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后，为什么只有宋朝没有和日本作战，其他朝代都和日本发生过战争？

唐朝，日本染指朝鲜半岛威胁唐朝在东北的利益，唐朝与日本发生战争；元朝，蒙古人强行渡海攻打日本，没想到粗制滥造的高丽船又遇上台风，几十万大军葬身东海；明朝，日本倭寇骚扰东南沿海，又准备把朝鲜作为跳板攻打明朝，发生了著名的“万历朝鲜战争”；清朝，被日本欺负的那叫一个惨。。。

宋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非常弱小的朝代，但是宋朝当时在世界上，确实文化与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无论是北宋开封还是南宋临安府，繁荣程度比之往昔的长安洛阳，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围国家对宋非标羡慕乃至嫉妒（仇富）。

加上宋朝时期，大量受邀请迁往日本的儒家与僧侣，大大促进了日本的教化，日本本土宗教没落，佛教大规模兴起，日本对宋的文化已经近乎痴狂。

宋朝有一点是众多朝代都比不上的，就是繁荣的海外贸易，尤其与日本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古代的日本被称为“金银岛”，日本列岛的黄金白银产量丰富到惊人），经济文化交流得多了，日本对宋也越来越仰慕。

日本甚至出现大量妇女前来宋朝“度种”的情况（很正常，近代日本人也鼓励要与西洋人通婚改善人种）并且以此为炫耀，不仅日本，当时的回鹘等也都如此。

唐代以后，为什么只有宋朝没有和日本作战，其他朝代都和日本发生过战争？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中日千年历史上的首次战争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打响：在这场战争中唐军面对兵力几乎四倍于己的日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此时的日军还没后世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战败后的日军兵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这应该是中日历次战争中日军最大规模的投降，也是历次中日战争中赢得最为干净利落的一仗——之后无论是万历援朝战争、甲午战争，还是抗日战争，无论最终谁赢了，对双方而言都是打得异常艰苦，而在白江口之战中刘仁轨作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位抗日将领彻底完胜日军，之后800余年日本再不敢窥视中华。

白江口之战的确是把日本方面打服了、打怕了——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白江口之战后日本遣唐使的频率、规模和影响力甚至更胜战前：公元630年日本向大唐帝国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前他们已派出三次遣隋使。白江口之战后的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669~733年）的规模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这一数据大约是战前的两三倍。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唐日“混血儿”：在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结婚生子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公元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一直热衷传播大唐文化。公元717年（开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日后成为李白好友的晁衡（当时还叫日语名字阿倍仲麻吕）就在这批遣唐使中。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鉴真大师在经历五次东渡失败的经历后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此时鉴真大师已然双目失明，可还是经过不懈努力开创了日本佛教的南山律宗。第九批遣唐使归国后的718年（日本养老二年）大和朝廷进一步完善旧律令，形成《养老律令》。

公元894年是中日关系史乃至整个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转折之年——这年八月日本朝廷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准备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这支使团尚未出发就半途而废，紧接着日本朝廷更是宣布从此终止近三百年来一直延续的向中华隋唐帝国派遣朝贡使节的既定国策。要说清日本停止遣唐使的原因就得先了解日本当初派遣使节的原因。纵观两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遣使来华无非两个目的：其一中华帝国的强大令日本感觉到威胁时日本就会主动遣使来华；其二借中华帝国之威名压服周边的新罗、百济等国以及日本国内不服朝廷管束的部族。日本最早通使中国是在汉光武帝时期——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和邻国狗奴国爆发冲突，于是想借汉帝国的名号压狗奴国一头。倭国对汉帝国的朝贡因黄巾起义而中断，曹魏建国后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才再次遣使朝贡并接受魏明帝册封的“亲魏倭王”称号。在经过三国和五胡乱华的混乱时代后日本不再前来朝贡，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原大地皇帝轮流做、城头变幻大王旗，没哪个政权能对日本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日本就算想抱中原王朝的大腿以压服邻国和部族也不知道该抱谁。直到5世纪初北魏和南朝宋分别统一了北中国和南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局部统一，于是相继有五代倭王先后遣使朝贡，而日本使团无一例外朝贡的是南朝。隋朝完成南北统一后又用兵朝鲜半岛，这令日本感觉有必要和这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圣德太子领导下的日本朝廷却向当时的隋炀帝杨广递交了一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很明显圣德太子将日本置于和大隋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朝廷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大王改称天皇（事实上在此之前的日本历代天皇都是后世追封），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按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只有中国天子才可以自称皇帝，周边藩属国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称帝，由大王改称天皇标志着日本实际自此时起就以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外了。

大唐帝国取代隋王朝后日本持续派出遣唐使，不断学习先进的大唐文明。尤其是在白江口之战被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兵力的唐军所败后日本连续派出第五次和第六次遣唐使，其实这两次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就两点：其一因为白江口战败而向大唐请降；其二打探唐朝的动静虚实以证实唐朝是否会乘胜进攻日本本土。当日本知道唐朝并无远征日本之意后就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改革，恰恰因为白江口之败反而令日本更加谦虚地学习大唐文明。与此同时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帝国也希望打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所以要求日本必须每15~20年左右遣使来唐一次。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乱持续了8年，本来在此期间日本应该按和大唐的约定派出一次遣唐使，可日本的小算盘是：日后中原大地究竟姓李或是姓安都是未知数，自己这时遣使万一拜错了庙门......于是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开始了新动作：早在713年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立渤海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和大唐其他羁縻州府一样是册封当地部族首领而实现羁縻统治的，实际上渤海都督府同时又是接受大唐册封的渤海郡国，这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国中之国。渤海郡国从727年起曾多次遣使日本，日本一开始的应对比较冷淡，安史之乱后日本开始积极和渤海展开互动外交：759年日本甚至计划与渤海南北夹击新罗。不过日本在国书中以上国自居，称渤海为孤悬海外的弹丸小国——日本天皇应该是把地图拿倒了：究竟谁孤悬海外呀？

