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盛世期间，为什么是长安洛阳两京并重？

说起长安，就不得不提洛阳，这两座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都城，通常情况下都是互为犄角并重的关系，定都长安的大一统王朝，也向来不会轻视对于洛阳的经营。

唐朝虽然定都长安，但李唐家的皇帝经常驾幸洛阳，武则天时代直接迁都洛阳，将长安作为了洛阳的陪都，长安与洛阳，似乎永远都是相伴相生，两京并重的。

长安是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古都，这里“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东边是潼关，西边是大散关，南边是武关，北边是萧关，相当得易守难攻。

不仅是安全，曾经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沃野千里水源充沛，是最早的“天府之国”，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极其理想的定都所在，因此从先秦到唐朝，这里都被历代王朝所看重。

不过，长安也并不是没有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这里的位置偏西，并非是天下的中心，尤其是汉朝之后，河东河南一带的经济崛起，长安的位置就显得更偏了。

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来说，都城太偏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交通并不便利的时代，因此古代王朝定都长安的时候，都会选择营造洛阳进行辅助。

隋朝建立的时候，定都长安，不过当时兴建的城市叫做大兴，要知道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他需要关陇贵族的支持，自然不能离开关中地区。

隋炀帝登基后，斥巨资营造东都的同时，还开辟了大运河，当然隋炀帝不可能是为了自己坐船春游，他是想用大运河关联南北，然后将都城迁到运河的中心洛阳去。

很可惜，隋朝很快就没了，并不能说隋炀帝是个昏君，但他对百姓来说也不是个好皇帝，滥用民力终究要付出代价，而新建立的唐朝，则继续定都关中平原的长安。

与之前的隋文帝一样，李唐皇室同样出身关陇集团，他们需要凭借关中之地的其他关陇门阀的支持，因此唐朝必然定都长安，但洛阳对于唐朝的重要性，丝毫不减。

长安纵有千般好万般好，只可惜时移世易，曾经的天府之国到了唐朝时期，因为人口剧增与过度开发，关中一带出产的粮食早就无法满足本地需要，只能从外地调运粮食。

唐朝时期，外界的粮食要送去长安，其他路段还好说，关键就在于洛阳到陕州一带，因为三门峡的阻拦，船舶难行，必须要靠陆运，不仅危险，而且运输效率非常低。

唐朝初期人口不多，长安每年需要的粮食也有限，可从唐高宗时代开始，长安城人口猛增，粮食成为了大问题，唐朝并不缺粮食，但却很难运送到长安，这时候，洛阳开始光芒万丈。

每每到缺粮的时候，李唐皇室与朝廷就会大规模迁到洛阳去，目的也很纯粹，就是为了吃到饱饭，这样的状况在盛唐时期并不少见，高宗等皇帝在洛阳的时间，丝毫不比待在长安短。

洛阳在规模上，很长时间内并比不上长安，隋唐时期的洛阳通常只有长安的一半，而且洛阳虽说也有许多险要关隘，可其周围毕竟都是大平原，军事上很难跟长安比。

但洛阳最大的优势在于，这里是天下的中心，水陆交通发达边界，古代有个说法，定都长安有利于应付变故叛乱，而定都洛阳，则更适合以德化教养天下。

李唐皇室所倚仗的关陇势力在关中，因此他们并不能将都城轻易迁离长安，但长安实在是缺粮食，唐玄宗在位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待在洛阳，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缺粮食。

对唐朝来说，长安是他们的根基所在，可长安的缺粮与位置偏西，让他们必须重视对于洛阳的经营，整个盛唐时期，洛阳与长安的重要性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

唐朝盛世期间，为什么是长安洛阳两京并重？

两京并重不存在，也不可能，一都一陪才是真实情况。从帝陵就可以看出，大唐宗庙在长安，十八帝陵都在长安附近。就是曾以洛阳为都的武周，也葬在高宗乾陵。这说明她是正宗李唐家人。《左传》云：“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唐朝盛世期间，为什么是长安洛阳两京并重？

唐朝盛世期间从没有两京并重过，东都洛阳一直做为副都来存在的。洛阳在武周时期短暂的称神都作为政都存在了十五年。中宗继位马上降神都为东都恢复国号唐，还京师与长安。玄宗时候更是毁名堂的天枢来再次降低洛阳东都地位。平叛安史之乱回纥带兵来助，但有个条件就是长安与洛阳有一个城市要留给他们抢夺，最后李唐不假思索的扔出了洛阳，就这样洛阳被抢杀烧了三天，回纥军也满载而归！自此洛阳做为长安副都的时代结束了。

