们的独立并不是为了所谓的革命，而是想趁机割据一方，为了各自的私利考虑而已。 这十三个省的掌权者独立后，其实还是有所顾忌的。虽然清廷已经到了王朝末期，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对外战争屡战屡败，清王朝的威望也在全国范围内跌落到了谷底，但是维系清廷统治的核心武装力量却始终存在，也就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新军依旧健在，这是让各地野心家想造反但不敢造次的关键原因。

但是武昌起义却让各省看到了希望，因为革命党人竟然取得了湖北新军的援助，要知道新军是清王朝的统治基石，如果连新军都临阵倒戈了，大清真的就要土崩瓦解了，而且独立这事儿是由革命党牵头的，就算清廷出兵讨伐，矛头首当其冲会指向革命党人，他们受到的威胁会小的多，所以他们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和清廷翻脸闹独立。 清廷在知道南方独立的情况后大惊，立马着手进行南征的军事行动，并委任袁世凯出兵讨逆，南方革命党一听正规军来了，自己也清楚地方武装不是北洋军的对手，所以才决定和袁世凯谈判，试图再次上演一出让新军临阵倒戈的事儿。

对于南方各省来讲，在这个时候南方各省谁都不愿意和袁世凯打仗，没有足够的经费，没有精锐的兵力，胜袁的把握并不大，而且南方各派系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大家都割据一方想着保存实力，不愿意拿出自己的家底和北洋军拼命。 而袁世凯的心里也很矛盾，他现在夹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他的决定足可左右当时中国的政局。他知道如果帮清廷灭了革命党后，自己仍然日后会被清室抛弃，而且自己的军费也捉襟见肘，难以靠武力平定南方，所以有想法与革命党人和谈，但又担心革命党开的价码不高，不能给他满意的一把手职位，所以他决定先给南方一个下马威再谈判。

袁世凯一出兵湖北，就向南方各省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军力，在袁世凯武力的震慑下，孙文愿意将大总统之职让与袁世凯，袁世凯达到了目的，与南方革命党谈判达成一致，并火速回京逼迫清帝下台，清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