862年日本真如亲王随唐朝商人张支信的商船来唐并到达长安。按大约20年左右朝贡大唐一次的惯例而言：此时的日本也到了该遣使入贡之时了，唐朝方面就真如亲王一行当成是日本朝廷官方委派的朝贡使节。然而这次日本玩了一个小花招：这次日本并未以官方名义派出正式使团，而是由真如亲王带着自己的随从乘坐唐朝来日贸易的商船前往大唐，可真如亲王毕竟是日本皇族，因此也可以将真如亲王之行视为朝贡。日本方面之所以安排这样一次暧昧不清的派遣可谓一石二鸟：对唐朝方面将其解释为朝贡以搪塞唐朝；留下转圜的余地——在适当的时机拒不承认这是一次朝贡行为，以满足日本日益膨胀的民族自信。唐朝方面并不了解日本这些小心思，在唐朝方面的逻辑认识中这就是一次朝贡行为，那么按惯例到880年前后就该准备新的遣唐使派遣工作了，但876年前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波及大半个中国，到880年前后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成了战场，一向善于投机取巧的日本像安史之乱时一样选择暂时观望。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打算和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彻底决裂的意向也越来越清晰，于是自真如亲王来唐后三十年左右大唐朝廷与州府再没见日本使节来华“朝贡”，唐朝廷和管理相关事务的地方官不是傻子、瞎子，自然注意到了这点，但因忙于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而无暇顾及此事。

大约在892~894年随着起义的日渐平息时任温州刺史的朱褒派人送信到日本要求日方遣使朝贡。在接连遭受安史之乱和农民起义的打击后唐朝出现了严重的藩镇割据现象：朱诞、朱褒兄弟利用这样的时机割据温州，成为一方土皇帝。长期割据温州的朱氏家族对朝廷有很大的建议权和影响力，朱褒之所以会关注中日交通这一问题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营造敦促外国来朝的盛景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威望；其二朱褒治下的温州是唐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口岸贸易抽解所得是州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然行将就木，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打日本还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朱褒不是唐朝皇帝，但毕竟也是一方实力派，是能对大唐朝廷施加影响的，这令日本方面不敢轻视朱褒的来信。所以收到朱褒来信的日本朝廷当即决定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却明确加以反对。菅原道真的反对理由是大唐凋敝——这其实是菅原道真冠冕堂皇用来反对出使的理由，其实他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随着大唐帝国的凋敝，对遣唐使的招待也大不如前，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跨洋越海，结果却一无所获，这样的傻事怎能干？最奇葩的是菅原道真在给天皇的回复中居然特意写道：国之大事不独为身——此乃为国家大事考虑，不只是为了我菅原道真个人的身家性命，这倒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菅原道真的反对固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不过日本朝廷最终采纳他的意见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大唐帝国的日渐凋敝，日本自觉可以向大唐学习的地方越来越少。而两国之间发达的民间贸易完全能满足日本对“唐物”的需求，已不再需要通过朝贡贸易来获得。与此同时原本就对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始终没打心里认同的日本在经过长期效法大唐的改革后民族自尊心乃至自大心理日益膨胀——894年前后正是日本由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唐风文化向将大唐文明本土化的国风文化转型时期，这时的日本具有越来越强的本位意识，于是决心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传统的朝贡册封体系。

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13年后的907年大唐帝国被朱温篡夺，朱温开创了梁朝（由于此前已有以“梁”为国号的王朝，所以史称后梁），此后后梁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后更替，战乱不休。自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现象延续了下来：朱温篡唐后各割据政权趁机先后取得独立地位，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之外，又先后涌现出前蜀、后蜀、楚、荆南、吴、南唐、吴越、闵、南汉、北汉十个割据政权，后世称这段历史为五代十国。大唐灭亡后的50年间东亚朝贡册封体系中的渤海、新罗也相继灭亡，这令日本感觉自己一国独大，不免沾沾自喜起来。与此同时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割据政权一心逐鹿中原，无暇顾及海外邦交，只有割据江浙一带的吴越国才有这方面的自信和需要——吴越一方面和其他割据政权之间合纵连横，另一方面遣使海外列国。同光中（923~926）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封吴越国王，赐玉册、金印，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这标志着吴越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王国。与此同时钱镠“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这段《旧五代史》中记载的“海中夷落”自然是包括日本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钱镠并不安于割据一方的现状，他还想一统中华并进而恢复华夷秩序。从这段记载也能看出：尽管大唐帝国灭亡了，尽管中华大地四分五裂了，但在这些割据政权眼中依然视日本为岛夷。