唐朝盛世期间，为什么是长安洛阳两京并重？

小樊闲聊来回答：

有人问盛唐期间长安洛阳是否并重，答案：否。

翻看史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概时间，盛唐时期，皇帝居长安与居洛阳时间相仿，这时候就有人提出两京并重的概念，其实大错特错，今天我们就从宗庙方面以及行政建制来谈谈为什么不是“并重”

宗庙制度是国家礼仪体系中与皇帝 、 皇室关系最直接的一个 “次级系统”， 它是皇室一个不可取代的象征，标志着天命为此一家族所独享 。《礼记 ·郊特牲》 云 :“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 。” 正表明象征政权的太庙应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与旁支庶子所共享 。周代庙制的特点之一是以 “庙数” 来强调天子与各级贵族在宗庙礼仪上的位阶区隔 。《礼记》 主张天子立七庙，诸侯及以下之贵族则自五庙递减。庙数的区别，确立了政治 、 社会地位的象征性差异。

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庙，曰宣简公、 懿王、 景皇帝 、 元皇帝。贞观九年，高祖崩，太宗诏有司定议。谏议大夫朱子奢请立七庙，虚太祖之室以待。于是尚书八座议 :“ 《礼》 曰 :`天子, 三昭三穆, 与太祖之庙而七 。" 晋、 宋 、 齐 、 梁皆立亲庙六, 此故事也。” 制曰 :“可。” 于是祔弘农府君及高祖为六室 。二十三年，太宗崩，弘农府君以世远毁，藏夹室，遂祔太宗；及高宗崩，宣皇帝迁于夹室，而祔高宗。皆为六室 。

唐太庙所奉祀四祖之中，李虎因于西魏时受封，为李氏始封君，故为太祖 。朱子奢基于 “祖郑玄者则陈四庙之制，述王肃者则引七庙之文”，主张以 “七庙” 来显示皇室之尊贵地位 。于是太宗在八座的要求下扩充庙室，加入高祖和六世祖李重耳。 新兴政权之普遍困境是如 《新唐书·礼乐志三》 所指出:“盖自汉 、 魏以来，创业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无功德以备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庙。” 初唐皇室没有久远的贵族背景，其首座太庙只有四位先祖，而当时盘踞上品官阶之诸士族却可立五庙。新兴政权在旧士族面前其实是处于下风，也因此急于扩充太庙 。

高宗朝至玄宗朝这一百年间，宗庙礼及相关制度频繁地出现史无前例的新做法，武则天在宗庙方面的行动极为频繁，似乎有意以仪式宣告武氏已经在政治结构中逐渐取代李氏的位置 。宗庙是王权的重要象征之一 。即便武后在执政初期未有极其明显的篡位企图，其武氏家族成员显然已有僭礼的计划。武后光宅元年 ( 684) , 其侄武承嗣建议立武氏七庙并追赠其先祖王爵 。武后如果真的建立武氏七庙，武氏便与李氏抗礼 。当时朝中权贵之首裴炎批评此一做法是 “ 追王祖祢, 以示自私” 。或许因为裴炎的抗议，武后只追尊五代祖，其中有四位获赠王爵, 其妻皆为妃, 算是对大臣妥协。武氏一族之仪式显荣引起许多人的不安，随即发生徐敬业之反叛 。

之后武后建国之决心逐渐确立, 也因此在宗庙礼制上多次主导议题和人们的注意力 :

垂拱四年正月，又于东都立高祖、 太宗 、 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京庙之仪 。别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则天寻又令所司议立崇先庙室数，司礼博士 、 崇文馆学士周悰希旨，请立崇先庙为七室，其皇室太庙，减为五室 。春官侍郎贾大隐奏曰:“臣窃准秦、 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并据礼经正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盖百王不易之义，万代常行之法，未有越礼违古而擅裁仪注者也。今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文，直崇临朝权仪，不依国家常度，升崇先之庙而七，降国家之庙而五… …其崇先庙室, 合同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合辄有移变 。臣之愚直，并依正礼，周悰之请，实乖古仪。” 则天由是且止 。《旧唐书》

武后在长安的李唐皇室太庙之外于洛阳增修高祖 、 太宗、 高宗三庙, 似乎公开宣示她不会忽略对初唐三帝之奉享。然而武氏 “崇先庙” 庙数之议, 可能是要试探官员之意向, 因为若果真依周悰建议而立七室, 等于宣布武氏已成为帝国的实际皇室 。