935年吴越王钱元瓘曾派遣商人蒋承勋出使日本并辛辛苦苦带着若干只绵羊。已经闭关锁国的日本朝廷不仅没遣使回访，而且在朱雀天皇承平六年（936）由左大臣藤原忠平出面给吴越王写了一封要求与吴越国平等交往的书信。953年蒋承勋又以吴越王钱弘俶的使者身份带着信件和丝绸、粗绢等贵重礼物前来日本。日本朝廷由右大臣藤原朝臣师辅出面让蒋承勋给吴越王带去这样一封回信：蒋承勋来，投传花札，苍波万里，素意一封，重以嘉惠，欢惕集怀。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绔珍货，奈国宪何，然而志绪或织丛竹之色，德磐或引沈檀之熏，受之则虽忘玉条，辞之恐谓嫌兰契，强以容纳，盖只感君子亲仁之义也。今抽微情，聊寄答信......这封信相比以往更进一步了：以往只是要求和吴越国作为平起平坐的主体交往，至此则更进一步——已不愿和割据一方的吴越国平起平坐了，反而自视上国，只是看吴越国献上的锦绔珍货还算称心才勉强与之交往。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就认为：吴越王的书信并非赠日本朝廷，而是赠日本国领班大臣——属于大臣之间的私交，而非两国国交：盖吴越国仅保一隅之地，僭称王号，故不得不谦让而执此态度。日本答书也就不用朝廷之名义——尽管事实上有国际之交涉，形式上仍执私交之体裁。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海外的态度颇为消极——不想主动寻求交际，只是作出因他人请求而不得已应之的态度。

当中华大唐帝国覆灭，五代相继交替之际日本也进入了多事之秋：日本皇室在历史上曾有相当漫长一段时间是不和臣民之女联姻的，这造成皇室堂兄妹乃至亲兄妹之间世代乱伦。随着遣唐使不断向日本传播中华大唐文明，这种野蛮风俗日益受到诟病。而日本皇室想出的解决应对之道居然是和国内最大的贵族世家世代通婚，尽管用今天的医学观念看：这属于表兄妹通婚，不过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要知道即使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一些边远山区依然存在姑表结亲的现象。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天皇谁也没考虑到表兄妹通婚对后代基因的影响，他们所操心是另一件事——世代联姻意味着历代天皇的舅舅、外公出自同一家族。那么这是怎样一个家族呢？这个家族姓藤原。藤原家族不仅世代与皇室联姻，更是长期把持朝政——天皇年幼藤原家就为摄政，天皇成年后就为关白成为定制，日本历史上称这种政治模式为摄关政治。一时间天皇废立、国政大事无不出自藤原家，地方领主也纷纷寄进。藤原家被世人直接称呼为摄关家。摄关对天皇来说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天皇自然不甘心此种局面，于是天皇发明了院政与之抗衡：院政始于白河天皇时期——白河天皇在位13年，他于1086年主动退位，传位给太子崛河天皇，新天皇当时只有8岁，白河天皇退位后就出家为僧，成为法皇。法皇以太上皇的身份设立院厅继续执政——白河天皇此举实际上是皇室和寺院僧侣势力结盟对抗以藤原家为首的世家贵族。由法皇亲自辅佐新天皇也避免了藤原家利用天皇年幼之机专擅朝政。此后鸟羽和后白河天皇也仿效此举，于是日本政坛出现了摄关和院政博弈的局面。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摄关和院政的竞争也折射到此时的中日关系中：从10世纪开始日本的国风文化兴起，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自豪，视东亚大陆上的改朝换代为乱象。然而“万世一系”的日本皇族此时正在其国内被藤原家的摄关政治日益架空，当然天皇是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人分割的——除了发明院政来和藤原家在国内朝政上斗争外，在外交上皇族特别重视维护日本的上国形象以显示强硬态度，并希望借助这种强硬姿态赢得那些对藤原家不满的世家贵族的尊重，以结成反对藤原家摄关政治的联盟。

公元960年正月当春节的喜庆尚未散去时当时的后周朝廷就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北汉和辽国联军南犯，就在前一年后周的世宗皇帝柴荣刚刚驾崩，年幼的恭帝柴宗训继位不足一年，还无法亲理朝政。太后和辅政宰相商量后匆匆派出禁军前去抗敌，当军队行进至距离京师二十里外的陈桥驿时突然发生哗变：军士们给他们的统领——当时的后周禁军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披上了黄袍，随即大军掉头返回京师。在这场不流血的政变后赵匡胤在没杀害后周柴家一人的基础上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大宋王朝。成为一国之君后的赵匡胤通过先后两次“杯酒释兵权”罢去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解决了自唐朝中叶以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擅的局面，也从而避免了他的大宋王朝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稳定了内部后赵匡胤又依据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致力于统一全国，先后灭亡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光义继位。赵光义即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王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归附。至此五代十国中的南方割据政权被宋朝悉数统一，只剩山西太原一带的受辽国庇护的北汉还没被宋朝削平。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赵光义先派大将潘美等挥师北上，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赵光义于二月率军亲征，宋军击退辽国援兵，灭亡北汉，终于结束了自唐末黄巢之乱以来近九十年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再次形式上一统全国。兵不血刃迫降吴越，又成功灭亡了有辽国保护的北汉，这令赵光义自信心爆棚——他希望在自己手中重新恢复汉唐时期的华夷秩序，于是就在灭北汉的当年五月赵光义不顾众臣反对，趁伐取北汉之势从太原出发北伐辽国。北伐初期一度收复河北易州和涿州。赵光义下令围攻燕京，宋军与辽人在高粱河畔展开激战。赵光义亲临战场，结果受伤中箭，乘驴车仓惶撤离，北伐失败。高粱河之败标志着宋朝试图恢复传统的华夷秩序的努力归于失败，此后东亚地区传统的中原王朝一家独大的朝贡册封体系被多极争雄的格局取代：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占据着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西北的定难军节度使表现出强烈的独立倾向，日后这个割据政权从宋朝正式独立出去建立了西夏国；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军在征讨交趾的白藤江之战中先胜后败，统一交趾的计划最终成为泡影，此后交趾由中原王朝管辖的郡县演变成后来的越南；孤悬海外的岛国日本正努力打造自己的国风文化，强烈的本位意识使其一再拒绝宋朝对其遣使入贡的要求。唯一令赵光义感觉安慰的是：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丁亥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敦促高丽前来朝贡宋朝。这是赵光义的遣使入贡要求得到的唯一回应，还是因为此时高丽和辽国关系紧张，所以才打算联合宋朝制衡辽国，不然和宋朝隔着辽国的偌大疆域的高丽才没闲工夫搭理赵光义。

这就令宋王朝异常尴尬了：毕竟这个王朝统一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汉地，统一之后的宋朝很自然地继承了中华正统王朝的华夷秩序理念，构建以宋朝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新的册封朝贡体系。然而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文弱的王朝却不得不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对这种落差宋朝皇帝想出的对策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本是中华帝国数千年来处理中外关系的传统策略，然而过去的王朝大力弘扬自己的文德背后是有武功支撑的，偏偏宋朝天生武略不足，因而不得不采取以经济文化手段来构建以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丙戌“杂取历代医方同加研校”，次年十月癸卯《乾元历》成。整个大宋王朝弥漫着一番盛世修典崇文的景象。宋朝大体统一了中原汉地不仅大大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也为发展文化事业，进而促进国内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繁荣提供了条件。随着宋朝和平接收吴越、武力剿灭北汉，南北两大佛教圣地——天台山河五台山已处于宋王朝的控制之下，同一时期一直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日本的天台山、五台山信仰正越来越强烈。乾德三年（965）游历五天竺18年的沧州僧人道圆归国并偕于阗使者共赴京师陛见，此举大大激发了宋太祖开展文化外交的宗教热情——966年他模仿唐太宗遣玄奘西天取经的做法（此乃民间误传，其实玄奘西行一开始未获唐太宗批准）选僧人行勤等157人赴天竺求法，每人赐钱三万。这次大规模的官费留学活动是宋太祖对外“修文德以来之”的羁縻做法且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开宝年间（968~975）就有印度高僧法天等来宋，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更有印度高僧天息灾（又名法贤）、施护相继携带大批梵文经籍和佛舍利来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日本僧人奝然来华，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礼遇。《宋史》云：“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于太平兴国寺，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开国之初的宋朝也曾极力希望恢复传统的华夷秩序，在败于辽国之手后宋廷依然没放弃这一打算，于是屡屡遣使高丽、日本等海外诸国。与此同时自认为以全面吸收大唐文明的日本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本位意识：此时的日本甚至以小中华自居，希望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以代替历史上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如果昔日的大唐在日本眼中还是天朝上国，那么后来的宋王朝在日本眼中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日本人开始称来自宋朝的人为番客。不过日本其实一直关注着东亚大陆上的一举一动——一旦大陆上形成一个像昔日的大唐一样强大的国家，如何应对便成为岛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尽管宋朝的武功没强大到令日本恐慌的地步，但与此同时东亚大陆进入多极争雄的格局：就连其中最为弱小的朝鲜半岛政权都曾一度对日本构成威胁。说起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关系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朝鲜半岛上的政权长期以来就是被日本欺负的，多亏有中国这个宗主国的帮助才得以生存下来。翻看朝鲜、韩国的史书很多都有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倭寇来袭。殊不知日本历史上也有“韩寇”一词——原来棒子也曾将鬼子按在地上各种蹂躏。

事实上第一次韩寇侵袭日本时中华大地还在大唐王朝统治之下，当时朝鲜半岛上的政权是新罗——《日本纪略》如此记载道：弘仁四年（西元813年）二月二十九日一百一十名新罗人驾五艘船登上小近岛，与当地人作战，杀九人，掳一百人。作为事后的对策：日本在对马设置新罗语翻译，以便审查每年大量渡至日本的商人、漂流者、移民、难民等新罗人集团。弘仁十一年（820年）二月二十六日居住于远江、骏河的七百余归化人（定居日本的新罗人）发动暴乱。乱民“杀人焚屋”，抢劫伊豆国谷仓及船只。二国军人开始未能捕捉，后来从关东等地七国请求援兵，最终捕获乱民。关于动机，据推测：归化人虽分得口分田与一定生活费用，但因被认为图谋在博多等地从事与本国从事非法交易，而被勒令移居日本东部，故产生怨恨。869年五月二十二日夜新罗海盗乘船二艘来至博多港，抢夺丰前年贡绢绵后立即逃窜。虽发兵追击但最终未能捕获。对此政府加强沿海诸郡的防备，并逮捕且放逐了作内应的新罗商人润清等三十人，赏赐了勇射海盗的百姓五六人。之后，在新罗被捕的对马猎人卜部乙屎麻吕通报了当地的严重情况，最终大宰府决定将治下所有的新罗人迁至陆奥，给予口分田使其定居。当时新罗建造大船鸣号进行军事演习，据说是为了“伐取对马岛（870年二月十二日条目）”。当地的书记官获得了“新罗国文书”，告发了潜伏于大宰少弐藤原元利万侣附近的内应。日本朝廷加强弩师与守兵的配置，命对马守小野春风等守卫当地，另一方面前往八幡、香椎、神功陵等神社祭祀上供，祈求神灵保佑，“日本乃神国，敌国之船不战即沉没”。893年五月十一日大宰府发现新罗海盗。“新罗海盗于肥后国饱田郡杀人焚屋，由肥前国松浦郡遁去”。次年四月接到对马岛的受袭报告。九月五日对马守文屋善友率数百郡兵以弩迎击四十五艘船的海盗，据说射死二百余人，捕获一人。从俘虏口中得知新罗发生饥荒，都城亦不例外，故来抢夺谷绢。总共有船一百艘，约二千五百人。