武后毕生善于操弄仪式以遂成其政治企图, 但似乎她也无法完全扳倒礼乐传统所建立的惯例。宗庙礼制的目的是家族血脉和权力的延续 。武承嗣的支持者没有说错, 无人能保证睿宗日后不会改回李姓 。然而中国姓氏与权力之继承制度毕竟是基于父传子的原则，武后身为女皇帝，传子则为异姓继承，不能延续武氏之权力。但如果传位于其侄， 则将如李昭德所指出，因为与传统宗庙礼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以至失去其正当性。武后最后归政于其子的决定, 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她晚年曾有意立武三思为后嗣， 然而朝中有两派人士结盟，准备迎回被软禁于外地的中宗以谋对抗。一派是仍对李唐忠心之士大夫，另一派则是武后所宠爱之张易之兄弟及若干曾为武后爪牙的酷吏，因为害怕在武后过世后被报复，于是希望以迎还中宗使自己成为新政权的功臣 。这两派官员或提醒武后天下 “未忘唐德”，或诉诸中宗与武后的 “子母恩情”，也有人要求武后不可违背高宗当年托付之责。 圣历元年 ( 698) ，武后便决定重立中宗为皇太子。她在情感上未与李氏完全切断， 死前遗命去其帝号，改称 “则天大圣皇后”，又命将其遗体归葬高宗乾陵，神主亦祔于李氏太庙 。这便是她将自己的身份回归为 “李氏妇” 。

从以上可以看出唐代李氏七庙始建于长安，虽然武则天称帝期间在洛阳也建了太庙，却属于武氏五庙（诸侯级别宗庙），因此从太庙方面研究，洛阳可称为副都，或者武周诸侯国都。

唐朝洛阳的都城建制是十分复杂的，反映在洛阳陪都建制上，就是增设废省，因时而异，其以洛阳为陪都约有好几次: 一是在唐初武德年间。618 年, 李渊建唐, 都长安, 又沿袭隋制, 以洛阳为东都。但很快在唐“关中本位”主义政策下，于武德四年平定王世充后，废东都。其年十一月，旋又改为东都。到武德六年 再降东都为洛州, 唐初短暂的东都之制结束。

唐太宗即位后似有恢复东都建置的想法，他先是于贞观五年下诏在隋东都紫薇宫旧址建洛阳宫。后又在贞观六年改洛州为洛阳宫，并设置了洛阳宫留守一职。他本人也曾巡幸洛阳，就这样洛阳开始了陪都之旅。

天宝元年二月玄宗诏改“东都为东京”，在此之前，自开元二十四年( 736 年) 之后李唐皇帝再无巡幸东都之举。肃宗上元二年 又短时“罢京”，洛阳被停用“东京”名号，旋又恢复。洛阳东都名号的改称及其旋罢旋复事件的发生，表明此时洛阳的都城地位已大不同前，长安洛阳两都之制亦多次被不时实行的三都、五都制打破。原来拥有较充足实权，即是洛阳百官之长，又有干预山东地区军政事务权力的东都留守， 也变成了以地方性事务为主的位尊职闲之官。

结语：唐朝除却武周和唐末其余时间洛阳要么是陪都，要么地位更低，从宗庙制度分析长安一直是李氏王朝的首都，当然中间还夹杂了一个（只有五庙的武周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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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期间，为什么是长安洛阳两京并重？

评论西安人比较多，无知的人就说没听说过

我们先看官方史记：

唐:杜佑《通典•州郡典•卷第一百七十七•河南府》:隋初为洛州，炀帝之初，移都创制，复曰豫州，寻改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伪郑王充，置洛州。开元元年，改为河南府。凡周、汉、魏、晋、后魏、隋，至于我唐，并为帝都

长孙无忌:“犹王城京师。异名同实”

现代史学家：

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陈寅恪先生的评价来说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隋唐二代长安、洛阳东西两京倶为政治文化之中心，而长安为西魏、北周以来关中本位政策之根据地。

隋朝：

《隋书-宇文恺传》载曰：炀帝即位，迁都洛阳

正史写的清清楚楚是迁都洛阳，到西安人嘴里就看不见了

唐朝盛世期间，为什么是长安洛阳两京并重？

唐有两京？历史知识近几年被颠覆了！原来知识太浅薄，招不住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