公元935年高丽灭新罗，并于翌年统一朝鲜半岛南部。高丽为谋求恢复朝日国交在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余年间曾多次遣使，终未能达到目的，但高丽私商一如从前频繁到九州贸易，日商去高丽的也络绎不绝：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间日商去高丽的就有28次。9世纪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带开始遭到来自新罗的小股海盗骚扰。公元977年10月来自高丽方向的海盗（根据东北亚大陆各民族的社会状况以及对马海岸周边的地理条件，很可能也是由东北亚大陆经朝鲜半岛周转的狩猎民族领导的 ）入侵， 筑前、筑后、萨摩等沿海地带皆受其害，奄美岛受害尤重。继高丽海盗之后刀伊人也大举来袭。“刀伊”系朝鲜语“外藩”之意。据说刀伊人是散布在中国东北地方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的一支，同高丽有贸易往来，自11世纪开始在半岛东海岸一带进行海盗活动。宽仁三年（1019）刀伊驾驶50余艘船只入侵对马、壹岐、筑前等地。当时只以搜刮农民为能事而无抵御外侮能力的中央权贵们闻讯大骇，毫无办法。这支刀伊海盗最后还是被日本地方武装击退了。日本居民被杀463人，掳走1280人，后来高丽海军在海上击败了这支海盗，送回被掳日人259名。就在此前不久的长德三年（997）奄美岛人从南面袭击九州各地，甚至烧毁日本”海夫“们的住宅，抢夺财物、掳掠男女。就在这次刀伊入侵前后还有一件让日本朝野紧张、猜疑的外交事件——长德三年（997）有高丽国牒三通送达日本，日本公卿朝议认为其内容“有令耻日本国之文”，决定遣返高丽使节。日本方面甚至进一步怀疑此事背后有宋朝的阴谋并下令让居住在镇西及越前国的宋人尽快归国。

自918年王建灭新罗建立高丽王朝以来日本朝廷一直拒绝回复高丽要求建交的国书，对高丽与吴越之间的交往也是冷眼旁观。宋朝的建立令东亚局势发生了新变化：宋朝是要恢复汉唐以来的华夷秩序——以册封朝贡体制来发展国际关系，这是具有强烈本位意识的日本所无法接受的。高丽一再就建交事宜催促，刀伊又自海外来袭，这些事件进一步促使日本采取更加孤立的外交政策——此后日本对东亚大陆各政权一概视之为番夷，在政治上拒绝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经济上严格控制来日本贸易的宋人和高丽人，在文化上采取对外竞争的态势。这一时期日本的军事实力并不强大——从当时的日本一再被新罗人、高丽人、刀伊人各种蹂躏的情况可以证明。白江口之战惨败的阴影仍令日本记忆犹新，即使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文弱王朝，但宋朝当时在世界上文化与经济的繁荣程度仍令日本艳羡不已。以日本当时面对新罗人、高丽人、刀伊人尚且吃力的军事实力自然会对宋朝这个庞然大物心存畏惧。与此同时这时日本国内又正值摄关与院政激烈交锋的时期，也无心参与海外事务，这一时期日本是一个较为倾向于自我封闭的国家：自918年王建灭新罗建立高丽王朝以来日本朝廷一直拒绝回复高丽要求建交的国书，对高丽与吴越之间的交往也是冷眼旁观。宋朝的建立令东亚局势发生了新变化：宋朝是要恢复汉唐以来的华夷秩序——以册封朝贡体制来发展国际关系，这是具有强烈本位意识的日本所无法接受的。高丽一再就建交事宜催促，刀伊又自海外来袭，这些事件进一步促使日本采取更加孤立的外交政策——此后日本对东亚大陆各政权一概视之为番夷，在政治上拒绝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经济上严格控制来日本贸易的宋人和高丽人，在文化上采取对外竞争的态势。宋朝方面在屡屡提出建交要求而遭日本拒绝后也一度不再去关注这个蕞尔岛国，直到北宋倒数第二位皇帝宋徽宗时又想起了这个桀骜不驯的始终不愿臣服于大宋的岛国——这时正值宋徽宗联金灭辽，收复了宋朝历代先君心心念念的燕云十六州。其实燕云十六州的收复完全是因为辽国在金国的打击下已无法自保的结果，以宋朝的实力收复燕云十六州无异于痴人说梦。宋徽宗自己却不这么想，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实现了历代祖宗的遗志，兴奋之余的他向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诸国传达了要求遣使朝贡的国书。日本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置之不理，其实宋徽宗自己也没把这当回事，很快就忘了此事，退一步讲：就算他记得也没啥意义，因为没多久在靖康之变中他就成为了金人的俘虏。

唐代以后，为什么只有宋朝没有和日本作战，其他朝代都和日本发生过战争？

中日在长达近2000年的交往过程中，共发生过五次国家之间的战争，其中三次战争与朝鲜半岛有关，中国以三胜两负的战绩稍处上风。唐、宋、元、明、清及民国，除了宋朝之外，其它五朝均与日本爆发过战争。

我们先看一下南宋崖山海战之中后的日本是何反映，据宋末《心史》记载：古倭地在海东，先朝尝入贡。彼近知大宋失国，举国茹素。意思是：地处东海的日本，一直向大宋朝贡，在听到宋国灭亡后，举国穿白衣，为南宋守孝。我个人认为此说法应该是杜撰的消息，有待考证。日本与大宋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可能有以下原因。

首先，大唐打下了安宁的基础，日本已彻底放弃了与唐宋作对的想法。由于唐朝打下的良好的基础，再加上此时的日本也进入平安时代，所以到了宋朝后，两国是保持比较友好的外交关系。特别是东南沿海，由于安史之乱后的“衣冠南渡”，使得东南沿海直接承载了之前中原所有发达的文化、经济及技艺，以至日本使用的高端瓷器、丝绸等皆需要大宋沿海供应。

如果不是牵扯到朝鲜半岛主导权的问题，其实大唐与日本根本不会直接爆发战争。白江口之战使日本深刻的意识到其实力与大唐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其后便加强了向大唐的各种学习与模仿。到了宋朝，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尤其双方民间的往来更甚。据日本史料记载，双方官方的往来其实并不多，主要是民间商贸之间的来往。

其次，宋朝对日本在文化和经济上影响太深。唐朝时期，日本不断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与经济。而到了宋代，日本的遣宋使的人数更多，已超越大唐。宋朝的重文轻武国策，使文化业极度繁盛。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文化、艺术典籍大量问世，使得这些大宋文化瑰宝大量传播变为可能，大量的遣宋使、僧人等将大宋文化传到日本。日本向来对强者有崇拜的传统，在文化上，大宋就成为日本最崇拜的王朝。

大宋的经济实力是代表世界的最强实力。据统计，宋朝在巅峰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占到了全球经济总量的75%，这也是大宋国力的超强体现。大宋对外贸易的支柱产业，如茶叶、书籍、瓷器等基本垄断市场，使得大宋一直保持贸易顺差的状态，国库的黄金白银储备非常充足。这种稳定且体量大的繁荣经济，使宋朝的纸币交子成为当时通用的货币。宋朝自己铸造的铜钱已作为日本主要的流通货币，相当于宋朝已经掌握了日本的经济命脉。

最后，宋朝时期的日本主要出于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社会经济相对稳定，没有客观上对外扩张的条件。南宋末年的日本是进入了幕府时期，此时期属于日本的特殊时期，是分裂并非统一的时代，更不具备对外扩张侵略的条件。

白江口之战，是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大唐军队与日本在百济白江口发生的一次海战。唐军170艘战船共1.3万人大败拥有1000艘战船4.2万人的倭军，是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海战。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两国间进行的第一次战争，此战打出了中国近千年的安宁，其结果使百济灭国，奠定了此后近千余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

元日战争，是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拒绝朝贡，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派军攻打日本而引发的战争。这两次侵略在日本合称为“蒙古袭来”。日本顽强的抵抗和“神风”葬送了忽必烈的舰队和他征服日本的梦想。

万历朝鲜战争，是大明万历年间（1592年—1598年）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这是日本自认为羽翼丰满后的第一次实力展示，也是丰臣秀吉的末次表演。最后的露梁海战，中朝军队重创日本海军，将日军完全逐出朝鲜，丰臣秀吉郁郁而终。此战使后来的德川幕府意识到日本与中国开战的时机根本不成熟，于是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清朝抗击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此战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首次武力展示，中日双方实力相当，但战争却形成一边倒之势。大清早已腐朽不堪的陆军一败再败，丢失朝鲜、辽东半岛后，连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也基本被被全歼。战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痛。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14年战争。由于中日双方在工业实力和军事机器上的巨大差距使得中国军队在战争中一败再败，被迫进入长期抗战模式。随着中国战场的消耗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

唐代以后，为什么只有宋朝没有和日本作战，其他朝代都和日本发生过战争？

这里头原因有很多，而最客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宋朝比较弱，始终无法将势力延伸至辽东和朝鲜半岛地区。这就使得宋朝和日本之间并没有产生势力的“交汇点”。

除了元朝是主动进攻日本本土之外，唐朝、明朝和清朝时期与日本之间的战争，都是日本自己挑起的。因为，日本群岛地震等灾害频发，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日本人自古旧有大陆情节。而要想入侵大陆，直接渡海进犯我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困难的。这样一来，毗邻日本的朝鲜半岛就成了最理想的跳板。

而朝鲜半岛自古一来就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势力范围，朝鲜半岛上的政权都视中国为宗主国。一旦日本想染指朝鲜，势必触动到中国。因此，中日双方就产生了势力的“交汇点”。因此，唐明清三代与日本的战争，其实都祸起朝鲜。

而这在宋朝就不存在了，因为两宋自始至终都没能力越过燕云地区，其势力范围和日本之间有一定距离。

除此之外，日本自身也不想找宋朝麻烦，原因有三：

他们是不愿意，也不希望和宋朝开战。

1、首先，两宋的经济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朝虽然军事不行，但在经济文化上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灿烂的时代。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当中，就六个是宋朝的；而海上丝绸之路也正是在宋代繁荣起来的。

而灿烂的两宋文化，也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唐代，日本有著名的遣唐使，但其实日本遣宋使的频率和人数更多。开放的宋朝，让日本得以获得文明的雨露和商贸的滋润，这使得日本对宋朝抱有很大的好感。而宋代的程朱理学、商品贸易等经济文化和科技，都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其次，日本当时社会发展稳定；

两宋时期，正好是日本的平安时代。唐朝时期，日本已经通过学习中国，完成了大化改新。发展到平安时代，日本已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社会制度，并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

平安时代，日本国内文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诞生了如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随笔《枕草子》等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

文学领域的发展，可以折射出当时日本国内的稳定。因此，当时的日本本来就没必要远渡重洋来找宋辽这样的大国开战。

3、最后，就是日本武士集团在宋代还没正式形成；

日本的武士集团是日本平安时代长时间稳定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股力量。后来，随着武士集团的日益强大，这些武人最终左右了国家的走向把日本带进来战国时代，而日本民族也从此变得好战起来，变得更加具备侵略性。

尤其是自战国时代以来，日本武士过度崇尚武力，推崇侵略与杀戮。而激烈的混战和厮杀，也产生了很多落败的武士。他们在日本混不下去，就与中国的海盗和不法商人勾结在一起，成了倭寇劫掠我国东南沿海。

但所有这些，在两宋时期还不存在呢。

唐代以后，为什么只有宋朝没有和日本作战，其他朝代都和日本发生过战争？

唐朝开始往后，除了宋朝之外，唐元明清都和日本打过仗，民国就更不用说了。

其中，唐朝和明朝，清朝，实际上都是抗日援朝，也就是在日本入侵朝鲜半岛的时候，中国出兵帮助朝鲜半岛上的政权抗击日本。元朝则是主动出击，企图征服日本，但两次都没有成功。清朝并且因为援朝，和日本发生战争，战火一直烧到国内本土。

日本是个岛国，从传统的中国角度来看，都可以算得上地小民贫，所以中国王朝一般不会花比较大的代价去征服日本。而且，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基本上也没有能力威胁中国，所以中国传统上的王朝也不会特别在意日本。

日本历史的基本状态就是，穷则回家内战，达则登陆朝鲜半岛。国力衰弱的时候，就回到日本本土去打内战，从内战中崛起一个比较强势的政权之后，大体上完成日本国内统一，就要开始谋求登陆朝鲜半岛，向大陆扩张。这是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的宿命。

而对日本来说，向朝鲜半岛扩张的意义和中国出征朝鲜也不同。中国的统一王朝出征朝鲜，并不会完全与国内发展前途挂钩，所以并不需要用全力。而日本不同，日本必须在大陆谋求发展空间，所以必须进攻朝鲜，然后以此为跳板，向中国延伸。

从中国的角度看，隋唐时期确实曾试图重新把朝鲜半岛拿回来，因为在当时人的意识里，这是汉朝故土，所以必须拿回来，才是真正的完成了汉末以来大一统的历史任务。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只要控制了辽东，就必然会与朝鲜半岛发生联系，要么是主动进攻朝鲜，要么是在朝鲜面对外来威胁时必须出兵支援。

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唐朝和明朝为什么要出兵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就是因为唐朝和明朝都控制了辽东，和朝鲜直接接触，而且，唐朝曾多次出兵试图将朝鲜重新纳入版图。虽然唐朝未能成功征服朝鲜半岛，但最后基本上确立了朝鲜半岛的藩属国地位。明朝虽然没有进攻朝鲜，但是朝鲜在明朝完成统一之后就马上延续元朝的惯例，遣使入贡，成为明朝的藩属国。

在入关之前，清朝就因为朝鲜一直威胁清朝后背，随时有可能与明朝夹攻清朝，所以，清朝主动出击，征服了朝鲜，将朝鲜变成了藩属国。也就是说，朝鲜被清朝征服，要比中原地区还早。实际上，不仅是清朝，此前的辽国、金国和元朝，也都是如此，在进攻中原地区之前，就已经控制了朝鲜半岛。

相比唐朝和明朝，清朝同样是朝鲜的宗主国，在日本入侵时也出兵了，但是被日本击败，并且被日本打进了中国本土。日本这一战就是赌国运的，因为输了，就要和唐朝和明朝那两次一样，回到日本本土去打内战去了。就是因为对日本来说，这是输不起的战争，而中国输得起。

由此就不难理解宋朝为什么没和日本打仗了。因为辽东地区从安史之乱后就已经失守了，并且后来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一个渤海国政权，一直到五代时期，辽国才消灭了渤海国。之后，就是辽国控制东北，朝鲜半岛成为辽国的附属国。也就是说，宋朝不和朝鲜半岛接壤，也就没有必要特别注意日本。

从日本的角度看，宋朝时期日本内部也不稳定，正处于分裂和内战时期，所以也没有能力入侵朝鲜半岛，更无意于进攻中国。反而是这时候日本延续唐朝时期的做法，曾向宋朝派遣使者。所以说，宋朝时中国和日本两不相干，各忙各的。反而是在忽必烈下决心彻底消灭南宋的时候，同时也派兵先发动了第一次对日本的进攻。

唐代以后，为什么只有宋朝没有和日本作战，其他朝代都和日本发生过战争？

北宋连燕云十六州都收不回，还能有心思打日本？

历史上中国和日本共有6次战争，中国宣战的有3次，日本主动宣战的有3次。分布是：

1、663年，唐朝、新罗VS百济、日本的白江口之战；

2、1274年、1281年元朝两次远征日本战争；

3、1592年——1598年的朝鲜之战（万历朝鲜之战）；

4、19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

5、1900年日本参与的八国联军之战；

6、1931年——1945年的十四年抗日战争。

北宋初想要多契丹夺回燕云十六州但失败，之后在契丹的进攻下，双方达成兄弟联盟；北宋后期通过海上之盟，利用金国短暂的夺回了燕地，但金和北宋双方的互补信任，加上投降金国的辽臣们出于利益和报仇目的，极力鼓动金国进攻北宋，致使北宋灭亡。

不要说日本，就是高丽，北宋也是鞭长莫及。

至于南宋，因为靖康之变和失去北部土地，力不能敌，只能一心的休养以等待收复北部土地的时机。更加没有精力和能力去进行攻打日本这种过于荒谬的事情。

1、白江口之战，是唐朝和新罗灭百济、日本要保百济的战争。唐朝灭新罗，是为了南北攻击高句丽。日本要保百济的原因是朝鲜半岛三国形势对日本最为有利。

原本朝鲜半岛的局势是：高句丽和新罗联盟VS百济和日本。新罗从百济夺走原高句丽的汉江流域后，新罗和高句丽就翻脸了。新罗改为和唐朝结盟共同对付高句丽和百济。

李世民攻打高句丽的直接原因就是新罗说高句丽、百济要联合攻打它。

为了救助百济，日本齐明天皇亲自率军援助，只是中途病死；即位的天智天皇继续率军援助百济。

在662年6月，日本前将军上毛野稚子以2.7万人占领新罗的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新罗和唐军的联系后，局势优势转为日本和百济方面。

但就因为从日本回国即位的百济王扶余丰处死百济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导致百济人心浮动无心作战，最终让百济被灭，日本撤军回国。

白江口之战日本的失败，一方面让日本接纳了很多不甘于被新罗统治的百济难民，另一方面让日本从隋唐时开始的友好关系，变为对立关系，天智天皇加速了日本向律令制国家的发展。

2、元朝忽必烈2次远征日本，主要的导火线是日本拒绝和元朝同好，因为当时的日本镰仓幕府听信了南宋来的僧人带来元军在江南暴行的消息，认为忽必烈所谓的派史通好，不过是想侦察日本国内情况，为攻打日本做准备。

日本获胜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因为台风。但日本水下考古学家林田宪三研究团队对元朝舰队的沉船进行研究后认为：元朝舰队之所以被台风摧毁，原因是使用当时流行的水密隔舱设置，是用于内河航行的平底船，而不是用于海航的海船。

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在白江口之战失败后就一直重视日本的防御体系，于是原本用于对付唐朝的防御体系，用到了对付元朝舰队。

之后的万历朝鲜之战、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战、抗日战争等，大家都熟悉， 就不多说了。

白江口水城遗迹

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的日本情况：

960年是日本村上天皇天德四年，日本出于平安时代时期。

在北宋时期日本的主要大事有：

968年的安和之变；

996年的长德之变；

1016年藤原道长摄政，摄政政治达到全盛；

1019年女真海盗入侵日本的刀伊入寇；

1028年的平忠常之乱；

1051-1062年的前九年之战；

1086-1089年的后三年之战；

1086年白河天皇开启院政；

1108年源义亲之乱；

1111年设置庄园券契所（土地登记以收税？）

镰仓幕府时的国徽

南宋时期的日本情况：

1156年保元之乱；

1159年平治之乱；

1167年平清盛执政，开启平氏政权；

1177年鹿谷阴谋；

1179年平清盛被幽禁；

1180年源平合战；

1183年，源义仲赶跑平氏，掌握东部；

1184年源义仲被源义经击败；

1185年，坛之浦之战，平氏被灭；

1189年奥州藤原氏灭亡；

1192年源赖朝成为征夷大将军，结束平安时期，开创镰仓幕府；

1221年，以北条氏为主力的镰仓军在承久之乱中击败鸟羽上皇的朝廷军，掌控了朝廷和西部。

宋朝时由于契丹、女真、党项、越南、大理等国的崛起，无力对外扩张，也无兴趣对外控制，文化上出于收缩防御。

同时，日本经历了被藤原氏和平氏摄政的平安时代、源赖朝开启的幕府时代。简单的说就是，日本国内各个诸侯相互争夺执政权力和天皇和执政之间的控制权争夺。

一句话：宋朝自己失去的土地都收不回来，哪有心思向外扩张；日本同样有着自己内部的争权夺利，也无心对外扩张。